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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上体校，年轻时做过地区文工团贝大提琴手，最重要的经历是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上大学学文学，毕业后分到新华社做图片编辑。30多年时间，我从一名初级编辑成为高级编辑，同时成为摄影个案研究者、历史照片梳理者、策展者、图文书编辑者、摄影实验活动的组织者、微纪录片讲述者。
命运就这样把我变成一个综合体。我做任何事情，出手重、用情深，杂音不听、得失不问，极少瞻顾前后，不会轻言放弃，所以积攒了足够多有用的东西。
关于图片编辑
即使在最混乱的年代，家族最重要的教育仍然是“天下第一要义，还是读书”。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样的家庭最受恩惠。从1977年至1981年，五次高考，五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我排行老三，1979年参加高考，考上兰州大学。
毕业后我和其他三名男生分配到新华社。我分到摄影部。心里咯噔一下：“摄影”是什么？为什么我学文学不让我去做文字？但不到两个月，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因为我很快喜欢上了我的工作。
我进了摄影部对外编辑室。这是一个用报道摄影方式给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编辑室。老编辑告诉我很多做图片编辑的常识：要字迹工整，字和你的衣裳一样重要；在办公室不要嘀嘀咕咕，不要说和工作无关的“闲话”；给远方行走的记者打电话，语句要短，要商量的口吻，不要说“你必须”而是要问“可不可以”；给西藏、新疆的记者打电话，再急也要在上午十点以后，因为他们的十点是我们的七点；打电话要面带微笑、细语轻声—你在电话这头微笑他们是能感觉到的；编辑室来往很多风尘仆仆、大包小包的人，他们一进门你就要站起来、迎上去；当你不知道南疆离乌鲁木齐多么遥远、墨脱走到拉萨多么艰辛时，万不能随意说：“你再去补几张照片来……”
我在职业生涯最初受到的教育，恰恰不是怎么编辑照片，而是对摄影的态度，对摄影者的态度。我从前辈那里学到的是：好编辑是把摄影者放在心底深处的人。摄影者和编辑是兄弟姐妹，是一生的友人。
徐佑珠、谢俐、许培德、关蔚然、郑震孙、蔡毅……正是这些国宝级图片编辑手把手的早期锤炼，把我带上一条正路，直到现在我还在跟着她们职业化的脚印前行；我至今把她们当成榜样，虽然她们几乎无法超越；她们教会我“坐正了，吃你够得着的食物”；她们为我打开了很多扇门也关上了很多扇窗；从她们那儿领受到的职业精神和水准成为我一生的定海神针。
我還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此生的命运：一辈子要为别人做事，为别人做事要成为最重要的修养。今后的日子一定比记者“黯淡”，但这个工作最后给予的回报定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尊严。
至今我日日感恩：此生能在新华社做一名图片编辑让我心满意足。我几乎没有一天厌倦过我的工作。这个职业厚实宽大、有品格，是一份真正温暖自己、照亮他人的工作。30年来，我爱我的工作并沉迷于此—我因着工作和摄影者踏遍千山万水，远离喧嚣并兴致勃勃，见到万千隐没在民间的高人；我在历史的秘境中穿行，那些深藏的图片让我笑让我流泪，让我心脏骤然停顿；我坐在百余位摄影家身边聆听摄影背后的波澜人生，他们的故事经过我的书写可以留在人间；我拥有了一生的友人并与他们建立彼此间的智慧通道，在将来的岁月中我也会与他们风雨同舟；我在海内外或硕大、或微型、或规整、或异形的一个个展厅把我热爱的图片庄严地置放进去……
我从一个只会写“图为……”的初级编辑，走上了图片编辑可以走的N条康庄大道。
关于摄影家研究
2006年，我决定为10位中国重要摄影师朱宪民、吴家林、侯登科、胡武功、王文澜、贺延光、于德水、姜健、王征、黑明，编辑一套研究书籍。我想为将来的摄影史留下一份有根据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记录摄影的切入点，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摄影家”丛书。
做报道摄影编辑20余年，我的工作决定了我关注扎实沉稳的纪实摄影，也决定了我与这样的摄影家不弃不离，互相引为同道。我和他们经历了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年代，我们共有的精神场域成为我的宝藏。
我选择的10位摄影家不是摄影英雄，但他们立足土厚水深的大地，是真正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情感，长时间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的摄影者。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他们记录了切切实实的中国人生活瞬间和社会形态。
在我编辑的书中，10位摄影家为我们展示个人的生命历程。我们能听到当事人对自己的坚定陈述与界定，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局限和疆界，我们还可以读到影像学者及其他人文学科学者为解读摄影家所提供的引导。
