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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娘,也称贞娘,本名为胡瑞珍,北方人。唐代安史之乱时,逃难来到苏州,无依无靠,被迫堕入妓院。她善歌能诗,才貌出众,是当时苏州的一位绝色佳丽。当时有一位青年王荫祥重金贿赠鸨母,欲留宿于真娘处。真娘投缳自尽,以死守身。王荫祥大为震惊,厚葬真娘于虎丘山,并于墓上建亭纪念。当时的苏州刺史白居易为其写了墓志铭。
晚秋到苏州玩,首选当然还是虎丘。
先贤苏东坡有言:“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明代徐缙也说:“平生游览遍天下,游之不厌惟虎丘。”其中深意,这次重游虎丘似有领悟。
我正观赏“千人石”后边的摩崖石刻,有唐代书家颜真卿的“虎丘剑池”、宋代书家米芾的“风壑云泉”、东晋书家王羲之的“剑池”,这几块都是国之瑰宝啊!只听不远处导游一惊一乍地说:“这就是真娘墓:真娘是什么人?她是唐朝时我们苏州有名的三陪小姐……”导游话音未落,就吸引了数十名游客,一窝蜂风往墓前挤过来,我不由得一愣,往昔来虎丘怎不记得有这个景点?于是近前端详:这是一座构筑古朴精致的亭子,四面石柱,亭后竹树葳蕤,野花丛生;亭中壁立石碑,刻有乾隆年间海陵陈璜题的“古真娘墓”4个大字,亭柱刻楹联一副:“半丘残日孤云,寒食相思陌上路;西山横黛瞰碧,青门频返月中魂”。导游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民间故事:
相传真娘是苏州有名的艺妓,本名胡瑞珍,出身书香门第,原住京城长安,“安史之乱”时在南逃路上被人骗卖误入青楼,在苏州阊门外乐云楼接客。真娘不但花容月貌,且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无所不工。她芳名远播,但守身如玉,卖艺不卖身。然而偏遇姑苏书生王荫祥慕名寻访,真娘受命接客,谈笑酬唱,客不俗,主不媚,两情炽热,令王生心醉情迷,此后频频造访,真娘依例殷勤伺候,也只是陪歌舞、陪琴奕、陪书画而已,从不留宿。后来王生吐露真意,欲娶真娘为妻,真娘婉言谢绝,称其早有婚配,虽处乱世鸳鸯离散,但发誓终身不再另嫁。王生遭到回绝后痴情不移,慨赠白银三千两和老鸨商定,让他留宿在真娘房中,真娘无力违抗,只得乘人不备悬梁自尽。王生痛悔哀伤之余,斥资在虎丘为真娘营建了墓地,遍植花卉,名之“花冢”,且立志终身不娶,以示对真娘贞洁人品的敬佩。
导游只能约略讲述,当晚翻检几本地方文献,发现果有翔实记载。这一青楼红颜的爱情故事,引得诸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或在花草芳踪间怜香惜玉,或在墓前凭吊留下诗文题咏,连当时在任的苏州刺使白居易及李绅、刘禹锡、李商隐等诗坛名流也未能免俗。唐人诸诗中,尤以会昌年间姑苏进士谭铢的一绝最为警醒,他气愤而讥诮地写道:“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自此,后人才不再轻薄为文,羞于在真娘墓前题诗了。
真娘墓使我想起不少有关女人的话题。“何事世人偏重色”这一声诘问,更使使我浮想联翩。
吴王阖闾与越国美女西施曾在虎丘的白莲池、照镜桥纵情享乐,尽显王者风流,死后厚葬与此。夫差继位后,逞一时之勇,生擒勾践,虽为父王报仇,却中了越国尚大夫范蠡的美人计,演绎出“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亡国悲剧。虎丘的“枕头石”也有些来历,说是苏州才子唐伯虎常偕秋香来虎丘玩,走累了就枕在这块石头上睡觉,《三笑姻缘》就虚构了唐伯虎狂恋大学士华鸿山家婢女秋香,卖身华府,骗得华学士信任,终于娶秋香为妾的故事。
游太湖影视城时,我又目睹了两件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三国城”模拟电视剧“甘露寺刘备招亲”现场,“孙尚香”长袂飘忽款款登上吴宫大殿,千百名游客狂呼乱叫争睹芳容;更有甚者,排长队在“洞房”中与“孙尚香”合影留念,花钱在所不惜,而蜀国大将关老爷、猛张飞的帐前,游客却寥若辰星。“水浒城”武大郎炊饼店,二楼有一间“潘金莲”卧室,愣是被游客堵得水泄不通,苦等那绝色尤物回眸一笑,争相合影者较“刘夫人”更甚,而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鲁智深灌园种菜的的大相国寺,却门前罗雀游人无几。我不由得一阵窃笑。
