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香港，董启章是个异数。
霍金写《时间简史》，董启章著《时间繁史》。在一个金庸和亦舒双雄并峙、武侠英雄与文艺言情两翼齐飞的城市中，董启章坚持走他的欧化路线。
厚厚的三卷本“自然史三部曲”（《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普鲁斯特伤脑筋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样的大部头，以一种相当前卫的姿态和欧化的语言来刻画他心目中的香港，是为了挑战读者的忍耐力？结构上也不走寻常路，采用二声部的写法，似乎总是在抵抗着大众与主流，就像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出的决绝的话：“我走极端路线，不走中间路线。”
这样一个异数极端，却也正因异数极端而成名。2006年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获第一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现在，董启章又获得了2011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提名，“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二部也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在内地推出简体字版。董启章，这位香港的独行侠，也越来越为内地的文学同仁和读者所熟知，这样一种写作，个性昭彰，以繁胜简，未必倾心于吸引读者，更像是一种自我与自我的搏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文学，已别无他求。
抵抗消费，抗衡大众化
新民周刊：你以欧化的风格特立独行于文坛，在中国文学日益本土化的今天，你觉得西方现代文学是否仍能为华语文学提供重要的写作资源或范本？
董启章：世界文学永远是地方文学的资源和范本。当然，没有人能通晓全世界的文学，但阅读非本土作品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不过，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我不觉得西方文学是本土或自己“以外”的东西。对我来说，一切的文学，不论中外，也是自己的写作资源和范本，语言并未造成差别。任何语言的文学前人，只要能给我带来启发的，也是我的先辈，我也希望能成为他们的继承者。
新民周刊：《天工开物》以物为线索串联小说，这多少让人联想到法国新小说家的文本实验，你是否也曾从罗伯·格里耶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抑或是福柯的名著《词与物》？
董启章：我并不特别喜欢法国新小说，也没有怎样受到新小说影响。我也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方法是文本实验。我对“实验小说”这个概念有很大保留。至于福柯，我念书的时候读过他的好些论著，但几乎忘记当中的所有内容。是不是潜意识里受了影响？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新民周刊：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学卡佛走简洁路线的时候，你却坚持着复调和繁复，是不是刻意要和大众阅读划清界限？
董启章：简洁明快是美国式的东西，我比较倾向欧洲大陆式的繁复。我需要的是一种能承载思考的形式，而简洁文体是不适合思考的。我不认为文学要拒绝读者，但文学必须拒绝大众。大众和读者是两回事。读者是真正的阅读者、理解者，大众只是消费者。文学必须拒绝消费。文学在今天的任务之一，就是抗衡消费，抗衡大众化。
新民周刊：你曾说在读大学时特別喜欢马塞尔·普鲁斯特，所以有这样繁复的三卷本问世，但是你不觉得普鲁斯特太过自我了吗？这是不是你在写《时间繁史》时意识到的问题？
董启章：普鲁斯特是一个从自我内部出发的作家，但我认为他的小说的指向并不自我。如果只看《追忆逝水年华》的部分，的确有很自我很内向的地方，但整体来说，却非常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当然我对“自我”非常警惕，所以在《时间繁史》里对“自我”作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但自我始终是不能也不应消灭的。至于写长篇，在这样不适合长篇的时代，是逆水行舟的。但文学既然已经成为了不合时宜的东西，它就应该做不合时宜的事情。尝试去迎合时宜，反而会加速文学的消亡。
新民周刊：90年代之后对你影响很大的大江健三郎是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你在哲学上是否也接受存在主义？
董启章：我受大江健三郎的影响很深，但却没有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我认为后来的大江已经没有很深的存在主义痕迹。
新民周刊：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别具匠心地描绘香港这座城市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毋宁说是在体现你的一种“历史观”？
董启章：对的，我是尝试探索一种或多种历史观。那是从独特的个体出发，通过具体的经验建构的历史，而不是所谓的大历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香港式的历史观。香港一向被视为没有历史，或者没有大历史经验。香港的任何事情也让人觉得微不足道，缺乏大时代气魄。或称之曰“历史经验的匮乏”。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不认为历史是一种先设的趋势或发展，而是透过个人的参与而建成的共同体验，而体验过后，亦会通过忆述和书写重塑。虽然大历史好像告诉我们，生命如蝼蚁，个人微不足道，人毫无意义地大批大批地死去，也不见得对历史的转折有任何影响。这些都是事实。但作为文明社会的成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必然而且应有的模式。我们还是必须相信并且追求，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和价值，以及个人参与历史建造的可能性。香港没有经历过巨大的人为或天然的灾难，这正好告诉我们，实现一种非宿命历史观的可能性。
