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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能够挣人民币的产业种子，似乎都会在高校的产业土地上找到播撒的空间。
按照教育部发展教育产业的初衷，校办产业是为了促进高科技成果转化，弥补教育经费短缺。从教育部的校办产业理念出发，校办产业的发展应围绕高科技的方向。高校们深刻领会了精神，一面保持着高科技红旗不倒，另一面非高科技产业彩旗飘飘。 五花八门的校办产业 点击浏览各大高校网页上的校办产业，业务类型众多。在单一的利润点增长饱和后，多元化扩张一度成为中国企业选择的突破口。高校校办产业也与时俱进地开展了自己的多元化之路。
北大方正集团称，“方正集团坚持以IT、医疗医药为主业，有选择地进入某些传统行业。”很多高校都秉承着类似方正集团的多元化主旨，不断进入有利可图的行业，校办产业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发展景象，包括信息技术、环保、医药、房地产、机械、传媒、钢铁、证券等诸多领域。
在清华的“产学研”网页上，记者看到校办产业规模惊人。清华大学所罗列的主要企业有26个，而在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上市公司、控股企业、参股企业则更多。据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的网页显示，其下辖的上市公司就有5家，控股企业27家，参股企业多达54家，可谓高校校办产业的航空母舰。从投资方向来看，主营业务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包括信息技术、能源环境、生命科技、前沿技术等领域，但其大力进军房地产业已不是新闻。
随着高校学术交流活动增加，各大高校自己筹建宾馆，似乎顺理成章。而以清华大学为背景的房地产公司更是后来居上，在清华大学南门筹建产权式五星级文津国际酒店。
通过调查，记者得知清华大学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群组包括五大房地产开发公司——清华紫光(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华清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创业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清科建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威新华清(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在北京开发的楼盘，无一例外都是高档公寓和别墅。
房地产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在科技为主导的校办产业利润下降或者负增长以后，很多高校抓住了房地产这根救命稻草。“IT行业的利润率在下降，相比之下，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则相对较高。IT公司做房地产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清华紫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大龙说。
正是在逐利的驱动下，五花八门的校办产业就诞生了。
渐行渐远的产业路
大学的校办产业之路，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伊始。从当初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今天的颇具规模，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按照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陈涤平的理解，“回顾我国高校产业的发展历史，人们不难发现高校创办企业的动机有一条清晰的演化路线——运转保障系→统政治任务→创收”。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1952年戛然而止。当时国家经费紧张，中央政府提出了“业余生产”的号召，高校很快组织成立“生产委员会”，这就是中国校办产业的雏形。
等到195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且随着中国开始全面拷贝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高校的工农业生产组织都停止了生产和经营。
第二阶段：恢复阶段。主要是在大跃进时期，这时的校办产业成为执行国家政治任务的附属品。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提出“要把学校建成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者结合的共产主义先进基地”。于是校办产业又立竿见影地勃兴起来，但好景不长，中央不久后的调整使校办产业急速萎缩下来。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商业化的创收占据主导地位。
高校科技产业开始迈向初步的市场化，标志性高峰就是北京“中关村”的崛起。在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校校办产业会议，并成立了行业组织——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也成为校办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性事件就是北京大学轰轰烈烈地“推倒南墙”。当时就有分析认为，“北大推倒的是南墙，树立起来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旗帜。”这表明高校校办产业商业化味道更浓了，校办产业以科技为主的导向发生了重大偏向，产业投资开始朝多元化行进。
