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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朱光亚同志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八个月朝夕相处，结成战友，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光荣记忆。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同志于2011年2月26日因病逝世。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不已。
朱光亚同志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50年，他回国参加工作。1952年4月，他参加抗美援朝，去开城板门店，为朝鲜停战谈判做出了贡献。在开城的八个月，我和他一起工作，朝夕相处。如今，近60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踏上征途
1952年春，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阵地战的胶着状态，形势仍十分严峻。从1951年7月开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仍在继续。这是当时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头等大事。国家需要选派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外语干部到板门店这个敏感地区从事谈判翻译工作。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被荣幸地选中去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时年21岁。
同行的有十几个人，当时互不相识，其中就有刚从美国回来的核物理学博士朱光亚，他时年28岁。我们这个梯队中，年纪最大的是50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赵诏熊和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年纪最轻的是我和冀朝铸、邱应觉。冀朝铸是侨居美国多年的哈佛大学本科生，邱应觉是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的旧称）归侨。
当时，我们国内尚未形成一支专业的翻译队伍，但有不少英语水平高的人。我们这批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医生等。选上我们，是因为组织上认为我们这些人政治上可靠，同时又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对朝鲜停战谈判能有所贡献。
我们这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在北京集合，穿上了新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棉军装，只带了最简单的随身行李，从北京坐火车经沈阳到达安东（现为丹东）。沿途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建设事业欣欣向荣。从安东跨过鸭绿江，眼前便似换了天地。那是一片废墟，美国侵朝战争已将朝鲜北方的城镇夷为平地，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我们从新义州出发，连人带铺盖一起上了一辆军用敞篷大卡车，朱光亚和我们共十几个人挤在一起，铺盖就是我们的座位。卡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一路冒着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沿途站岗放哨，一遇敌机盘旋，便鸣枪发出防空警报。白天卡车开开停停，天黑后便加速行驶，大部分路程是在夜间行进的。途中，美国飞机在我们车前扔下了照明弹，司机立即停车，让我们大家都跳下车趴在路旁的斜坡上。美机在我们车前车后扫射了一阵便飞走了。我们便拍去身上的泥土，立即上车继续前进。就这样，卡车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平安到达了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所在地。
朝夕相处八个月
我们一开始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办公室也设在朝鲜老百姓为我们腾出的房子里。朱光亚就和我住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个大炕上。朝鲜人的家里是没有床的，他们睡的是底下烧火的大炕。我们从北京来的人都不习惯，躺在炕上，背上很热，甚至发烫，总睡不好觉。后来，经安排，我们都改睡每人一张行军床。我和朱光亚仍然住一间房子，朱光亚曾对我说：“小过，你晚上常说梦话，说的是英文！”其实，我是在梦中背诵所记的英文词汇。
我们的代表团设在板门店附近双方协议的中立区内，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我们的住所周围炮声隆隆，美国飞机经常在我们头上盘旋，在远处扔下炸弹。谈判开始时，美方曾一再违反协议，制造破坏谈判的事件。如在中立区内枪杀我军事警察和轰炸我代表团驻地。经我方坚持斗争和抗议，中立区内基本上能够保证安全。不过，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各种安全措施。晚间实行灯火管制，我们要拉上防空窗帘，在微弱的灯光或烛光下工作到深夜。夏夜，尽管天气十分闷热，我们也不能拉开窗帘透气。有时，敌机深夜飞越我们的驻地上空。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要抱着文件和公文包，跑到房后的防空洞里躲避一会儿，等警报解除后再出来继续睡觉或工作。开始时，我们对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不太适应，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天热了，晚饭后，夕阳西下，我们三三两两散步来到山顶，席地而坐，看着远处炮战发出的火焰，意识到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谈判尚需时日。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搞笔译，就是将秘书处起草的发言稿由中文译成英文，由朝方同志译成朝文。