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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重返洛阳
公元262年,嵇康离开隐居了十几年的山阳,匆匆赶往都城洛阳。他很着急,但不是为了寻亲访友,更不是入朝为官,他心中惦记着一个人,一个深陷牢狱的好朋友——吕安。
吕安是谁?
和嵇康一样,吕安也是一位不愿做官的名士。他与嵇康已经十多年的好友,史书记载,吕安每当想念嵇康的时候,总会千里迢迢赶过去,遂留下了“千里命驾”这个经典的成语。由此不难想见,当自己的好友身陷囹圄时,嵇康怎能置身事外?
那么,吕安因何入狱?为什么会搞得嵇康这般心慌意乱呢?
这一切,都拜吕安同父异母的哥哥吕巽所赐。吕巽也是嵇康的朋友,一度是嵇康引为同道的名士。然而,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名士,嘴里高谈阔论,内心却污浊不堪。在嵇康隐居山阳的时候,吕巽贪慕富贵拜倒在司马昭的门下,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古话讲“饱暖思淫欲”,对于内心缺乏操守的人而言再恰当不过。吕巽垂涎弟媳徐氏美貌,竟然不顾兄弟之情,人伦之大防,设计将其灌醉,遂奸淫之。
吕安常在外闲游,回家后得知此事怒不可遏,打算向官府告发哥哥吕巽,但又担心败坏吕家的名声。当吕安问嵇康该如何处理时,嵇康做了一件令他后悔终身的事情。
魏晋时期,士人颇重门第。吕家好歹已算是名门望族(其父吕昭曾为镇北将军、冀州刺史),此事一旦闹大,势必玷辱吕氏门风。因此,嵇康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一边要求吕巽发下重誓,保证永远不加害吕安,一边又好言劝慰吕安,使其念及手足之情,放弃告发哥哥的罪行。
事情至此告一段落,吕氏兄弟相安无事,嵇康也继续过着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但是,吕巽的突然发难,再一次打乱了吕安和嵇康平静的生活。原来,吕巽终究是做贼心虚,常常担心弟弟揭发自己,索性恶人先告状,状告吕安“不孝”。事由是吕安挝母(打母亲)。其时,吕巽身为大将军长史,利用各种关系,最终“坐实”吕安有罪,被判流放边郡。
吕安无辜下狱,嵇康自责不已,愤而投书吕巽宣布与之绝交。但是,吕安既已认罪,嵇康也无计可施。临走的时候,吕安写信给嵇康,发了一通牢骚,还骂了几句把持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尽管言辞激越,气贯长虹,但毕竟是书生意气,根本算不得什么政治言论。
吕安给嵇康的信,很快就传入了司马昭的耳朵。司马昭非常愤怒,立即派人把吕安追回来,再次投入狱中。嵇康正是在得知吕安再次下狱的消息后,前往洛阳营救好友。
山阳离洛阳并不太远,两天时间就能赶到。然而,在嵇康看来,这两天的路彷佛要走十年。
十三年前,还是这条尘土飞扬的官道,嵇康朝着相反的方向,从洛阳走向山阳。从那一刻起,嵇康就已经辞去了中散大夫的闲职,与这座帝国首都完成了诀别。差不多与此同时,嵇康的好友阮籍、山涛等人也相继辞官归隐。和嵇康不同,他们并未放下这座城市,暂时的离开只是为了躲避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
在山阳,嵇康的庭院幽深但不寂寞。阮籍来了,山涛来了,吕安来了,向秀也来了,最有趣的是年纪最小的王戎,干脆在嵇康家里住了下来。嵇康和朋友们谈古论今,抚琴而歌。后世仰慕嵇康与诸友的高迈俊逸,遂演绎出了“竹林七贤”的典故。
然而,竹林七贤并不是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竹林之游也因为政治斗争的尘埃落定而结束。阮籍和山涛相继应征,回到了洛阳。只有嵇康、向秀和吕安等人,一再拒绝司马氏的征辟,不愿重蹈仕途。
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嵇康又一次踏上了返回洛阳的道路,更没有人想到,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我要辩护
洛阳到了,嵇康却像一个陌生人,城垣依旧,却早不是昔日面孔。洛阳故旧,还有几人健在?