校办产业攀上股市的高枝。领先者是复旦大学，1993年，以复旦大学为背景的复华实业公司成为高校上市公司的第一股。随后高校上市公司成为中国股市的一大景观。
校办企业冠冕堂皇的“服务科研和服务社会”的理由，逐渐站不住脚了。高校校办企业的商业化运作，走过了羞羞答答的零星闪现，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进时退，再到政策不甚明朗下的滚动前趋，最后撕下仅有的遮羞布，投向彻底商业化的温柔怀抱。
公共资源的乱舞
校办产业进入不同的行业部门，就意味着公共资源进入不同的领域。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先行者和精神领袖。正是他的激光照排技术，使中国印刷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的时代。时至今日，王选教授所奠定的印刷技术，依然是北大方正盈利的重要支撑点。
而北大方正在照排技术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多元化举措，让北大的公共资源不断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不仅进入IT硬件制造领域，还涉猎房地产、稀土、金融、精细化工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除了IT制造领域有所斩获外，北大在其他领域的投资基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领域不得不狼狈退出。
方正在IT领域的成功并没有得到持久的延伸，方正数码、方正控股出现持续几年的亏损。但方正并没有收敛，反而令人吃惊地展开大手笔的收购之旅。
2002年8月，北大方正出资2．29亿元控股浙江证券，此前浙江证券处于巨亏状态，单是证监会开出的罚单就高过亿元，但北大方正以“神来之笔”竟将浙江证券起死回生，让业界啧啧称奇；2003年5月，方正将苏州市资产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市属国企苏钢集团收入囊中，并承诺在随后的三五年时间里，斥资27亿收购苏钢集团100％的国有股；2003年7月，方正出手3亿元一举拿下重庆的西南合成制药公司；2003年9月，方正以增资扩股方式控股武汉证信投资公司；2005年又开始染指武汉证券，动用不菲资金意图托管武汉证券。
方正每次收购动辄上亿资金，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盈利了，皆大欢喜；如果投资失败，谁来承担风险?按照清华和北大的改制经验，学校是最终的大股东，学校将经营风险转移给控股企业，但是风险最终转移到哪里?据中兴证券的一位人士分析，由于北大方正是上市公司，存在着一些关联交易，因此部分风险由股 民来承担，部分风险由银行来承担，另外部分风险就靠北大自身承担，北大将成为损失的最后买单人。
毫无疑问，高校的校办产业属于国有资源，连高校的校名也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目前的普遍现象是高校的公共资源日益被集中操控在行政权力机构手中，当行政权力缺乏制约的时候，公共资源就有被滥用的危险。
美国高校的高科技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华尔街股市的上百家高科技上市公司，却没有一家由高校控股。中国高校不仅将主营业务上市，而且还“买壳上市”，利用高校概念炒作圈钱，引起了投资者和专家的众多诘问。
斯文窘境
北大南墙的推倒曾经轰动不已，而北大南墙重塑中的“浴血”更让北大成为一时的焦点。2004年3月6日，拆迁户常永兴在北大南门拆迁后的临时“居所”上吊自杀，成为北大重塑南墙进程中的陪葬品，而北大也尴尬地面临着斯文扫地的窘境。
北大重新部署科技园，改善校园周边环境，决定“重砌南墙”，由北大的校办企业北大资源集团负责实施，而北大资源集团正是北大房地产产业的主攻手。尽管北大资源集团后来解释，“我们负责整治周边环境，但拆迁是由专门的拆迁公司负责的；北京市政府没有给北大赔偿，北大当然也不会给拆迁户很高的赔偿!”
2003年6月26日晚，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北大南门的天光照相馆遭到强行拆除，不仅推掉了房子，而且里面的照相设备也惨遭损坏，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法院和仲裁程式。在照相馆被推掉后，照相馆的主人李英和常永兴找北大资源集团交涉无果。老两口在照相馆的废墟上搭起简易帐篷居住，并扯起白底黑字的条幅，张贴了合同和事件经过。老两口希望引起媒体关注，形成舆论压力。北大南门废墟上的抗议情形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其间北京媒体出现了集体性失语，网上有猜测认为，北大强大的行政权力和商业力量起了莫大的作用。
在传统的“诉苦”无效后，常永兴采取了极端方式——上吊自杀来作最后的抗争。尽管北京的媒体还是一如既往的噤声，但自杀事件给北大蒙上了一层不可抹去的阴影。
很多高校在获得征用土地的权力后，就马上盖起高楼大厦。目前房地产公司为征地与拆迁户的冲突不断上演，高校征用土地同样面临着拆迁赔偿和重新安置的问题，清华大学当初在南门蓝旗营收编土地，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当大学与动用暴力或其它非正常手段解决拆迁矛盾有关时，专事教书育人的大学已斯文不再，校办产业的性质和功能变得令人心疑。
北大和清华进行了改制，但当校办产业的公司行为出现道德失范和责任缺位时，如果高校还是挡箭牌，那就超出了“有限责任”的范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宁向东在《渐行渐远的清华》中写道：“清华的陌生之处，在于一种从骨头里向外渗出的味道，是一种如暴发户般散发着的速成的铜臭。仿佛一只光着的臭脚，塞在花皮鞋里。”
“李鬼”效应
高校扩充校办产业的进程一直在继续，冠以大学名称的公司越来越多，而许多公司是“挂羊头卖狗肉”，与大学校名打擦边球，骗取投资人的信任。这些“幌子公司”利用社会对名牌高校的认同，在名牌高校的祖荫下乘凉。
熟悉大学的人都知道，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清华大学从来没有被称作“清大”，一般简称“清华”。但很多外地投资者不清楚，认为清华大学的盛名不至于“店大欺客”，纷纷投资所谓“清大”的项目。
