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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10年间的持续扩招，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演越烈。究其原因是在于高教育投资成本，必然会要求高教育投资收益，那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就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少数的行业与职业当中。这势必造成第一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就业难”现象更加突出。要缓解“就业难”问题，就应把大学毕业生引入到人才奇缺的中小民营企业与农村，为他们营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来吸引他们、留住他们。
【关键词】就业难；第一劳动力市场；就业意愿集中；中小民营企业；农村
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超常规的发展历程。99年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9%。经过10年间的持续扩招，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大众教育”，招生数量从1998年的108.4万人上升至2011年的675万人，是98年的6倍之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5%。
然而从2001年到2011年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
虽然工作不好找，但却没有妨碍高校的年年扩招。到2011年为止，我国高校毕业生将到66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加上往年没有就业需要就业的毕业生，预计需要就业毕业生总量将超过900万人。宏观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面临泰山压顶之势，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迫在眉睫。
究其原因，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近几年中国高校大规模的扩招，造成了大学生数量的增多，而经济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远远小于大学生的供给。但仅仅从数量上看，农民工的数量也并不比大学生少。据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数量为24223万人，比上年增长5.4%。而且早在2004年媒体就开始轮番报道春节期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到2011年更是呈现出扩散的趋势——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传统劳务输出的中西部地区蔓延。
同时，如果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受教育的状况不难发现，中国高等教育远远没有到位。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重严重偏低，25岁及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比重2004年只有5.8%，而美国为46.5%，日本为20.7%，加拿大为21.4%，澳大利亚为21.5%。2010年，中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大专教育的也只有8930人，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扩大招生规模也是无可厚非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也是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可是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因为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而变成大众性收费。从1994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从每年的几百元上升至5000-8000元，学费猛增20倍，然国民收入增长不到4倍。在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就读的学生，每年学费和生活费等各项支出，平均需要1万元，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供养一个本科生，最少需要4万元，在北京、上海等地求学的花费更高。教育投资成本的急剧上升，受教育个体必然会要求高薪厚职，获得更高的教育投资收益。
因此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他们必定会通过第一劳动力市场来寻找就业的机会。第一劳动力市场可以提供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就业比较稳定，福利优越，在工作制度与行政管理上有适当的程序与规则，有较多的晋升机会；需求者主要是正规部门，对应的是正规就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2010年度“大学生最佳雇主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毕业首选的是国有企业，次选合资及事业单位。次年沈阳日报举行的“大学生就业志向是什么的调查”指出，报考公务员的占到了61.4%，事业单位19.3%，选择自主创业8.7%，没有明确志向，先找个工作再说占10.53%。这说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主要集中在少数的职业与行业当中。
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中，使得大学生就业意愿不仅集中在少数的行业与职业当中，而且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根据2010年成都晚报报道，某招聘网站进行了一项 “职场工作迁移地”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初次就业工作地主要集中在京（29.7%）、沪（14.9%）、穗（5.6%）、深（3.9%）四地。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再次显示：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期望在省会以及计划单列的二线城市工作，20%的人选择在直辖市工作。而中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等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仅占每年总需求的3%-5%，大中城市城市能够提供的岗位更是凤毛麟角，势必造成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加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可就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中小民营企业和农村发展却面领着大量人才短缺的瓶颈。
目前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结构不够合理，多数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高科技支撑和高端管理人才。在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中普遍为中低层次学历，高层次学历甚少。据报道全国大型企业，每百名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为10.46人，而中小民营企业为2.96人，仅为前者的28%。虽然不能完全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但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现状。同时，在中小民营企业中，多数专业技术人员知识陈旧老化，多数普通员工未接受过继续教育，不能及时了解掌握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等。中小企业民营要真正成为科技型、创新型、文化型的高端企业，还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才能的大学生的加盟。
因此中小民营企业在用人需求中排第一位，对高校毕业生有较强的吸纳能力，接受高校毕业生达到39.2%，但是从调查数据来看，首选中小民营企业的毕业生比例仅为8.6%，远远低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它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本应成为社会就业吸纳大户的中小民营企业，就现今国内环境下，很难吸引人才。这是因为相比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而言，中小民营企业确实有着很大的缺陷和不足。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都倾向于扶强做大，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不断加大扶持力度，而对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民营企业却很少重视，于是大多数大学生都认为中小民营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职业安全感差，工作保障程度不高，发展缺乏后勁；工作辛苦，工资福利待遇差；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管理不系统，不愿意进入中小民营企业工作。