香港：两极并存
新民周刊：你在一次访谈中说：“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一种膨胀的崩坏，一种丰足的贫乏，那就是自己成长的年代，香港的一体两面。”在“东方之珠”繁华的背后，你是不是更对它的苍凉感受颇深？
董启章：这并不一定是苍凉。说是苍凉有点太容易，太张爱玲了。我说的是一种两极并存的状态。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认为这其实是香港的好处。在这里，有对政治最冷漠的人，但也有最激进的人。有最反艺术、反文学的东西，但也同时有最坚持艺术和文学的人。所以，虽然香港有很多张爱玲迷，但我认为香港是一个很不张爱玲的地方。香港没有张爱玲笔下的苍凉。那苍凉是张爱玲自己的。
新民周刊：你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体育时期》据说是受到椎名林檎启发写就的，你很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这种两极似乎也体现在你的个人趣味中，既喜欢椎名林檎这样的日式摇滚，又喜欢科学、演化论方面的图书？
董启章：我并不广泛地喜欢日本流行音乐，我只是喜欢当中的某些歌手，例如椎名林檎。对于演化论的书，我的确是读得较多。我不敢以广博自称，只能说是有点杂。但这些不同的东西，最终其实是相连的，多读我的小说就会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有关的。
新民周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是一个喜欢封闭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董启章：我喜欢独处，但并不希望“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我倒认为，我的写作是面向世界的。当然，这并不是指在行为上很活跃于公共空间，而是指一种意义的指向。
新民周刊：梁文道说你最穷的时候，兜里只有100元钱，这种生活上的困境是否曾让你怀疑你选择的人生道路？
董启章：没有怀疑过。事实上情况也不是那么坏。我那些间歇性的拮据状态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至少我太太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是不会饿死的。
新民周刊：中国内地和台湾作家的作品你是否也关注？2009年和你一起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格非是内地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人面桃花”三部曲其实也是在叙说一种历史，你有没有读过他的小说？
董启章：中国内地和台湾也有非常强大的写作队伍，我90年代的时候读得比较多，最近则读得不那么集中。格非的小说自《人面桃花》以后，感觉上没有那么“先锋”了，但却多了一种道德责任感。他是少数坚持不走大众路线的小说家之一，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的品质，以三部曲的形式书写理想主义在百年中国的变迁，视野很大。
霍金写《时间简史》，董启章著《时间繁史》。在一个金庸和亦舒双雄并峙、武侠英雄与文艺言情两翼齐飞的城市中，董启章坚持走他的欧化路线。
厚厚的三卷本“自然史三部曲”（《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普鲁斯特伤脑筋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样的大部头，以一种相当前卫的姿态和欧化的语言来刻画他心目中的香港，是为了挑战读者的忍耐力？结构上也不走寻常路，采用二声部的写法，似乎总是在抵抗着大众与主流，就像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出的决绝的话：“我走极端路线，不走中间路线。”
这样一个异数极端，却也正因异数极端而成名。2006年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获第一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现在，董启章又获得了2011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提名，“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二部也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在内地推出简体字版。董启章，这位香港的独行侠，也越来越为内地的文学同仁和读者所熟知，这样一种写作，个性昭彰，以繁胜简，未必倾心于吸引读者，更像是一种自我与自我的搏斗，因为他知道，除了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文学，已别无他求。
抵抗消费，抗衡大众化
新民周刊：你以欧化的风格特立独行于文坛，在中国文学日益本土化的今天，你觉得西方现代文学是否仍能为华语文学提供重要的写作资源或范本？
董启章：世界文学永远是地方文学的资源和范本。当然，没有人能通晓全世界的文学，但阅读非本土作品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不过，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我不觉得西方文学是本土或自己“以外”的东西。对我来说，一切的文学，不论中外，也是自己的写作资源和范本，语言并未造成差别。任何语言的文学前人，只要能给我带来启发的，也是我的先辈，我也希望能成为他们的继承者。
新民周刊：《天工开物》以物为线索串联小说，这多少让人联想到法国新小说家的文本实验，你是否也曾从罗伯·格里耶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抑或是福柯的名著《词与物》？
董启章：我并不特别喜欢法国新小说，也没有怎样受到新小说影响。我也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方法是文本实验。我对“实验小说”这个概念有很大保留。至于福柯，我念书的时候读过他的好些论著，但几乎忘记当中的所有内容。是不是潜意识里受了影响？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新民周刊：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学卡佛走简洁路线的时候，你却坚持着复调和繁复，是不是刻意要和大众阅读划清界限？