这些打着“清大”牌子的系列公司在宣传上无一例外地与清华大学挂钩。他们将公司设立在清华科技园内，将清华大学东门的图片很显眼地放在网页宣传的正中间，都打着高科技的旗帜，包括环保科技、省电技术、室内净化技术、焊接技术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都有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做顾问。本刊实习记者通过清华大学的查号台找到其中一位教授的电话，以清华学生的身份致电：“我一个亲戚想投资做那个纳米焊接技术的项目，您有何建议呢?”
“我给你三点建议：第一，投资做这个项目，后果要自负，所以你要慎重考虑；第二，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纳米焊接的技术，这个要清楚；第三，这个项目我并没有参与，技术上我也不敢保证。”清华这位退休教授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担任顾问，而且他们的宣传也是打着你们的名号?”
这位教授马上不耐烦地说，“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我只是给你以上三点建议。”在电话“啪”地挂断后，咨询就结束了。
在随后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许多外地投资者都血本无归。山东一名投资者购买了所谓的纳米焊接机器，结果回去使用不久机器出现故障，多次给“幌子公司”致电要求维修，但公司总是推托，最后消费者只能无奈地守着一堆废铁。
记者还得知，以前吵得沸沸扬扬的“清大巨星”长途省话王，骗取了许多外地投资者的信任。当骗局被识破后，公司干脆关闭了清华科技园的办公室，溜之大吉。
在清华科技园内，部分“清大”系列的公司依然顽强存在，不断有所谓新的高科技项目和产品问世，不明就里的外地投资者还在不断上当受骗。
“圈地运动”
没有土地，就算有再多的产业种子也难以找到播撒的空间。曾几何时，国内高新科技开发区建设方兴未艾，国务院紧急叫停，决定不再审批高新科技开发区，对已有的高新科技开发区建设规模进行调整。
与高新科技开发区不同，高校校区规模的扩大趋势没有停歇的趋势，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扶持教育发展的良好意愿，在审批高校高科技产业园区和扩大校区上大开方便之门。
北京中关村地段“寸土丈金”，获取规划土地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高校依然通过建设高科技园区的构想，将学校附近的土地收入囊中。高校收编周围土地并非通过高校自身来运作，而是通过校办企业负责实施。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高校的文化积累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本，高校校办产业的延伸，正是将自有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布迪厄还指出，不同资本的结合能够再生产出剩余价值。
校办产业开展的圈地运动，已不再满足于对周边土地拉锯式的收编，而是将触角延伸到校外乃至全国。
据调查，目前北大的科技园分园有五处，包括江西北大科技园、新疆北大科技园、山东北大科技园、安徽北大科技园、昌平北大科技园等。清华科技园分园也有五处，分布在江西、昆山、珠海、陕西、河北等地，其中河北分园位于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5000亩，赶上了清华大学自身的学校面积。
在全国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高校的高科技园区依然照圈不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理由就是——为了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发 挥高校科技、教育、人才优势，振兴地方经济。
在这种高科技分园到处辐射的背后，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含义。对高校来讲，校办企业需要拓宽营销渠道，而分园区无疑就是廉价的根据地。
按照上海大成集团房地产行销专员宋业飞的理解，一般的房地产公司肯定没有这么优惠的条件，而且招标的过程也比这个严密，高校行为使公平竞争的环境遭到了破坏。高科技公司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土地，享受优惠的政策，而高科技园内无一例外盖起了写字楼，主要靠收租子过活，高科技的含量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给予高校校办产业优惠政策，达到让其进驻的目的，不仅可以获取高校的智库，而且对于地方政府也是不小的政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结合，很快转换成经济资本。在这种结合中，优惠政策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也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
退出和改制
曾有人当面向教育部部长周济质疑——“高校大办校办产业，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对高校的发展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周济给予了明确否认，“高校搞科技产业并非不务正业，高校要集中力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然而，“我本有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高校校办产业并没有沿着科技创新的主干道前进，而是不断走到房地产等非高科技公司的辅路上。
