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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不在图像中行动
日期：2014/12/13 -2015/03/15
地点：常青画廊、佩斯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798）
“不在图像中行动”展览，很好地完成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艺术家群体在后奥运时代中生活状态的生动描述，且温度可感，质感可触。这种踩在艺术、生活、社会话题边边上的展览，绝不适合任何严肃的文字说明，或动辄评论；但被要求说些批评，也只好板起面孔，打出一些相关不相关的字儿来。
观展前我并没做任何功课、也收起了习惯性的审美期待——因为知道孙原他们是不会拿出什么“好看”的“东西”的。不过确有个问题在左脑萦绕：不在图像中行动，在哪里行动？纵观各综生物的世间过往，有迹可循有史可考的不过物质遗存与文字记录两种。而文字所记，大凡围绕着行为展开。而此番，艺术家出身的两位策展人和崔灿灿一反对图像的膜拜，寓意将行为和图像相分离，偏离以物品为作品的航道。
在佩斯、唐人和常青画廊中，以Video形式呈现了34位（组）艺术家的口述经历——关于艺术和生活的“扯淡”。如何在一年内把10万经营成100万，关于一次需要资助的旅行过程，关于一次不公正待遇的骂娘，还有无话想说的沉默。“不在图像中行动”展览，已经很好地诠释了它的思想，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表达方式之中。
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思想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论断“媒介即信息”犹在耳畔。的确，深入一种文化的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深入艺术圈子的最有效途径，无外乎是了解这群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如何行为，又如何将行为转化为可行的艺术。
回头望去，不足百年，但同今日相比，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却显得充满压力：他们一边抑制着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一边忙于用已有的身份和权威为接下来要发生的转变书写着规则。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到，他们所处的文化正以文字为中心向着以图像为中心转换，而自己已经深陷其中。而如今，“不在图像中行动”又是对此的一次反驳，用话语和讲述充当了作品，观者从传统意义上的视觉享受者转变成了聆听者，一瞥而过变成驻足倾听各种艺术“大事件”和生活琐屑。不过这次，艺术家们反驳得一点儿都不焦虑，不慌不张也不严肃；有些戏谑，但也未到“足以让文化精神枯萎”的份上。
赫胥黎曾经担心过：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今天的艺术家仿佛没有，他们赢在了，赢在了艺术的生活和艺术的物质生产的界限分明上。某些内容就是偏好着某些媒介，自主且自觉地在有效范围内踱步；生活、挣钱和学术讨论本来都可以相安无恙。正如孙原举着红酒在开幕式现场所说：能调整三家画廊的档期举行这一艺术项目，实属不易。当然，能够做非商业展览的画廊，也充分说明了它们在商业上的成功。所言极是。
或许我又在无意间把过多的认真投入到了这件事情上，它本身不过是对生活际遇的讲述，或济或不济。而站在Video面前，最令人动容的，就是生活的真实，还有能被艺术家说得出口的立场。正如张明信所言“我觉得最真的东西就是过日子。”
在生活的真实面前，两个层面被无意扩大了，即作为个体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意识和作为群体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前者是私人化的思维，贯穿于艺术家日常的嬉笑怒骂吃喝拉撒，无论公演一场调侃艺术圈的相声还是焊接一个不能移出画室的铁架子，都从艺术中来，向生活中去。这种行动不可终止，永远未完待续，但已发生的过往经验可被挑选。
后者过于复杂，但我们都有所体会、或许还有所忌讳，那就是在艺术圈我们都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在觥筹交错和赶场上花的时间可以比在思考作品和写作上花的时间多。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工作量都很大，展览通常是聊出来的——当然，这也是不在图像中行动的另外一层深意。这些生活中碎片化的艺术桥段，被艺术家提供、被策展人选中，进而成为一种言说。策展人仅提出艺术家名单的时代已经过去，在选择和定夺中，艺术家和策展人在作品实施过程中争夺艺术话语权的时代，还将继续。
艺术的小众圈子往往边缘，但往往也是最容易得到圈外仰视的理解的。90年代初，孙原即对此有所体会。“不在图像中行动”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的生活实践，也有着它特殊的出口，即面向圈子，又面向大众，就像它在实际生活中所占有的广度一样。但不能预期，要把艺术化的生活划开多少道口子，才能给外界更多的接触面，才能改变如今的局面：艺术家的个人意志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困兽之斗。很多问题本就无解，下至于器，上不止于礼。