董启章：简洁明快是美国式的东西，我比较倾向欧洲大陆式的繁复。我需要的是一种能承载思考的形式，而简洁文体是不适合思考的。我不认为文学要拒绝读者，但文学必须拒绝大众。大众和读者是两回事。读者是真正的阅读者、理解者，大众只是消费者。文学必须拒绝消费。文学在今天的任务之一，就是抗衡消费，抗衡大众化。
新民周刊：你曾说在读大学时特別喜欢马塞尔·普鲁斯特，所以有这样繁复的三卷本问世，但是你不觉得普鲁斯特太过自我了吗？这是不是你在写《时间繁史》时意识到的问题？
董启章：普鲁斯特是一个从自我内部出发的作家，但我认为他的小说的指向并不自我。如果只看《追忆逝水年华》的部分，的确有很自我很内向的地方，但整体来说，却非常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当然我对“自我”非常警惕，所以在《时间繁史》里对“自我”作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但自我始终是不能也不应消灭的。至于写长篇，在这样不适合长篇的时代，是逆水行舟的。但文学既然已经成为了不合时宜的东西，它就应该做不合时宜的事情。尝试去迎合时宜，反而会加速文学的消亡。
新民周刊：90年代之后对你影响很大的大江健三郎是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你在哲学上是否也接受存在主义？
董启章：我受大江健三郎的影响很深，但却没有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我认为后来的大江已经没有很深的存在主义痕迹。
新民周刊：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别具匠心地描绘香港这座城市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毋宁说是在体现你的一种“历史观”？
董启章：对的，我是尝试探索一种或多种历史观。那是从独特的个体出发，通过具体的经验建构的历史，而不是所谓的大历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香港式的历史观。香港一向被视为没有历史，或者没有大历史经验。香港的任何事情也让人觉得微不足道，缺乏大时代气魄。或称之曰“历史经验的匮乏”。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不认为历史是一种先设的趋势或发展，而是透过个人的参与而建成的共同体验，而体验过后，亦会通过忆述和书写重塑。虽然大历史好像告诉我们，生命如蝼蚁，个人微不足道，人毫无意义地大批大批地死去，也不见得对历史的转折有任何影响。这些都是事实。但作为文明社会的成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必然而且应有的模式。我们还是必须相信并且追求，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和价值，以及个人参与历史建造的可能性。香港没有经历过巨大的人为或天然的灾难，这正好告诉我们，实现一种非宿命历史观的可能性。
香港：两极并存
新民周刊：你在一次访谈中说：“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一种膨胀的崩坏，一种丰足的贫乏，那就是自己成长的年代，香港的一体两面。”在“东方之珠”繁华的背后，你是不是更对它的苍凉感受颇深？
董启章：这并不一定是苍凉。说是苍凉有点太容易，太张爱玲了。我说的是一种两极并存的状态。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认为这其实是香港的好处。在这里，有对政治最冷漠的人，但也有最激进的人。有最反艺术、反文学的东西，但也同时有最坚持艺术和文学的人。所以，虽然香港有很多张爱玲迷，但我认为香港是一个很不张爱玲的地方。香港没有张爱玲笔下的苍凉。那苍凉是张爱玲自己的。
新民周刊：你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体育时期》据说是受到椎名林檎启发写就的，你很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这种两极似乎也体现在你的个人趣味中，既喜欢椎名林檎这样的日式摇滚，又喜欢科学、演化论方面的图书？
董启章：我并不广泛地喜欢日本流行音乐，我只是喜欢当中的某些歌手，例如椎名林檎。对于演化论的书，我的确是读得较多。我不敢以广博自称，只能说是有点杂。但这些不同的东西，最终其实是相连的，多读我的小说就会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有关的。
新民周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是一个喜欢封闭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董启章：我喜欢独处，但并不希望“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我倒认为，我的写作是面向世界的。当然，这并不是指在行为上很活跃于公共空间，而是指一种意义的指向。
新民周刊：梁文道说你最穷的时候，兜里只有100元钱，这种生活上的困境是否曾让你怀疑你选择的人生道路？
董启章：没有怀疑过。事实上情况也不是那么坏。我那些间歇性的拮据状态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至少我太太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是不会饿死的。
新民周刊：中国内地和台湾作家的作品你是否也关注？2009年和你一起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格非是内地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人面桃花”三部曲其实也是在叙说一种历史，你有没有读过他的小说？
董启章：中国内地和台湾也有非常强大的写作队伍，我90年代的时候读得比较多，最近则读得不那么集中。格非的小说自《人面桃花》以后，感觉上没有那么“先锋”了，但却多了一种道德责任感。他是少数坚持不走大众路线的小说家之一，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的品质，以三部曲的形式书写理想主义在百年中国的变迁，视野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