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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有人故意投毒;以自由恋爱闻名的“小二黑”是因“乱搞男女关系”而死;当年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周扒皮半夜鸡叫”只是文学虚构……
很多文学作品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被选择”的投毒事件
入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是一段“千里救急”的故事: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六十一个农民工为何中毒?投毒者又是谁?
1997年,平陆县纪检委干部李敬斋写了一本名叫《跨越时空的真情》的书,他在书中披露不少当年中毒事件的内幕。这些细节,被很多敏锐的媒体捕捉,其中就包括《国家历史》杂志的记者杜兴。
杜兴开始搜寻当年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逐渐摸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事件发生那年,正是大跃进期间,河南地区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个浩大的工程使得黄河两岸的近30万人背井离乡。而后来中毒的那些农民工,此时正在平陆修筑公路,以方便移民通行。
就在此时,中毒事件发生了。1960年2月2日,收工后的农民工在晚饭后,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于是有人惊呼:“咱们中毒了!”之后,就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描述的,各方力量“千里救急”,千方百计找药送药。可不为人知的是,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从立案到侦破,仅仅用了8个小时。投毒者名叫张德才,当天下午两点多,趁进伙房打开水的时候,偷偷将两块砒霜扔进饭锅。
张德才为何要投毒?张德才本是太原钢铁厂的一名工人,老实本分,但肃反运动袭来时,这个曾在建国前替“反动政府”当过差的中年人,失去了工作,进了劳改所。
之后,平陆修建公路,张德才这个“戴罪之人”被送了过来,随后的日子,他表现很好,居然升做了三排排长。但再后来,因为有次没听到上工哨子,睡过了头,张德才的“罪恶历史”被一股脑揭发出来。
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张德才被定性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在一次最为漫长的批判会后,张德才产生了报复的想法,而报复的对象其实只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在当地公安局保存的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天,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
投毒事件发生后,本地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直到那一年的2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毒事件时,换了一个角度,将这一事件上升为“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随后,平陆本地媒体开始跟进。再之后,即2月28日,《中国青年报》那篇日后被编进教科书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出炉。一同刊出的,还有一篇同样很长的社论,题目是《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
“被翻转”的悲喜结局
如果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史实“被选择”地截取了片段,那么有时,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将现实进行“悲喜翻转”。
2006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这年3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32年(1943年)6月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追求爱情自由,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产生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民兵队长岳冬至和妙龄女孩智英贤倒也的确是追求恋爱自由的“进步青年”,不过两人却被定为“乱搞男女关系”。忽然有天,小二黑岳冬至死了,吊在离家不远的牛圈横梁上。调查案件的警员来到村子,同时赶来的,还有赵树理,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作家,全程参与了审讯。
最终,“真相大白”。根据后来发现的那份刑事判决书记载,岳冬至是被谋杀,凶手则是四名村干部,而这四人,为何要对岳冬至下此毒手?是因为,他们中的三位与智英贤也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因而“争风吃醋,怀恨在心”。
这样的结果,让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感慨良多。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人们记住了虚构的小二黑,却几乎忘记了真实的岳冬至。即便在他的家乡,如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只有小他3岁的村民康金全,在偶尔被问起旧友时还可吐出几字:“冬至?不赖。”至于小芹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
其实,已成定论的“情杀案真相”,当年是被一些村里人质疑过的。有人认为,哪里是什么情杀案,不过是智英贤的两个哥哥无意间打死了岳冬至。而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点就受到公安人员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3年后才回来,此事不了了之。
“被代替”的救人英雄
相对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的“被选择”、《小二黑结婚》中的“被翻转”,“英雄草原小姐妹”的故事真相,或许也有一个名字可对应——“被代替”。
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成就了两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立体式传播,小姐妹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小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关于英雄背后的英雄,当时媒体是这样报道的:“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公社的羊……还有妹妹……在山坡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福臣,仅仅是一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和事后照顾者,救助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几十年后,不为人知的往事被人逐渐提及:先是龙梅、玉荣在电视中回忆当年情景;之后,学者李新宇专门撰文讲述此事。原来,真正救助小姐妹的是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冷藏的原因,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他是一名“阶级敌人”。
其实,哈斯朝鲁不过是个读书人,曾经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1957年被认定为“右派”,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1964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小姐妹”。
但是很遗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运动,在当时正渐进高潮,劳改犯是阶级敌人,怎能是救人的英雄?于是,救人的主角替换成了王福臣,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更遗憾的是,哈斯朝鲁不仅没做成英雄,为配合宣传,他还被安上了“偷羊贼”的帽子,被痛斥为反动牧主,破坏分子、阶级敌人,甚至是企图对英雄姐妹下毒手的罪恶分子。哈斯朝鲁开始被反复批斗,关入监狱,提前释放后一家成了黑户。
多年后,历史终于还哈斯朝鲁一个清白。其实哈斯朝鲁倒也还算幸运,毕竟等到了被认可的一天。而有些人,却要永远抱恨黄泉。
很多人知道,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第九章《半夜鸡叫》中,塑造了一个绰号为“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而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周春富,在他的家乡,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是个挺“厚道”的人。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记得:“农忙的时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工钱。”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认为,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和长工一样,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
上世纪中期的那场“土改热潮”开始不久,“阶级敌人”周春富在一次批斗会时,被打死。
有人说,文学作品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粒尘埃,微小却也会掩埋某些真实。当我们抹去灰尘时方才发现,那些隐于历史暗角的“真相”往往让我们掩卷长叹,心情复杂。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有人故意投毒;以自由恋爱闻名的“小二黑”是因“乱搞男女关系”而死;当年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周扒皮半夜鸡叫”只是文学虚构……
很多文学作品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被选择”的投毒事件
入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是一段“千里救急”的故事: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六十一个农民工为何中毒?投毒者又是谁?