这些稿子大部分都在谈判中使用，与对方（联合国军方面，实际上是美方）谈判时，我方的发言由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将用朝文念出，接着念出译好的英文。我和冀朝铸等人经常去板门店出席会议，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速记美方的发言。朱光亚等同志则在开城总部，除了负责发言稿的翻译外，还要将报务员所听记下来的外文电讯翻成中文，并用复写纸刻写数份供领导参阅。朱光亚同志还负责将板门店谈判开始以来的会议记录整理归档。我们和他一起工作时，他把我们口诵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通顺的文字并进行归档，不仅可供领导阅读，而且成为历史档案。这项工作是十分繁琐的，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认真负责、从不懈怠，周围激烈的战火激励着他更加发奋努力。他思维清晰，逻辑性强，沉静睿智，谦虚谨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他是一位副教授，与我们刚出校门的学生不一样，但他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留学归来的物理学博士，哪曾想他胸怀大志，日后为振兴中国的核物理学事业做出了贡献。平时，他从来不和我们谈原子物理，因为一则我们都听不懂，二则他正全身心地投入停战谈判工作，无暇顾及自己从事的专业。领导停战谈判的李克农同志（被称为“李队长”）和乔冠华同志（被称为“乔指导员”）经常来看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和北大的两位老教授（赵诏熊和钱学熙）及朱光亚博士。
从1952年的4月到12月，由于谈判有所进展，我们的工作自然就紧张而繁忙。到1952年底，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双方会晤次数减少，级别降低。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战俘遣返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斗争重点又转到战场。由于谈判任务骤减，代表团领导决定把一部分同志送回国内，随时待命。于是，我和朱光亚同志便沿着入朝的路线坐卡车返回祖国。时值隆冬，战争仍在进行，道路更加艰险。路经平壤，我们需要休息。朝鲜老乡将他们的地下窑洞腾出一部分空间让我们四五个人蜷在一起休息，其一家四人则挤在窑洞的另一边睡觉。
到达北京后，我们受到外交部领导的热情欢迎。国内一派繁荣景象，人民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抗美援朝保卫了我们祖国的疆土免受侵犯和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未曾中断，人民的和平生活未受影响。这一切使我们切身感受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
1953年初春，谈判在板门店恢复，我们较年轻的一部分同志奉召重返板门店前线工作。朱光亚同志则被调投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创建事业，随后即献身于“两弹一星”的创制工作。
我和朱光亚同志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八个月朝夕相处，结成战友，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光荣记忆。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同志于2011年2月26日因病逝世。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不已。
朱光亚同志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50年，他回国参加工作。1952年4月，他参加抗美援朝，去开城板门店，为朝鲜停战谈判做出了贡献。在开城的八个月，我和他一起工作，朝夕相处。如今，近60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踏上征途
1952年春，抗美援朝战争进入了阵地战的胶着状态，形势仍十分严峻。从1951年7月开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仍在继续。这是当时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头等大事。国家需要选派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外语干部到板门店这个敏感地区从事谈判翻译工作。1952年4月，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外宾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被荣幸地选中去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时年21岁。
同行的有十几个人，当时互不相识，其中就有刚从美国回来的核物理学博士朱光亚，他时年28岁。我们这个梯队中，年纪最大的是50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赵诏熊和北京大学教授钱学熙。年纪最轻的是我和冀朝铸、邱应觉。冀朝铸是侨居美国多年的哈佛大学本科生，邱应觉是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的旧称）归侨。
当时，我们国内尚未形成一支专业的翻译队伍，但有不少英语水平高的人。我们这批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医生等。选上我们，是因为组织上认为我们这些人政治上可靠，同时又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对朝鲜停战谈判能有所贡献。