十三年前,那场天下震恐的政治斗争中,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嵇康的老姑父何晏已经引颈就戮。同时被杀的还有曹爽、邓飏、丁谧、毕轨、桓范和李胜等一共八大世家,死者数以千计,洛阳东市血流成河。这就是永载史册的“高平陵事件”。从此以后,曹魏宗室一蹶不振,司马氏完全控制了政权。
每每想起这场血腥的杀戮,嵇康都能感受到钢刀一闪时的寒意。细细想来,若不是备受宗室排挤,不是自己游离于政治,那一天,夷三族的恐怕也少不了嵇康一族。
嵇康来了!小道消息在洛阳城里传播着。太学生们好不激动,嵇康的文章和诗歌早已被他们奉为经典,争相传颂。而嵇康绝意仕途的清高与旷放,更让他们可望而不可求。司马昭很诧异,我屡次征召你都不肯来,什么风竟把你这世外高人吹到洛阳来了?而吕巽却知道嵇康所为何来,无时不做着真相败露的噩梦。
热闹只是别人的,嵇康的心里只惦记着狱中的朋友。
吕安的命运操持在两个人手上,一个是司马昭,一个是嵇康。但归根结底,还是司马昭。司马昭别的不怕,就怕人家说他谋权篡位。两年前,小皇帝曹髦喊出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司马氏的兵士都不敢阻挡皇帝的脚步,要不是成济当机立断一枪刺死了曹髦,司马昭的小命恐怕也没人敢保了。人心之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这次政变,司马昭对舆论的防范变得更加严密。只要有人批评他谋权篡位,他就如坐针毡,恨不得立即将对方置之死地。吕安的信着实让司马昭震怒,字加上长史吕巽在一旁煽风点火,很可能一开始就定性成了“反动言论”。他也正打算搞个“杀鸡儆猴”,吓唬吓唬那些不愿意屈从的士人。
司马昭的御用文人正忙着给吕安罗织罪名,只要没有定案,嵇康就还有机会。但是,嵇康却并不知道该怎样救吕安。当他跑到廷尉府大声宣告“我要辩护”时,他已经把自己推到了险境之中。
事件的扩大
嵇康为吕安辩护要求,很快就传遍了洛阳。人们拭目以待,想要看看这个案子到底怎么个审法。这时候,司马昭那边显然慌了手脚。怎么办?
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到了嵇康的“反动言论”: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讨论玄学时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观点。要说这是反动思想,就得先明白什么是正统思想。
魏晋时期的官方思想乃是汉儒董仲舒开创的名教。名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尊汤武周孔榜样,实际上是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礼教。
在名教的统治之下,士人品行的好坏完全依赖于名士们的品议。儒家提倡的道德由孔夫子的为己之学,变成了为人之学,说到底就是摆样子给别人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假道学”。
名教不仅控制了士人入仕的权力,而且常常化身为权贵阶层诛杀异己的工具。曹操诛杀孔融,罪名是“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司马懿诛杀曹爽,罪名为“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公开的理由是“废捐讲学,弃辱儒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寝盛”;而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则以太后名义诬陷其密谋鸩毒皇太后,实属“悖逆不道”。
名教依然堕落,士人的内心却在它的束缚中日益窒息。于是,嵇康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解放途径。不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道德评价。
“非汤武而薄周孔”则试图剥开偶像身上神圣的光环,还原真实的汤武周孔。其目的,无非帮助人们体会历史人物的外在困境和内在超越,从而真正体会发自本心的道德魅力。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过是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排解内心苦闷,获得精神自由的手段。显然,不是什么批判司马氏专制统治的反动言论。
但是,这两句话一旦纳入政治话语中,就可以作如下解读:“非汤武而薄周孔”是打倒官方的道德楷模,“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打破官方对人才评价的垄断。钟会的理解,大致不外乎于此。
在朝议中,钟会批评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言下之意,嵇康和吕安一样,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但他和吕安又不太一样,他是一切反动分子的精神领袖,到处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动思想。钟会认为,对于嵇康这样的反动思想家,就应该效仿姜太公诛杀华士,孔子处死少正卯那样,杀无赦。”
