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中不可能没有日本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掌门人，周恩来的视野包括全世界的空间和可预见的时代。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和把握：全局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远景是什么，现实是什么;战略是什么，策略是什么;宏观是什么，微观是什么;谁是当前的主要敌人，谁是可靠的朋友，谁是可以团结和转化的力量;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要坚持，什么要灵活，什么要调整;什么要继承，什么要摈弃，什么要创新;等等。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周恩来外交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出访，只能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地区。可是他从来没有忘掉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没有忘记从长远谋划新中国的外交全局，只是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既要只争朝夕又要扎扎实实、步步为营，有些事又要提前打好基础，遇到时机要及时抓住。
　　在各个国家中，有一个是周恩来一直挂在心中的，那就是日本。他年轻时，在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著名诗句后，随即东渡日本。去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求救国真理，日本是他见识的第一个外国，从个人感受来说他不可能忘掉日本。从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来说，源远流长，中国的外交中不可能没有日本。从中日关系的经验和那段惨痛历史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谁当政都不能不考虑中日关系问题。从两国人民的福祉来说，搞好搞坏实在是关系重大，决不能掉以轻心。即使仅仅从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上来说，也绝对不能忽略日本。
　　周恩来从来没有忽略日本，而且精心指导和培育中日关系一步一步向前进。他总是处于对日工作的中心地位，日夜操劳，润物细无声。他克服了困難，找到了突破点，抓住了根本，成效在积累，友谊力量在成长壮大……最后赢得了日本的人心，克服了障碍，收获了成果，实现了突破，取得了对中日两国和地区、世界都好的局面。对日工作的成功是周恩来最具创造性的外交杰作。
　　还应明确说明，对日工作的外交杰作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作，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延安就开始的，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起步的。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日军一些官兵常常宁死不当俘虏，万一被俘也决不认罪。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竟然成功地教育出一批被俘的日军官兵，使他们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站在反对日本法西斯阵营的一边;停战后又在1000多名日本战争罪犯中，对绝大多数罪行不那么严重，经过教育认罪态度好，而有悔改表现的从轻处理;对45名罪行严重的，通过服刑，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认罪。他们中不少人返日后成为反对战争、主张日中友好的积极分子。不用物质利益而靠真理和启发觉悟，用精神的力量，使原来在反动阵营里的人转变认识，然后从行动上站到正义一边，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但共产党有这样的本领。
　　还有，聂荣臻像慈父一般爱护被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失去父母的日本小女孩，中国父母收留日本侵华战争中遗弃在中国的数千名日本孤儿，新中国通过红十字会遣返4万名日本侨民返回日本等，都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真实故事，无不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友好品德，这对日本人民不能不产生触动和感化。

发展对日关系的顶层设计者

　　在对日工作中，周恩来有着他自己的独特贡献，因为他更熟悉日本和日本人，更懂外交和外交艺术，所以他在对日外交中能提出他人不大容易想出来的好主意。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对日关系的顶层设计者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审视了整个中日关系史，指出两国2000多年都是和平共处和友好的，有60年关系不好。清末日本参与了侵略中国。二战中日本大规模出兵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极大伤害，1945年8月15日以前双方打了14年仗。但日军投降放下武器后，中国人还把日本人当作朋友，并不记仇。今后两国关系的关键是要和平共处，双方都应该向前看，以史为鉴，努力消除近几十年来的不愉快事情的影响，使中日两国几千年的友好关系在新时代的基础上永久地发展下去。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
　　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和控制，日本政府必然跟着美国执行反华政策，不承认新中国，与台湾缔结“条约”、保持“外交关系”，使两国战争状态没有解除，自然无法开展正常的外交。有一段时间日本政府甚至严格禁止本国老百姓与中国来往。
　　怎么办？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接见了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访华代表团，说：“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个政府关系的改善的。所以日本朋友来得越多，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码头为你们开放得越多，那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我们两国人民团体的来往，已经创造了新的纪录，这就是两国人民团体达成了许多协议，并且由两国人民团体来执行。中日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签订的协议，连同今天签字的铁路协议在内，一共有了15个，涉及议会、渔业、侨民、文化、科学、贸易、工会等等方面。这些协议大部分都实现了，而且行之有效，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重光外相喝香槟酒了。” 　　1960年8月27日，在同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谈话时，周恩来谈到了關于促进中日关系的贸易三原则和政治三原则：
　　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
　　关于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坚持过去我们说过的政治三原则，过去的政治三原则并不是对日本政府有所苛求，而是很公平的。这就是说：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的存在，高兴地看待日本人民的发展。如果双方进行谈判，当然以日本政府为对手。但是，日本政府对中国并不如此，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敌视新中国，承认台湾，说它代表中国。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这样做，日本追随，我们当然反对。第三，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我们这个三原则是很公道的，反过来看就清楚了。第一，中国政府并不敌视日本，愿意同日本友好;第二，中国政府只承认一个日本，并不搞两个日本，而且要谈判总会以日本政府为对手;第三，总是鼓励、支持和帮助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应该这样做呢？
　　（日本）中小企业有特殊困难……今后还可以继续照顾，并且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增加一些。
　　这些都是周恩来针对当时中日关系的状况，提出的非常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原则。后来把“国民外交”的说法称为“民间外交”，就是周恩来提出的“民间外交”“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经促政”“政经挂钩”的外交新理念。邦交正常化以后又提出“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官方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相辅相成”等，都是周恩来在对日工作中的发明创造。

