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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的历史最高水平，医疗、交通、城管……一系列问题无不催促城市管理者尽快探寻出解决之道。
交通拥挤，河流、空气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发展中的中国，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管理能力显得捉襟见肘，大城市病日益凸现。生活其间的城市居民，在追逐着事业梦的同时，也正在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
针对于此，“城市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城市”等等概念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青睐与追捧。
8月21日，IBM与广东省信息产业厅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同打造“数字广东、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化走在全国前列的珠三角，以及即将迎来亚运会，正在为改善城市形象而努力的广州，一个以信息技术和服务咨询提供为业务的企业，将如何给一个大城市开出治理的药方?
城市未来应更智慧?
至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已突破6亿，100万人以上的大型城市逼近120个，5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388个。
从城市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善，并不仅仅是硬件上的建设，还包括如何进行更有效率的管理，信息化——是化解城市因日趋庞大和复杂而出现问题的技术管理手段之一，但规划的短视、理念的缺失，更主要的是，资源的高浪费以及行政的低效率，更是城市公共治理中的痼疾。
以交通堵塞为例，这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便面对高昂的油费、高峰时期的拥堵和环境污染，人们对汽车的痴迷似乎总是难以割舍，政府对此则显得办法不多。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治理则是一个可借鉴的例子。
2009年5月1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获得了美国智能社区论坛颁发的“年度智能城市”奖。
斯德哥尔摩的“智能”从其交通治理中可窥一斑：如果你驾车进出斯德哥尔摩市区，你将会被按照时段征收“道路堵塞税”。不过用不着在收费站前面大排长龙，也看不到收费员，你甚至无需停车：一切都在你经过路口的时候通过智能系统自动完成了。
通过分布于斯德哥尔摩城区出入口的18个路边控制站上的摄像头、激光扫描系统和安装在机动车辆上的传感器，这一过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当车辆经过控制站时，控制站的摄像头会被激活，拍下车牌照片，控制站和机动车上的传感器之间会交换信号，记录下时间、日期和缴税金额，然后直接从驾驶人的授权银行账户中扣除。当然，如果你的账户里没有钱，或者没有指定的账户的话，也会收到账单，你可以自己去银行交钱。
道路收费系统对缓解斯德哥尔摩的交通堵塞和提高市民生活的总体质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到试运行结束时，城区的车流量降低了近25％，每天乘坐轨道交通工具或公共汽车的人数增加了4万人。
此外，斯德哥尔摩城区因车流量减少而降低的废气排放量达8％～14％，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40％。
同样的治理方式也会应用在城市河流的治理上，众所周知，在中国，流经城市的河流因为工业和生活污水污染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来自美国纽约的经验，或可借鉴。
纽约市在流经城市的河流的河两岸以及河中间500多公里的全线当中布满了传感器，实时透过网络传送到后台，经过计算机大型的云计算、流计算之后，在屏幕当中可以显示一条虚拟的河流，这条河当天每分钟的生态情况，有没有污染源出现，出现污染源如何采取补救措施，未来3天会有什么影响，这些经过分析整理的数字信息，成为城市管理者进行决策参考的依据。
诸如此类的“智能化城市”、“智慧城市”的经验，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城市管理者的重视。
中国“智慧城市”起步
从农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膨胀的速度几乎超过了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最高水平，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寻求平衡点考验着各个大城市的主政者。
现在全球有数以百计的城市政府正在宣称自己要建设一个智能城市，IBM、华为、思科等等大型IT企业，也无不加入这一战团。华为称他们的方案为“Smart City(城市的信息化)”，思科稱之为“Intelligent Urbanizatior(智能城市化)”，而IBM更进一步，他们提出了“智慧城市”。
利用包括摄像头、传感器、GPS、互联网、通信设备等技术手段在内的工具进行全面感测，再对这些数字信息进行充分的整合，并进行协同的运作，这是IBM公司所提倡的“智慧城市”的信息化治理流程。
“所谓更智慧的城市公共治理，是指地方政府所管辖的环境、公共事业、公民和本地产业发展中，怎样更加智慧地使用ICT(信息、通信和技术)技术，充分地感知、分析、集成和应对地方政府在行使政府职能过程当中，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怎样更加合理、更加智慧地使用ICT技术，为市民、为公民创造更好的生活、娱乐、休息等等环境，因为城市是为公民服务的。”IBM公司区域政府行业解决方案资深专家刘宝华对本刊记者说。
