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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久远的故事，却因为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的人情世故，那个年代农村贫困而落后的风貌，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种单纯的信赖关系，而分外让人心生一种怀恋之情，有一种哀怨和许多复杂而又诉说不清的情绪。质朴的农民和同样质朴的农村最基层的干部，那种落后的生产形式的组合，所产生出来的故事，自然有其特殊的韵味。我们读着这样的故事，眼前仿佛在回味那个时代的原委，而究其故事产生的根源，至今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人的心头，仍旧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复杂情结。这是为什么？也许这正是作家想要同大家一起去寻找的答案。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
生产队干部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脱产“干部”，他们不拿工资，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他们与社员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工分。
曾经的生产队干部们，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题记
政治队长
1976年寒假，我高中毕业了，怀着满腔热忱回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队安排我和另一名同学到第三、第八生产队担任会计。父亲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辛辛苦苦，得罪了不少人，他坚决不同意。我刚出校门，脸皮薄，去外队当会计心里也没底，没去成。同年7月，第七生产队会计考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队会计来我家做父亲的工作。他说这对我是一个锻炼，也不辜负党和人民培养了我这么多年。
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说七队的政治队长晁北斗为人正直，口碑好。工作一段时间，果然如是。北斗队长平时不多说话，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从早晨睁开眼炕上爬起来，到晚上回家睡觉，都是和社员们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除非是公社、大队组织开会，几乎没有一天脱产。
那会儿，集体经济是空架子，除了大田里的收成，没有来钱的门道。北斗队长很是节俭，队干部很少在一起吃喝。我记得一年之中就是中秋节的那天晚上，割了3斤猪肉，买了瓶“泥坑”酒。现在说起来有些可笑，可当时，一个整劳力在大田里干一天活才挣10分工，也叫一个工。一个工在年终决算时只值1角2分5厘钱——这还得说是我们第七生产队的工值，在全村9个生产队中最高！这样算来，这顿吃喝也就够奢侈的了。当然比起别的生产队每月一次大吃大喝，没钱借钱也要挥霍又廉政了许多。
夏秋两季，新粮入库的时候，总是从社员家借口袋拉粮食入库。由北斗队长提议，队里弹了些棉花分给会织口袋的妇女，等织好布缝成口袋交到队里，给她们记工分。织口袋剩下了十来斤棉花，放在仓库里。生产队长说过几次：“北斗叔，剩下的那点棉花，咱几个干部分了吧，省得占地方了。”每次北斗队长都是笑着说：“先放那吧，说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冬至节气，下了场多年未遇的大雪。队里开会，就用那几斤棉花救济了两户“五保”老人。
秋天场里的活还没有拾掇伶俐就该种冬小麦了。种完小麦，剩下了部分种子。临近春节，我们队180多口人，每人分到20斤麦子过年。外队的社员羡慕得直咂嘴，可他们队里的麦种都用完了！一样的地亩数，同样留那么多种子。种完地，第七生产队能余下种子，他们却一粒没剩。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这还用说明白么？
第七生产队有一户“钉子户”，别说七队的社员不敢惹，全村的人都怵她。此人名叫彩萍，三十多岁，穿着打扮在村里“独树一帜”。一双媚人的凤眼含情脉脉，修长匀称的身段走起路来似风摆杨柳，惹得大队支书心痒难熬。哪天也要去她家一趟，村里人说起支书和彩萍，有句话叫：“工作可以不干，彩萍不能不见。”
