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安全岛，亦被称为“弃婴岛”，是一种由特定机构为被弃婴儿提供室内庇护场所的保护措施：遗弃者将婴儿放入岛内，在离开前启动延时按钮，数分钟后便有工作人员将婴儿送至福利中心或医院。在整个过程中，遗弃者的行为并不受到监控，隐私也会得到保护。
　　这种弃婴关怀形式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现今世界上诸多国家对于婴儿安全岛也有不同的政策以及规定，但有关它的伦理争议却从未停止。这是保护婴儿还是纵容犯罪？各种价值观、法律观以及伦理观在这个议题上轮番碰撞。
　　在过去的一年中，伴随弃婴岛在中国多个省份的试水推广，争议声浪同样卷起。在这种公众接受度的拉锯中，当下社会对于婴儿的保护短板也渐浮现。
　　弃婴关怀该当如何？这一话题，犹如一堂考验社会关爱和法律的伦理课。争议声中，作为对婴儿“生命权”优先保障的一种方式，婴儿安全岛隐然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推广政策。

回访石家庄

　　2014年1月13日清晨，石家庄市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匆匆赶至北京，参加民政部召集的内部会议。在南京市福利院于2013年12月启用婴儿安全岛后，弃婴的急速增长现象使得这项工作迅速成为社会焦点。石家庄市福利院作为中国第一个弃婴岛的试水地点，再次回到媒体与政府的关注中。

　　石家庄福利院的地理位置略显偏僻，地处市区西南二环以外的一条深巷——这里被周围居民称为“城乡结合部”。即便如此，婴儿安全岛的标识却不难找到：在主干道上的转弯指示处以及巷子的岔路口，都立着醒目的交通指示牌，显示其准确方向。
　　政府机构、媒体、别处城市的福利院以及遗弃婴儿的父母，循着这些标识来到这里。
　　“这是院里和政府部门沟通的结果。”福利院工作人员马宁介绍，为了让婴儿安全岛的功能为更多人所知，特意将其标注在交通路牌上，这样就使得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能明确看到——在设立婴儿安全岛的议题上，河北省和石家庄两级政府都明确表示支持，此中沟通并不困难。
　　三年前的此时此地，建立“婴儿安全岛”的设想刚刚萌芽。由于遗弃婴儿者多选择将孩子放置在福利院周围的树丛和变电站，巷内聚集的野猫野狗以及寒冬极低的气温，使得被弃婴儿的存活率持续走低。虽然院内有安排间时巡逻值班的制度，但巡逻范围一般仅限在院内以及大门附近，许多弃婴直到隔日早上甚至死亡时才被发现。
　　“这些婴儿有的被老鼠咬掉了鼻子，也有的冻伤了腿，救回来也要做截肢。”石家庄福利院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称。
　　院长韩金红回忆，时逢有省领导出国考察归来，了解到国外的弃婴保护装置，认为这种尝试符合人道主义，更能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韩金红便与同事们提出了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国家婴儿舱的设想：在福利院门口设置一套合适的设备，遗弃者可以将婴儿放入装置内，保证婴儿存活的温度、湿度。在争取到省市政府的支持后，石家庄福利院第一期“婴儿安全岛”诞生。
　　小岛于2011年3月开始着手建设，6月1日投入运行。这个婴儿安全岛外形为一个尖顶小屋，占地2.5平方米，内置一个婴儿保温箱，还有一个延时报警按钮。当事人触动报警按钮后，值班人员即会接到报警信号，5分钟后，值班人员便会去接走婴儿。同时，小岛内并不设置摄像头及其他监控设备，一天24小时开放，让弃婴者自由出入。
　　现在设立在石家庄福利院大门旁侧的“婴儿安全岛”，是在一期基础上的“改良版本”。此前的运行中，福利院发现安全岛的设置需要考虑到遗弃者的心理状况：有的父母不会打开婴儿保温箱，慌乱中就把孩子直接放在地上，也有的家长因为担心受到监控，不会去按延时报警按钮。
　　马宁介绍，在发现这些因素后，石家庄福利院在2013年4月中旬启用的新安全岛扩容到了8平方米，增加了婴儿床、冷暖空调和红外入侵探测器。当有人进入安全岛后，不用对方启动报警按钮，值班室便会即刻发出报警，经过约5分钟时间，工作人员便会进入安全岛巡查被弃婴儿。
　　《财经》记者在安全岛内部看到墙上贴着《婴儿安全岛使用管理规定》以及《婴儿安全岛巡查制度》，其中规定保安人员每两小时巡查一次。
　　不过记者也同时发现，延时巡查制度并未很好落实。当记者进入安全岛内部后，有工作人员听到报警声后即刻出现，并未给遗弃者在岛内足够的独处时间。
　　根据石家庄市福利院最新统计，自2011年6月启用安全岛起，共接到弃婴186名，全部为残疾婴儿，其中脑瘫婴儿占到大部分。“很多家长都是晚上十一二点送来的，他们的具体情况我们没法知道，但从这些婴儿的健康情况来看，没有父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孩子，很多是迫不得已。”马宁说。
　　至少在石家庄公众最担心的问题——弃婴数量暴涨，并没有发生。
　　在安全岛建立的最初半年中，石家庄福利院共接收弃婴75名，2010年与2009年同期的数量则分别是83名和105名。就自己的工作体会而言，马宁并没有感到弃婴数量的显著增加。
　　韩金红介绍，三年来的跟踪统计表明，安全岛最明显的效果是提高了弃婴救治的存活率：设立前，遗弃在院门口以及附近的婴儿入院后，存活下来的约三分之一；引入后，弃婴存活率提高至80%，外伤、高烧以及患肺炎的数量锐减。