我们这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在北京集合，穿上了新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棉军装，只带了最简单的随身行李，从北京坐火车经沈阳到达安东（现为丹东）。沿途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建设事业欣欣向荣。从安东跨过鸭绿江，眼前便似换了天地。那是一片废墟，美国侵朝战争已将朝鲜北方的城镇夷为平地，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我们从新义州出发，连人带铺盖一起上了一辆军用敞篷大卡车，朱光亚和我们共十几个人挤在一起，铺盖就是我们的座位。卡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一路冒着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沿途站岗放哨，一遇敌机盘旋，便鸣枪发出防空警报。白天卡车开开停停，天黑后便加速行驶，大部分路程是在夜间行进的。途中，美国飞机在我们车前扔下了照明弹，司机立即停车，让我们大家都跳下车趴在路旁的斜坡上。美机在我们车前车后扫射了一阵便飞走了。我们便拍去身上的泥土，立即上车继续前进。就这样，卡车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平安到达了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所在地。
朝夕相处八个月
我们一开始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办公室也设在朝鲜老百姓为我们腾出的房子里。朱光亚就和我住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个大炕上。朝鲜人的家里是没有床的，他们睡的是底下烧火的大炕。我们从北京来的人都不习惯，躺在炕上，背上很热，甚至发烫，总睡不好觉。后来，经安排，我们都改睡每人一张行军床。我和朱光亚仍然住一间房子，朱光亚曾对我说：“小过，你晚上常说梦话，说的是英文！”其实，我是在梦中背诵所记的英文词汇。
我们的代表团设在板门店附近双方协议的中立区内，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我们的住所周围炮声隆隆，美国飞机经常在我们头上盘旋，在远处扔下炸弹。谈判开始时，美方曾一再违反协议，制造破坏谈判的事件。如在中立区内枪杀我军事警察和轰炸我代表团驻地。经我方坚持斗争和抗议，中立区内基本上能够保证安全。不过，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各种安全措施。晚间实行灯火管制，我们要拉上防空窗帘，在微弱的灯光或烛光下工作到深夜。夏夜，尽管天气十分闷热，我们也不能拉开窗帘透气。有时，敌机深夜飞越我们的驻地上空。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要抱着文件和公文包，跑到房后的防空洞里躲避一会儿，等警报解除后再出来继续睡觉或工作。开始时，我们对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不太适应，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天热了，晚饭后，夕阳西下，我们三三两两散步来到山顶，席地而坐，看着远处炮战发出的火焰，意识到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谈判尚需时日。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搞笔译，就是将秘书处起草的发言稿由中文译成英文，由朝方同志译成朝文。这些稿子大部分都在谈判中使用，与对方（联合国军方面，实际上是美方）谈判时，我方的发言由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将用朝文念出，接着念出译好的英文。我和冀朝铸等人经常去板门店出席会议，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速记美方的发言。朱光亚等同志则在开城总部，除了负责发言稿的翻译外，还要将报务员所听记下来的外文电讯翻成中文，并用复写纸刻写数份供领导参阅。朱光亚同志还负责将板门店谈判开始以来的会议记录整理归档。我们和他一起工作时，他把我们口诵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通顺的文字并进行归档，不仅可供领导阅读，而且成为历史档案。这项工作是十分繁琐的，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认真负责、从不懈怠，周围激烈的战火激励着他更加发奋努力。他思维清晰，逻辑性强，沉静睿智，谦虚谨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他是一位副教授，与我们刚出校门的学生不一样，但他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留学归来的物理学博士，哪曾想他胸怀大志，日后为振兴中国的核物理学事业做出了贡献。平时，他从来不和我们谈原子物理，因为一则我们都听不懂，二则他正全身心地投入停战谈判工作，无暇顾及自己从事的专业。领导停战谈判的李克农同志（被称为“李队长”）和乔冠华同志（被称为“乔指导员”）经常来看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清华和北大的两位老教授（赵诏熊和钱学熙）及朱光亚博士。
从1952年的4月到12月，由于谈判有所进展，我们的工作自然就紧张而繁忙。到1952年底，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双方会晤次数减少，级别降低。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战俘遣返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斗争重点又转到战场。由于谈判任务骤减，代表团领导决定把一部分同志送回国内，随时待命。于是，我和朱光亚同志便沿着入朝的路线坐卡车返回祖国。时值隆冬，战争仍在进行，道路更加艰险。路经平壤，我们需要休息。朝鲜老乡将他们的地下窑洞腾出一部分空间让我们四五个人蜷在一起休息，其一家四人则挤在窑洞的另一边睡觉。
到达北京后，我们受到外交部领导的热情欢迎。国内一派繁荣景象，人民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抗美援朝保卫了我们祖国的疆土免受侵犯和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未曾中断，人民的和平生活未受影响。这一切使我们切身感受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
1953年初春，谈判在板门店恢复，我们较年轻的一部分同志奉召重返板门店前线工作。朱光亚同志则被调投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创建事业，随后即献身于“两弹一星”的创制工作。
我和朱光亚同志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八个月朝夕相处，结成战友，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光荣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