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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文是我大学毕业后带的第一届学生，初为人师，讲台都没有站稳，能够遇见这样的学生，对我来讲，既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压力。当我看到他的新书《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时，特别有感于他成长的速度，短短两年时间，他已经从入门的文献累积逐渐走向他所期待的理论点睛。他在学术上成长的速度与进步的空间，时常让我这个小老师自愧不如。
还记得林嘉文交给我的第一份作业是《漫谈中国近代史和现当代史家》，洋洋洒洒一万字，视野远远超过中学历史课堂，对于仍有争议的史学问题，也是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最后还不忘带些调侃的语气说道“笔者本是最讨厌命题作文的人，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下温婉的历史老师布置下来的这个可爱的作业，我只得耗费两个小时写一篇文字了。”学生广泛的阅读、开阔的视野以及远超同龄人的史学功底，无不让我吃惊。吃惊之余，更是深深的反思和追问：我的专业功底合格吗？我究竟能够给学生怎样的指导和帮助？作为年轻教师，我也是在“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迷茫之中，渐渐学会如何坦然面对这个禀赋超乎常人的学生。然而，当我换一种视角去看待师生关系时，我很快便体会到了有一个高水平学生的幸运与压力：林嘉文会给你推荐阅读书籍，会问你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会同你用对话的方式讨论问题。若想在高水平学生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你就不得不去更多地阅读书籍，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林嘉文成为我工作第一年课堂教学最直接的见证者，既是学生更是学友，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对学生、教学和史学的进一步认识和思考，让我在实践中理解了教学相长的真谛。
这样一个能力和视野远远超越同龄人的学生，自然对历史教师的要求也要超乎常人的想象。高一快结束时，林嘉文出版《当道家统治中国》一书，平日里低调稳重的他，迅速成为学校颇受关注的人物。高二的时候，他又为西安中学获得浙江卫视“中华好故事”的全国总冠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下子拥有了众多小粉丝，“林老师”的称呼也从那时候在学校传播开来。当校报学生采访“林老师”的学思历程时，他敏锐犀利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观察与质疑。作为给他教过历史课的年轻教师，这个点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在访谈中说：“高中历史课教授的史学是浮躁的，它总是急于下判断，急于定性，呈现出对历史描述的一元化和线性化的特点，从不考虑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历史被简单地归总成一个单线发展的过程，即所谓的‘历史的趋势’‘历史的洪流’。”我多么想认真地反驳，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在高度概括的历史经验背后，又有多少远离公众视野的研究在奠基？中学教师在借助这些史学研究成果时，也很难走出拿来主义的误区。林嘉文指责的“历史的趋势”“历史的洪流”这类表述，更是在镣铐中跳舞的中学历史教师不得已而陷入的“超历史”陷阱。坦然来讲，学生的犀利直穿我们没有勇气面对的局限。然而，在那篇访谈中林嘉文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中学历史教育最多算得上通识教育，我们面对千差万别、兴趣各异的学生，并不是要培养职业的史学家，只是希望历史能够给学生成长的养分，让他们的思维和视野多一种可能罢了。
这样的回应似乎给中学历史教育的种种不完满找了些许辩白的理由，可是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林嘉文同样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体之一，我们的教育又能够给这样的高水平学生提供怎样的养分和可能呢？
林嘉文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同龄人中闪闪发光的学生，他的闪闪发光，不仅为他赢得同龄人的尊重与羡慕，更给他带来同龄人所难以理解的烦恼与困惑。他曾借用苏舜钦的“我嗟不及群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 来审视他现在的生活，我想这大概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也许对林嘉文而言，比起他人的羡慕和赞誉，他更需要的是理解与关怀。林嘉文高一时，常常来找我分享他近期遇见的种种新鲜事，最初我惊叹于少年处理问题的成熟稳重和笃定坚持，但也渐渐发现他的成熟稳重多数来自于知识和视野的条件反射，而并非少年发展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他平静淡然或是胸有成竹地跟你探讨学习或生活时，其实比普通学生更需要支持和肯定。面对林嘉文这样智力和洞察力都超乎同龄人的学生，似乎教育的小方法和人生的大道理都不够奏效，更多时候我只是默默地听，在需要的时候给出自己的建议。这样的方式对他似乎比较受用，尽管我现在早已不给他代课了，可他还是会时不时地跟我分享他在成长中的种种困惑。我想也许他看中的不是建议本身，而是一个老师发自内心的理解与支持。因此，这也有必要引起我们的思考：面对高水平学生，我们除了特殊才能的鼓励和赞誉，也许可以做得更多……
从高一到高三，林嘉文不是没有过焦虑浮躁或是洋洋自得的时候，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心波澜之后，能够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努力和追求的东西。可是无论是焦虑浮躁还是笃定坚持，这都是少年成长所必须面对的心路历程，恰恰才是真实的生活本身。作为老师，看到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唯愿少年衷其所爱，过上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刘雅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历史教学方向在读。2015年参与陕西省和西安市教育科研课题各一项，并作为教师代表承担陕西师范大学国培计划观摩课一次；2014年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发表文章一篇。）