尴尬的现实与法律

　　就石家庄的历程来看，“婴儿安全岛”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弃婴保障补缺途径。过去两年间，石家庄的做法被作为安全岛建设经验，引入安全岛全国建设的推广会。与此同时，争议声却从未停止，主要包括，一是对此举将可能造成鼓励弃婴行为的担心，另外是婴儿岛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仍然暧昧不明。 　　2013年12月10日，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启用“婴儿安全岛”，在一周内接受弃婴17名，明显超过2012年同期数量。2014年1月29日，广州社会儿童福利院启用“婴儿安全岛”，15天内接受弃婴79名，使得本就床位紧张的福利院负荷超载。这些弃婴数量激增的现象，让石家庄经验中被消解的隐忧再次浮现。
　　《财经》记者在对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回访中发现，原本24小时开放的弃婴岛，在白天被上了锁。院长朱洪表示，为了避免对有些遗弃孩子的父母造成纵容效应，安全岛的开放时间已经调整为晚上，白天如果有人弃婴，工作人员将进行劝解。
　　这种不同于石家庄的方式，在广州市社会儿童福利院也同样沿用。
　　究其背后原因，婴儿安全岛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并非法律的当然豁免区域。由于不设监控录像，这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对违法行为的有意忽视，甚至于默许。在法律意义上，婴儿安全岛始终难以解决暧昧不明的法理困境。
　　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遗弃婴儿的法律规制现身于三部法律中：《刑法》第261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计划生育法》第22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条分别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以及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后两部法律虽然缺乏对应的强制措施，但遗弃婴儿的行为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行为。这与该行为是否发生在婴儿安全岛内并无关联，目前的法律也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豁免设定。
　　在国外，弃婴岛的设置往往伴随着法律的配套生成。例如美国的《摩西婴儿法》规定，对于出生后60天以内的婴儿，父母在不能或不愿意抚养的情况下，可以匿名方式将婴儿送交指定的医疗机构甚至警察局，在符合法律期限和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得以不受法律追诉。
　　但目前在国内，不仅配套法律还没有开启设立，现有法律的强制力也存在巨大疑问。
　　“全国一年约有3万个弃婴，父母被抓后获判遗弃罪的数量极少。这部法律已经施行了20多年，说明我们的司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朱洪说。
　　朱洪的这一困惑，在2014年1月民政部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卫生计生委、妇儿工委等单位就“婴儿安全岛”召开的联合会议上也被提出。会上，公安方面的代表并未给出明确答复。
　　据专事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北京律师佟丽华透露，在现实中警方若寻找到弃婴父母，一般只进行批评教育，并不会采取处罚措施，受到实际制裁的个案“微乎其微”。
　　华东政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认为，一方面原因在于警方破案线索难找，另一方面找到后也难以认定和立案。例如，在是否构成遗弃罪的判断中，对于“情节是否恶劣”这一构成要件的认定，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的判别结果，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则没有这一部分的司法解释。
　　除此之外，《刑法》将遗弃罪设定为自诉案件，即需要被害人或者其监护人自行搜集证据到法院提起诉讼。现实中，被弃婴儿显然缺乏这样的能力和条件，同时目前的法律也没有对弃婴身份认定以及监护权设置作出明确规定。这使得谁来做遗弃案件的原告成为疑问。
　　“在法律方面，监护权是不是可以转移、如何转移，现在还存在一系列立法始终没有触及的问题。”朱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理顺“在婴儿岛遗弃婴儿”的法律责任就更为困难。