钟会义正词严,群臣唯唯诺诺,于是,司马昭顺应民意把嵇康投入了狱中。
不适时宜的营救
司马昭不是钟会,他可不想轻易背负枉杀名士的千古恶名。对于他而言,将嵇康下狱,不外乎两个意图。一方面,将嵇康无法出庭,便于吕安一案的“审理”,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机会吓唬吓唬嵇康,让他安分一点而已。
但是,事态的急剧变化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意料,也由此改变了嵇康的命运。
嵇康系狱,洛阳为之哗然。一面是,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司马昭,要求释放嵇康,并请求任其为师;另一面,则是许多豪杰纷纷卷起铺盖跑去给嵇康陪狱。这场群体性事件,若在一个合法的政府下,其实不过是一场民事事件,只要将嵇康案透明处理即可。然而,在心怀鬼胎的司马昭看来,这哪里什么民事纠纷?完全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嘛!理由很简单,他们不仅有反动思想——玄学,而且有庞大的组织——太学生和豪杰,其领袖毫无疑问,就是嵇康。
尽管在此前,司马昭本人也确信嵇康毫无政治企图。然而,在极端专制的社会里,叛乱并不在于“叛乱者”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其力量是否对当权者构成威胁。知识精英们的营救行动,无疑把嵇康推到了精神领袖的位置,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想象。于是,一场激于义愤的救援行动,直接导致了嵇康的死亡。
事情急转直下,不久后,嵇康与吕安一同被处以死刑。
《家诫》背后的真实嵇康
死刑的判决下来了,嵇康知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自己。阮籍和山涛位卑职低,恐怕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哥哥嵇喜也差不多如此。既然不免一死,何必悲悲戚戚,在嵇康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嵇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儿女写信。这一年,女儿15岁,儿子嵇绍10岁。
在这篇名为《家诫》的书信中,嵇康一下子变得唠唠叨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孩子,你要这样,不要那样。诸如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不必认真;酒桌之上,不要强劝他人饮酒,亦不必力拒别人的劝酒;甚至还告诫,长官之处不可常去,也不可住宿;官长送客时,不要走在后面,以免惩办坏人时,被疑心有告密的嫌疑……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安分守己的做人。
后世大多认为,嵇康性格孤傲,愤世嫉俗,但教导起孩子来却如此琐碎,甚至颇为世故,不免有几分诧异。追慕嵇康的鲁迅似乎就颇不满意,“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然而,事实上,《家诫》并不全是琐碎世故,其中也有十分高绝的人生追求。嵇康要告诫孩子“人无志,非人也”,是要要他们立大志;“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还得有为自己的志向付出生命的勇气与决心。可见得,嵇康并不像鲁迅所说的希望儿子庸碌。事实上,十八年后,在故友山涛的举荐下,嵇绍入晋为官。适逢八王之乱,晋惠帝身处险境,嵇绍慨然以身体护卫乘舆,丧身于飞箭之下,成为传颂千秋的忠臣。
真实的嵇康并不是一个行为乖张,不守礼法的人。恰恰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至善。在他的好友中,阮籍好用青白眼,丧母而饮酒食肉;刘伶纵酒,裸形在屋中;王戎好利,卿卿我我,皆有外表上越礼之行,唯独嵇康都不曾有。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嵇康行刑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要来一架古琴,演奏了一曲酣畅淋漓的《广陵散》。奏罢,他略有遗憾地感叹:“袁孝尼曾经向我求学这首曲子,我却很矜持,不肯教他,如今这《广陵散》怕是要断绝了!”说完慷慨赴死。
嵇康惨死,士林震动,逃避政治的知识精英被迫做出选择,应举入仕。既然天下景从,司马家族按说不必再客气了。但是,司马昭虽善用名教扫除异己,却不免被名教所束缚,到死也不肯让曹髦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变成现实。三年后,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
重返洛阳
公元262年,嵇康离开隐居了十几年的山阳,匆匆赶往都城洛阳。他很着急,但不是为了寻亲访友,更不是入朝为官,他心中惦记着一个人,一个深陷牢狱的好朋友——吕安。
吕安是谁?