还记得林嘉文交给我的第一份作业是《漫谈中国近代史和现当代史家》，洋洋洒洒一万字，视野远远超过中学历史课堂，对于仍有争议的史学问题，也是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最后还不忘带些调侃的语气说道“笔者本是最讨厌命题作文的人，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下温婉的历史老师布置下来的这个可爱的作业，我只得耗费两个小时写一篇文字了。”学生广泛的阅读、开阔的视野以及远超同龄人的史学功底，无不让我吃惊。吃惊之余，更是深深的反思和追问：我的专业功底合格吗？我究竟能够给学生怎样的指导和帮助？作为年轻教师，我也是在“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迷茫之中，渐渐学会如何坦然面对这个禀赋超乎常人的学生。然而，当我换一种视角去看待师生关系时，我很快便体会到了有一个高水平学生的幸运与压力：林嘉文会给你推荐阅读书籍，会问你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会同你用对话的方式讨论问题。若想在高水平学生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你就不得不去更多地阅读书籍，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林嘉文成为我工作第一年课堂教学最直接的见证者，既是学生更是学友，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对学生、教学和史学的进一步认识和思考，让我在实践中理解了教学相长的真谛。
这样一个能力和视野远远超越同龄人的学生，自然对历史教师的要求也要超乎常人的想象。高一快结束时，林嘉文出版《当道家统治中国》一书，平日里低调稳重的他，迅速成为学校颇受关注的人物。高二的时候，他又为西安中学获得浙江卫视“中华好故事”的全国总冠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下子拥有了众多小粉丝，“林老师”的称呼也从那时候在学校传播开来。当校报学生采访“林老师”的学思历程时，他敏锐犀利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观察与质疑。作为给他教过历史课的年轻教师，这个点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在访谈中说：“高中历史课教授的史学是浮躁的，它总是急于下判断，急于定性，呈现出对历史描述的一元化和线性化的特点，从不考虑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历史被简单地归总成一个单线发展的过程，即所谓的‘历史的趋势’‘历史的洪流’。”我多么想认真地反驳，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在高度概括的历史经验背后，又有多少远离公众视野的研究在奠基？中学教师在借助这些史学研究成果时，也很难走出拿来主义的误区。林嘉文指责的“历史的趋势”“历史的洪流”这类表述，更是在镣铐中跳舞的中学历史教师不得已而陷入的“超历史”陷阱。坦然来讲，学生的犀利直穿我们没有勇气面对的局限。然而，在那篇访谈中林嘉文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便是中学历史教育最多算得上通识教育，我们面对千差万别、兴趣各异的学生，并不是要培养职业的史学家，只是希望历史能够给学生成长的养分，让他们的思维和视野多一种可能罢了。
这样的回应似乎给中学历史教育的种种不完满找了些许辩白的理由，可是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林嘉文同样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体之一，我们的教育又能够给这样的高水平学生提供怎样的养分和可能呢？
林嘉文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同龄人中闪闪发光的学生，他的闪闪发光，不仅为他赢得同龄人的尊重与羡慕，更给他带来同龄人所难以理解的烦恼与困惑。他曾借用苏舜钦的“我嗟不及群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 来审视他现在的生活，我想这大概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也许对林嘉文而言，比起他人的羡慕和赞誉，他更需要的是理解与关怀。林嘉文高一时，常常来找我分享他近期遇见的种种新鲜事，最初我惊叹于少年处理问题的成熟稳重和笃定坚持，但也渐渐发现他的成熟稳重多数来自于知识和视野的条件反射，而并非少年发展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他平静淡然或是胸有成竹地跟你探讨学习或生活时，其实比普通学生更需要支持和肯定。面对林嘉文这样智力和洞察力都超乎同龄人的学生，似乎教育的小方法和人生的大道理都不够奏效，更多时候我只是默默地听，在需要的时候给出自己的建议。这样的方式对他似乎比较受用，尽管我现在早已不给他代课了，可他还是会时不时地跟我分享他在成长中的种种困惑。我想也许他看中的不是建议本身，而是一个老师发自内心的理解与支持。因此，这也有必要引起我们的思考：面对高水平学生，我们除了特殊才能的鼓励和赞誉，也许可以做得更多……
从高一到高三，林嘉文不是没有过焦虑浮躁或是洋洋自得的时候，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心波澜之后，能够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努力和追求的东西。可是无论是焦虑浮躁还是笃定坚持，这都是少年成长所必须面对的心路历程，恰恰才是真实的生活本身。作为老师，看到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唯愿少年衷其所爱，过上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刘雅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历史教学方向在读。2015年参与陕西省和西安市教育科研课题各一项，并作为教师代表承担陕西师范大学国培计划观摩课一次；2014年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发表文章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