政策方向已定

　　纵观目前“弃婴岛”问题的走向，与其说是一种对与错的论证，不如说是一种政策的导向和选择。过去一年，民政部已经给出了国家层面的选择答案。
　　2013年7月，民政部首次将婴儿安全岛的试点通知下放到各省：自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各省份选择一两个城市进行婴儿安全岛的试点，积累安全岛的实际运行经验。
　　2013年12月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公开表态：推广婴儿安全岛已形成共识。他认为，“设立弃婴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也是并行不悖的。”
　　2014年1月，面对几个试点城市发生的“弃婴激增”现象，民政部再次联合多个部委与各省级民政部门代表召开会议。参会者向《财经》记者透露，会上民政部门呼吁各地“抱团取暖”、加快安全岛的试点步伐，缓解先行试点城市接受弃婴的压力。
　　这些明确信号，都标志着婴儿安全岛已走过纠结论证阶段，正式成为国家层面的一种推广政策。作为佐证，过去两个月中各地的婴儿安全岛发展迅速：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南京、西安、天津、哈尔滨、南宁、广州等地先后建成婴儿安全岛，深圳、大连、沈阳、郑州等城市也纷纷表态将在2014年启用婴儿安全岛。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一点，那就是对‘生命权’的保障必须优先。”佟丽华律师认为，之所以公众会陷入对婴儿安全岛的伦理争议，归根到底是社会对于监护体系的系统架构存在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安全岛的存在是作为解决问题末端的不得已之举，仍值得保护与推广。
　　佟丽华目前担心的是，更多的社会舆论反而让政府官员收回了尝试的勇气。
　　在南京的“弃婴岛”议题引起社会关注后，各地民政局对于婴儿安全岛的话题变得谨慎起来。许多参与试水的福利院对此的采访请求已经不再接受。
　　“我们改变不了弃婴这种行为，但我们可以去改变结果。”律师出身的韩金红表示，在决定尝试弃婴岛前，石家庄福利院已经充分考虑过其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争议。“遗弃行为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杜绝，但我们的法律、体制必须给婴儿们予以保护。所以站在弃婴角度，站在‘生命权’的角度，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这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韩金红说。
　　在石家庄福利院内，第一期2.5平方米的“婴儿岛”现在被保存在院内的一个角落。在马宁眼中，这处微小的简易屋已度过最早的争议和风波，成为福利院的一段回忆。但在石家庄之外，以这座小屋为蓝本模型的诸多“婴儿岛”，在2014年仍将面临诸多质疑和考验。
　　其实即便如今，世界各国对弃婴岛使用的争议也从未停止。2012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亦在推动废除弃婴岛，希望通过欧洲议会禁止该项目。伴随婴儿安全岛在新一年中陆续落地生根，有关婴儿生命安全、遗弃罪设定以及监护权制度建设的法律讨论，注定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