实际上在校办企业的问题初露端倪以后，主管教育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就指示：一个是建立退出机制；再一个就是改制。早在2001年1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问题的通知》，将校企改制提上议事日程。
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曾指出，大学办企业好处有一点，但现在看来弊端很多。如一些校办企业利用名校概念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炒作，影响了高校间的正常竞争，还有一些校办企业的违法经营，影响了高校的声誉。潘云鹤认为还是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高校将成果移到企业中去，这对大学和企业都有好处。
无论是美国斯坦福模式、印度班加罗尔模式，还是剑桥模式，在国外大学与高科技产业相得益彰的发展中，大学只给高科技产业提供人才，专心进行科研，一旦形成成果就将其交给社会，让社会成立公司实行产业化。其研发阶段可与大学兼容，以后便须脱离大学。
高校如果全身而退，将资产交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尽管比改制难度更大，但却一次性解决了诸多后遗症，免除了以后一连串的改制烦恼。
目前还没有哪一家高校走全身而退的道路，反而是将校办产业牢牢抓在手中。而教育部的明确指导意见就是改制，通过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校企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校办产业的改革也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校办产业的退出机制完全可以参照国企改革的部分经验，在整改中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企业制度的模式选择上，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形式，其重点和难点就是产权界定，不能让国有资产出现流失。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曾经疾呼：“大学不是养鸡场!”实际上，“高校也不是公司!”只有建立校办产业的退出机制和彻底改制，高校才能不再被人诟病为公司。
按照教育部发展教育产业的初衷，校办产业是为了促进高科技成果转化，弥补教育经费短缺。从教育部的校办产业理念出发，校办产业的发展应围绕高科技的方向。高校们深刻领会了精神，一面保持着高科技红旗不倒，另一面非高科技产业彩旗飘飘。 五花八门的校办产业 点击浏览各大高校网页上的校办产业，业务类型众多。在单一的利润点增长饱和后，多元化扩张一度成为中国企业选择的突破口。高校校办产业也与时俱进地开展了自己的多元化之路。
北大方正集团称，“方正集团坚持以IT、医疗医药为主业，有选择地进入某些传统行业。”很多高校都秉承着类似方正集团的多元化主旨，不断进入有利可图的行业，校办产业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发展景象，包括信息技术、环保、医药、房地产、机械、传媒、钢铁、证券等诸多领域。
在清华的“产学研”网页上，记者看到校办产业规模惊人。清华大学所罗列的主要企业有26个，而在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上市公司、控股企业、参股企业则更多。据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的网页显示，其下辖的上市公司就有5家，控股企业27家，参股企业多达54家，可谓高校校办产业的航空母舰。从投资方向来看，主营业务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包括信息技术、能源环境、生命科技、前沿技术等领域，但其大力进军房地产业已不是新闻。
随着高校学术交流活动增加，各大高校自己筹建宾馆，似乎顺理成章。而以清华大学为背景的房地产公司更是后来居上，在清华大学南门筹建产权式五星级文津国际酒店。
通过调查，记者得知清华大学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群组包括五大房地产开发公司——清华紫光(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华清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创业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清科建房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威新华清(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在北京开发的楼盘，无一例外都是高档公寓和别墅。
房地产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在科技为主导的校办产业利润下降或者负增长以后，很多高校抓住了房地产这根救命稻草。“IT行业的利润率在下降，相比之下，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则相对较高。IT公司做房地产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清华紫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大龙说。
正是在逐利的驱动下，五花八门的校办产业就诞生了。
渐行渐远的产业路
大学的校办产业之路，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伊始。从当初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今天的颇具规模，恐怕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按照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陈涤平的理解，“回顾我国高校产业的发展历史，人们不难发现高校创办企业的动机有一条清晰的演化路线——运转保障系→统政治任务→创收”。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1952年戛然而止。当时国家经费紧张，中央政府提出了“业余生产”的号召，高校很快组织成立“生产委员会”，这就是中国校办产业的雏形。
