我们家族的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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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水见阳光”,“一叶已知秋”。每当翻看家里的相册,宛如在翻阅一本悠远厚重的历史画卷,那一张张拍摄于不同年代、不同地点,有着不同衣着和神态的照片,记录、见证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70年的沧海桑田、天翻地覆。
  我家相册的第一页、第一张照片是一张火柴盒大小尺寸、边缘泛黄的黑白照片,那是我二伯父周义之在1949年随刘邓大军参加渡江作战、进驻南京后,和同期入伍的同乡战友的一张合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解放军”,当年14周岁的二伯父周义之与安徽省临泉县土坡集(现为土坡乡)的9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怀着“前方打蒋军,后方挖蒋根,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革命理想,告别家乡和亲人,踏上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途。这张照片是他们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家照相馆拍摄的。小小的照片,见证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成为我们家当之无愧的“传家宝”。
  接下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伯父在西藏军区学习、执勤、战斗生活的一系列照片。照片里的拉萨市容市貌、气势宏伟的布达拉宫、神奇的雪域高原、庄严的边防哨卡,照片上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和火热的军营生活,让人无比神往。
  相册里还有其他老照片:1963年5月8日,二伯父作为参加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文艺工作者之一,受到三大总部首长接见时拍了合影;1964年8月,二伯父进京参加了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国庆观礼,并受到中央首长接见,拍下的照片场面宏大,令人震撼; 1974年,二伯父回家乡探亲,和爸爸妈妈在阜阳人民广场、青颍公园拍了合影。这些老照片都是黑白照,大部分尺寸较小,照片中大家衣着朴素,神情端庄严肃。透过这些,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广大农村普遍缺衣少食、生活困难,除非升学晋职、参军调动等重大场合和特殊需要,谁也不会拍照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逐渐吹醒了大江南北、万里山河。那是1978年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教室里念书,突然看到爸爸急匆匆地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快步走进教室。满头大汗的他一边抹去额头的汗水,一边对我说:“已经请过假了,马上跟我回家,要照相!”我兴奋地一下子跳了起来,一边大喊了起来:“我要照相了,我要照相了!”一边得意地往同学铁蛋那里瞅。这家伙在外地照了一次相,天天挂在嘴边,搞得大家羡慕得眼睛滴血。
  一路上,爸爸将借来的自行车骑得飞快。这辆自行车可是生产队长的“心肝宝贝”,平时只有村里人相亲、开会、办紧急、重要事才借一下子,队长自己都不舍得骑。尽管坎坷不平的泥土路把我颠得像个盛满粮食的布口袋,可两耳生风的我还是感到不够快。
  一到家,我一下子从车子上蹦下来,早就候在一旁的妈妈,给我打来了清水,认真地帮我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仿佛有一点灰尘,就能照下来似的。直到照相师傅乐呵呵地说:“大嫂,别洗了,没事的,一点点灰不影响效果!”妈妈这才罢了手。
  照相开始了。师傅先强调了不要眨眼、不要抽动鼻子、不要低头等事项,然后端出了相机。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匣子,旁边是一个像皮球一样的东西。师傅神秘地在里面忙活了一阵子,就说:“现在准备好了,就开始了!”正当我觉得自己的笑脸最灿烂、感觉状态正好时,师傅却停了下来,对我妈妈说:“你的笑有点不那么自然,这样吧,放松一下!”等妈妈进入状态,大家认为“一切好”时,师傅又指着我:“你的头昂得太高了,低下一点。”就这样,几次三番的折腾,等到师傅认为大家表情最好时,我的感觉却一点也没有了。
  照相结束了,妈妈做了满满一大桌子的饭菜,拿出了珍藏多年没有舍得动的酒,招待摄影师傅。喝过酒的师傅,拍着胸脯说:“这照相,包好,包好,否则我就用脑袋走路!”