彩萍的西邻是位去世不到一个月的“五保户”，无儿无女，留下两间土坯房。她没有申请，就把两间房推倒，在那片地基上盖起房来。北斗队长去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了，等他回来，新房子的屋墙已垒起来一米多高。队长气愤地说：“这不反了？若是全队的社员都不打招呼，想在哪盖房就在哪盖能行么？”他风风火火带着我和民兵排长、保管员来到彩萍新盖的屋墙前，一声令下：“把它推倒！”我们四个人一起用力，一米多高的屋墙摇晃了几下，随即“哗”的一声倒掉了，倾倒的瓦砾荡起滚滚烟尘。彩萍正在屋里和面，没顾上洗手，沾着两手面从屋里一步窜出来，她脸色煞白，气势汹汹地向北斗队长扑来。秋高气爽的天空下，北斗队长威严的目光直视着彩萍：“你想干什么，要耍野？你看错了人！”彩萍在北斗队长的逼视下，减缓了扑来的势头，浑身颤栗：“我，我去大队告你！”队长说：“彩萍，有理不在声高，你在这里盖房，申请了吗？谁批准了？别说是去大队告，你就是告到华主席那里，盖房也得先有手续！”谁也没有见过平时一脸和气的北斗队长发这么大的火。围观的社员们“啧啧”连声，都站在北斗队长这边。北斗队长说：“彩萍，我跟你说清楚了，在没有正式批准你在这里盖房以前，不允许起墙！”
生产队长
说是生产队长，还不如北斗队长在大田里干活的时候多。按说他比北斗队长要小六七岁，还不到四十，可他身体总是不舒坦，不是头痛就是腰酸，地里活也干不满点。只要北斗队长或民兵排长在，他就借口有事或不舒服早早回家。社员们背地里都叫他“小算盘”。
“小算盘”惧内，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那算盘上的珠子都是老婆拨打的。冬闲的时候，公社无偿拨给队里一批救济莛分给社员，把莛子拿到各家纳成硬蓖，再交给公社收购站，付给加工费，这也是一种救济手段。队里给社员们分莛的那天，“小算盘”的老婆挤在最前面。我让她打捆过秤，她说：“前面的莛子太短，纳出的硬蓖不够尺寸，賣不了好价钱！”队长媳妇这么一说，谁也不动手了。我只好叫保管媳妇先打捆，人们这才开始往前站。直到把莛子分完，队长夫人还站在那儿没动。她恼羞成怒，当着全队妇女的面撒起泼来，大喊大叫：“人不能太老实，老实人吃亏！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家里的人，我们这破队长不当了！”我说：“让你打捆，你说莛短，是你自己不要！” 晚上，队班子开会，“小算盘”说：“我们都是队干部，什么事，把心放公平，不能专拣软柿子捏！”我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冲着他说：“你是指那天分莛的事吧？你可以问问你媳妇，我让她打捆，是她不打；别人打捆也是挨着捆，长短搭配，谁也没搞特殊！当干部怎么啦？当干部就要什么事都得沾光？吃亏的就应该是老百姓？！”“小算盘”被我的话激怒了，猛地站起来，北斗队长严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小算盘”极不情愿地坐下了。
为了鼓励社员养猪，每养一头，按工分、人口分粮的同时，再另分给一份“猪饲料”。那天我挨家挨户登记养猪情况，看见队长家猪圈里有两头猪崽，他家分了两份饲料。过后，有社员反映“小算盘”家只有一头猪，北斗队长很生气：“真差劲！为了占便宜这也捣鬼！”原来，队长夫人听说按猪的存栏头数分饲料，就指使丈夫把同村娘家的猪崽捉了过来。
七队队部和仓库在一个院子里。中间隔着一条东西街和生产队长“小算盘”家是斜对门。春天，公社供销社把收鸡蛋的任务分给各大队，大队再落实到各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五百多斤。按人头平均下来，每人须交二斤多鸡蛋才能完成任务。粮食收得少，人的口粮都不能保证，哪还有闲粮给鸡吃？这个不大不小的困难摆在了队委会面前。北斗队长召集开会，动员社员去外公社管界的村子里买鸡蛋。为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还规定，每交1斤鸡蛋，除按价付款外，再奖励2斤小麦。就这样，到了规定的时间，交上来的鸡蛋还差一百多斤。没有办法，只好把“交鸡蛋，奖小麦”的政策扩大到外生产队。我一个堂叔在铁路工程段上班，家里条件好些，婶子养了一群鸡，除了完成本队的上交任务外，还有三十多斤鸡蛋，我就拿过来凑数。谁知兑现小麦奖励时，却引起了误会。分完麦子，回家时我把婶子家应得的60斤小麦顺便扛回去了。第二天“小算盘”就病了，再不出工。队长媳妇传出话来：“俺老头为队里累死累活，粮食都扛到别人家里去了，俺给谁干？”分小麦的时候，北斗队长也在场，我不用作任何解释。北斗队长说：“别理他！人活着，不能总打自己的算盘！”
民兵排长
在农村的最最基层，设置民兵排长一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举国上下，“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口号响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村里的民兵在政治学习、农业生产之外，还要学习军事：出操、救援、射击、投弹。且不说加强民兵训练对建设国防的意义，增加了一个民兵排长，无疑增强了队班子抓生产的力量。
张胜武虽为民兵排长，更多的时候，却代行了生产队长的职务。
胜武刚上任的时候，正赶上小麦上冬水，天气将近“数九”，白天还好对付，到了晚上，小北风飕飕地刮着，社员们谁都不愿去浇地。一个工到了年终决算才值一角多钱。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村代销点有一种“红满天”牌子的香烟，一盒这样的烟一角三分钱，社员们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地干一天，买不了一盒‘红满天’！”天气寒冷，黑灯瞎火去浇地，哪有被窝里舒坦？生产队长知道派人困难，干脆推病不管，得罪人的活儿全由民兵排长承担。
