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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不断增幅科技、时尚、智慧等元素的同时,也正面临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以及贫富分化等多重挑战。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建设有温度、可持续的城市,是全球城市发展的未来之路。”
在10月13日于西安召开的“首届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西咸)国际论坛”上,西安市政协主席、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华峰作为东道主如是诠释论坛的宗旨。
陕西省西咸新区于2011年成立,三年后获批为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并列的第七个国家级新区。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期间提出,“要发挥西咸新区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的综合功能”。西咸新区的国家使命就此底定。
论坛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原负责人拉津德·帕乔里,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史蒂文·克拉克·洛克菲勒,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刘世锦,以及知名文化学者葛剑雄等200多位与会嘉宾就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议题展开研讨。
“最近几年城市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都市圈的加快发展。”在总结了美、日、法三国大都市圈的人口集中趋势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还比较低,下一阶段城市增长仍有巨大潜力。
改革开放40年来,“速度城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路径如何抉择,刘世锦开出了他的药方——
“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土地、资金、人员和技术双向流动。”
这一药方基于对大都市圈结构的认知判断:疏解核心城市部分功能,让都市圈内不断涌现的小城镇吸纳更多人口,协助缓解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都市圈怎么建设?小城镇到底靠农民还是城里人建设?作为答案的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的城乡间互动,对现行土地制度构成挑战如何应对?这位高层智囊呼吁: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农村宅基地能够流转,吸引城市资本,乡村振兴可期。
中国是一个土地极为稀缺,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一个国家,人均可居住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可居住面积的三分之一。作为经济学家,和刘世锦一样,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从稀缺资源的配置角度给出建议,“当我们建新城、做规划的时候,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让土地承载更多的人口、更多的生产力。”
对比58.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4%,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所谓创新城市发展方式,首先就要扭转稀缺资源的错配。”樊纲说。
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央地两级政府官员的关注,多达11个国家级新区负责人亦出席。一位东部城市官员告诉记者,过去十年间,他分别向两任市委书记、两任市长建议,放开户籍,以吸纳人才。得到的回复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落户一名大学生,市级财政支出10万元起。
2017年末,中国人均GDP突破8800美元,业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序列。也正是从这一年起,“抢人大战”风起云涌,西安是这场事关未来的争夺战中付出“柴米”最多的城市之一。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的一段话,为“抢人大战”做了最好的注脚:国家发改委2010年的文件规定,城市发展对科技的依存度不低于3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达到70%,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社会专利申请量的70%,也就是“377”,达到这一标准,可称之为创新型城市。
伴随着“世界工厂”的产业升级,不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科技创新成为“国之重器”,人力资本之于城市发展愈发重要。
2018年中国城市创新创业活动榜中,西安位列第六,R&D历史经费位居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位居前十,西安高校众多,科研实力很强。经济学家出身的辜胜阻,针对“大西安”的未来发展给出了六点建议:发挥大学及科研院所在创新源头上的作用,推动军民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制度创新,大力发展股权投资,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和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
辜胜阻对科研成果转化尤为看重,他举例,“我们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时,专门提出一条建议,允许国内高校老师到企业兼职并取得合理的报酬。《拜杜法案》使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从5%上升到60%,国内如成都的‘西南交大九条’,以及上海‘星期日工程師’等尝试,都是对人才的激励。”
与工业城市较多依靠债权融资不同,创新城市更多依靠股权融资。
西安目前有33家上市公司,而深圳已超过350家,辜胜阻表示,“对比这两个数字,就知道下一步在科技金融方面应该怎么做了。”
伴随着“速度城镇化”向“质量城镇化”的历史性转变,城市宜居与文化的重要性逐年上升,城市发展新路径破茧在即。
“工业时代是先创业后宜居,创新时代是先宜居后创业,”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说,“这是成都这种慢节奏宜居城市异军突起的根源。”
被樊纲称之为“有后发优势”的西咸新区,自然不甘于人后。岳华峰在发言时表示,西咸新区坚持生态优先,按照“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持续开展了植树增绿、水系建设和污染治理,系统推进无煤城市、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建设。
2007年,因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杰出贡献,拉津德·帕乔里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位诺奖得主在10月13日的论坛上大声疾呼,必须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70%,并赶在2100年前减少到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已经过去了26年,但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不断增加。帕乔里建议,在城市中修建更多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增大城市的绿化面积,让城市成为一个碳池,并改变传统的评估经济发展和评估GDP的方式。“西安有责任对气候变化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除了绿色宜居,陕西和西安还在试水古都复兴。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在发言时表示,我们积极探索,下决心在周秦古都探索城市发展新的模式,希望能打造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陕西样板。
西咸新区的沣河两岸,是西周时期并称“丰镐”的国都丰京和镐京,亦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京”的城市。882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区规划设计,被交到了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手中。这位享誉全球的规划大师,在演讲时回顾了规划西咸新区中轴线之时的考量:“是不是每一个商业点上能够设立一个各朝代表性的建筑,甚至也加上各朝代名人的塑像。依传统特点从南及北,打造一个时空结合的新轴线,把西安的历史名城的身份具体地体现出来。”