要把日本人民与当年的“日本鬼子”区别开来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日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教育中国人民，要把日本人民与当年的“日本鬼子”区别开来，不这样怎么能有成效地开展对日工作呢？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太大而且记忆犹新，所以老百姓对日本普遍有着强烈愤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说：“要注意教育群众，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周恩来说：在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的同时，“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
　　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问题会议的中国代表南汉宸、冀朝鼎结识了日本的代表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理事长宫腰喜助、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帆足计、绿风会女议员高良富等，周恩来批准邀请他们访华。5月15日，三人不顾日本政府的禁令毅然来华访问，被称为“三勇士”。这是日本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代表团，并同中方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开创了两国民间交往的先河。后来双方又签订了三个贸易协定，最后一个因日本政府更迭而未能执行。
　　1953年9月28日，周恩来会见日本著名学者大山郁夫，提出了中日建交原则和民间往来的方式：“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日本恢复正常关系，但是，只要日本同美国一道敌视中国，继续保持同台湾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那么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不可能缔结和约，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此后，周恩来对日本来访者大多予以会见，他会见的日本来访者比其他国家的来访者要多，谈话内容也深刻。
　　1955年，在周恩来起草的出席万隆会议的方案中，把日本与巴基斯坦、越南南方、伊拉克、伊朗一起列为接近“和平中立国家”，要在会外重点做日本代表团的工作，由曾在日本多年的廖承志负责这项工作。4月18日，经廖承志的努力，周恩来同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经济审议厅长官，后任通商产业大臣）及藤山爱一郎（后任日本外相）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是二战后两国政府官员的第一次会谈。22日又举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高碕说日本与美国之间有安全条约，日中邦交的恢复不那么容易。周恩来将双手在胸前交叉一放说：“可以在维持日美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友好关系！”高碕听了大吃一惊，没想到在两国尚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中国总理会说出如此大度的话！日本代表团的目标之一，是希望大会能通过日方提出的和平提案，由于在会上得不到支持而灰心丧气，高碕来求周恩来帮助。周恩来看了日方的草案认为不错，就慨然表示把中方同样的提案撤回，支持日方提案。结果日方的提案通过了。高碕对周恩来感激万端，曾写下《相逢在亚非会议》一文，说：“这次万隆会议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对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促进日中民间交往和半官方关系方面，高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10月，以李德全、廖承志为首的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第一个进入日本的中国代表团。后来我国派了不少代表团访日，增进和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率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访华。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民间文化协定。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们。
　　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了半官方性质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周恩来、陈毅参加了签字仪式。
　　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成立，郭沫若任名誉会长，廖承志任会长。
　　1964年中法建交对日形成冲击，日本政府很快同意在东京和北京互设备忘录贸易常驻代表，互换常驻记者，中日半官方关系成为事实。