和嵇康一样,吕安也是一位不愿做官的名士。他与嵇康已经十多年的好友,史书记载,吕安每当想念嵇康的时候,总会千里迢迢赶过去,遂留下了“千里命驾”这个经典的成语。由此不难想见,当自己的好友身陷囹圄时,嵇康怎能置身事外?
那么,吕安因何入狱?为什么会搞得嵇康这般心慌意乱呢?
这一切,都拜吕安同父异母的哥哥吕巽所赐。吕巽也是嵇康的朋友,一度是嵇康引为同道的名士。然而,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名士,嘴里高谈阔论,内心却污浊不堪。在嵇康隐居山阳的时候,吕巽贪慕富贵拜倒在司马昭的门下,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古话讲“饱暖思淫欲”,对于内心缺乏操守的人而言再恰当不过。吕巽垂涎弟媳徐氏美貌,竟然不顾兄弟之情,人伦之大防,设计将其灌醉,遂奸淫之。
吕安常在外闲游,回家后得知此事怒不可遏,打算向官府告发哥哥吕巽,但又担心败坏吕家的名声。当吕安问嵇康该如何处理时,嵇康做了一件令他后悔终身的事情。
魏晋时期,士人颇重门第。吕家好歹已算是名门望族(其父吕昭曾为镇北将军、冀州刺史),此事一旦闹大,势必玷辱吕氏门风。因此,嵇康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一边要求吕巽发下重誓,保证永远不加害吕安,一边又好言劝慰吕安,使其念及手足之情,放弃告发哥哥的罪行。
事情至此告一段落,吕氏兄弟相安无事,嵇康也继续过着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但是,吕巽的突然发难,再一次打乱了吕安和嵇康平静的生活。原来,吕巽终究是做贼心虚,常常担心弟弟揭发自己,索性恶人先告状,状告吕安“不孝”。事由是吕安挝母(打母亲)。其时,吕巽身为大将军长史,利用各种关系,最终“坐实”吕安有罪,被判流放边郡。
吕安无辜下狱,嵇康自责不已,愤而投书吕巽宣布与之绝交。但是,吕安既已认罪,嵇康也无计可施。临走的时候,吕安写信给嵇康,发了一通牢骚,还骂了几句把持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尽管言辞激越,气贯长虹,但毕竟是书生意气,根本算不得什么政治言论。
吕安给嵇康的信,很快就传入了司马昭的耳朵。司马昭非常愤怒,立即派人把吕安追回来,再次投入狱中。嵇康正是在得知吕安再次下狱的消息后,前往洛阳营救好友。
山阳离洛阳并不太远,两天时间就能赶到。然而,在嵇康看来,这两天的路彷佛要走十年。
十三年前,还是这条尘土飞扬的官道,嵇康朝着相反的方向,从洛阳走向山阳。从那一刻起,嵇康就已经辞去了中散大夫的闲职,与这座帝国首都完成了诀别。差不多与此同时,嵇康的好友阮籍、山涛等人也相继辞官归隐。和嵇康不同,他们并未放下这座城市,暂时的离开只是为了躲避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
在山阳,嵇康的庭院幽深但不寂寞。阮籍来了,山涛来了,吕安来了,向秀也来了,最有趣的是年纪最小的王戎,干脆在嵇康家里住了下来。嵇康和朋友们谈古论今,抚琴而歌。后世仰慕嵇康与诸友的高迈俊逸,遂演绎出了“竹林七贤”的典故。
然而,竹林七贤并不是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竹林之游也因为政治斗争的尘埃落定而结束。阮籍和山涛相继应征,回到了洛阳。只有嵇康、向秀和吕安等人,一再拒绝司马氏的征辟,不愿重蹈仕途。
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嵇康又一次踏上了返回洛阳的道路,更没有人想到,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我要辩护
洛阳到了,嵇康却像一个陌生人,城垣依旧,却早不是昔日面孔。洛阳故旧,还有几人健在?