好吧，不在图像中行动，那就在非图像中尽情地言说吧！
日期：2014/12/13 -2015/03/15
地点：常青画廊、佩斯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798）
“不在图像中行动”展览，很好地完成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艺术家群体在后奥运时代中生活状态的生动描述，且温度可感，质感可触。这种踩在艺术、生活、社会话题边边上的展览，绝不适合任何严肃的文字说明，或动辄评论；但被要求说些批评，也只好板起面孔，打出一些相关不相关的字儿来。
观展前我并没做任何功课、也收起了习惯性的审美期待——因为知道孙原他们是不会拿出什么“好看”的“东西”的。不过确有个问题在左脑萦绕：不在图像中行动，在哪里行动？纵观各综生物的世间过往，有迹可循有史可考的不过物质遗存与文字记录两种。而文字所记，大凡围绕着行为展开。而此番，艺术家出身的两位策展人和崔灿灿一反对图像的膜拜，寓意将行为和图像相分离，偏离以物品为作品的航道。
在佩斯、唐人和常青画廊中，以Video形式呈现了34位（组）艺术家的口述经历——关于艺术和生活的“扯淡”。如何在一年内把10万经营成100万，关于一次需要资助的旅行过程，关于一次不公正待遇的骂娘，还有无话想说的沉默。“不在图像中行动”展览，已经很好地诠释了它的思想，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表达方式之中。
继承了奥威尔和赫胥黎思想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论断“媒介即信息”犹在耳畔。的确，深入一种文化的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深入艺术圈子的最有效途径，无外乎是了解这群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如何行为，又如何将行为转化为可行的艺术。
回头望去，不足百年，但同今日相比，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却显得充满压力：他们一边抑制着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一边忙于用已有的身份和权威为接下来要发生的转变书写着规则。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到，他们所处的文化正以文字为中心向着以图像为中心转换，而自己已经深陷其中。而如今，“不在图像中行动”又是对此的一次反驳，用话语和讲述充当了作品，观者从传统意义上的视觉享受者转变成了聆听者，一瞥而过变成驻足倾听各种艺术“大事件”和生活琐屑。不过这次，艺术家们反驳得一点儿都不焦虑，不慌不张也不严肃；有些戏谑，但也未到“足以让文化精神枯萎”的份上。
赫胥黎曾经担心过：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今天的艺术家仿佛没有，他们赢在了，赢在了艺术的生活和艺术的物质生产的界限分明上。某些内容就是偏好着某些媒介，自主且自觉地在有效范围内踱步；生活、挣钱和学术讨论本来都可以相安无恙。正如孙原举着红酒在开幕式现场所说：能调整三家画廊的档期举行这一艺术项目，实属不易。当然，能够做非商业展览的画廊，也充分说明了它们在商业上的成功。所言极是。
或许我又在无意间把过多的认真投入到了这件事情上，它本身不过是对生活际遇的讲述，或济或不济。而站在Video面前，最令人动容的，就是生活的真实，还有能被艺术家说得出口的立场。正如张明信所言“我觉得最真的东西就是过日子。”
在生活的真实面前，两个层面被无意扩大了，即作为个体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意识和作为群体艺术家的集体无意识。前者是私人化的思维，贯穿于艺术家日常的嬉笑怒骂吃喝拉撒，无论公演一场调侃艺术圈的相声还是焊接一个不能移出画室的铁架子，都从艺术中来，向生活中去。这种行动不可终止，永远未完待续，但已发生的过往经验可被挑选。
后者过于复杂，但我们都有所体会、或许还有所忌讳，那就是在艺术圈我们都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在觥筹交错和赶场上花的时间可以比在思考作品和写作上花的时间多。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工作量都很大，展览通常是聊出来的——当然，这也是不在图像中行动的另外一层深意。这些生活中碎片化的艺术桥段，被艺术家提供、被策展人选中，进而成为一种言说。策展人仅提出艺术家名单的时代已经过去，在选择和定夺中，艺术家和策展人在作品实施过程中争夺艺术话语权的时代，还将继续。
艺术的小众圈子往往边缘，但往往也是最容易得到圈外仰视的理解的。90年代初，孙原即对此有所体会。“不在图像中行动”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的生活实践，也有着它特殊的出口，即面向圈子，又面向大众，就像它在实际生活中所占有的广度一样。但不能预期，要把艺术化的生活划开多少道口子，才能给外界更多的接触面，才能改变如今的局面：艺术家的个人意志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困兽之斗。很多问题本就无解，下至于器，上不止于礼。
好吧，不在图像中行动，那就在非图像中尽情地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