胜武在第七生产队的地盘上转了一大圈也没有派好浇地的社员，找到谁了不是有事，就是病了，有的干脆连人都看不见。走着转着就来到了叔伯哥张胜利的门前。胜利是胜武大伯的儿子，比胜武大两岁，平时干活吊儿郎当，小九九却打得如意脆响。胜利有胜利的活路，经常一个人单枪匹马，昼伏夜出。趁着月黑风高之夜，独自潜伏在荒野墓园，用自制的捕猎工具捕捉黄鼠狼。黄鼠狼的皮毛很值钱，捉到一只，就顶你上工十几天！白天，他刚发现了一处黄鼠狼窝，晚上拿起捕猎夹去捉黄鼠狼，正要出门，听到胜武叫他，他知道是浇地的事，赶紧示意媳妇，媳妇高声应答：“不在家！”谁知胜武不听那一套，推门进院，一步跨进屋里。胜利想躲都来不及，弄得两口子很是尴尬。胜利看了眼炕上不到三个月的孩子，急中生智，理直气壮地说：“我晚上得看孩子。”胜武火了：“你看孩子，你看孩子嫂子不失业了？孩子饿了要吃奶，你长着奶了么？”话说到这个份上，胜利只好扛起铁锨，乖乖地走出家门。社员们都佩服民兵排长这种“大义灭亲”的气派，他的威信远高于生产队长。
一天，我和使牲口的庆月拉来了月份供应煤，保管员没在家，眼看着要下雨，我急着找人，想尽快把车上的煤给社员分下去，正好胜武从地里回来了。他二话不说，拿起杆秤帮我分起来。平时都是按人口按户头分好了再通知社员来领。天气不好，就先通知了，来一户分一户。等到分得差不多了，彩萍和儿子抬着一布袋煤找回来了，说差了十斤。胜武说：“彩萍，你还记得你分走的煤是一整筐呢还是多半筐？”她儿子抢先说：“一整筐！”胜武不动声色地装好一筐煤，抬起来称了称不多不少六十斤。他把秤杆凑到彩萍眼皮子底下让她仔细看了看，慢条斯理地算起账来：“你家四口人，应分四十斤，一个锅头吃饭，再加二十斤是六十斤。我分了这半日煤，别的没记住，就知道一整筐煤正好六十斤，你家分走一整筐怎么一下子就少了十斤呢？你要是不信，把你的煤倒进筐里，如果满一整筐，不够六十斤，缺多少我给你添多少！”听了这话，彩萍的脸憋得通红，无话可讲。社员们都偷着乐了，队里有了胜武这个民兵排长，就多了一个能整治彩萍的人，邪气压住了，正气才能上升。
出纳保管
彬生下来就是个苦命的孩子。日寇侵华的时候，他父亲在石门（现在的石家庄市）拉洋车。一次日寇“清剿”，小院里的四五户人家被杀得鸡犬不留。彬躺在父母的血泊中得以幸免。在村里，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
彬过日子特俭省，他家一年四季炒菜没有用过食油，没有买过酱油、醋。吃菜不是用油炒，是先把菜煮熟了再用盐拌。这样一個家庭的负责人刚接任保管员的时候，背地里有人议论说：“他当了保管，肯定能给队里省钱！”也有人说：“他过日子节俭，是因为穷，当了保管还不狠劲里往家里捞呀！馋狗喂不肥！”
彬接任保管是前任保管到省建三公司当合同工出了空缺。彬为人木讷，公共场合极少发言，但他自己认准的理，任何人也拗不过他。 接任保管的时候是1977年春末夏初。到了夏秋交接之际，老天连日霪雨，加上滏阳河、澧河上游山洪暴发，大量雨水和水库泄洪的水流向我的家乡所在的滞洪区，村边海河里的水再上涨一尺多就漫过堤岸了。堤外大田里的水也有二尺多深。公社要求，各生产队把柴油机全发动起来，趴到海河堤上，把田里的水往海河里抽，昼夜不得停机。海河里的水高出田里的水位一米五還多，老天仍然不睁眼睛。谁都知道抽水排涝是劳民伤财的事，但没有人敢说。北斗队长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公社李二虎书记说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半个月过去了，我都没看见保管员交来购柴油的发票。后来我才知道，抽水排涝的时候，他不给柴油机手预备皮带蜡，白天在抽水过程中柴油机皮带轮打滑，老是掉皮带。到了晚上，他冒着大雨，踏着泥水，来到海河堤上，让柴油机手把机子停了，偷偷回家。他就是这样默默地为生产队这个家，节省了本就不该花的“冤枉”钱。
12月中旬的一个日子里，数年来无所适从的百万学子走进了刚刚恢复的普通高校招生考场。翌年春早，我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学。不久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变成了乡政府，生产大队成了村委会，生产队改成了村民组。原来的队干部除了留下政治队长担任组长外，都不再任职。
那年冬天，一件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彬的头上。那天拉土垫宅基地，他赶着从生产队分来的那匹枣红马，拉着满满一大车土，奔跑在村道上的时候，突然从十字路口右首窜出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原生产队长“小算盘”的夫人，刚赶集回来。眼看着连车带人就要被碾在车轮之下了，彬没有犹豫，硬是把红马拉着的土车拽到村道左边的壕沟里，土车翻了，彬被砸到车下，一个三十多岁的生命从此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生产队，小社会，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过的事情犹在眼前。
妇女队长
刚去第七生产队时，杏花还不是妇女队长。一天我领着十几个社员去地里间苗。快到晌午的时候，活儿才干到地中间，我想到了地头再下班，忽听身后的杏花悄悄地像是和什么人说话：“晌午虫，晌午虫，晌午了吗？”我回过头看见杏花身边围着许多女社员，杏花歪着头，正瞅着手里一个不知是什么虫子变的蛹，杏花问完，蛹的头部转了几下。她抬起头来，正碰上我的目光，她举起手里的蛹，对我笑了笑说：“会计，这晌午虫比钟表还准，问它，它正转三圈就是到了晌午，都晌午了，还不下班呀？”她这一开头，其他女社员也跟着起哄。我看了看头顶的太阳也确实是晌午了，就下班了。杏花人缘好，能团结社员，岁末，原来的妇女队长出嫁了，她接任了妇女队长。