但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小民营企业亦有着自身的优势。中小民营企业生产规模小，没有庞大的管理费用支出，对市场的变化极为灵敏，市场适应性强；产品花色多，批量小，可以生产大企业无法顾及或不屑生产的产品。此外，中小民营企业处于企业的成长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能给人才提供更多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无论从中小企业的数量、生产总值，还是从就业人数上看，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就我国而言，据国家经贸委统计的数字，我国各类中小企业总数超过1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总产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量已达60%，就业人数占70%。
综上所述，如果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够得到重视，得到扶持，在发展环境和用人环境上获得优化，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大学生也是愿意选择民营企业的。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营造更多的社会化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信息、科技、法律、产业指导等多方面的服务；出台鼓励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创业的相关措施，建立大学生培养与市场要求对接机制；制定适应中小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规划，努力改善劳动环境。同时，学校也应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进行择业观和就业观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要解决“三农”问题，科技的引擎作用必不可少。然而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科技人才非常匮乏。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显示，全国2006年末，共有农业技术人员207万人，每万亩土地仅有0.9个专业技术人员，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则是30%到40%。这种短缺现象在基层还更为突出。以某不发达县城为例，2007年，该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科技人员共410人，每万户农业人口中仅有10名农业科技人员。
乡村教师也是农村非常紧缺的人才——总量少、待遇低、流失快。2009年河南省农村教育调查报告指出：小学专任教师老龄化程度较为突出，由于地理位置、条件所限等原因，新鲜血液的补充不能满足需要，致使农村小学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为了保证正常教学，一些学校不得不请“代课教师”。2009年，全省普通初中和小学共有代课教师2.17万名。乡村教师的素质也令人担忧，专业教师缺乏，大部分都是“民转公”，科班出身很少，更谈不上受过专业素质教学培训。尤其是开设的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都是由其他科目老师代教。
但这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农村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少大学生宁肯放弃专业，甚至无所事事，也要“漂”在城市。尤其是农林院校毕业生有95%选择留在了城市，而且大部分从事与农业无关的工作。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离开农村，在城市里打拼。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这种城乡二元政策制造了种种客观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大、消费差距大、教育差距大、医疗差距大和就业差距大，导致社会性歧视和制度性歧视无处不在，只有摘除城乡两元经济体制这一毒瘤，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够真正解决农村人才短缺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把大学生吸引到农村，留在农村。
总而言之，大學生“就业难”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数量上的供需关系问题，而是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略的联系。如要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仅要从微观着手，更要注重宏观调控，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真正解决这一困扰。
参考文献：
[1]武中哲.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J].社会科学,2007,(4).
[2]蔡昉.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3][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
[4]王西玉,崔传义,赵阳,等.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0,(5).
[5]罗明忠.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约束与突破[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1
[6]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J].中国人口科学,2005,(3).
作者简介：张翔（1982—），女，四川自贡人，硕士研究生，贵阳中医学院社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就业难；第一劳动力市场；就业意愿集中；中小民营企业；农村
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超常规的发展历程。99年之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9%。经过10年间的持续扩招，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大众教育”，招生数量从1998年的108.4万人上升至2011年的675万人，是98年的6倍之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5%。
然而从2001年到2011年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
虽然工作不好找，但却没有妨碍高校的年年扩招。到2011年为止，我国高校毕业生将到66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加上往年没有就业需要就业的毕业生，预计需要就业毕业生总量将超过900万人。宏观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面临泰山压顶之势，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迫在眉睫。
究其原因，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近几年中国高校大规模的扩招，造成了大学生数量的增多，而经济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远远小于大学生的供给。但仅仅从数量上看，农民工的数量也并不比大学生少。据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数量为24223万人，比上年增长5.4%。而且早在2004年媒体就开始轮番报道春节期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到2011年更是呈现出扩散的趋势——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传统劳务输出的中西部地区蔓延。
同时，如果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受教育的状况不难发现，中国高等教育远远没有到位。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重严重偏低，25岁及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比重2004年只有5.8%，而美国为46.5%，日本为20.7%，加拿大为21.4%，澳大利亚为21.5%。2010年，中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大专教育的也只有8930人，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扩大招生规模也是无可厚非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也是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可是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因为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而变成大众性收费。从1994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从每年的几百元上升至5000-8000元，学费猛增20倍，然国民收入增长不到4倍。在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就读的学生，每年学费和生活费等各项支出，平均需要1万元，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供养一个本科生，最少需要4万元，在北京、上海等地求学的花费更高。教育投资成本的急剧上升，受教育个体必然会要求高薪厚职，获得更高的教育投资收益。
因此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他们必定会通过第一劳动力市场来寻找就业的机会。第一劳动力市场可以提供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就业比较稳定，福利优越，在工作制度与行政管理上有适当的程序与规则，有较多的晋升机会；需求者主要是正规部门，对应的是正规就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2010年度“大学生最佳雇主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毕业首选的是国有企业，次选合资及事业单位。次年沈阳日报举行的“大学生就业志向是什么的调查”指出，报考公务员的占到了61.4%，事业单位19.3%，选择自主创业8.7%，没有明确志向，先找个工作再说占10.53%。这说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主要集中在少数的职业与行业当中。