其实,关于“世人重色”的话题,因涉及到心理、生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先贤的观点各有不同,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女人是祸水”,“好色乃亡国之兆”,有的则不以为然。鲁迅对此有过一段宏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妃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林语堂写过一篇《妓女与姬妾》的文章,他认为妓女在中国的音乐、文学、爱情、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份的。他说: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一些文人学者如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柳永等都曾光顾妓院,或者纳妓为妾。诚然,由于封建礼教的桎梏,旧时的良家妇女是不让读书,更不该涉足艺术的,而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所造诣的女性的追求,于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需要寻找出类拔萃的艺妓。在那些造诣很深且颇负名气的艺妓中,最受人喜爱的是明末的秦淮名妓董小宛,后来嫁与冒辟疆为妾;唐代则有苏小小,她在西湖边上的坟墓多少年来都是人们竞相瞻仰的芳冢。这些色艺双全的女人大都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相连,她们对高官贵爵的影响经常使她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政治,有些社稷大事和官吏任免竟然是她们的绣房里决定的。比如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爱妾,李自成进京后将她俘获,遂导致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大明江山毁于一旦,但也由此酿成两人分道扬镳,圆圆断然削发去商山寺院当尼姑去了。还有以坚贞著名的秦淮名妓李香君,她的政治倾向与民族气节令许多男士汗颜,留下了血染“桃花扇”的悲情史话。还有薛涛、马湘兰、李师师、柳如是、严蕊、顾横波等,有的堪称一代才女,有的最后成了高官显爵的红粉知己或姬妾。所谓“艳姬骄马知何处,独有庭花春自荣”就是此意。中国知识女性的历史,一部分的确是需要从这些艺妓身世中爬梳的。
由此看来,真娘墓的建造和后来的旅游升温,苏州的香艳气和脂粉味,唐人“何事世人偏种色”的反诘和警示,都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和传统的人性潜质中,找到各自合理存在的历史渊薮。
晚秋到苏州玩,首选当然还是虎丘。
先贤苏东坡有言:“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明代徐缙也说:“平生游览遍天下,游之不厌惟虎丘。”其中深意,这次重游虎丘似有领悟。
我正观赏“千人石”后边的摩崖石刻,有唐代书家颜真卿的“虎丘剑池”、宋代书家米芾的“风壑云泉”、东晋书家王羲之的“剑池”,这几块都是国之瑰宝啊!只听不远处导游一惊一乍地说:“这就是真娘墓:真娘是什么人?她是唐朝时我们苏州有名的三陪小姐……”导游话音未落,就吸引了数十名游客,一窝蜂风往墓前挤过来,我不由得一愣,往昔来虎丘怎不记得有这个景点?于是近前端详:这是一座构筑古朴精致的亭子,四面石柱,亭后竹树葳蕤,野花丛生;亭中壁立石碑,刻有乾隆年间海陵陈璜题的“古真娘墓”4个大字,亭柱刻楹联一副:“半丘残日孤云,寒食相思陌上路;西山横黛瞰碧,青门频返月中魂”。导游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民间故事:
相传真娘是苏州有名的艺妓,本名胡瑞珍,出身书香门第,原住京城长安,“安史之乱”时在南逃路上被人骗卖误入青楼,在苏州阊门外乐云楼接客。真娘不但花容月貌,且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无所不工。她芳名远播,但守身如玉,卖艺不卖身。然而偏遇姑苏书生王荫祥慕名寻访,真娘受命接客,谈笑酬唱,客不俗,主不媚,两情炽热,令王生心醉情迷,此后频频造访,真娘依例殷勤伺候,也只是陪歌舞、陪琴奕、陪书画而已,从不留宿。后来王生吐露真意,欲娶真娘为妻,真娘婉言谢绝,称其早有婚配,虽处乱世鸳鸯离散,但发誓终身不再另嫁。王生遭到回绝后痴情不移,慨赠白银三千两和老鸨商定,让他留宿在真娘房中,真娘无力违抗,只得乘人不备悬梁自尽。王生痛悔哀伤之余,斥资在虎丘为真娘营建了墓地,遍植花卉,名之“花冢”,且立志终身不娶,以示对真娘贞洁人品的敬佩。