2007年9月，“中国摄影家”丛书获得平遥国际摄影周图书大奖。2009年，我因主编这套书获得中国摄影界个人成就最高奖“金像奖”。
关于摄影家访谈
2004年，《人民摄影》报更换总编。邓维让新掌门人霍玮每周拿出一个整版做摄影家的研究，并推荐我来写。2004年10月，《人民摄影》报“小波与影人对话”专栏开始刊登摄影家访谈。没曾想，最初的一个实践项目成了我日后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摄影家写访谈、录口述、研究摄影家个案成了我重要的工作。我用很笨的办法做了一件事，耗尽多年心血。6年间完成的44篇访谈，40多万字，连自己都为这“苦力”惊讶。
40余篇访谈进行时空有些乱：有的在乡间油灯下，有的在博物馆，有的在小小旅舍，有的又在大酒店；有的就在我或他的办公室，有的就在同行的路上，还有的在飞机上、火车上，或索性就在网络上……许多访谈不是一次完成的，持续好几年。有的访谈光录音就好多个小时，有时候提纲写了80—100个问题，有时候一个没有，张嘴就问，还有的干脆就是一堆大小不一的纸片整理而成。而更多的访谈，我与摄影者一直进行了20年—从我认识摄影者的那时就开始了。
每篇访谈早已不是谈论摄影，而是照片后面的路径与秘密。被访者中大多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他们每位都经历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历史并留下一幅或几幅令我永怀谢意的作品。我20多岁开始就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和他们的感情如同兄妹。访谈进行中，我或长时间沉默地听，或连续发问，我听到他们的大笑更看到他们的泪水。 在对话中，我需要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通过摄影者的话语来了解他们在当代摄影史上扮演的角色；我还要站在个人的立场，倾听他们来自内心的声音。
2012年10月，《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家访谈录》（纪实卷、新闻卷）一书获得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藝评论奖著作类大奖。
关于“口述新华”
2006年，我参与了梳理摄影史的重要书籍《摄影中国—中国摄影50年》的编撰工作，作为“新华经典”及“新闻摄影”、“报道摄影”等部分的策展人，我用三个月时间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阅读了近百万张老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大规模翻阅新华社照片。那几个月，我受到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惊讶于新华社老摄影家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发展时期的记录如此饱满和专业，尤其是那些靠近火线用血肉创造影像的人。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西方有一个卡帕，中国有一群卡帕。追寻中国“卡帕”的足迹，成为我的心愿。
《摄影世界》“口述新华”栏目2008年2月正式启动。李笑天在“编者按”中写道：“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成立于1952年，其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近60年来，这里吸纳、培养了很多摄影记者，向海内外媒体播发了难以计数的新闻图片。而随着时光流逝，这些记者中的很多人，特别是早期从事新闻摄影的一批先驱者，他们镜头下的珍贵史料世人难得一见，他们摸索出的宝贵经验后辈也无缘聆听。陈小波女士在新华社摄影部对外编辑室工作已有23年，重新翻阅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中的历史照片，惊喜、感动之余，她深感自己肩负着承前启后的责任，于是开始走访这些被淡忘的前辈，拨开历史云烟，重温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故事，也让老照片重回人们的视线。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口述新华’专栏，一起分享她的收获。”
口述历史是除了文字史料、器物史料、图像史料外，深藏在每个人记忆中的史料，它通过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的记述来完成。做“口述新华”前，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过自己作为口述执笔者的优势所在：
1.新华社摄影部23年的工作经历；
2.对摄影部档案资料的熟悉程度；
3.对图片理解所具有的专业程度；
4.2004年10月开始，我连续做了40多位中国当代重要摄影家的访谈。我拥有访谈者必备的访谈技巧，且具备倾听与谈话的能力；
5.我对世界摄影史和中国摄影史上那些熠熠发光的名字有足够的敬重；我对我的新华社前辈怀有很深的情感。