等到195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且随着中国开始全面拷贝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高校的工农业生产组织都停止了生产和经营。
第二阶段：恢复阶段。主要是在大跃进时期，这时的校办产业成为执行国家政治任务的附属品。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提出“要把学校建成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者结合的共产主义先进基地”。于是校办产业又立竿见影地勃兴起来，但好景不长，中央不久后的调整使校办产业急速萎缩下来。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商业化的创收占据主导地位。
高校科技产业开始迈向初步的市场化，标志性高峰就是北京“中关村”的崛起。在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校校办产业会议，并成立了行业组织——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协会。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也成为校办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性事件就是北京大学轰轰烈烈地“推倒南墙”。当时就有分析认为，“北大推倒的是南墙，树立起来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旗帜。”这表明高校校办产业商业化味道更浓了，校办产业以科技为主的导向发生了重大偏向，产业投资开始朝多元化行进。
校办产业攀上股市的高枝。领先者是复旦大学，1993年，以复旦大学为背景的复华实业公司成为高校上市公司的第一股。随后高校上市公司成为中国股市的一大景观。
校办企业冠冕堂皇的“服务科研和服务社会”的理由，逐渐站不住脚了。高校校办企业的商业化运作，走过了羞羞答答的零星闪现，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进时退，再到政策不甚明朗下的滚动前趋，最后撕下仅有的遮羞布，投向彻底商业化的温柔怀抱。
公共资源的乱舞
校办产业进入不同的行业部门，就意味着公共资源进入不同的领域。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先行者和精神领袖。正是他的激光照排技术，使中国印刷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的时代。时至今日，王选教授所奠定的印刷技术，依然是北大方正盈利的重要支撑点。
而北大方正在照排技术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多元化举措，让北大的公共资源不断进入不同的行业领域。不仅进入IT硬件制造领域，还涉猎房地产、稀土、金融、精细化工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除了IT制造领域有所斩获外，北大在其他领域的投资基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领域不得不狼狈退出。
方正在IT领域的成功并没有得到持久的延伸，方正数码、方正控股出现持续几年的亏损。但方正并没有收敛，反而令人吃惊地展开大手笔的收购之旅。
2002年8月，北大方正出资2．29亿元控股浙江证券，此前浙江证券处于巨亏状态，单是证监会开出的罚单就高过亿元，但北大方正以“神来之笔”竟将浙江证券起死回生，让业界啧啧称奇；2003年5月，方正将苏州市资产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市属国企苏钢集团收入囊中，并承诺在随后的三五年时间里，斥资27亿收购苏钢集团100％的国有股；2003年7月，方正出手3亿元一举拿下重庆的西南合成制药公司；2003年9月，方正以增资扩股方式控股武汉证信投资公司；2005年又开始染指武汉证券，动用不菲资金意图托管武汉证券。
方正每次收购动辄上亿资金，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盈利了，皆大欢喜；如果投资失败，谁来承担风险?按照清华和北大的改制经验，学校是最终的大股东，学校将经营风险转移给控股企业，但是风险最终转移到哪里?据中兴证券的一位人士分析，由于北大方正是上市公司，存在着一些关联交易，因此部分风险由股 民来承担，部分风险由银行来承担，另外部分风险就靠北大自身承担，北大将成为损失的最后买单人。
毫无疑问，高校的校办产业属于国有资源，连高校的校名也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目前的普遍现象是高校的公共资源日益被集中操控在行政权力机构手中，当行政权力缺乏制约的时候，公共资源就有被滥用的危险。
美国高校的高科技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华尔街股市的上百家高科技上市公司，却没有一家由高校控股。中国高校不仅将主营业务上市，而且还“买壳上市”，利用高校概念炒作圈钱，引起了投资者和专家的众多诘问。
斯文窘境
北大南墙的推倒曾经轰动不已，而北大南墙重塑中的“浴血”更让北大成为一时的焦点。2004年3月6日，拆迁户常永兴在北大南门拆迁后的临时“居所”上吊自杀，成为北大重塑南墙进程中的陪葬品，而北大也尴尬地面临着斯文扫地的窘境。
北大重新部署科技园，改善校园周边环境，决定“重砌南墙”，由北大的校办企业北大资源集团负责实施，而北大资源集团正是北大房地产产业的主攻手。尽管北大资源集团后来解释，“我们负责整治周边环境，但拆迁是由专门的拆迁公司负责的；北京市政府没有给北大赔偿，北大当然也不会给拆迁户很高的赔偿!”
