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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神化成“当代艺术教父”，或者被丑化成宋庄黑社会老大的，都不是老栗
京郊宋庄小堡村的通透庭院里，栗宪庭的第二任妻子廖雯抽一口雪茄，把宽大的阔腿裤索性拉到膝盖以上。
立秋后的北京依然溽热，她刚刚陪同一批新加坡来的艺术同行在宋庄转了一圈，聊天、看展览、吃饭。
“热死了！又遛了一大圈儿。老头儿，快给我口水喝。”
“老头儿”其实还不到60岁，但几年前便已须发尽白。“他从来不去学校接孩子，怕人家当他是孩子的爷爷。”
“个个都当他能点石成金，其实他哪有那么大本事。”小他12岁的廖雯常为他做挡箭牌，“人太多了，挡也挡不住，老头儿自己又是个犹豫软弱的人，他总抹不开面儿。”
“软弱是我性格里很大的一个弱点，不会拒绝，只能忍受艺术家的骚扰。”老栗站起来给妻子和客人斟茶，饮水机上贴着女儿的字条，“爸爸妈妈多he水”。
写字条的时候扣子还小，“喝”字不会写。一晃，已经快七岁了，在城里上学，周末才回宋庄。
夫妻两个都对老栗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廖雯说支持老头儿隔几个月就出去走走，“找个清净的地方看看书、想想问题。可你也不可能金盆洗手，彻底脱离这个圈子，有些事儿必须去做。”
“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做的！”栗宪庭捏着烟卷，“过两年等这片都建完了，我就消失。”
“好啊，你去当和尚我都不反对！”
“哎呀，我一家七口，我上哪儿当和尚啊！再说这个年头，哪儿有桃花源啊。”
夫妻两个都笑了，说想来想去，“就非典那会儿最幸福了。”
“没人敢出来瞎串门了，每天早上起来，沏壶茶，翻翻书，太阳晒进来，就那么待着，真舒服。”
手机又震动起来，怕打扰，他几乎不接听电话，“有事就发短信联系。”短信发多了，练成了“拇指王”，发得比年轻人都快。收件箱里什么内容都有，“多数是有事求我的，也有很多人发短信骂我。”
“挺有意思的，有人拿画给他看，求他写字儿推荐，老头儿推不掉给写了，那人也没红，转脸就骂他。”
“其实我写过好多人呢，写了上百个，红了几个，大家就记得那些红了的艺术家，觉得我好厉害，看得准。还有很多垃圾文章，大家都忘记了。”
是啊，有谁在意那些“垃圾”呢？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只与罗中立、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这些红得发紫的名字有关。
“玩世写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对伤害的迷恋”……
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总结和评介横跨30年，他所创造的语汇和策划的展览如同路标，把一个尚处于混沌忙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推向了西方，托举起一批天价画家。而他自己也因为推进前卫、独立、自由的艺术创作理念和作品，两度被开除公职。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也就30出头，因为是权威刊物《美术》杂志的骨干编辑，就已经有了影响他人命运的力量。
“1980年，罗中立创作油画《父亲》时还是川美的学生，我是《美术》杂志责任编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用的是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学生。我顶着压力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这幅作品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被评为一等奖。”
与罗中立同班的张晓刚，毕业草稿因为“画风太粗野”，学校连画布、颜料都不发给他，只得画在牛皮纸上，就因为栗宪庭一句“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得以顺利毕业，而栗那句“有近乎梵高的情绪”的艺术评价，温暖鼓舞了他许多年。
多年之后，栗宪庭筹建自己的电影基金，找富起来的画家朋友们帮忙，方力钧第一个掏钱，张晓刚说，“老栗，我可以多给你点儿。”
教父？太像黑社会了
十多年前，当画家们还聚集在圆明园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前卫艺术抱有特别热情的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到中国，他结识了传说中的“老栗”，并赋予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精神领袖“教父”的别号。