会见日本客人的时间大多比较长

　　长期参加对日民间和半官方工作的外交家肖向前著文说：“周恩来对日本来访者大多予以会见，比起其他国家，人数要多得多，谈话内容也深得多。因为同在东方的这两个民族、两个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贸易来往的国家，今后发展什么样的关系才能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这是他伟大胸怀中所经常挂牵的问题。”
　　肖向前的话很符合实际。笔者又向其他几位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外交部老同事请教，他们说周恩来见日本客人的时间大多比较长，有的谈话四个小时以上，有的一次不够，还会再谈第二次。为什么呢？因为周恩来不仅要向对方介绍我们的立场、政策和看法，还常常要进行调研，跟踪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要向客人们了解很多情况，要学习很多知识。
　　曾于1960年8月27日随铃木一雄接受周恩来会见的田中脩二郎著文说：“尽管会见持续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但仍不见周总理发表见解的迹象，他依然接连不断地深入询问日本的具体情况。”包括：“美国资本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日美贸易是否平衡，引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有什么成果;池田新内阁面临的课题，解散国会和实行大选的日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技术和设备出口的问题，对美进出口貿易的内容，棉花从何处进口，棉纱产量和纱锭数量;煤炭工业和煤炭综合利用，炼钢用焦炭的来源，转炉与平炉的比较，废铁使用量，铁矿石从何处进口，钢铁生产计划;中小企业现状，中小企业和对美贸易的关系，中小企业及其系列化;大米、小麦、玉米的生产和进口，以及渔业的发展方向等。总理知识的渊博令人惊叹不已，他那种不靠部下的汇报而注重亲自调查，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精神非同凡响，令人敬佩。”
　　1970年10月26日，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他发现随团的浅沼稻次郎遗孀浅沼享子的女婿是专门从事公害问题报道的记者，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谈话，详细了解日本的公害情况及解决措施。在同这位记者谈话时，周恩来指示扯一条专线到另一室里接上扩音器，请我国工业、交通、卫生部门的领导同志旁听他与这位记者的谈话。并请这位记者第二天给我们有关的科技人员和主管部门人员作报告。周恩来十分重视了解和学习日本的先进经济技术，设法从日本买到和引进我们没有而需要的先进设备和产品。

“周总理的眼神能闪烁七色的光彩”

　　渡边弥荣司曾任日本通产省通商局局长。高碕达之助去世后，半官方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由冈崎嘉平太负责，冈崎请渡边物色人选到办事处工作，渡边感到找人到共产党国家工作太难，就自己随冈崎来了，曾伴随冈崎十次访华。
　　冈崎写了《我一生最伟大的恩师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恩来总理对我来说是人生之师。他恐怕是我尊以为师的最后一个人了。”

　　外交部老干部王泰平在日本工作多年，他写了《我听冈崎话总理》一文。王泰平写道，冈崎先生对他说：“周总理是个很重感情的人。1972年9月田中首相去中国恢复邦交之前，有一天我刚回到家，就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日方贸易事务所的职员金光贞治从北京打来的。金光说：‘现在，我们正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总理。周总理跟中方负责人说，在北京迎接恢复邦交的那一天，要邀请冈崎先生，但他们还没有办。周总理批评他们，追问原因，回答是外交部的手续还没有办完。周总理说这是官僚主义，并要我立即从这里打电话，说是电话费由他来付。希望您这就马上答应来北京。’”“周总理说：不久田中首相就要来恢复邦交，但不是因为田中首相来了就能恢复邦交，而是因为在这之前就有许许多多日本朋友作了努力。我国有句老话，‘饮水不忘掘井人’。正因为有了他们，今天才得以恢复邦交。”冈崎说：“叫我们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冈崎92岁辞世，按他生前的遗愿，把一个镶有周恩来照片的镜框放进了他的灵柩。
　　冈崎比周恩来还大一岁，却奉周恩来为师，原因何在？恐怕感动他的不仅是周恩来的往事，更是在接触中周恩来的现实言行，这是很多日本朋友共同的想法。渡边弥荣司在《夙愿和理想》中写道：
　　周总理话题广泛，涉及国内问题、国际问题、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他那卓越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不能不令人惊叹。他的话富有魅力，扣人心弦，感人肺腑。我感到，周总理的眼神仿佛闪烁着七色光彩。根据话题的不同，或温柔亲切，或锐利逼人，眼色变化，浓淡有致，五彩缤纷。在日本，我曾向知心朋友说过，周总理的眼神能闪烁七色的光彩。周总理的话题虽然广泛而富于变化，但中心议题却是亚洲稳定、世界和平、日中信赖这三点。“日中不得再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仇恨不能忘记。但同2000年的日中友好相比，那是短暂的，而且加害者只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我们必须解除怨仇而携手，建立日中友好和繁荣。我们应当进行合作，并以合作的力量实现能让亚洲朋友为之高兴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进而导致世界和平。日中互相信赖和理解正是这一切的前提。”我认为，这就是周总理谈话的要点，它已渗透到我的五脏六腑。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周恩来曾接见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被中国改造特赦的日本战犯组织）会长、原陆军中将藤田茂，同他谈了战争史。藤田写文章说：“这次谈话作为亲切的告诫，至今铭刻在我心中。”藤田写道：“周总理对我说：‘前不久，我与田中首相刚刚发表了恢复中日邦交的联合声明。这是经济基础不同的两国总理的书面保证。能否说这两个国家的邦交已真正恢复了呢？我认为，只有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从心里互相理解，最后建立起深厚的信赖关系时，才能形成一种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一直友好下去的睦邻友好关系。’”
　　1972年4月，三木武夫访华，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两次谈话。三木强调，如他组阁，将承认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复交后愿缔结永不再战宣言等。三木又介绍了他准备对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听后表示：“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把你完全说成亲华派了也不好，当然你是愿意友好的，但是给你的帽子太大也不行。话说得多了点，这样人家都来找你了。要说得比较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还要使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对我们放心。所以你不要太突出。这都是为了促使你成功，而且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人的问题。”三木对周恩来的这些嘱咐极为感激，对中方陪同人员说，他从政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周总理这样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