原以为杏花怎么也得有小学文化程度，其实不然。一次队里收积肥时，杏花要带妇女们去打掐花，匆匆在一块半头砖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就走了。等到量她家的积肥时，看见粪堆上放着一块砖头，砖头上用白灰写着两个大字：“古花”。
杏花姊妹7个，她排行老大，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生活困难，大队照顾她父亲到公社钻井队上了班，除了在生产队按日历天数记长工分以外，每月还能拿到部分工资。小学三年级那年，在一次事故中，杏花的父亲被搅到钻井机的传动皮带里，头部重伤致死，她被迫辍学。在女孩子本应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龄，她却像小大人一样撑起了一个家。
杏花二十来岁年纪，颀长的身材在1米7以上，人样漂亮，性格开朗。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社员们打打闹闹，她敢和小伙子掰手腕子、摔跤。除了身强力壮的运才和她打个平手外，别的人都不是她的对手。有人说，是老爷们儿手下留情，不愿让姑娘家家的难堪，可她丝毫不怀疑是凭了自己的实力打败的对手。
三夏大忙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为了抢进度，社员们起五更爬半夜，一天两顿饭吃在田间地头。那天，早饭送来的是疙瘩汤。做饭的金华为了省事，拽出的疙瘩一个都有半个馒头大小。饭桶挑到地头，社员们七手八脚，围着盛饭。运才端着满满一碗疙瘩来到杏花面前，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越看这碗疙瘩越像一碗老鼠呢？”只听“哇——”的一声，杏花吃进肚里的饭菜全都吐了出来。有几个女社员见杏花这样也吃不下去了。送来的疙瘩，都被男社员们捞着吃光了。杏花爱干净，城里人的说法有“洁癖”。
那会儿，社员出完一天工，下班前，由领班的队长给社员们开工分票。工分票预先由我制好并盖上手章。到了月底，用一两个晚上，社员们把工分票交到队部，我汇总记到各人记工本上。杏花为了避嫌，只要她领着干活的社员有她家里人，她就会把出工单拿来，让我给她的家人开工分票。开始我说没有必要，树正不愁月影斜。可她一再坚持，也就只好这样。
在生产队班子中，妇女队长虽然不算“正式成员”，但有权指派社员去干某一项活，她很少使用这种权力。夏天打麦或是秋天打场，往脱粒机里塞麦个子和高粱穗的活儿又呛、又脏、又危险，杏花总是抢在社员们前面。无论庄稼地里的活计还是生活中的针线女织，杏花都是出类拔萃的。令人感到惊奇的是1977年夏末秋初，在那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面前杏花表现得更是无愧巾帼。
那年汛期到了，大队规定，各小队由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三班倒，负责海河大堤的防汛值班。政治队长年岁大了，我提出由我来盯防汛的事。轮到生产队长“小算盘”值班了，他总是以身体不舒服为由逃避出工。杏花找到政治队长主动请缨说：“干脆让我和会计、民兵排长三个人负责防汛，我们年轻！”我担心她不会凫水，接话说：“要不就我们两个人倒班吧。万一遇到险情，女同志——”她嫣然一笑：“你以为我是旱鸭子？到时候咱们比试比试！”
没想到比试的一天很快到来了。记得那夜，天上浓云密布，周边的空气湿漉漉的。杏花来接班，可她带来接班的人只有6个，其中有一个叫锁成的社员还水性欠佳，杏花很着急。我说：“我回家吃完饭再回来。”
时至今日，事情过去快四十年了，可那一夜还让我记忆犹新。
吃过晚饭，我来到大堤上，杏花很高兴。这样加上我，大队规定的每个生产队值班的人数保证了。
夏末秋初的晚上，海河大堤上没有一丝风，成群结队的蚊虫，向人们裸露的部位不断发起进攻。海河里的水差50公分就要漫上堤岸了，河道中心的流速还在迅速加快，水仍在上涨。半夜时分，对岸大堤的涵洞处，有一星灯光穿过漫漫黑夜，急剧晃动起来，这是预约的险情信号！一定是涵洞处的堤防出了问题。
霎时，九艘小船载着九个生产队的护堤人员向对岸驶去。小船行至河心，由于水流迅急，尽管七个人都用铁锨奋力划水，船还是一个劲地向下游漂移。这时，就见船身左侧上游方向，一个长长的黑乎乎的东西顺流而下，我们奋力划船，试图躲过这个来历不明的怪物，由于距离很近，那怪物漂流的速度太快，我们没能躲开，它实打实地撞在小船左侧偏后的船舷上。小船被撞翻了，七个人都被无情地抛进洪水之中。我迷迷糊糊地努力挣扎着，终于从水里探出头来，早已不见了人和船的影子。我想寻找其他人，可是黑乎乎的河面上，只有“哗啦——哗啦——”的流水声，什么也看不见。我向对岸游去，这时已看不见涵洞处的灯光。我猛地清醒了，从小船被撞翻，到我从水里探出头来，湍急的河水把我向下游漂移了一段很长的距离。我们队里的六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有四个社员的水性都比我好，不用担心，可妇女队长杏花能行么？锁成水性太差，他能顺利地游到对岸吗？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的责任，我一边奋力朝对岸游着，一边大声呼喊着杏花的名字，游到了岸边，也没有人答应。