  记得当时爸爸还解释了一下照相的原因,只不过我的关注点一直在那个神奇的照相匣子上,反倒把为什么照相给忘记了。
  照相师傅走后,我就天天盼望着能看到相片,心里就像有七八个猫在抓,连听最喜欢的老师的课都听不进去。不久,照片终于被送来了,可却让我大失所望:一张照片中我哭丧着脸,另一張干脆呆呆的,没有了表情,最搞笑的一张是两只眼睛都闭上了。好在是黑白照片,加上洗印的水平不高,也就无所谓了。这次经历导致我过去了好多年,一提照相还条件反射似的,心里有莫名的紧张!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当天发行的《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大报均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形式予以刊登。爸爸看到后如获至宝,拉着我一口气赶到场屋村周锦之家。大老远,爸爸就喜气洋洋地对周锦之大喊:“锦之,两岸能交流了,你的父亲有着落了!”
  周锦之的父亲周胤藩,是我的本家二爷,1949年春天随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之后就没了音讯,做儿子的只能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埋在心里。在热心的老乡、海外华人高元斌先生的鼎力帮助下,周锦之很快收到了父亲从台湾寄来的家书。
  “家书抵万金”,周锦之捧着父亲的来信,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而随家书寄来的一张彩色照片,让众乡亲眼前一亮,更让我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奇:原来,世界上还有彩色照片!照片上,周胤藩先生西装革履、面带微笑,背后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宽阔平坦的公路、奔腾蜿蜒的大河。乡亲们一边传看着一边啧啧称奇,十分羡慕。
  来信中,周胤藩先生倾诉了30年来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提出想要一张大陆亲人的合影。这下大家犯了难,当时必须到县城去才能照到相,另外,庄稼人实在没有钱。周胤藩先生知道后,专门给家里寄了钱,叔叔们这才照了一张合影。过了约莫两三个星期,周胤藩先生在第二封信中寄来了彩色底片,底片有邮票大小,颜色看起来是黑色的,对着阳光一照,又都是白的。大家开始不知道这是何物,都很新奇。当时农村有走街串巷的乡村摄影师,告诉我们说这是底片。问他怎么变成照片,他说没办法,连省城合肥都无法冲洗,得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才行。最后,还是让我在福州工作的大伯父帮忙,在福州冲洗了照片,一家给了一张,大家都无比珍惜。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江淮大地,家乡发展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河有水小河满”,就拿照相来说吧,没多久集镇上便出现了好几家照相馆。1989年我们初中毕业时,曾经风靡一时的涂色照被真正的彩色照片所取代,只是彩色照片冲洗放大得到合肥才行,因此,除了合影外,我和同学的单人照片都还是黑白的。
  自从有了这第一张彩照之后,我的彩照就逐渐多了起来。先是同学中先富起来的家庭有了120相机,再后来又买了135“傻瓜”相机,每逢大家生日或外出游玩时,都要照上几张,日积月累,到高中毕业,已经拥有几百张照片了。
  1996年,大学开设新闻摄影课,父母特意用卖牛的钱给我买了一部全自动测光、配变焦镜头的理光牌照相机。我用它拍摄了许多新闻照片,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成了学校内外有名的摄影师,多次获得新闻、风景摄影比赛的奖励。因此,我后来被特招入伍,成为武警部队专职的新闻干事。从此,抗洪抢险、执勤处突、培训学习、交流观摩……都成为我的作品内容。
  2002年,我又花5000多元买了一部数码相机,这样照相就更方便了。不仅能够即拍即看,而且再也不为胶卷不够用担心了,再也不为拍摄时角度不佳、人物表情不好而发愁了。而且,还能将图片第一时间发给报刊社,稿件采用率直线上升……2010年,我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照相、视频随心所欲,随手就来,想怎么照就怎么照,爱照多少就照多少,而且不用加印,直接保存就可以了。刚开始时,手机图片因为像素、清晰度等原因,不被编辑看好。如今,手机制造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手机照片的质量甚至超过了一般相机,曾经风靡一时的数码相机中的家用卡片相机已经停产。现在除了特殊场合、特别需要,我最喜欢的就是快捷方便的手机摄影、手机视频,即拍即看,即看即传,这可是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啊!
  “绿荫不改来时路,添得黄鹂两三声”。现在,回看当年的老照片,从昂贵到低廉,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止到动态,回想它们背后的光阴故事,笑容越来多,越来越甜,记录和见证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心!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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