“我从开始就不喜欢这个称呼，太像黑社会了！”栗宪庭摇摇头，他说自己是个“心事很重、胆小怕事”的人，绝没有传说中“带头大哥”的刚猛，年轻的时候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真诚做事而已。
“我是个幸运儿，那么多评论家，写了那么多东西，没有被人关注。我写的几个人，恰好都红了，红成那样，呵呵。我也跟着沾光，出了名。”
出国也是成名之后得到的好处之一，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到处去，世界各地开研讨会，大家都正襟危坐，戴着同声传译的耳机，煞有介事地做文化交流。”
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这事儿很荒诞，“耳机里的每一句话好像我都听懂了，但是人家演讲完，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明白。”
他问人家，“我的演讲，你听得懂吗？”
人家说，“嗯，好像听懂了几句，合在一块儿也不太清楚。”
忽然就不想再开会，不想再出国了， 对当代艺术这口翻滚的大油锅也彻底烦了。
“文化真的能交流吗？人家真的想明白我们吗？”
他写了篇文章，《我们做不做国际艺术拼盘上的“春卷”》，“春卷不需要发言，也不需要被理解，只要摆好东方风情的姿态就好了。”
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对家务活诸如做饭、整理房子越来越充满热情，对事业和艺术越来越失去兴趣，尤其一想起写文章就心烦，廖雯说‘女儿把老栗给废了’，这话没错。”
他很长时间醉心于收拾庭院，在后院种玉米，看院里方砖上青苔渐生，无比快慰。
“最高兴的是春节写对联，都是我自己编的，写得可好了！”
廖雯笑开了花，“写文章对老栗是一种折磨，扣子说了，‘我爸一写稿子就变成奶娃子了！’惟独写对联，他文思泉涌。”
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恰逢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共十沓。他把一张画毛泽东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挣了一万块钱。
王广义说话声音都抖了，“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
晚上，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
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
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已经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张晓刚本人惊闻自己的作品拍出天价，曾发短信给他，“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
他回给张晓刚的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
“在市场的巨大驱动力下，艺术家要定得住神儿，让钱跟着艺术走，不要让艺术跟着钱走。”他笑起来，“很难，做到这个很难。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
“成功的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有意拉开了与当红艺术家的距离，极少参加他们的聚会，基本不出席他们的画展。
一日，方力钧跟朋友们吃饭，席间半是感伤半是玩笑，“老栗不关心我们了。”
“我的话说得已经比较重了，我对重复的东西没有兴趣，如果你能在成功之后，仍然保持想象力和创造性，我肯定会再去看的。”
我现在就是一个乡绅
淡出江湖，他鼓动廖雯出去挣钱，“我吃软饭。”
如果不是小堡村党支部书记崔大柏的造访，他的隐居梦想或许真能慢慢实现。
“老崔有一天来找我，说我有一块儿空地，你给我设计个文化公园吧！我跟他说，文化公园到处都是，要那个干嘛，我来给你做一个艺术家园区吧。”
在村北的三棵大树下，他给崔大柏刷刷画出了艺术园区的规划，有美术馆，有个人画廊。村里一个废弃的鸡饲料厂，他设计成两层结构，“空间尽量大，留给艺术家工作，里面建一个小阁楼，生活空间尽量压缩。租金尽量便宜，比较拮据的画家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室。”
崔大柏不知道，老栗画的是他梦想已久的“乌托邦”。
“虽然方力钧、岳敏君这些非常有钱的画家都住在宋庄，但这里更多的是没有钱的，有很多穷得可能吃饭都是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便宜又安全的地方生活、画画。”