刚开始做，我没有口述史这个概念。后来再去看做“口述史”的法则，我有点无师自通的感觉。比如在口述史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守门人”，意思是当你决定采访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时，前三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我前三个人选得比较准确。第一个被访者袁克忠，我在读老照片的时候，袁克忠拍摄的战争照片和1950年代西藏的图片常常跳出来，令我惊讶；第二个是袁苓；第三个是钱嗣杰。当我刚采访袁克忠八天后，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忽闻袁老离世，我悲从中来，必须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抢救和整理。
老摄影家面对照片，或是沉默、或是惊讶。他们会把我带去的照片拿在手里看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我还拍过这个？”“这是我拍的吗？”“是，这是我拍的。”几十年前，很多老摄影记者按新华社规定把全部资料都放在照片档案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档案馆里到底存了他们什么照片，存了多少张照片。
年迈的、不善言辞的摄影者们，正是靠自己的照片回忆当年情形。因着这些照片，我得到了鲜活的细节、踏实的材料，老照片也使得摄影者的谈话非常具体和生动。
新华社在一个巨大的神秘谜团中，我希望“口述新华”会将谜团撕开一点，让新华社的荣光与铁的秩序展现在世人面前。活着的第一代新华摄影人越来越少，我有幸和他们对话，进入他们沉默、幽深的心灵。那些保留在个人记忆中的新华社和以往的叙述完全不同。从个人记忆中保存历史碎片、记住他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
关于“新华典藏”
新华社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老记者，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他们用毕生心血定影下来的影像资料是新华社、国家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2010年，新华社发起了一个整理新华社经典照片的项目—新华典藏，我有幸主持这个项目。
我当然知道“新华典藏”工作的重要，庆幸自己的职业生涯能遇到这样的庄严时刻。我回到历史的深处研究老照片，从一名普通编辑变成历史图片的梳理者和研究者。
“新华典藏”是把老摄影家用性命留下来的经典之作进行精心挑选，通过银盐手工限量放大，摄影者亲笔签名等国际收藏标准的几道工序，最后交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永久保存。我主要负责整个典藏中的两个重要环节—遴选照片和请老摄影家签字。
一张照片能够进入典藏取决于它是否有足够的历史痕迹。我们选择的照片是能够带出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解读了一段历史的照片。照片选择标准是：① 社会性：写满时代痕迹；② 诗性：必须是一张艺术品；③ 情感力量。每个老摄影记者在中国照片档案馆留下的照片从几十张到上万张不等。按照上面所说的选片标准，有的摄影者可以选出十多张进入典藏，有的能选出两三张，而有的人一张也选不出来。
很多人认为新华社大部分照片就是握手、开会、歌颂时代。但通过“口述新华”和“新华典藏”，我一次次来到存有1000万张图片的“中国照片档案馆”。我看到的是：60年来，无论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新华社记者每一天都在发稿，发稿的每一个底片都存留下来了。新华社摄影记者完整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事件与瞬间。今天或将来，无论是对历史的探究和对现实的关注，这些照片会站出来说话。
我天天趴在电脑前，一张张翻阅老照片，内心情感极其复杂。“新华典藏”从开始就已经太迟了！多少次，当我翻到一张刻着深刻历史痕迹的图片，打开摄影者的名字却已是故人。几十位曾为历史和中国摄影史贡献了无数照片的摄影者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关于影像实验项目
面对上亿摄影人制造出来的摄影产品，我和一些同道对中国摄影有深深的忧虑，我们的追问一直没有停止：这样的拍摄是为自然与人类所做的最好最切实的证词吗？除了对人类生存方式多样性的努力呈现，摄影的锋芒还需要走多远，才能指向人类共同面对的疑难与困境？
我们决定做一些摄影实验项目，让它变成展览、变成文本。让参与这些实验的人，让看到文本或展览的人知晓我们的主张所在。
2012年至2013年，我和王征、藏策、吴平关等人策划发起了“隐没地”影像实验项目。 2600幅照片的同名展览和700多页厚的同名文本，成为当年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2014年4月，我担任“影观达茂”项目总策划，以及同名丛书的总编。近百位民族学者、人类学者、作家、诗人、摄影者参加了这项活动。项目伊始，我就决定不做简单画册，我要用八本图文书分别讲一个男人和马的故事、女人的故事、孩子的故事、蒙古族人为什么要歌唱，还要用一本书专门描摹草原的冬季……这套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我们并没有刻意寻找，但他们径直走向我们，携带的蒙古族人强大的基因，我们立即坚信：他就是全部。