2003年6月26日晚，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北大南门的天光照相馆遭到强行拆除，不仅推掉了房子，而且里面的照相设备也惨遭损坏，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法院和仲裁程式。在照相馆被推掉后，照相馆的主人李英和常永兴找北大资源集团交涉无果。老两口在照相馆的废墟上搭起简易帐篷居住，并扯起白底黑字的条幅，张贴了合同和事件经过。老两口希望引起媒体关注，形成舆论压力。北大南门废墟上的抗议情形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其间北京媒体出现了集体性失语，网上有猜测认为，北大强大的行政权力和商业力量起了莫大的作用。
在传统的“诉苦”无效后，常永兴采取了极端方式——上吊自杀来作最后的抗争。尽管北京的媒体还是一如既往的噤声，但自杀事件给北大蒙上了一层不可抹去的阴影。
很多高校在获得征用土地的权力后，就马上盖起高楼大厦。目前房地产公司为征地与拆迁户的冲突不断上演，高校征用土地同样面临着拆迁赔偿和重新安置的问题，清华大学当初在南门蓝旗营收编土地，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当大学与动用暴力或其它非正常手段解决拆迁矛盾有关时，专事教书育人的大学已斯文不再，校办产业的性质和功能变得令人心疑。
北大和清华进行了改制，但当校办产业的公司行为出现道德失范和责任缺位时，如果高校还是挡箭牌，那就超出了“有限责任”的范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宁向东在《渐行渐远的清华》中写道：“清华的陌生之处，在于一种从骨头里向外渗出的味道，是一种如暴发户般散发着的速成的铜臭。仿佛一只光着的臭脚，塞在花皮鞋里。”
“李鬼”效应
高校扩充校办产业的进程一直在继续，冠以大学名称的公司越来越多，而许多公司是“挂羊头卖狗肉”，与大学校名打擦边球，骗取投资人的信任。这些“幌子公司”利用社会对名牌高校的认同，在名牌高校的祖荫下乘凉。
熟悉大学的人都知道，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清华大学从来没有被称作“清大”，一般简称“清华”。但很多外地投资者不清楚，认为清华大学的盛名不至于“店大欺客”，纷纷投资所谓“清大”的项目。
这些打着“清大”牌子的系列公司在宣传上无一例外地与清华大学挂钩。他们将公司设立在清华科技园内，将清华大学东门的图片很显眼地放在网页宣传的正中间，都打着高科技的旗帜，包括环保科技、省电技术、室内净化技术、焊接技术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都有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做顾问。本刊实习记者通过清华大学的查号台找到其中一位教授的电话，以清华学生的身份致电：“我一个亲戚想投资做那个纳米焊接技术的项目，您有何建议呢?”
“我给你三点建议：第一，投资做这个项目，后果要自负，所以你要慎重考虑；第二，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纳米焊接的技术，这个要清楚；第三，这个项目我并没有参与，技术上我也不敢保证。”清华这位退休教授回答道。
“那您为什么担任顾问，而且他们的宣传也是打着你们的名号?”