我爬上岸，就见不远处的西大堤上围着一群人，我不顾一切挤了进去：昏暗的保险灯下，看见杏花正在给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做人工呼吸，昏过去的人是锁成，手里拿着灯的社员是运才。他告诉我杏花派三个社员去找我了。周围的社员都是其他生产队的护堤人员。他们见我们的小船被上游漂来的大树撞翻了，有两三艘小船调转船头回来抢救落水人员。他们说，要不是杏花水性好，可能就见不到锁成了。当时，突然翻船，本来水性就差的锁成呛了一口水就不省人事了，再也没有露出水面。就在人们彻底失望了的时候，是杏花潜到水底，在浮体闸前面的蓄水池里找到了他。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取得劳动报酬。
生产队干部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脱产“干部”，他们不拿工资，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他们与社员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工分。
曾经的生产队干部们，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题记
政治队长
1976年寒假，我高中毕业了，怀着满腔热忱回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队安排我和另一名同学到第三、第八生产队担任会计。父亲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辛辛苦苦，得罪了不少人，他坚决不同意。我刚出校门，脸皮薄，去外队当会计心里也没底，没去成。同年7月，第七生产队会计考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队会计来我家做父亲的工作。他说这对我是一个锻炼，也不辜负党和人民培养了我这么多年。
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说七队的政治队长晁北斗为人正直，口碑好。工作一段时间，果然如是。北斗队长平时不多说话，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从早晨睁开眼炕上爬起来，到晚上回家睡觉，都是和社员们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除非是公社、大队组织开会，几乎没有一天脱产。
那会儿，集体经济是空架子，除了大田里的收成，没有来钱的门道。北斗队长很是节俭，队干部很少在一起吃喝。我记得一年之中就是中秋节的那天晚上，割了3斤猪肉，买了瓶“泥坑”酒。现在说起来有些可笑，可当时，一个整劳力在大田里干一天活才挣10分工，也叫一个工。一个工在年终决算时只值1角2分5厘钱——这还得说是我们第七生产队的工值，在全村9个生产队中最高！这样算来，这顿吃喝也就够奢侈的了。当然比起别的生产队每月一次大吃大喝，没钱借钱也要挥霍又廉政了许多。
夏秋两季，新粮入库的时候，总是从社员家借口袋拉粮食入库。由北斗队长提议，队里弹了些棉花分给会织口袋的妇女，等织好布缝成口袋交到队里，给她们记工分。织口袋剩下了十来斤棉花，放在仓库里。生产队长说过几次：“北斗叔，剩下的那点棉花，咱几个干部分了吧，省得占地方了。”每次北斗队长都是笑着说：“先放那吧，说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冬至节气，下了场多年未遇的大雪。队里开会，就用那几斤棉花救济了两户“五保”老人。
秋天场里的活还没有拾掇伶俐就该种冬小麦了。种完小麦，剩下了部分种子。临近春节，我们队180多口人，每人分到20斤麦子过年。外队的社员羡慕得直咂嘴，可他们队里的麦种都用完了！一样的地亩数，同样留那么多种子。种完地，第七生产队能余下种子，他们却一粒没剩。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这还用说明白么？
第七生产队有一户“钉子户”，别说七队的社员不敢惹，全村的人都怵她。此人名叫彩萍，三十多岁，穿着打扮在村里“独树一帜”。一双媚人的凤眼含情脉脉，修长匀称的身段走起路来似风摆杨柳，惹得大队支书心痒难熬。哪天也要去她家一趟，村里人说起支书和彩萍，有句话叫：“工作可以不干，彩萍不能不见。”
彩萍的西邻是位去世不到一个月的“五保户”，无儿无女，留下两间土坯房。她没有申请，就把两间房推倒，在那片地基上盖起房来。北斗队长去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了，等他回来，新房子的屋墙已垒起来一米多高。队长气愤地说：“这不反了？若是全队的社员都不打招呼，想在哪盖房就在哪盖能行么？”他风风火火带着我和民兵排长、保管员来到彩萍新盖的屋墙前，一声令下：“把它推倒！”我们四个人一起用力，一米多高的屋墙摇晃了几下，随即“哗”的一声倒掉了，倾倒的瓦砾荡起滚滚烟尘。彩萍正在屋里和面，没顾上洗手，沾着两手面从屋里一步窜出来，她脸色煞白，气势汹汹地向北斗队长扑来。秋高气爽的天空下，北斗队长威严的目光直视着彩萍：“你想干什么，要耍野？你看错了人！”彩萍在北斗队长的逼视下，减缓了扑来的势头，浑身颤栗：“我，我去大队告你！”队长说：“彩萍，有理不在声高，你在这里盖房，申请了吗？谁批准了？别说是去大队告，你就是告到华主席那里，盖房也得先有手续！”谁也没有见过平时一脸和气的北斗队长发这么大的火。围观的社员们“啧啧”连声，都站在北斗队长这边。北斗队长说：“彩萍，我跟你说清楚了，在没有正式批准你在这里盖房以前，不允许起墙！”
生产队长