这个项目，我依然选择那些和我有共同经历、共同价值判断的友人来共同完成。我选择那些用靈魂、用情感、用常识、用悲悯之心为人做事的同道—于德水、胡武功、闻丹青、黑明、王身敦、曾年、傅拥军、宋婧、李毅、任悦、吴砚华、严志刚、孔宁、王巍、王蕾、牛国政、王争平、康泰森、许宝宽、沈伯韩、陈团结、朱靖江、墨白、江媛、耿亚伟、梅若梅、樊强、胡桑、徐冶……
项目持续三年，而我在图书编辑和设计上竟用了两年半！我深知：这已经不仅仅在为达茂做一个摄影项目，我们是在为整个蒙古民族做一套100年以后还能读的书。这套书集合了我30年的职业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我对生命的看法、对世界和时代的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对摄影的看法，还有对文字的看法。“影观达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应该算“巅峰之作”了。
关于策展
2004年开始做策展，我已经为国内外艺术节、摄影节、博物馆、展览馆做了近百个展览。仅在国外，做的主要展览包括：2007年8月，日本札幌 《观看中国》；2009年12月至2010年5月，比利时欧罗巴利亚艺术节《中国，从五十年代到现在》（联合策展人：刘宇）；2012年2月，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 《用我们的眼睛带你看世界遗产》（联合策展人：刘宇）；2012年8月，美国洛杉矶、纽约 《图像证史》（联合策展人：刘宇）；2015年：《一条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路》；2015年2月：法国巴黎卢浮宫：《中国—人民生活与社会变迁》……
这些展览通常通过中国人生存的状态来折射当代中国社会的沿革与变迁。我想用这些展览告诉西方人，中国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告诉他们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些中国生存智慧如何渗透在中国人的骨髓里。温和的展览并不影响诚挚与坚定立场，虽然没有政治表述，但这些展览却持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国的要素与禀赋。
2012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大学做新华社《图像证史》展，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说：“终于看到一个展览，一个能回答西方人对中国诸多疑问的展览。你们这个展览回答了：中国人在灾难不断的几十年中是怎么活过来的？原来中国人有其独特的生存哲学—再难，先活下来再说。”
关于《红色气质》《国家相册》
2016年3月，我进入新华社微电影《红色气质》的主创团队，参与制作全过程，担任影片的图片主编。最后在总编辑何平的建议下，成为影片的讲述者。
《红色气质》只有短短9分5秒，但背后是十几次会议、几十个小时的采访、几百个小时的制作、几万张照片的遴选，是团队几十位参与者的担当、常识、积累。播出后，成为轰动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现象级”作品，被称为“融媒体时代正面报道的创新之作”。
《红色气质》刚做完，何平总编辑提出系列化、常态化，要求做《国家相册》系列微纪录片。何平同志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国家相册》要延续《红色气质》的元素，把新华社经典照片找出来，在历史记忆与当代人感受中找到契合点，唤醒更多人的历史记忆，不忘来路，不忘初心 。用五六分钟的纪录片，目击历史，解开谜团。
《国家相册》每周一期。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照片的汪洋大海中梳理出背后的历史与内在脉络，并继续担任讲述人角色。
30 年来，中国照片档案馆经过我的手、我的眼、我的心的照片起码有三四百万张。我形容自己的大脑已是一片肥沃土壤，任何一张好照片只要经过，就像一粒种子深深种在这片土壤上，不会跑掉。
因为《国家相册》，我每周都要“到历史深处走一遭”，别人看我选照片，过程枯燥、烦心、寂寥，冷板凳，遍寻不着。对我而言，与老照片无言相对，却是一件喜悦无比的事。于我，这是一个向历史学习、向前辈致敬的重要过程。
关于……
现在我大多数时间仍坐在新华社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重复我日复一日的工作：与几百万张不朽照片中默然相对，在那里寻找那些横穿命运的老摄影家的背影，并寻找与之关联的内外知识，学习、继承、研修、敬畏……那里是我永远的根基。
每个人有太漫长的时间被他人左右，所以，一生能有自己喜欢做并专注做的一件事，实在是幸运。“你必须有能让你每天早晨从床上跳下来兴奋地去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幸福的人。