目前在中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与此类的信息和服务咨询提供商进行合作，如IBM与广州地铁进行智能型交通系统合作，通过对整个地铁系统的每个资产进行监控，用以改善广州地铁交通安全，提高地铁班次的正点率以保证乘客的出行。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属下医院则开展关于医疗信息化共享的合作，对医院之间医疗卫生人才资源、医疗信息资源和医疗文件资源共享，以及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资源的共享，医学检验、影像检查结果互认，逐步实现大型贵重和特殊医学仪器设备，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结果，重要医疗救治资源等等的共享。
此外，沈阳、昆明等城市也开始在河流治污以及环保方面探索进行信息化的治理。在扬州和武汉，则已经推行了数字化城管数据采集和信息处理——“城管通”。
当然，在许多仍然以经济建设和GDP考核为中心的中国城市，“智慧的城市治理”仍然只是一个起步阶段。
“因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地区，东西部有很大差异，东部面临的问题未必是西部面临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们跟陕西省政府谈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西部，我们还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刘宝华说，“另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关于‘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的问题，评价体系有若干个指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样，像一些国家提出零碳排放，从上往下驱动建设国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的国家，我相信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信息化治理中的阻碍
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在过去的十 年中，亦推进了一系列的信息化举措，比如电子政务、互联互通等技术化管理手段，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主要是纵向推进，缺乏横向的整合，结果是不同的信息系统之间沦为一个又一个的“信息孤岛”。这导致城市的信息化在为公众服务上效果并不明显。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实施10年，现在基本上就属于停滞的状态。”广东省信息产业厅信息化推进处处长神志雄对记者说，目前电子政务仅仅停留在本部门之内的信息化，有些甚至仅仅是摆设。“仅仅是为信息化而信息化，而不是‘以人为本’地去进行整体的架构，以求更好地对公众进行服务。”
实际上，过去谈到了政务电子化，在线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更多的都是发布，后续他才会做联动，政府很多应用在做的时候，都有一个信息交换平台，为什么每一个部门做的应用都有信息交换平台，但是这两个部门之间又还不能连在一起呢?由此造成了不少信息孤岛现象，同时政府的建设和管理成本也大为增加。从理论上讲，应该有一个信息平台就够了，可以在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但是这里边有很多问题，不必要的保密问题，部门的利益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
“从发改委对中国电子政务发的文来看，很多都是自我服务的应用，我们认为可把自我服务的应用转向面向公众、面向公民的服务，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通过公民的服务，平台后移，服务下延，更加贴近服务的对象，要面向公众、面向企业，尤其是面向一些小企业。”刘宝华说。
包括中国政府在过去提倡建设的“两网”(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四库”(人口、法人单位、空间地理和自然资源、宏观经济等四个基础数据库)、“十二金”(重点推进办公业务资源系统等12个业务系统)，都是纵向架构，而目前真正启动对外服务的也只有“一库”，即法人库。
这其中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以医疗信息化服务为例，由于目前医疗机构之间因为利益关系，并沒有建立起“转诊服务”，不同医院间的诊疗和处方互不相认，这也导致信息化共享的难以推进。
如同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只是提供了一个意见平台而已，而真正要促进政府管理行为的变革，还在于意见反馈与接纳机制的建立。建立“智慧城市”同样亦如此，信息化的手段仅仅是一个工具和手段，要治疗“大城市病”，还需要理念的开放以及创新机制的建立。
交通拥挤，河流、空气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发展中的中国，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管理能力显得捉襟见肘，大城市病日益凸现。生活其间的城市居民，在追逐着事业梦的同时，也正在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
针对于此，“城市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城市”等等概念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青睐与追捧。
8月21日，IBM与广东省信息产业厅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同打造“数字广东、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化走在全国前列的珠三角，以及即将迎来亚运会，正在为改善城市形象而努力的广州，一个以信息技术和服务咨询提供为业务的企业，将如何给一个大城市开出治理的药方?