他一直忘不了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时，一个常与他联系的画家，惊惶地打给他一个电话，“栗老师，来了很多警察，说要赶我们走……”
“美术现在成了一个热门专业，就连有些医学院都开了美术系，那么多孩子毕业后，没有工作，只能选择所谓的‘流浪’。”
“我想帮帮他们，这是一潭水，引出去就活了，引不出去，就成了死水。”他想做出一个“宋庄模式”，让更多人“把艺术家的聚集当成一种资源。”
“我来这里本来是想躲个清净，写点自己的东西，但终究还是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总是有做具体事情的愿望，不能够做到独善其身。”
他笑言，自己这些年最恰当的身份，“是一个乡绅！”“在不伤害自由思想的前提下，以独立的姿态与地方政府合作。”
“乡绅”得到地方基层政府的极大信任，“我做了好多建筑设计，你一进宋庄，看到的所有房子都是我盖的。”
在美术馆和展览走上正轨之后，栗宪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为宋庄设计的艺术规划如廉价的工作室、健全的作品推荐机制，还有很多没有实现。
他几乎一手打造了宋庄小堡村的新貌，这个最初连柏油马路都没有的小村，如今空气里混杂着前卫、欲望、功名的复合味道，许多国际炒家循着这味道追了过来。
他比原来更繁忙了，甚至在自己家里接待了很多外省的市长，“很多地方都想做成我们这个模式。”
因为手握艺术园区的引入大权，谁能住进园区都得由他点头。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更多了，有人把宋庄比作梁山，画家们当初在老栗的带领下“落草”，如今老栗已经被“招安”。还有人预言，充斥着封建行会气息的宋庄早晚会彻底毁掉栗宪庭。
“骂就骂吧，”老栗想得很开，他谈了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但并不指望大家都能理解他，“从集体的思考和集体的体制里面，每个人以个人的方式挣脱出来，这个才是当代艺术。把这个当代艺术形容为结义，我特别不喜欢，既然不是结义，那么就不存在宋江，也不存在招安。”
“再过两年，”他给自己限定了时间，“等园区全部弄完，我就离开这个现场，做最后一件事。”
“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抛开解构啊、话语啊、符号啊，那套自己半懂不懂的体系，梳理自己和艺术的关系。”
京郊宋庄小堡村的通透庭院里，栗宪庭的第二任妻子廖雯抽一口雪茄，把宽大的阔腿裤索性拉到膝盖以上。
立秋后的北京依然溽热，她刚刚陪同一批新加坡来的艺术同行在宋庄转了一圈，聊天、看展览、吃饭。
“热死了！又遛了一大圈儿。老头儿，快给我口水喝。”
“老头儿”其实还不到60岁，但几年前便已须发尽白。“他从来不去学校接孩子，怕人家当他是孩子的爷爷。”
“个个都当他能点石成金，其实他哪有那么大本事。”小他12岁的廖雯常为他做挡箭牌，“人太多了，挡也挡不住，老头儿自己又是个犹豫软弱的人，他总抹不开面儿。”
“软弱是我性格里很大的一个弱点，不会拒绝，只能忍受艺术家的骚扰。”老栗站起来给妻子和客人斟茶，饮水机上贴着女儿的字条，“爸爸妈妈多he水”。
写字条的时候扣子还小，“喝”字不会写。一晃，已经快七岁了，在城里上学，周末才回宋庄。
夫妻两个都对老栗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廖雯说支持老头儿隔几个月就出去走走，“找个清净的地方看看书、想想问题。可你也不可能金盆洗手，彻底脱离这个圈子，有些事儿必须去做。”
“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做的！”栗宪庭捏着烟卷，“过两年等这片都建完了，我就消失。”
“好啊，你去当和尚我都不反对！”
“哎呀，我一家七口，我上哪儿当和尚啊！再说这个年头，哪儿有桃花源啊。”
夫妻两个都笑了，说想来想去，“就非典那会儿最幸福了。”
“没人敢出来瞎串门了，每天早上起来，沏壶茶，翻翻书，太阳晒进来，就那么待着，真舒服。”
手机又震动起来，怕打扰，他几乎不接听电话，“有事就发短信联系。”短信发多了，练成了“拇指王”，发得比年轻人都快。收件箱里什么内容都有，“多数是有事求我的，也有很多人发短信骂我。”
“挺有意思的，有人拿画给他看，求他写字儿推荐，老头儿推不掉给写了，那人也没红，转脸就骂他。”
“其实我写过好多人呢，写了上百个，红了几个，大家就记得那些红了的艺术家，觉得我好厉害，看得准。还有很多垃圾文章，大家都忘记了。”
是啊，有谁在意那些“垃圾”呢？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只与罗中立、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这些红得发紫的名字有关。