说是生产队长，还不如北斗队长在大田里干活的时候多。按说他比北斗队长要小六七岁，还不到四十，可他身体总是不舒坦，不是头痛就是腰酸，地里活也干不满点。只要北斗队长或民兵排长在，他就借口有事或不舒服早早回家。社员们背地里都叫他“小算盘”。
“小算盘”惧内，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那算盘上的珠子都是老婆拨打的。冬闲的时候，公社无偿拨给队里一批救济莛分给社员，把莛子拿到各家纳成硬蓖，再交给公社收购站，付给加工费，这也是一种救济手段。队里给社员们分莛的那天，“小算盘”的老婆挤在最前面。我让她打捆过秤，她说：“前面的莛子太短，纳出的硬蓖不够尺寸，賣不了好价钱！”队长媳妇这么一说，谁也不动手了。我只好叫保管媳妇先打捆，人们这才开始往前站。直到把莛子分完，队长夫人还站在那儿没动。她恼羞成怒，当着全队妇女的面撒起泼来，大喊大叫：“人不能太老实，老实人吃亏！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家里的人，我们这破队长不当了！”我说：“让你打捆，你说莛短，是你自己不要！” 晚上，队班子开会，“小算盘”说：“我们都是队干部，什么事，把心放公平，不能专拣软柿子捏！”我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冲着他说：“你是指那天分莛的事吧？你可以问问你媳妇，我让她打捆，是她不打；别人打捆也是挨着捆，长短搭配，谁也没搞特殊！当干部怎么啦？当干部就要什么事都得沾光？吃亏的就应该是老百姓？！”“小算盘”被我的话激怒了，猛地站起来，北斗队长严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小算盘”极不情愿地坐下了。
为了鼓励社员养猪，每养一头，按工分、人口分粮的同时，再另分给一份“猪饲料”。那天我挨家挨户登记养猪情况，看见队长家猪圈里有两头猪崽，他家分了两份饲料。过后，有社员反映“小算盘”家只有一头猪，北斗队长很生气：“真差劲！为了占便宜这也捣鬼！”原来，队长夫人听说按猪的存栏头数分饲料，就指使丈夫把同村娘家的猪崽捉了过来。
七队队部和仓库在一个院子里。中间隔着一条东西街和生产队长“小算盘”家是斜对门。春天，公社供销社把收鸡蛋的任务分给各大队，大队再落实到各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五百多斤。按人头平均下来，每人须交二斤多鸡蛋才能完成任务。粮食收得少，人的口粮都不能保证，哪还有闲粮给鸡吃？这个不大不小的困难摆在了队委会面前。北斗队长召集开会，动员社员去外公社管界的村子里买鸡蛋。为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还规定，每交1斤鸡蛋，除按价付款外，再奖励2斤小麦。就这样，到了规定的时间，交上来的鸡蛋还差一百多斤。没有办法，只好把“交鸡蛋，奖小麦”的政策扩大到外生产队。我一个堂叔在铁路工程段上班，家里条件好些，婶子养了一群鸡，除了完成本队的上交任务外，还有三十多斤鸡蛋，我就拿过来凑数。谁知兑现小麦奖励时，却引起了误会。分完麦子，回家时我把婶子家应得的60斤小麦顺便扛回去了。第二天“小算盘”就病了，再不出工。队长媳妇传出话来：“俺老头为队里累死累活，粮食都扛到别人家里去了，俺给谁干？”分小麦的时候，北斗队长也在场，我不用作任何解释。北斗队长说：“别理他！人活着，不能总打自己的算盘！”
民兵排长
在农村的最最基层，设置民兵排长一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举国上下，“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口号响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村里的民兵在政治学习、农业生产之外，还要学习军事：出操、救援、射击、投弹。且不说加强民兵训练对建设国防的意义，增加了一个民兵排长，无疑增强了队班子抓生产的力量。
张胜武虽为民兵排长，更多的时候，却代行了生产队长的职务。
胜武刚上任的时候，正赶上小麦上冬水，天气将近“数九”，白天还好对付，到了晚上，小北风飕飕地刮着，社员们谁都不愿去浇地。一个工到了年终决算才值一角多钱。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村代销点有一种“红满天”牌子的香烟，一盒这样的烟一角三分钱，社员们中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辛辛苦苦地干一天，买不了一盒‘红满天’！”天气寒冷，黑灯瞎火去浇地，哪有被窝里舒坦？生产队长知道派人困难，干脆推病不管，得罪人的活儿全由民兵排长承担。
胜武在第七生产队的地盘上转了一大圈也没有派好浇地的社员，找到谁了不是有事，就是病了，有的干脆连人都看不见。走着转着就来到了叔伯哥张胜利的门前。胜利是胜武大伯的儿子，比胜武大两岁，平时干活吊儿郎当，小九九却打得如意脆响。胜利有胜利的活路，经常一个人单枪匹马，昼伏夜出。趁着月黑风高之夜，独自潜伏在荒野墓园，用自制的捕猎工具捕捉黄鼠狼。黄鼠狼的皮毛很值钱，捉到一只，就顶你上工十几天！白天，他刚发现了一处黄鼠狼窝，晚上拿起捕猎夹去捉黄鼠狼，正要出门，听到胜武叫他，他知道是浇地的事，赶紧示意媳妇，媳妇高声应答：“不在家！”谁知胜武不听那一套，推门进院，一步跨进屋里。胜利想躲都来不及，弄得两口子很是尴尬。胜利看了眼炕上不到三个月的孩子，急中生智，理直气壮地说：“我晚上得看孩子。”胜武火了：“你看孩子，你看孩子嫂子不失业了？孩子饿了要吃奶，你长着奶了么？”话说到这个份上，胜利只好扛起铁锨，乖乖地走出家门。社员们都佩服民兵排长这种“大义灭亲”的气派，他的威信远高于生产队长。