2009年，我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不知是哪一位为我写的颁奖词：“编辑，以其探触暗夜迎接光明的耐力与寂寞，成为文化发掘、建构与传播中最为重要又最为默默无闻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文明史的直接参与保留者……她无疑是当代中国图像文化传播中一位优秀的编辑者，以其独特的聪慧与爱，开掘着摄影文化的价值。”
其他不敢当，探触暗夜的耐力和寂寞，我有。
命运就这样把我变成一个综合体。我做任何事情，出手重、用情深，杂音不听、得失不问，极少瞻顾前后，不会轻言放弃，所以积攒了足够多有用的东西。
关于图片编辑
即使在最混乱的年代，家族最重要的教育仍然是“天下第一要义，还是读书”。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样的家庭最受恩惠。从1977年至1981年，五次高考，五个孩子全部考上大学。我排行老三，1979年参加高考，考上兰州大学。
毕业后我和其他三名男生分配到新华社。我分到摄影部。心里咯噔一下：“摄影”是什么？为什么我学文学不让我去做文字？但不到两个月，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因为我很快喜欢上了我的工作。
我进了摄影部对外编辑室。这是一个用报道摄影方式给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编辑室。老编辑告诉我很多做图片编辑的常识：要字迹工整，字和你的衣裳一样重要；在办公室不要嘀嘀咕咕，不要说和工作无关的“闲话”；给远方行走的记者打电话，语句要短，要商量的口吻，不要说“你必须”而是要问“可不可以”；给西藏、新疆的记者打电话，再急也要在上午十点以后，因为他们的十点是我们的七点；打电话要面带微笑、细语轻声—你在电话这头微笑他们是能感觉到的；编辑室来往很多风尘仆仆、大包小包的人，他们一进门你就要站起来、迎上去；当你不知道南疆离乌鲁木齐多么遥远、墨脱走到拉萨多么艰辛时，万不能随意说：“你再去补几张照片来……”
我在职业生涯最初受到的教育，恰恰不是怎么编辑照片，而是对摄影的态度，对摄影者的态度。我从前辈那里学到的是：好编辑是把摄影者放在心底深处的人。摄影者和编辑是兄弟姐妹，是一生的友人。
徐佑珠、谢俐、许培德、关蔚然、郑震孙、蔡毅……正是这些国宝级图片编辑手把手的早期锤炼，把我带上一条正路，直到现在我还在跟着她们职业化的脚印前行；我至今把她们当成榜样，虽然她们几乎无法超越；她们教会我“坐正了，吃你够得着的食物”；她们为我打开了很多扇门也关上了很多扇窗；从她们那儿领受到的职业精神和水准成为我一生的定海神针。
我還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此生的命运：一辈子要为别人做事，为别人做事要成为最重要的修养。今后的日子一定比记者“黯淡”，但这个工作最后给予的回报定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尊严。
至今我日日感恩：此生能在新华社做一名图片编辑让我心满意足。我几乎没有一天厌倦过我的工作。这个职业厚实宽大、有品格，是一份真正温暖自己、照亮他人的工作。30年来，我爱我的工作并沉迷于此—我因着工作和摄影者踏遍千山万水，远离喧嚣并兴致勃勃，见到万千隐没在民间的高人；我在历史的秘境中穿行，那些深藏的图片让我笑让我流泪，让我心脏骤然停顿；我坐在百余位摄影家身边聆听摄影背后的波澜人生，他们的故事经过我的书写可以留在人间；我拥有了一生的友人并与他们建立彼此间的智慧通道，在将来的岁月中我也会与他们风雨同舟；我在海内外或硕大、或微型、或规整、或异形的一个个展厅把我热爱的图片庄严地置放进去……
我从一个只会写“图为……”的初级编辑，走上了图片编辑可以走的N条康庄大道。
关于摄影家研究
2006年，我决定为10位中国重要摄影师朱宪民、吴家林、侯登科、胡武功、王文澜、贺延光、于德水、姜健、王征、黑明，编辑一套研究书籍。我想为将来的摄影史留下一份有根据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记录摄影的切入点，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摄影家”丛书。
做报道摄影编辑20余年，我的工作决定了我关注扎实沉稳的纪实摄影，也决定了我与这样的摄影家不弃不离，互相引为同道。我和他们经历了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年代，我们共有的精神场域成为我的宝藏。
我选择的10位摄影家不是摄影英雄，但他们立足土厚水深的大地，是真正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情感，长时间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的摄影者。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他们记录了切切实实的中国人生活瞬间和社会形态。
在我编辑的书中，10位摄影家为我们展示个人的生命历程。我们能听到当事人对自己的坚定陈述与界定，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局限和疆界，我们还可以读到影像学者及其他人文学科学者为解读摄影家所提供的引导。
2007年9月，“中国摄影家”丛书获得平遥国际摄影周图书大奖。2009年，我因主编这套书获得中国摄影界个人成就最高奖“金像奖”。
