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方的学生串联到中宣部造反，中宣部处于瘫痪状态，部领导受到批斗。没过多久，陆定一部长，周扬、张子意、张磐石、许立群、林默涵副部长和童大林秘书长都被抓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文革”期间，在林彪、江青、康生等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揪叛徒”等反动口号的煽动下，全国各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最基层的党政干部中产生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周扬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多年主管文艺工作，在全国文艺界影响比较大，江青、康生一伙对他也不会轻易放过，首先拿他开刀，攻他的叛徒问题。周扬专案组的人员由军队派人组成。同时，又在中宣部群众中成立了专案组。我参加了这个专案组，主要是协助周扬专案组做些调查工作。一名军官带队，由中宣部的张俊海和我组成调查组，前往上海、广州和周扬的老家湖南益阳县，对周扬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数天多方面的调查，并查阅了敌伪档案，主要是查阅周扬叛徒问题。
　　调查的结果，周扬的历史清白，没有叛变问题，也没发现任何疑点，叛徒问题根本不成立。再审查周扬的叛徒问题是毫无根据的。
　　可是，江青、康生一伙还是不死心，非要把周扬打成叛徒不成。专案组又从天津南开大学调来由七名学生（四男三女），组成“揪叛徒战斗队”，准备对周扬用“逼、供、信”等手段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批斗审讯周扬会很快开始了，主要是突击他的叛变问题。参加周扬的审批会的，有专案组的军人、中宣部专案组的人和南开大学“揪叛徒战斗队”的学生。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上午，地点为故宫博物院北门外西侧200米处的两间平房里。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也是游客禁入的地方。
　　周扬被关在秦城监狱里，每次开审批会之前，由军队的封閉大卡车押送来，每次批斗会两个小时，周扬就得站立两个小时，不能坐。专案组军人主要是坐镇观望，很少说话，南开大学的学生发挥主要作用。每当学生让周扬交代在历史时期是怎么叛变时，周扬回答是“从来没有”。每次开会都让周扬交代这个问题，周扬的回答就是“没有”。学生急了，说周扬不老实，对周扬常采取拳打脚踢、罚站、弯腰、揪耳朵、按头的批斗方法。有一次，周扬急了，大声地回答：“没有叛变，一千个没有，一万个没有。”周扬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叛徒。这个审批会开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好停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把周扬放出来了。
　　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被安排在中组部招待所休息，等待分配工作。
　　有一天，我到中组部招待所去看周扬，因为周扬认识我，他也知道我在中南海给张际春副部长当秘书，张际春的二女儿张云淑与周扬的儿子周岳“文革”前已结婚多年，两个人都在新疆大学当教员。1969年我去乌鲁木齐搞调查时，到张云淑家里看望了她，她向我打听了周扬和张际春的情况。因这种关系，每逢过年过节时，周扬都到中南海张际春家中看望。
　　我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那天是11点到的，因吃中午饭时间快到了，我只待了半个小时，没说多少话。周扬只向我问起，专案组审他的那些青年人是部里的还是哪里来的。我告诉周扬是专案组从南开大学调来的学生。周扬说：“他们太厉害了，动不动就打人，这是不对的，也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时，周扬流下了眼泪。他表示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了解他的，中央会给他作出正确结论的。我对周扬说，快开饭了，我不多待了。我对周扬表示，请多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恢复了周扬的工作，安排他任中国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