“玩世写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对伤害的迷恋”……
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总结和评介横跨30年，他所创造的语汇和策划的展览如同路标，把一个尚处于混沌忙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推向了西方，托举起一批天价画家。而他自己也因为推进前卫、独立、自由的艺术创作理念和作品，两度被开除公职。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也就30出头，因为是权威刊物《美术》杂志的骨干编辑，就已经有了影响他人命运的力量。
“1980年，罗中立创作油画《父亲》时还是川美的学生，我是《美术》杂志责任编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用的是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学生。我顶着压力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这幅作品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被评为一等奖。”
与罗中立同班的张晓刚，毕业草稿因为“画风太粗野”，学校连画布、颜料都不发给他，只得画在牛皮纸上，就因为栗宪庭一句“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得以顺利毕业，而栗那句“有近乎梵高的情绪”的艺术评价，温暖鼓舞了他许多年。
多年之后，栗宪庭筹建自己的电影基金，找富起来的画家朋友们帮忙，方力钧第一个掏钱，张晓刚说，“老栗，我可以多给你点儿。”
教父？太像黑社会了
十多年前，当画家们还聚集在圆明园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前卫艺术抱有特别热情的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到中国，他结识了传说中的“老栗”，并赋予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精神领袖“教父”的别号。
“我从开始就不喜欢这个称呼，太像黑社会了！”栗宪庭摇摇头，他说自己是个“心事很重、胆小怕事”的人，绝没有传说中“带头大哥”的刚猛，年轻的时候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真诚做事而已。
“我是个幸运儿，那么多评论家，写了那么多东西，没有被人关注。我写的几个人，恰好都红了，红成那样，呵呵。我也跟着沾光，出了名。”
出国也是成名之后得到的好处之一，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到处去，世界各地开研讨会，大家都正襟危坐，戴着同声传译的耳机，煞有介事地做文化交流。”
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这事儿很荒诞，“耳机里的每一句话好像我都听懂了，但是人家演讲完，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明白。”
他问人家，“我的演讲，你听得懂吗？”
人家说，“嗯，好像听懂了几句，合在一块儿也不太清楚。”
忽然就不想再开会，不想再出国了， 对当代艺术这口翻滚的大油锅也彻底烦了。
“文化真的能交流吗？人家真的想明白我们吗？”
他写了篇文章，《我们做不做国际艺术拼盘上的“春卷”》，“春卷不需要发言，也不需要被理解，只要摆好东方风情的姿态就好了。”
忽然觉得自己老了，“对家务活诸如做饭、整理房子越来越充满热情，对事业和艺术越来越失去兴趣，尤其一想起写文章就心烦，廖雯说‘女儿把老栗给废了’，这话没错。”
他很长时间醉心于收拾庭院，在后院种玉米，看院里方砖上青苔渐生，无比快慰。
“最高兴的是春节写对联，都是我自己编的，写得可好了！”
廖雯笑开了花，“写文章对老栗是一种折磨，扣子说了，‘我爸一写稿子就变成奶娃子了！’惟独写对联，他文思泉涌。”
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恰逢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共十沓。他把一张画毛泽东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挣了一万块钱。
王广义说话声音都抖了，“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
晚上，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