城市未来应更智慧?
至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已突破6亿，100万人以上的大型城市逼近120个，5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388个。
从城市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善，并不仅仅是硬件上的建设，还包括如何进行更有效率的管理，信息化——是化解城市因日趋庞大和复杂而出现问题的技术管理手段之一，但规划的短视、理念的缺失，更主要的是，资源的高浪费以及行政的低效率，更是城市公共治理中的痼疾。
以交通堵塞为例，这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便面对高昂的油费、高峰时期的拥堵和环境污染，人们对汽车的痴迷似乎总是难以割舍，政府对此则显得办法不多。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治理则是一个可借鉴的例子。
2009年5月1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获得了美国智能社区论坛颁发的“年度智能城市”奖。
斯德哥尔摩的“智能”从其交通治理中可窥一斑：如果你驾车进出斯德哥尔摩市区，你将会被按照时段征收“道路堵塞税”。不过用不着在收费站前面大排长龙，也看不到收费员，你甚至无需停车：一切都在你经过路口的时候通过智能系统自动完成了。
通过分布于斯德哥尔摩城区出入口的18个路边控制站上的摄像头、激光扫描系统和安装在机动车辆上的传感器，这一过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当车辆经过控制站时，控制站的摄像头会被激活，拍下车牌照片，控制站和机动车上的传感器之间会交换信号，记录下时间、日期和缴税金额，然后直接从驾驶人的授权银行账户中扣除。当然，如果你的账户里没有钱，或者没有指定的账户的话，也会收到账单，你可以自己去银行交钱。
道路收费系统对缓解斯德哥尔摩的交通堵塞和提高市民生活的总体质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到试运行结束时，城区的车流量降低了近25％，每天乘坐轨道交通工具或公共汽车的人数增加了4万人。
此外，斯德哥尔摩城区因车流量减少而降低的废气排放量达8％～14％，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40％。
同样的治理方式也会应用在城市河流的治理上，众所周知，在中国，流经城市的河流因为工业和生活污水污染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来自美国纽约的经验，或可借鉴。
纽约市在流经城市的河流的河两岸以及河中间500多公里的全线当中布满了传感器，实时透过网络传送到后台，经过计算机大型的云计算、流计算之后，在屏幕当中可以显示一条虚拟的河流，这条河当天每分钟的生态情况，有没有污染源出现，出现污染源如何采取补救措施，未来3天会有什么影响，这些经过分析整理的数字信息，成为城市管理者进行决策参考的依据。
诸如此类的“智能化城市”、“智慧城市”的经验，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城市管理者的重视。
中国“智慧城市”起步
从农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膨胀的速度几乎超过了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最高水平，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寻求平衡点考验着各个大城市的主政者。
现在全球有数以百计的城市政府正在宣称自己要建设一个智能城市，IBM、华为、思科等等大型IT企业，也无不加入这一战团。华为称他们的方案为“Smart City(城市的信息化)”，思科稱之为“Intelligent Urbanizatior(智能城市化)”，而IBM更进一步，他们提出了“智慧城市”。
利用包括摄像头、传感器、GPS、互联网、通信设备等技术手段在内的工具进行全面感测，再对这些数字信息进行充分的整合，并进行协同的运作，这是IBM公司所提倡的“智慧城市”的信息化治理流程。
“所谓更智慧的城市公共治理，是指地方政府所管辖的环境、公共事业、公民和本地产业发展中，怎样更加智慧地使用ICT(信息、通信和技术)技术，充分地感知、分析、集成和应对地方政府在行使政府职能过程当中，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怎样更加合理、更加智慧地使用ICT技术，为市民、为公民创造更好的生活、娱乐、休息等等环境，因为城市是为公民服务的。”IBM公司区域政府行业解决方案资深专家刘宝华对本刊记者说。