导游只能约略讲述,当晚翻检几本地方文献,发现果有翔实记载。这一青楼红颜的爱情故事,引得诸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或在花草芳踪间怜香惜玉,或在墓前凭吊留下诗文题咏,连当时在任的苏州刺使白居易及李绅、刘禹锡、李商隐等诗坛名流也未能免俗。唐人诸诗中,尤以会昌年间姑苏进士谭铢的一绝最为警醒,他气愤而讥诮地写道:“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自此,后人才不再轻薄为文,羞于在真娘墓前题诗了。
真娘墓使我想起不少有关女人的话题。“何事世人偏重色”这一声诘问,更使使我浮想联翩。
吴王阖闾与越国美女西施曾在虎丘的白莲池、照镜桥纵情享乐,尽显王者风流,死后厚葬与此。夫差继位后,逞一时之勇,生擒勾践,虽为父王报仇,却中了越国尚大夫范蠡的美人计,演绎出“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亡国悲剧。虎丘的“枕头石”也有些来历,说是苏州才子唐伯虎常偕秋香来虎丘玩,走累了就枕在这块石头上睡觉,《三笑姻缘》就虚构了唐伯虎狂恋大学士华鸿山家婢女秋香,卖身华府,骗得华学士信任,终于娶秋香为妾的故事。
游太湖影视城时,我又目睹了两件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三国城”模拟电视剧“甘露寺刘备招亲”现场,“孙尚香”长袂飘忽款款登上吴宫大殿,千百名游客狂呼乱叫争睹芳容;更有甚者,排长队在“洞房”中与“孙尚香”合影留念,花钱在所不惜,而蜀国大将关老爷、猛张飞的帐前,游客却寥若辰星。“水浒城”武大郎炊饼店,二楼有一间“潘金莲”卧室,愣是被游客堵得水泄不通,苦等那绝色尤物回眸一笑,争相合影者较“刘夫人”更甚,而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鲁智深灌园种菜的的大相国寺,却门前罗雀游人无几。我不由得一阵窃笑。
其实,关于“世人重色”的话题,因涉及到心理、生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先贤的观点各有不同,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女人是祸水”,“好色乃亡国之兆”,有的则不以为然。鲁迅对此有过一段宏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妃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林语堂写过一篇《妓女与姬妾》的文章,他认为妓女在中国的音乐、文学、爱情、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份的。他说: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一些文人学者如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柳永等都曾光顾妓院,或者纳妓为妾。诚然,由于封建礼教的桎梏,旧时的良家妇女是不让读书,更不该涉足艺术的,而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所造诣的女性的追求,于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需要寻找出类拔萃的艺妓。在那些造诣很深且颇负名气的艺妓中,最受人喜爱的是明末的秦淮名妓董小宛,后来嫁与冒辟疆为妾;唐代则有苏小小,她在西湖边上的坟墓多少年来都是人们竞相瞻仰的芳冢。这些色艺双全的女人大都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相连,她们对高官贵爵的影响经常使她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政治,有些社稷大事和官吏任免竟然是她们的绣房里决定的。比如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爱妾,李自成进京后将她俘获,遂导致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大明江山毁于一旦,但也由此酿成两人分道扬镳,圆圆断然削发去商山寺院当尼姑去了。还有以坚贞著名的秦淮名妓李香君,她的政治倾向与民族气节令许多男士汗颜,留下了血染“桃花扇”的悲情史话。还有薛涛、马湘兰、李师师、柳如是、严蕊、顾横波等,有的堪称一代才女,有的最后成了高官显爵的红粉知己或姬妾。所谓“艳姬骄马知何处,独有庭花春自荣”就是此意。中国知识女性的历史,一部分的确是需要从这些艺妓身世中爬梳的。
由此看来,真娘墓的建造和后来的旅游升温,苏州的香艳气和脂粉味,唐人“何事世人偏种色”的反诘和警示,都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和传统的人性潜质中,找到各自合理存在的历史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