1997年,平陆县纪检委干部李敬斋写了一本名叫《跨越时空的真情》的书,他在书中披露不少当年中毒事件的内幕。这些细节,被很多敏锐的媒体捕捉,其中就包括《国家历史》杂志的记者杜兴。
杜兴开始搜寻当年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逐渐摸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事件发生那年,正是大跃进期间,河南地区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个浩大的工程使得黄河两岸的近30万人背井离乡。而后来中毒的那些农民工,此时正在平陆修筑公路,以方便移民通行。
就在此时,中毒事件发生了。1960年2月2日,收工后的农民工在晚饭后,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于是有人惊呼:“咱们中毒了!”之后,就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描述的,各方力量“千里救急”,千方百计找药送药。可不为人知的是,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从立案到侦破,仅仅用了8个小时。投毒者名叫张德才,当天下午两点多,趁进伙房打开水的时候,偷偷将两块砒霜扔进饭锅。
张德才为何要投毒?张德才本是太原钢铁厂的一名工人,老实本分,但肃反运动袭来时,这个曾在建国前替“反动政府”当过差的中年人,失去了工作,进了劳改所。
之后,平陆修建公路,张德才这个“戴罪之人”被送了过来,随后的日子,他表现很好,居然升做了三排排长。但再后来,因为有次没听到上工哨子,睡过了头,张德才的“罪恶历史”被一股脑揭发出来。
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张德才被定性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在一次最为漫长的批判会后,张德才产生了报复的想法,而报复的对象其实只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在当地公安局保存的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天,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
投毒事件发生后,本地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直到那一年的2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毒事件时,换了一个角度,将这一事件上升为“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随后,平陆本地媒体开始跟进。再之后,即2月28日,《中国青年报》那篇日后被编进教科书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出炉。一同刊出的,还有一篇同样很长的社论,题目是《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
“被翻转”的悲喜结局
如果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史实“被选择”地截取了片段,那么有时,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将现实进行“悲喜翻转”。
2006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这年3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32年(1943年)6月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追求爱情自由,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产生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民兵队长岳冬至和妙龄女孩智英贤倒也的确是追求恋爱自由的“进步青年”,不过两人却被定为“乱搞男女关系”。忽然有天,小二黑岳冬至死了,吊在离家不远的牛圈横梁上。调查案件的警员来到村子,同时赶来的,还有赵树理,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作家,全程参与了审讯。
最终,“真相大白”。根据后来发现的那份刑事判决书记载,岳冬至是被谋杀,凶手则是四名村干部,而这四人,为何要对岳冬至下此毒手?是因为,他们中的三位与智英贤也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因而“争风吃醋,怀恨在心”。
这样的结果,让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感慨良多。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人们记住了虚构的小二黑,却几乎忘记了真实的岳冬至。即便在他的家乡,如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只有小他3岁的村民康金全,在偶尔被问起旧友时还可吐出几字:“冬至?不赖。”至于小芹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
其实,已成定论的“情杀案真相”,当年是被一些村里人质疑过的。有人认为,哪里是什么情杀案,不过是智英贤的两个哥哥无意间打死了岳冬至。而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点就受到公安人员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3年后才回来,此事不了了之。
“被代替”的救人英雄
相对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的“被选择”、《小二黑结婚》中的“被翻转”,“英雄草原小姐妹”的故事真相,或许也有一个名字可对应——“被代替”。
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成就了两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立体式传播,小姐妹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小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关于英雄背后的英雄,当时媒体是这样报道的:“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公社的羊……还有妹妹……在山坡上……’”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福臣,仅仅是一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和事后照顾者,救助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几十年后,不为人知的往事被人逐渐提及:先是龙梅、玉荣在电视中回忆当年情景;之后,学者李新宇专门撰文讲述此事。原来,真正救助小姐妹的是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冷藏的原因,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他是一名“阶级敌人”。
其实,哈斯朝鲁不过是个读书人,曾经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1957年被认定为“右派”,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1964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小姐妹”。
但是很遗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运动,在当时正渐进高潮,劳改犯是阶级敌人,怎能是救人的英雄?于是,救人的主角替换成了王福臣,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更遗憾的是,哈斯朝鲁不仅没做成英雄,为配合宣传,他还被安上了“偷羊贼”的帽子,被痛斥为反动牧主,破坏分子、阶级敌人,甚至是企图对英雄姐妹下毒手的罪恶分子。哈斯朝鲁开始被反复批斗,关入监狱,提前释放后一家成了黑户。
多年后,历史终于还哈斯朝鲁一个清白。其实哈斯朝鲁倒也还算幸运,毕竟等到了被认可的一天。而有些人,却要永远抱恨黄泉。
很多人知道,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第九章《半夜鸡叫》中,塑造了一个绰号为“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而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周春富,在他的家乡,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是个挺“厚道”的人。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记得:“农忙的时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工钱。”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认为,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和长工一样,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
上世纪中期的那场“土改热潮”开始不久,“阶级敌人”周春富在一次批斗会时,被打死。
有人说,文学作品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粒尘埃,微小却也会掩埋某些真实。当我们抹去灰尘时方才发现,那些隐于历史暗角的“真相”往往让我们掩卷长叹,心情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