十三年前,那场天下震恐的政治斗争中,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嵇康的老姑父何晏已经引颈就戮。同时被杀的还有曹爽、邓飏、丁谧、毕轨、桓范和李胜等一共八大世家,死者数以千计,洛阳东市血流成河。这就是永载史册的“高平陵事件”。从此以后,曹魏宗室一蹶不振,司马氏完全控制了政权。
每每想起这场血腥的杀戮,嵇康都能感受到钢刀一闪时的寒意。细细想来,若不是备受宗室排挤,不是自己游离于政治,那一天,夷三族的恐怕也少不了嵇康一族。
嵇康来了!小道消息在洛阳城里传播着。太学生们好不激动,嵇康的文章和诗歌早已被他们奉为经典,争相传颂。而嵇康绝意仕途的清高与旷放,更让他们可望而不可求。司马昭很诧异,我屡次征召你都不肯来,什么风竟把你这世外高人吹到洛阳来了?而吕巽却知道嵇康所为何来,无时不做着真相败露的噩梦。
热闹只是别人的,嵇康的心里只惦记着狱中的朋友。
吕安的命运操持在两个人手上,一个是司马昭,一个是嵇康。但归根结底,还是司马昭。司马昭别的不怕,就怕人家说他谋权篡位。两年前,小皇帝曹髦喊出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司马氏的兵士都不敢阻挡皇帝的脚步,要不是成济当机立断一枪刺死了曹髦,司马昭的小命恐怕也没人敢保了。人心之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这次政变,司马昭对舆论的防范变得更加严密。只要有人批评他谋权篡位,他就如坐针毡,恨不得立即将对方置之死地。吕安的信着实让司马昭震怒,字加上长史吕巽在一旁煽风点火,很可能一开始就定性成了“反动言论”。他也正打算搞个“杀鸡儆猴”,吓唬吓唬那些不愿意屈从的士人。
司马昭的御用文人正忙着给吕安罗织罪名,只要没有定案,嵇康就还有机会。但是,嵇康却并不知道该怎样救吕安。当他跑到廷尉府大声宣告“我要辩护”时,他已经把自己推到了险境之中。
事件的扩大
嵇康为吕安辩护要求,很快就传遍了洛阳。人们拭目以待,想要看看这个案子到底怎么个审法。这时候,司马昭那边显然慌了手脚。怎么办?
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到了嵇康的“反动言论”: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讨论玄学时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观点。要说这是反动思想,就得先明白什么是正统思想。
魏晋时期的官方思想乃是汉儒董仲舒开创的名教。名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尊汤武周孔榜样,实际上是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礼教。
在名教的统治之下,士人品行的好坏完全依赖于名士们的品议。儒家提倡的道德由孔夫子的为己之学,变成了为人之学,说到底就是摆样子给别人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假道学”。
名教不仅控制了士人入仕的权力,而且常常化身为权贵阶层诛杀异己的工具。曹操诛杀孔融,罪名是“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司马懿诛杀曹爽,罪名为“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公开的理由是“废捐讲学,弃辱儒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寝盛”;而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则以太后名义诬陷其密谋鸩毒皇太后,实属“悖逆不道”。
名教依然堕落,士人的内心却在它的束缚中日益窒息。于是,嵇康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解放途径。不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道德评价。
“非汤武而薄周孔”则试图剥开偶像身上神圣的光环,还原真实的汤武周孔。其目的,无非帮助人们体会历史人物的外在困境和内在超越,从而真正体会发自本心的道德魅力。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过是嵇康和竹林旧友之间排解内心苦闷,获得精神自由的手段。显然,不是什么批判司马氏专制统治的反动言论。
但是,这两句话一旦纳入政治话语中,就可以作如下解读:“非汤武而薄周孔”是打倒官方的道德楷模,“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打破官方对人才评价的垄断。钟会的理解,大致不外乎于此。
在朝议中,钟会批评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言下之意,嵇康和吕安一样,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但他和吕安又不太一样,他是一切反动分子的精神领袖,到处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动思想。钟会认为,对于嵇康这样的反动思想家,就应该效仿姜太公诛杀华士,孔子处死少正卯那样,杀无赦。”
