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策划“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专栏，邀请28位将校级军事名家分别从学术、制度建设、战略战术、文化等多种角度反思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启示，这些论述对国人重温历史以及当代国家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远东出版社特将报纸上刊发的27篇5000字删节版恢复成万字完整版，并新增3篇，还辅之以珍贵历史和文物资料，编辑出版《甲午殇思》。
　　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于昨天”。这是一场影响和改变中国和日本命运的战争，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是战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至今还在追问之中；二是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在《甲午殇思》中，军事名家思考得最多的是制度。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上将指出，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历史翻过去100多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突飞猛进的起步。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制度改革上，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有几个方面的制度，值得我们警醒和努力。
　　首先，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需要大踏步改革。虽然很多地方在推行领导干部公推公选，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领导说了算一统天下，绝大多数还是委任制，即便是公推公選对象中，也不排除有“领导点名”、“圈内定人”、“萝卜选拔”现象。众所周知，我们的反腐制度不断完善，反腐力度不断增强，“苍蝇”、“老虎”一起打，确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然而，只有选好人，用准人，才能标本兼治，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其次，人才制度值得反思。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不断叫响，人才工作确实如火如荼。但最近一些资料表明，我国居然出现“人才赤字”，出国留学的远远高于到我国留学的，移民到国外的远远多于移民到我国的。现在不是“孔雀向南飞”，而是“孔雀向外飞”。截止2012年底，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264万人，而留学回国的仅109万人。据澳洲公布的2011年人口普查结构显示，中国成为悉尼最大的移民来源国，中国大陆移民已经达到澳洲人口总数的1.57%。中国移民大量涌入澳洲，移民赤字导致资金人才外流。在一些地方，大学生就业难一直得不到缓解，甚至研究生、博士生也出现了就业难，这种环境势必难以留住人才，而这一现象以及潜在的危害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重视。
　　再者，教育制度改革依然起色不大。旅美画家陈丹青先生比较了东西方教育制度，出于一种责任感，对当今大学“考试标准化，教育产业化，学术行政化”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批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改变。日本自然资源天然匮乏，他们就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代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这里说的日本教育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若干制度中，干部、人才、教育制度首当其冲，应当是重中之重。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当年，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可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