一天，我和使牲口的庆月拉来了月份供应煤，保管员没在家，眼看着要下雨，我急着找人，想尽快把车上的煤给社员分下去，正好胜武从地里回来了。他二话不说，拿起杆秤帮我分起来。平时都是按人口按户头分好了再通知社员来领。天气不好，就先通知了，来一户分一户。等到分得差不多了，彩萍和儿子抬着一布袋煤找回来了，说差了十斤。胜武说：“彩萍，你还记得你分走的煤是一整筐呢还是多半筐？”她儿子抢先说：“一整筐！”胜武不动声色地装好一筐煤，抬起来称了称不多不少六十斤。他把秤杆凑到彩萍眼皮子底下让她仔细看了看，慢条斯理地算起账来：“你家四口人，应分四十斤，一个锅头吃饭，再加二十斤是六十斤。我分了这半日煤，别的没记住，就知道一整筐煤正好六十斤，你家分走一整筐怎么一下子就少了十斤呢？你要是不信，把你的煤倒进筐里，如果满一整筐，不够六十斤，缺多少我给你添多少！”听了这话，彩萍的脸憋得通红，无话可讲。社员们都偷着乐了，队里有了胜武这个民兵排长，就多了一个能整治彩萍的人，邪气压住了，正气才能上升。
出纳保管
彬生下来就是个苦命的孩子。日寇侵华的时候，他父亲在石门（现在的石家庄市）拉洋车。一次日寇“清剿”，小院里的四五户人家被杀得鸡犬不留。彬躺在父母的血泊中得以幸免。在村里，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
彬过日子特俭省，他家一年四季炒菜没有用过食油，没有买过酱油、醋。吃菜不是用油炒，是先把菜煮熟了再用盐拌。这样一個家庭的负责人刚接任保管员的时候，背地里有人议论说：“他当了保管，肯定能给队里省钱！”也有人说：“他过日子节俭，是因为穷，当了保管还不狠劲里往家里捞呀！馋狗喂不肥！”
彬接任保管是前任保管到省建三公司当合同工出了空缺。彬为人木讷，公共场合极少发言，但他自己认准的理，任何人也拗不过他。 接任保管的时候是1977年春末夏初。到了夏秋交接之际，老天连日霪雨，加上滏阳河、澧河上游山洪暴发，大量雨水和水库泄洪的水流向我的家乡所在的滞洪区，村边海河里的水再上涨一尺多就漫过堤岸了。堤外大田里的水也有二尺多深。公社要求，各生产队把柴油机全发动起来，趴到海河堤上，把田里的水往海河里抽，昼夜不得停机。海河里的水高出田里的水位一米五還多，老天仍然不睁眼睛。谁都知道抽水排涝是劳民伤财的事，但没有人敢说。北斗队长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公社李二虎书记说这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半个月过去了，我都没看见保管员交来购柴油的发票。后来我才知道，抽水排涝的时候，他不给柴油机手预备皮带蜡，白天在抽水过程中柴油机皮带轮打滑，老是掉皮带。到了晚上，他冒着大雨，踏着泥水，来到海河堤上，让柴油机手把机子停了，偷偷回家。他就是这样默默地为生产队这个家，节省了本就不该花的“冤枉”钱。
12月中旬的一个日子里，数年来无所适从的百万学子走进了刚刚恢复的普通高校招生考场。翌年春早，我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学。不久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变成了乡政府，生产大队成了村委会，生产队改成了村民组。原来的队干部除了留下政治队长担任组长外，都不再任职。
那年冬天，一件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彬的头上。那天拉土垫宅基地，他赶着从生产队分来的那匹枣红马，拉着满满一大车土，奔跑在村道上的时候，突然从十字路口右首窜出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原生产队长“小算盘”的夫人，刚赶集回来。眼看着连车带人就要被碾在车轮之下了，彬没有犹豫，硬是把红马拉着的土车拽到村道左边的壕沟里，土车翻了，彬被砸到车下，一个三十多岁的生命从此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生产队，小社会，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过的事情犹在眼前。
妇女队长
刚去第七生产队时，杏花还不是妇女队长。一天我领着十几个社员去地里间苗。快到晌午的时候，活儿才干到地中间，我想到了地头再下班，忽听身后的杏花悄悄地像是和什么人说话：“晌午虫，晌午虫，晌午了吗？”我回过头看见杏花身边围着许多女社员，杏花歪着头，正瞅着手里一个不知是什么虫子变的蛹，杏花问完，蛹的头部转了几下。她抬起头来，正碰上我的目光，她举起手里的蛹，对我笑了笑说：“会计，这晌午虫比钟表还准，问它，它正转三圈就是到了晌午，都晌午了，还不下班呀？”她这一开头，其他女社员也跟着起哄。我看了看头顶的太阳也确实是晌午了，就下班了。杏花人缘好，能团结社员，岁末，原来的妇女队长出嫁了，她接任了妇女队长。
原以为杏花怎么也得有小学文化程度，其实不然。一次队里收积肥时，杏花要带妇女们去打掐花，匆匆在一块半头砖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就走了。等到量她家的积肥时，看见粪堆上放着一块砖头，砖头上用白灰写着两个大字：“古花”。