钟会义正词严,群臣唯唯诺诺,于是,司马昭顺应民意把嵇康投入了狱中。
不适时宜的营救
司马昭不是钟会,他可不想轻易背负枉杀名士的千古恶名。对于他而言,将嵇康下狱,不外乎两个意图。一方面,将嵇康无法出庭,便于吕安一案的“审理”,另一方面,也可借此机会吓唬吓唬嵇康,让他安分一点而已。
但是,事态的急剧变化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意料,也由此改变了嵇康的命运。
嵇康系狱,洛阳为之哗然。一面是,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司马昭,要求释放嵇康,并请求任其为师;另一面,则是许多豪杰纷纷卷起铺盖跑去给嵇康陪狱。这场群体性事件,若在一个合法的政府下,其实不过是一场民事事件,只要将嵇康案透明处理即可。然而,在心怀鬼胎的司马昭看来,这哪里什么民事纠纷?完全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嘛!理由很简单,他们不仅有反动思想——玄学,而且有庞大的组织——太学生和豪杰,其领袖毫无疑问,就是嵇康。
尽管在此前,司马昭本人也确信嵇康毫无政治企图。然而,在极端专制的社会里,叛乱并不在于“叛乱者”的主观愿望,而在于其力量是否对当权者构成威胁。知识精英们的营救行动,无疑把嵇康推到了精神领袖的位置,其影响力完全超出了司马昭的想象。于是,一场激于义愤的救援行动,直接导致了嵇康的死亡。
事情急转直下,不久后,嵇康与吕安一同被处以死刑。
《家诫》背后的真实嵇康
死刑的判决下来了,嵇康知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自己。阮籍和山涛位卑职低,恐怕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哥哥嵇喜也差不多如此。既然不免一死,何必悲悲戚戚,在嵇康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嵇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儿女写信。这一年,女儿15岁,儿子嵇绍10岁。
在这篇名为《家诫》的书信中,嵇康一下子变得唠唠叨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孩子,你要这样,不要那样。诸如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不必认真;酒桌之上,不要强劝他人饮酒,亦不必力拒别人的劝酒;甚至还告诫,长官之处不可常去,也不可住宿;官长送客时,不要走在后面,以免惩办坏人时,被疑心有告密的嫌疑……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安分守己的做人。
后世大多认为,嵇康性格孤傲,愤世嫉俗,但教导起孩子来却如此琐碎,甚至颇为世故,不免有几分诧异。追慕嵇康的鲁迅似乎就颇不满意,“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然而,事实上,《家诫》并不全是琐碎世故,其中也有十分高绝的人生追求。嵇康要告诫孩子“人无志,非人也”,是要要他们立大志;“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还得有为自己的志向付出生命的勇气与决心。可见得,嵇康并不像鲁迅所说的希望儿子庸碌。事实上,十八年后,在故友山涛的举荐下,嵇绍入晋为官。适逢八王之乱,晋惠帝身处险境,嵇绍慨然以身体护卫乘舆,丧身于飞箭之下,成为传颂千秋的忠臣。
真实的嵇康并不是一个行为乖张,不守礼法的人。恰恰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至善。在他的好友中,阮籍好用青白眼,丧母而饮酒食肉;刘伶纵酒,裸形在屋中;王戎好利,卿卿我我,皆有外表上越礼之行,唯独嵇康都不曾有。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嵇康行刑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几乎所有的史书都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要来一架古琴,演奏了一曲酣畅淋漓的《广陵散》。奏罢,他略有遗憾地感叹:“袁孝尼曾经向我求学这首曲子,我却很矜持,不肯教他,如今这《广陵散》怕是要断绝了!”说完慷慨赴死。
嵇康惨死,士林震动,逃避政治的知识精英被迫做出选择,应举入仕。既然天下景从,司马家族按说不必再客气了。但是,司马昭虽善用名教扫除异己,却不免被名教所束缚,到死也不肯让曹髦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变成现实。三年后,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