关于摄影家访谈
2004年，《人民摄影》报更换总编。邓维让新掌门人霍玮每周拿出一个整版做摄影家的研究，并推荐我来写。2004年10月，《人民摄影》报“小波与影人对话”专栏开始刊登摄影家访谈。没曾想，最初的一个实践项目成了我日后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摄影家写访谈、录口述、研究摄影家个案成了我重要的工作。我用很笨的办法做了一件事，耗尽多年心血。6年间完成的44篇访谈，40多万字，连自己都为这“苦力”惊讶。
40余篇访谈进行时空有些乱：有的在乡间油灯下，有的在博物馆，有的在小小旅舍，有的又在大酒店；有的就在我或他的办公室，有的就在同行的路上，还有的在飞机上、火车上，或索性就在网络上……许多访谈不是一次完成的，持续好几年。有的访谈光录音就好多个小时，有时候提纲写了80—100个问题，有时候一个没有，张嘴就问，还有的干脆就是一堆大小不一的纸片整理而成。而更多的访谈，我与摄影者一直进行了20年—从我认识摄影者的那时就开始了。
每篇访谈早已不是谈论摄影，而是照片后面的路径与秘密。被访者中大多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他们每位都经历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历史并留下一幅或几幅令我永怀谢意的作品。我20多岁开始就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和他们的感情如同兄妹。访谈进行中，我或长时间沉默地听，或连续发问，我听到他们的大笑更看到他们的泪水。 在对话中，我需要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通过摄影者的话语来了解他们在当代摄影史上扮演的角色；我还要站在个人的立场，倾听他们来自内心的声音。
2012年10月，《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家访谈录》（纪实卷、新闻卷）一书获得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藝评论奖著作类大奖。
关于“口述新华”
2006年，我参与了梳理摄影史的重要书籍《摄影中国—中国摄影50年》的编撰工作，作为“新华经典”及“新闻摄影”、“报道摄影”等部分的策展人，我用三个月时间在中国照片档案馆阅读了近百万张老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大规模翻阅新华社照片。那几个月，我受到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惊讶于新华社老摄影家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发展时期的记录如此饱满和专业，尤其是那些靠近火线用血肉创造影像的人。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西方有一个卡帕，中国有一群卡帕。追寻中国“卡帕”的足迹，成为我的心愿。
《摄影世界》“口述新华”栏目2008年2月正式启动。李笑天在“编者按”中写道：“新华社新闻摄影部成立于1952年，其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近60年来，这里吸纳、培养了很多摄影记者，向海内外媒体播发了难以计数的新闻图片。而随着时光流逝，这些记者中的很多人，特别是早期从事新闻摄影的一批先驱者，他们镜头下的珍贵史料世人难得一见，他们摸索出的宝贵经验后辈也无缘聆听。陈小波女士在新华社摄影部对外编辑室工作已有23年，重新翻阅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中的历史照片，惊喜、感动之余，她深感自己肩负着承前启后的责任，于是开始走访这些被淡忘的前辈，拨开历史云烟，重温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故事，也让老照片重回人们的视线。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口述新华’专栏，一起分享她的收获。”
口述历史是除了文字史料、器物史料、图像史料外，深藏在每个人记忆中的史料，它通过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的记述来完成。做“口述新华”前，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过自己作为口述执笔者的优势所在：
1.新华社摄影部23年的工作经历；
2.对摄影部档案资料的熟悉程度；
3.对图片理解所具有的专业程度；
4.2004年10月开始，我连续做了40多位中国当代重要摄影家的访谈。我拥有访谈者必备的访谈技巧，且具备倾听与谈话的能力；
5.我对世界摄影史和中国摄影史上那些熠熠发光的名字有足够的敬重；我对我的新华社前辈怀有很深的情感。