目前在中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与此类的信息和服务咨询提供商进行合作，如IBM与广州地铁进行智能型交通系统合作，通过对整个地铁系统的每个资产进行监控，用以改善广州地铁交通安全，提高地铁班次的正点率以保证乘客的出行。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属下医院则开展关于医疗信息化共享的合作，对医院之间医疗卫生人才资源、医疗信息资源和医疗文件资源共享，以及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资源的共享，医学检验、影像检查结果互认，逐步实现大型贵重和特殊医学仪器设备，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结果，重要医疗救治资源等等的共享。
此外，沈阳、昆明等城市也开始在河流治污以及环保方面探索进行信息化的治理。在扬州和武汉，则已经推行了数字化城管数据采集和信息处理——“城管通”。
当然，在许多仍然以经济建设和GDP考核为中心的中国城市，“智慧的城市治理”仍然只是一个起步阶段。
“因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地区，东西部有很大差异，东部面临的问题未必是西部面临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们跟陕西省政府谈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西部，我们还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刘宝华说，“另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关于‘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的问题，评价体系有若干个指标，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样，像一些国家提出零碳排放，从上往下驱动建设国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的国家，我相信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信息化治理中的阻碍
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在过去的十 年中，亦推进了一系列的信息化举措，比如电子政务、互联互通等技术化管理手段，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主要是纵向推进，缺乏横向的整合，结果是不同的信息系统之间沦为一个又一个的“信息孤岛”。这导致城市的信息化在为公众服务上效果并不明显。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电子政务，“电子政务实施10年，现在基本上就属于停滞的状态。”广东省信息产业厅信息化推进处处长神志雄对记者说，目前电子政务仅仅停留在本部门之内的信息化，有些甚至仅仅是摆设。“仅仅是为信息化而信息化，而不是‘以人为本’地去进行整体的架构，以求更好地对公众进行服务。”
实际上，过去谈到了政务电子化，在线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更多的都是发布，后续他才会做联动，政府很多应用在做的时候，都有一个信息交换平台，为什么每一个部门做的应用都有信息交换平台，但是这两个部门之间又还不能连在一起呢?由此造成了不少信息孤岛现象，同时政府的建设和管理成本也大为增加。从理论上讲，应该有一个信息平台就够了，可以在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但是这里边有很多问题，不必要的保密问题，部门的利益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
“从发改委对中国电子政务发的文来看，很多都是自我服务的应用，我们认为可把自我服务的应用转向面向公众、面向公民的服务，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通过公民的服务，平台后移，服务下延，更加贴近服务的对象，要面向公众、面向企业，尤其是面向一些小企业。”刘宝华说。
包括中国政府在过去提倡建设的“两网”(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四库”(人口、法人单位、空间地理和自然资源、宏观经济等四个基础数据库)、“十二金”(重点推进办公业务资源系统等12个业务系统)，都是纵向架构，而目前真正启动对外服务的也只有“一库”，即法人库。
这其中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以医疗信息化服务为例，由于目前医疗机构之间因为利益关系，并沒有建立起“转诊服务”，不同医院间的诊疗和处方互不相认，这也导致信息化共享的难以推进。
如同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只是提供了一个意见平台而已，而真正要促进政府管理行为的变革，还在于意见反馈与接纳机制的建立。建立“智慧城市”同样亦如此，信息化的手段仅仅是一个工具和手段，要治疗“大城市病”，还需要理念的开放以及创新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