几片樱叶起到了特殊的效果

　　从日文翻译成长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德有回忆：“周总理尽管日理万机，但他总是乐意抽出时间会见日本朋友，深入交谈，耐心工作，既向客人介绍情况，又注意向对方了解情况，真正把工作做到客人的心坎里。这种会见有时从晚上一直到深夜，甚至到翌日凌晨。记得1955年6月9日晚，周总理在紫光阁会见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的两位学者——南原繁先生（东京大学原校长）和大内兵卫先生（日本政法大學校长）。由于周总理太忙，会见的时间安排在晚上10点钟。日本客人知道，礼节性拜会的时间不能太长，又怕影响总理休息，大约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要起身告辞。尽管当时已近午夜，但是周总理仍坚持同他们继续谈下去。周总理同客人谈了文化交流，还探讨中日双方如何在文字改革问题上进行合作。就这样，谈话一直持续到午夜12时半，实际上已是翌日凌晨。周总理的诚恳、热情，使日本客人大为感动。”
　　再说说资深日文翻译王效贤写的一个小故事吧：1973年5月，由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建交后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会见了全体团员。在谈了“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官方与民间两条腿走路，相辅相成”等方针后，周恩来突然问：建交时田中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的樱花长势如何，谁去看过？大家面面相觑无人作声。周恩来接着说，这点事都没有想到，到了日本，朋友们问起，你们怎么回答？于是，他当即派人到现场看了樱花情况，那人摘回几片樱叶交给周总理，总理看过交给廖承志，廖承志接过来夹在笔记本里。廖承志在会见田中首相时，把樱叶赠给田中，对他说：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樱花树在中国已经长大。田中十分高兴。不过几片树叶，却起到了特殊效果，充满了人情味，使人感到亲切，此事成为日本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个花絮，广为流传。
　　无数这样的小事情，加上周恩来管的无数大事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周恩来，赢得了无数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周恩来的无限热爱。
　　日中友好协会顾问岛田政雄写道：“像周恩来那样，身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却尽力会见众多的日本人，如果需要，莫说两三个小时，彻夜畅谈也在所不辞。像周总理那样同日本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地进行对话的领导人，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可以这样说，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友好运动中，中日友好运动无论范围之广，或者根基之深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友好运动，是以周总理为中心自然形成的，并发展为体系的。”曾任共同社北京分社社长的中岛宏认为：“周总理的许多讲话，包括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不用说都是站在中国这个国家的立场讲的，但其中却又包含着也可以称之为超越一国利害的普遍真理。”所以周恩来深得日本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