这位教授马上不耐烦地说，“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我只是给你以上三点建议。”在电话“啪”地挂断后，咨询就结束了。
在随后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许多外地投资者都血本无归。山东一名投资者购买了所谓的纳米焊接机器，结果回去使用不久机器出现故障，多次给“幌子公司”致电要求维修，但公司总是推托，最后消费者只能无奈地守着一堆废铁。
记者还得知，以前吵得沸沸扬扬的“清大巨星”长途省话王，骗取了许多外地投资者的信任。当骗局被识破后，公司干脆关闭了清华科技园的办公室，溜之大吉。
在清华科技园内，部分“清大”系列的公司依然顽强存在，不断有所谓新的高科技项目和产品问世，不明就里的外地投资者还在不断上当受骗。
“圈地运动”
没有土地，就算有再多的产业种子也难以找到播撒的空间。曾几何时，国内高新科技开发区建设方兴未艾，国务院紧急叫停，决定不再审批高新科技开发区，对已有的高新科技开发区建设规模进行调整。
与高新科技开发区不同，高校校区规模的扩大趋势没有停歇的趋势，中央和地方政府出于扶持教育发展的良好意愿，在审批高校高科技产业园区和扩大校区上大开方便之门。
北京中关村地段“寸土丈金”，获取规划土地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高校依然通过建设高科技园区的构想，将学校附近的土地收入囊中。高校收编周围土地并非通过高校自身来运作，而是通过校办企业负责实施。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高校的文化积累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本，高校校办产业的延伸，正是将自有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布迪厄还指出，不同资本的结合能够再生产出剩余价值。
校办产业开展的圈地运动，已不再满足于对周边土地拉锯式的收编，而是将触角延伸到校外乃至全国。
据调查，目前北大的科技园分园有五处，包括江西北大科技园、新疆北大科技园、山东北大科技园、安徽北大科技园、昌平北大科技园等。清华科技园分园也有五处，分布在江西、昆山、珠海、陕西、河北等地，其中河北分园位于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5000亩，赶上了清华大学自身的学校面积。
在全国土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高校的高科技园区依然照圈不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理由就是——为了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发 挥高校科技、教育、人才优势，振兴地方经济。
在这种高科技分园到处辐射的背后，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含义。对高校来讲，校办企业需要拓宽营销渠道，而分园区无疑就是廉价的根据地。
按照上海大成集团房地产行销专员宋业飞的理解，一般的房地产公司肯定没有这么优惠的条件，而且招标的过程也比这个严密，高校行为使公平竞争的环境遭到了破坏。高科技公司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土地，享受优惠的政策，而高科技园内无一例外盖起了写字楼，主要靠收租子过活，高科技的含量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给予高校校办产业优惠政策，达到让其进驻的目的，不仅可以获取高校的智库，而且对于地方政府也是不小的政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结合，很快转换成经济资本。在这种结合中，优惠政策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也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
退出和改制
曾有人当面向教育部部长周济质疑——“高校大办校办产业，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对高校的发展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周济给予了明确否认，“高校搞科技产业并非不务正业，高校要集中力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然而，“我本有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高校校办产业并没有沿着科技创新的主干道前进，而是不断走到房地产等非高科技公司的辅路上。
实际上在校办企业的问题初露端倪以后，主管教育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就指示：一个是建立退出机制；再一个就是改制。早在2001年1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问题的通知》，将校企改制提上议事日程。
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曾指出，大学办企业好处有一点，但现在看来弊端很多。如一些校办企业利用名校概念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炒作，影响了高校间的正常竞争，还有一些校办企业的违法经营，影响了高校的声誉。潘云鹤认为还是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高校将成果移到企业中去，这对大学和企业都有好处。
无论是美国斯坦福模式、印度班加罗尔模式，还是剑桥模式，在国外大学与高科技产业相得益彰的发展中，大学只给高科技产业提供人才，专心进行科研，一旦形成成果就将其交给社会，让社会成立公司实行产业化。其研发阶段可与大学兼容，以后便须脱离大学。
高校如果全身而退，将资产交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尽管比改制难度更大，但却一次性解决了诸多后遗症，免除了以后一连串的改制烦恼。
目前还没有哪一家高校走全身而退的道路，反而是将校办产业牢牢抓在手中。而教育部的明确指导意见就是改制，通过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校企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校办产业的改革也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校办产业的退出机制完全可以参照国企改革的部分经验，在整改中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企业制度的模式选择上，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形式，其重点和难点就是产权界定，不能让国有资产出现流失。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曾经疾呼：“大学不是养鸡场!”实际上，“高校也不是公司!”只有建立校办产业的退出机制和彻底改制，高校才能不再被人诟病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