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
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已经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张晓刚本人惊闻自己的作品拍出天价，曾发短信给他，“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
他回给张晓刚的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
“在市场的巨大驱动力下，艺术家要定得住神儿，让钱跟着艺术走，不要让艺术跟着钱走。”他笑起来，“很难，做到这个很难。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
“成功的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有意拉开了与当红艺术家的距离，极少参加他们的聚会，基本不出席他们的画展。
一日，方力钧跟朋友们吃饭，席间半是感伤半是玩笑，“老栗不关心我们了。”
“我的话说得已经比较重了，我对重复的东西没有兴趣，如果你能在成功之后，仍然保持想象力和创造性，我肯定会再去看的。”
我现在就是一个乡绅
淡出江湖，他鼓动廖雯出去挣钱，“我吃软饭。”
如果不是小堡村党支部书记崔大柏的造访，他的隐居梦想或许真能慢慢实现。
“老崔有一天来找我，说我有一块儿空地，你给我设计个文化公园吧！我跟他说，文化公园到处都是，要那个干嘛，我来给你做一个艺术家园区吧。”
在村北的三棵大树下，他给崔大柏刷刷画出了艺术园区的规划，有美术馆，有个人画廊。村里一个废弃的鸡饲料厂，他设计成两层结构，“空间尽量大，留给艺术家工作，里面建一个小阁楼，生活空间尽量压缩。租金尽量便宜，比较拮据的画家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室。”
崔大柏不知道，老栗画的是他梦想已久的“乌托邦”。
“虽然方力钧、岳敏君这些非常有钱的画家都住在宋庄，但这里更多的是没有钱的，有很多穷得可能吃饭都是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便宜又安全的地方生活、画画。”
他一直忘不了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时，一个常与他联系的画家，惊惶地打给他一个电话，“栗老师，来了很多警察，说要赶我们走……”
“美术现在成了一个热门专业，就连有些医学院都开了美术系，那么多孩子毕业后，没有工作，只能选择所谓的‘流浪’。”
“我想帮帮他们，这是一潭水，引出去就活了，引不出去，就成了死水。”他想做出一个“宋庄模式”，让更多人“把艺术家的聚集当成一种资源。”
“我来这里本来是想躲个清净，写点自己的东西，但终究还是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总是有做具体事情的愿望，不能够做到独善其身。”
他笑言，自己这些年最恰当的身份，“是一个乡绅！”“在不伤害自由思想的前提下，以独立的姿态与地方政府合作。”
“乡绅”得到地方基层政府的极大信任，“我做了好多建筑设计，你一进宋庄，看到的所有房子都是我盖的。”
在美术馆和展览走上正轨之后，栗宪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为宋庄设计的艺术规划如廉价的工作室、健全的作品推荐机制，还有很多没有实现。
他几乎一手打造了宋庄小堡村的新貌，这个最初连柏油马路都没有的小村，如今空气里混杂着前卫、欲望、功名的复合味道，许多国际炒家循着这味道追了过来。
他比原来更繁忙了，甚至在自己家里接待了很多外省的市长，“很多地方都想做成我们这个模式。”
因为手握艺术园区的引入大权，谁能住进园区都得由他点头。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更多了，有人把宋庄比作梁山，画家们当初在老栗的带领下“落草”，如今老栗已经被“招安”。还有人预言，充斥着封建行会气息的宋庄早晚会彻底毁掉栗宪庭。
“骂就骂吧，”老栗想得很开，他谈了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但并不指望大家都能理解他，“从集体的思考和集体的体制里面，每个人以个人的方式挣脱出来，这个才是当代艺术。把这个当代艺术形容为结义，我特别不喜欢，既然不是结义，那么就不存在宋江，也不存在招安。”
“再过两年，”他给自己限定了时间，“等园区全部弄完，我就离开这个现场，做最后一件事。”
“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抛开解构啊、话语啊、符号啊，那套自己半懂不懂的体系，梳理自己和艺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