“每个城市都有她的‘紫禁城’,”刘太格说,“但没有哪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能与十三朝古都相比,这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
在10月13日于西安召开的“首届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西咸)国际论坛”上,西安市政协主席、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华峰作为东道主如是诠释论坛的宗旨。
陕西省西咸新区于2011年成立,三年后获批为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并列的第七个国家级新区。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期间提出,“要发挥西咸新区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的综合功能”。西咸新区的国家使命就此底定。
论坛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原负责人拉津德·帕乔里,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史蒂文·克拉克·洛克菲勒,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刘世锦,以及知名文化学者葛剑雄等200多位与会嘉宾就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议题展开研讨。
流动与稀缺
“最近几年城市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都市圈的加快发展。”在总结了美、日、法三国大都市圈的人口集中趋势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还比较低,下一阶段城市增长仍有巨大潜力。
改革开放40年来,“速度城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路径如何抉择,刘世锦开出了他的药方——
“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土地、资金、人员和技术双向流动。”
这一药方基于对大都市圈结构的认知判断:疏解核心城市部分功能,让都市圈内不断涌现的小城镇吸纳更多人口,协助缓解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都市圈怎么建设?小城镇到底靠农民还是城里人建设?作为答案的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的城乡间互动,对现行土地制度构成挑战如何应对?这位高层智囊呼吁: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农村宅基地能够流转,吸引城市资本,乡村振兴可期。
中国是一个土地极为稀缺,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一个国家,人均可居住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可居住面积的三分之一。作为经济学家,和刘世锦一样,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从稀缺资源的配置角度给出建议,“当我们建新城、做规划的时候,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让土地承载更多的人口、更多的生产力。”
对比58.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4%,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所谓创新城市发展方式,首先就要扭转稀缺资源的错配。”樊纲说。
激活新经济
此次论坛吸引了众多央地两级政府官员的关注,多达11个国家级新区负责人亦出席。一位东部城市官员告诉记者,过去十年间,他分别向两任市委书记、两任市长建议,放开户籍,以吸纳人才。得到的回复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落户一名大学生,市级财政支出10万元起。
2017年末,中国人均GDP突破8800美元,业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序列。也正是从这一年起,“抢人大战”风起云涌,西安是这场事关未来的争夺战中付出“柴米”最多的城市之一。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的一段话,为“抢人大战”做了最好的注脚:国家发改委2010年的文件规定,城市发展对科技的依存度不低于3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达到70%,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社会专利申请量的70%,也就是“377”,达到这一标准,可称之为创新型城市。
伴随着“世界工厂”的产业升级,不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科技创新成为“国之重器”,人力资本之于城市发展愈发重要。
2018年中国城市创新创业活动榜中,西安位列第六,R&D历史经费位居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位居前十,西安高校众多,科研实力很强。经济学家出身的辜胜阻,针对“大西安”的未来发展给出了六点建议:发挥大学及科研院所在创新源头上的作用,推动军民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制度创新,大力发展股权投资,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和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
辜胜阻对科研成果转化尤为看重,他举例,“我们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时,专门提出一条建议,允许国内高校老师到企业兼职并取得合理的报酬。《拜杜法案》使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从5%上升到60%,国内如成都的‘西南交大九条’,以及上海‘星期日工程師’等尝试,都是对人才的激励。”
与工业城市较多依靠债权融资不同,创新城市更多依靠股权融资。
西安目前有33家上市公司,而深圳已超过350家,辜胜阻表示,“对比这两个数字,就知道下一步在科技金融方面应该怎么做了。”
“每个城市都有她的紫禁城”
伴随着“速度城镇化”向“质量城镇化”的历史性转变,城市宜居与文化的重要性逐年上升,城市发展新路径破茧在即。
“工业时代是先创业后宜居,创新时代是先宜居后创业,”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说,“这是成都这种慢节奏宜居城市异军突起的根源。”
被樊纲称之为“有后发优势”的西咸新区,自然不甘于人后。岳华峰在发言时表示,西咸新区坚持生态优先,按照“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持续开展了植树增绿、水系建设和污染治理,系统推进无煤城市、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建设。
2007年,因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杰出贡献,拉津德·帕乔里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位诺奖得主在10月13日的论坛上大声疾呼,必须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70%,并赶在2100年前减少到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已经过去了26年,但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不断增加。帕乔里建议,在城市中修建更多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增大城市的绿化面积,让城市成为一个碳池,并改变传统的评估经济发展和评估GDP的方式。“西安有责任对气候变化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除了绿色宜居,陕西和西安还在试水古都复兴。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在发言时表示,我们积极探索,下决心在周秦古都探索城市发展新的模式,希望能打造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陕西样板。
西咸新区的沣河两岸,是西周时期并称“丰镐”的国都丰京和镐京,亦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京”的城市。882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区规划设计,被交到了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手中。这位享誉全球的规划大师,在演讲时回顾了规划西咸新区中轴线之时的考量:“是不是每一个商业点上能够设立一个各朝代表性的建筑,甚至也加上各朝代名人的塑像。依传统特点从南及北,打造一个时空结合的新轴线,把西安的历史名城的身份具体地体现出来。”
“每个城市都有她的‘紫禁城’,”刘太格说,“但没有哪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能与十三朝古都相比,这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