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中，使得大学生就业意愿不仅集中在少数的行业与职业当中，而且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根据2010年成都晚报报道，某招聘网站进行了一项 “职场工作迁移地”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初次就业工作地主要集中在京（29.7%）、沪（14.9%）、穗（5.6%）、深（3.9%）四地。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再次显示：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期望在省会以及计划单列的二线城市工作，20%的人选择在直辖市工作。而中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等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仅占每年总需求的3%-5%，大中城市城市能够提供的岗位更是凤毛麟角，势必造成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加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可就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中小民营企业和农村发展却面领着大量人才短缺的瓶颈。
目前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结构不够合理，多数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高科技支撑和高端管理人才。在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中普遍为中低层次学历，高层次学历甚少。据报道全国大型企业，每百名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为10.46人，而中小民营企业为2.96人，仅为前者的28%。虽然不能完全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但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现状。同时，在中小民营企业中，多数专业技术人员知识陈旧老化，多数普通员工未接受过继续教育，不能及时了解掌握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等。中小企业民营要真正成为科技型、创新型、文化型的高端企业，还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才能的大学生的加盟。
因此中小民营企业在用人需求中排第一位，对高校毕业生有较强的吸纳能力，接受高校毕业生达到39.2%，但是从调查数据来看，首选中小民营企业的毕业生比例仅为8.6%，远远低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它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本应成为社会就业吸纳大户的中小民营企业，就现今国内环境下，很难吸引人才。这是因为相比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而言，中小民营企业确实有着很大的缺陷和不足。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都倾向于扶强做大，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不断加大扶持力度，而对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民营企业却很少重视，于是大多数大学生都认为中小民营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职业安全感差，工作保障程度不高，发展缺乏后勁；工作辛苦，工资福利待遇差；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管理不系统，不愿意进入中小民营企业工作。
但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小民营企业亦有着自身的优势。中小民营企业生产规模小，没有庞大的管理费用支出，对市场的变化极为灵敏，市场适应性强；产品花色多，批量小，可以生产大企业无法顾及或不屑生产的产品。此外，中小民营企业处于企业的成长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能给人才提供更多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无论从中小企业的数量、生产总值，还是从就业人数上看，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就我国而言，据国家经贸委统计的数字，我国各类中小企业总数超过1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总产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量已达60%，就业人数占70%。
综上所述，如果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够得到重视，得到扶持，在发展环境和用人环境上获得优化，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大学生也是愿意选择民营企业的。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营造更多的社会化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信息、科技、法律、产业指导等多方面的服务；出台鼓励大学生到中小企业创业的相关措施，建立大学生培养与市场要求对接机制；制定适应中小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规划，努力改善劳动环境。同时，学校也应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进行择业观和就业观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要解决“三农”问题，科技的引擎作用必不可少。然而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科技人才非常匮乏。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显示，全国2006年末，共有农业技术人员207万人，每万亩土地仅有0.9个专业技术人员，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则是30%到40%。这种短缺现象在基层还更为突出。以某不发达县城为例，2007年，该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科技人员共410人，每万户农业人口中仅有10名农业科技人员。
乡村教师也是农村非常紧缺的人才——总量少、待遇低、流失快。2009年河南省农村教育调查报告指出：小学专任教师老龄化程度较为突出，由于地理位置、条件所限等原因，新鲜血液的补充不能满足需要，致使农村小学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为了保证正常教学，一些学校不得不请“代课教师”。2009年，全省普通初中和小学共有代课教师2.17万名。乡村教师的素质也令人担忧，专业教师缺乏，大部分都是“民转公”，科班出身很少，更谈不上受过专业素质教学培训。尤其是开设的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都是由其他科目老师代教。
但这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农村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少大学生宁肯放弃专业，甚至无所事事，也要“漂”在城市。尤其是农林院校毕业生有95%选择留在了城市，而且大部分从事与农业无关的工作。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离开农村，在城市里打拼。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这种城乡二元政策制造了种种客观的不平等——收入差距大、消费差距大、教育差距大、医疗差距大和就业差距大，导致社会性歧视和制度性歧视无处不在，只有摘除城乡两元经济体制这一毒瘤，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够真正解决农村人才短缺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把大学生吸引到农村，留在农村。
总而言之，大學生“就业难”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数量上的供需关系问题，而是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略的联系。如要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仅要从微观着手，更要注重宏观调控，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真正解决这一困扰。
参考文献：
[1]武中哲.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J].社会科学,2007,(4).
[2]蔡昉.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3][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
[4]王西玉,崔传义,赵阳,等.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0,(5).
[5]罗明忠.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约束与突破[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1
[6]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J].中国人口科学,2005,(3).
作者简介：张翔（1982—），女，四川自贡人，硕士研究生，贵阳中医学院社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