刚开始做，我没有口述史这个概念。后来再去看做“口述史”的法则，我有点无师自通的感觉。比如在口述史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守门人”，意思是当你决定采访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时，前三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我前三个人选得比较准确。第一个被访者袁克忠，我在读老照片的时候，袁克忠拍摄的战争照片和1950年代西藏的图片常常跳出来，令我惊讶；第二个是袁苓；第三个是钱嗣杰。当我刚采访袁克忠八天后，在京西宾馆开会时忽闻袁老离世，我悲从中来，必须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抢救和整理。
老摄影家面对照片，或是沉默、或是惊讶。他们会把我带去的照片拿在手里看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我还拍过这个？”“这是我拍的吗？”“是，这是我拍的。”几十年前，很多老摄影记者按新华社规定把全部资料都放在照片档案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档案馆里到底存了他们什么照片，存了多少张照片。
年迈的、不善言辞的摄影者们，正是靠自己的照片回忆当年情形。因着这些照片，我得到了鲜活的细节、踏实的材料，老照片也使得摄影者的谈话非常具体和生动。
新华社在一个巨大的神秘谜团中，我希望“口述新华”会将谜团撕开一点，让新华社的荣光与铁的秩序展现在世人面前。活着的第一代新华摄影人越来越少，我有幸和他们对话，进入他们沉默、幽深的心灵。那些保留在个人记忆中的新华社和以往的叙述完全不同。从个人记忆中保存历史碎片、记住他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
关于“新华典藏”
新华社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老记者，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他们用毕生心血定影下来的影像资料是新华社、国家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2010年，新华社发起了一个整理新华社经典照片的项目—新华典藏，我有幸主持这个项目。
我当然知道“新华典藏”工作的重要，庆幸自己的职业生涯能遇到这样的庄严时刻。我回到历史的深处研究老照片，从一名普通编辑变成历史图片的梳理者和研究者。
“新华典藏”是把老摄影家用性命留下来的经典之作进行精心挑选，通过银盐手工限量放大，摄影者亲笔签名等国际收藏标准的几道工序，最后交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永久保存。我主要负责整个典藏中的两个重要环节—遴选照片和请老摄影家签字。
一张照片能够进入典藏取决于它是否有足够的历史痕迹。我们选择的照片是能够带出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解读了一段历史的照片。照片选择标准是：① 社会性：写满时代痕迹；② 诗性：必须是一张艺术品；③ 情感力量。每个老摄影记者在中国照片档案馆留下的照片从几十张到上万张不等。按照上面所说的选片标准，有的摄影者可以选出十多张进入典藏，有的能选出两三张，而有的人一张也选不出来。
很多人认为新华社大部分照片就是握手、开会、歌颂时代。但通过“口述新华”和“新华典藏”，我一次次来到存有1000万张图片的“中国照片档案馆”。我看到的是：60年来，无论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新华社记者每一天都在发稿，发稿的每一个底片都存留下来了。新华社摄影记者完整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事件与瞬间。今天或将来，无论是对历史的探究和对现实的关注，这些照片会站出来说话。
我天天趴在电脑前，一张张翻阅老照片，内心情感极其复杂。“新华典藏”从开始就已经太迟了！多少次，当我翻到一张刻着深刻历史痕迹的图片，打开摄影者的名字却已是故人。几十位曾为历史和中国摄影史贡献了无数照片的摄影者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关于影像实验项目
面对上亿摄影人制造出来的摄影产品，我和一些同道对中国摄影有深深的忧虑，我们的追问一直没有停止：这样的拍摄是为自然与人类所做的最好最切实的证词吗？除了对人类生存方式多样性的努力呈现，摄影的锋芒还需要走多远，才能指向人类共同面对的疑难与困境？
我们决定做一些摄影实验项目，让它变成展览、变成文本。让参与这些实验的人，让看到文本或展览的人知晓我们的主张所在。
2012年至2013年，我和王征、藏策、吴平关等人策划发起了“隐没地”影像实验项目。 2600幅照片的同名展览和700多页厚的同名文本，成为当年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2014年4月，我担任“影观达茂”项目总策划，以及同名丛书的总编。近百位民族学者、人类学者、作家、诗人、摄影者参加了这项活动。项目伊始，我就决定不做简单画册，我要用八本图文书分别讲一个男人和马的故事、女人的故事、孩子的故事、蒙古族人为什么要歌唱，还要用一本书专门描摹草原的冬季……这套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我们并没有刻意寻找，但他们径直走向我们，携带的蒙古族人强大的基因，我们立即坚信：他就是全部。