杏花姊妹7个，她排行老大，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生活困难，大队照顾她父亲到公社钻井队上了班，除了在生产队按日历天数记长工分以外，每月还能拿到部分工资。小学三年级那年，在一次事故中，杏花的父亲被搅到钻井机的传动皮带里，头部重伤致死，她被迫辍学。在女孩子本应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龄，她却像小大人一样撑起了一个家。
杏花二十来岁年纪，颀长的身材在1米7以上，人样漂亮，性格开朗。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社员们打打闹闹，她敢和小伙子掰手腕子、摔跤。除了身强力壮的运才和她打个平手外，别的人都不是她的对手。有人说，是老爷们儿手下留情，不愿让姑娘家家的难堪，可她丝毫不怀疑是凭了自己的实力打败的对手。
三夏大忙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为了抢进度，社员们起五更爬半夜，一天两顿饭吃在田间地头。那天，早饭送来的是疙瘩汤。做饭的金华为了省事，拽出的疙瘩一个都有半个馒头大小。饭桶挑到地头，社员们七手八脚，围着盛饭。运才端着满满一碗疙瘩来到杏花面前，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越看这碗疙瘩越像一碗老鼠呢？”只听“哇——”的一声，杏花吃进肚里的饭菜全都吐了出来。有几个女社员见杏花这样也吃不下去了。送来的疙瘩，都被男社员们捞着吃光了。杏花爱干净，城里人的说法有“洁癖”。
那会儿，社员出完一天工，下班前，由领班的队长给社员们开工分票。工分票预先由我制好并盖上手章。到了月底，用一两个晚上，社员们把工分票交到队部，我汇总记到各人记工本上。杏花为了避嫌，只要她领着干活的社员有她家里人，她就会把出工单拿来，让我给她的家人开工分票。开始我说没有必要，树正不愁月影斜。可她一再坚持，也就只好这样。
在生产队班子中，妇女队长虽然不算“正式成员”，但有权指派社员去干某一项活，她很少使用这种权力。夏天打麦或是秋天打场，往脱粒机里塞麦个子和高粱穗的活儿又呛、又脏、又危险，杏花总是抢在社员们前面。无论庄稼地里的活计还是生活中的针线女织，杏花都是出类拔萃的。令人感到惊奇的是1977年夏末秋初，在那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面前杏花表现得更是无愧巾帼。
那年汛期到了，大队规定，各小队由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三班倒，负责海河大堤的防汛值班。政治队长年岁大了，我提出由我来盯防汛的事。轮到生产队长“小算盘”值班了，他总是以身体不舒服为由逃避出工。杏花找到政治队长主动请缨说：“干脆让我和会计、民兵排长三个人负责防汛，我们年轻！”我担心她不会凫水，接话说：“要不就我们两个人倒班吧。万一遇到险情，女同志——”她嫣然一笑：“你以为我是旱鸭子？到时候咱们比试比试！”
没想到比试的一天很快到来了。记得那夜，天上浓云密布，周边的空气湿漉漉的。杏花来接班，可她带来接班的人只有6个，其中有一个叫锁成的社员还水性欠佳，杏花很着急。我说：“我回家吃完饭再回来。”
时至今日，事情过去快四十年了，可那一夜还让我记忆犹新。
吃过晚饭，我来到大堤上，杏花很高兴。这样加上我，大队规定的每个生产队值班的人数保证了。
夏末秋初的晚上，海河大堤上没有一丝风，成群结队的蚊虫，向人们裸露的部位不断发起进攻。海河里的水差50公分就要漫上堤岸了，河道中心的流速还在迅速加快，水仍在上涨。半夜时分，对岸大堤的涵洞处，有一星灯光穿过漫漫黑夜，急剧晃动起来，这是预约的险情信号！一定是涵洞处的堤防出了问题。
霎时，九艘小船载着九个生产队的护堤人员向对岸驶去。小船行至河心，由于水流迅急，尽管七个人都用铁锨奋力划水，船还是一个劲地向下游漂移。这时，就见船身左侧上游方向，一个长长的黑乎乎的东西顺流而下，我们奋力划船，试图躲过这个来历不明的怪物，由于距离很近，那怪物漂流的速度太快，我们没能躲开，它实打实地撞在小船左侧偏后的船舷上。小船被撞翻了，七个人都被无情地抛进洪水之中。我迷迷糊糊地努力挣扎着，终于从水里探出头来，早已不见了人和船的影子。我想寻找其他人，可是黑乎乎的河面上，只有“哗啦——哗啦——”的流水声，什么也看不见。我向对岸游去，这时已看不见涵洞处的灯光。我猛地清醒了，从小船被撞翻，到我从水里探出头来，湍急的河水把我向下游漂移了一段很长的距离。我们队里的六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有四个社员的水性都比我好，不用担心，可妇女队长杏花能行么？锁成水性太差，他能顺利地游到对岸吗？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的责任，我一边奋力朝对岸游着，一边大声呼喊着杏花的名字，游到了岸边，也没有人答应。
我爬上岸，就见不远处的西大堤上围着一群人，我不顾一切挤了进去：昏暗的保险灯下，看见杏花正在给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做人工呼吸，昏过去的人是锁成，手里拿着灯的社员是运才。他告诉我杏花派三个社员去找我了。周围的社员都是其他生产队的护堤人员。他们见我们的小船被上游漂来的大树撞翻了，有两三艘小船调转船头回来抢救落水人员。他们说，要不是杏花水性好，可能就见不到锁成了。当时，突然翻船，本来水性就差的锁成呛了一口水就不省人事了，再也没有露出水面。就在人们彻底失望了的时候，是杏花潜到水底，在浮体闸前面的蓄水池里找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