这个项目，我依然选择那些和我有共同经历、共同价值判断的友人来共同完成。我选择那些用靈魂、用情感、用常识、用悲悯之心为人做事的同道—于德水、胡武功、闻丹青、黑明、王身敦、曾年、傅拥军、宋婧、李毅、任悦、吴砚华、严志刚、孔宁、王巍、王蕾、牛国政、王争平、康泰森、许宝宽、沈伯韩、陈团结、朱靖江、墨白、江媛、耿亚伟、梅若梅、樊强、胡桑、徐冶……
项目持续三年，而我在图书编辑和设计上竟用了两年半！我深知：这已经不仅仅在为达茂做一个摄影项目，我们是在为整个蒙古民族做一套100年以后还能读的书。这套书集合了我30年的职业经验，这些经验包括我对生命的看法、对世界和时代的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对摄影的看法，还有对文字的看法。“影观达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应该算“巅峰之作”了。
关于策展
2004年开始做策展，我已经为国内外艺术节、摄影节、博物馆、展览馆做了近百个展览。仅在国外，做的主要展览包括：2007年8月，日本札幌 《观看中国》；2009年12月至2010年5月，比利时欧罗巴利亚艺术节《中国，从五十年代到现在》（联合策展人：刘宇）；2012年2月，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 《用我们的眼睛带你看世界遗产》（联合策展人：刘宇）；2012年8月，美国洛杉矶、纽约 《图像证史》（联合策展人：刘宇）；2015年：《一条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路》；2015年2月：法国巴黎卢浮宫：《中国—人民生活与社会变迁》……
这些展览通常通过中国人生存的状态来折射当代中国社会的沿革与变迁。我想用这些展览告诉西方人，中国几十年来走过的路，告诉他们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些中国生存智慧如何渗透在中国人的骨髓里。温和的展览并不影响诚挚与坚定立场，虽然没有政治表述，但这些展览却持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中国的要素与禀赋。
2012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大学做新华社《图像证史》展，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说：“终于看到一个展览，一个能回答西方人对中国诸多疑问的展览。你们这个展览回答了：中国人在灾难不断的几十年中是怎么活过来的？原来中国人有其独特的生存哲学—再难，先活下来再说。”
关于《红色气质》《国家相册》
2016年3月，我进入新华社微电影《红色气质》的主创团队，参与制作全过程，担任影片的图片主编。最后在总编辑何平的建议下，成为影片的讲述者。
《红色气质》只有短短9分5秒，但背后是十几次会议、几十个小时的采访、几百个小时的制作、几万张照片的遴选，是团队几十位参与者的担当、常识、积累。播出后，成为轰动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现象级”作品，被称为“融媒体时代正面报道的创新之作”。
《红色气质》刚做完，何平总编辑提出系列化、常态化，要求做《国家相册》系列微纪录片。何平同志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国家相册》要延续《红色气质》的元素，把新华社经典照片找出来，在历史记忆与当代人感受中找到契合点，唤醒更多人的历史记忆，不忘来路，不忘初心 。用五六分钟的纪录片，目击历史，解开谜团。
《国家相册》每周一期。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照片的汪洋大海中梳理出背后的历史与内在脉络，并继续担任讲述人角色。
30 年来，中国照片档案馆经过我的手、我的眼、我的心的照片起码有三四百万张。我形容自己的大脑已是一片肥沃土壤，任何一张好照片只要经过，就像一粒种子深深种在这片土壤上，不会跑掉。
因为《国家相册》，我每周都要“到历史深处走一遭”，别人看我选照片，过程枯燥、烦心、寂寥，冷板凳，遍寻不着。对我而言，与老照片无言相对，却是一件喜悦无比的事。于我，这是一个向历史学习、向前辈致敬的重要过程。
关于……
现在我大多数时间仍坐在新华社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重复我日复一日的工作：与几百万张不朽照片中默然相对，在那里寻找那些横穿命运的老摄影家的背影，并寻找与之关联的内外知识，学习、继承、研修、敬畏……那里是我永远的根基。
每个人有太漫长的时间被他人左右，所以，一生能有自己喜欢做并专注做的一件事，实在是幸运。“你必须有能让你每天早晨从床上跳下来兴奋地去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个幸福的人。
2009年，我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不知是哪一位为我写的颁奖词：“编辑，以其探触暗夜迎接光明的耐力与寂寞，成为文化发掘、建构与传播中最为重要又最为默默无闻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文明史的直接参与保留者……她无疑是当代中国图像文化传播中一位优秀的编辑者，以其独特的聪慧与爱，开掘着摄影文化的价值。”
其他不敢当，探触暗夜的耐力和寂寞，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