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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堪称中国教育改革之年。这一年，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未来1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2011年全国“两会”，教育仍然是广大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政策篇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城市就要负责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问题。”
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所在地参加高考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称，城市应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他介绍说，现在各省份高中考试用的课本和试卷不同，16省份自主考试，加上国家命题的统一考试，高考共使用17份试卷。针对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如何考高中，读完高中后如何完成高考，他透露，教育部正在研究解决办法。
袁贵仁表示，教育部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个趋势，也是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如果这个城市觉得父母应当和可以在城里工作，就业证、暂住证齐全，“那么我们认为，城市就要负责他的孩子上学问题。”
袁贵仁:“把学前教育当作教改突破口。”
“学校是教育的细胞，就像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样，教育要有活力首先要学校有活力。”袁贵仁谈教改前，先做了一个比喻。
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听取了政协委员方方面面的建议，并当场给予答复。总结教改半年，他表示，如今是“热点问题有所缓解，难点问题依然存在”。他认为，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应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受到外来压力。
袁貴仁称教育必须改革，但是改革要试点推进，要体现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不能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不允许有重大失误，错了就耽误了一代人，就是民族的损失，文化大革命取消教学考试就是最好的例子。”
教改规划纲要已经颁布了半年，袁贵仁先总结了这半年来的成绩。他认为规划纲要推出后，全社会对于教育的共识度增加，争论在减少，“以前对于问题有分歧，但是现在的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不是哪个部门或者哪几个部委的文件。”
谈到大家都很关心的入园难问题，袁贵仁指出，“学前教育目前是一个薄弱环节，不管从重要性、紧迫性还是资源匮乏性来说都是亟待解决的，必须把学前教育当做教改的突破口。”
今年3月，教育部将要求各地提交以县为单位、缓解入园难问题的规划办法。教育部将督导各省的三年计划，相信会在3年内缓解入园难的问题。
另外，学前教育管理上人手匮乏。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最近正在调整司局的设置和职能的划分，以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
袁贵仁把制度改革归结为三句话，首先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一致，所以要因地制宜。“基础教育权限责任在地方；职业教育原则上也在地方解决管理体制；高等教育中央部门只管111所大学，还有2 500多所在地方，如果各省教育都搞好，整体就好了。”他表示，目前985、211项目已经“关门”，不会再增加新的学校；但是确实有优势的专业，可以通过特色学科专业建设平台去解决。
第二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他同时提醒，在放权的过程中要完善大学章程，如果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放权，会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
除了前面两个外部条件，在内部，学校要遵循教学规律管理教师，要有自己的章程。这个章程要符合学校特点、教育规律、中国国情，还要有世界的先进理念。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存在三大深层次原因
“从根本上讲，政府发展幼儿教育要加强对幼儿教育的体制设计和安排。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对幼儿教师的管理、对幼儿教育的管理三个方面都没有完全纳入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没有纳入基层教育体系。比如说教师编制，在云南，城镇幼儿园教师纳入了编制，但是农村幼儿园教师基本上没有纳入编制。”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两会”期间做客人民网，探讨了“入园难，入园贵”的深层次原因。
罗崇敏认为“入园难，入园贵”有三个根本原因。第一，长期以来政府对幼儿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到位。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基本上没有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幼儿教育的体制建设不到位。从根本上讲，政府发展幼儿教育要加强对幼儿教育的体制设计和安排。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对幼儿教师的管理、对幼儿教育的管理三个方面都没有完全纳入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没有纳入基层教育体系。比如说教师编制，在云南，城镇幼儿园教师纳入了编制，但是农村的幼儿园教师基本上没有纳入编制。
第三，多元化办幼儿园的体制没有健全。政府主导，民办公办并行，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这三个原因导致现在“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同时存在，最根本的就是第一个原因。现在，国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把学前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第一个基础工程来抓。
高校建设篇
“一流大学不是用钱砸出来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领风气之先”的大学,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制度的代表者和引领者。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人，应该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是真正有道德、有文化的人，在走出校园后，是能够真正引领社会文化的人，当出现道德失范的时候，不仅能洁身自守而且能发警世之言，还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
“高校管理应克服行政化倾向”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有很多不利于高校发展的外部因素，政府缺乏科学管理，“官本位”思想严重，对高校管理“全面介入”，高校的自主办学受到严重干扰。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代表认为，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他认为，中央政府部门的教育职能应该主要体现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基本制度等宏观调控方面，地方政府部门对教育的管理也应该简政放权，减少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按“学术本位”的要求“还权”、“放权”于高校，让高校自主组织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进一步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高校的社会适应力和自我发展力。
教育评价体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航标。郑永扣代表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评价体系迫在眉睫。他认为，高校评价体系要克服单纯追求数量的倾向，更加注重质量；评价应该以教学为中心，科研和为社会服务并重，克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自主招生篇
“联考是一大进步”
对联考的真正目的是否是争抢优质生源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不能说联考是在争抢优质生源，联考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优秀学生。他说，全国统一高考采用计算机录取，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彻底剥夺了高校自主招生权。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如何体现？招保送生、特长生等是很小的一部分，组织联考是高校自主招生权的一种实现方式，是统一高考、统一录取之外的一种补充。他认为联考是一大进步。
至于联考是否增加了考生负担，纪宝成代表说，以前是一个个高校单独组织自主招生考试，后来发展到几个学校一起组织，现在几个联盟的成员越来越多，减少了招生的成本，也能惠及更多考生。人民大学参加的“华约”联考，由国家考试中心命题和承担考务，利用现存分布全国的高考网络体系，很多学生都能在当地参加考试，不用跑很多地方去参加各校的考试。“华约”联考今年有约６万人参加，惠及了更多考生。“北约”没有通过国家考试中心组织考务，今年参加考试的约３万人。
对联考能否真正招到优秀人才和促进素质教育问题，纪宝成代表说，联考肯定能发挥这种作用。统一高考的录取是分数至上、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联考使考生多了一次志愿选择的机会，使学校多了一次评价考生的机会。学校要组织笔试、面试，要参考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评价更综合，这对录取真正优秀的学生和促进素质教育更有利。
联考是否会导致新的招生不公平甚至腐败现象？对此，纪宝成代表表示，不会产生这种问题。但要做到完全公平很难，比如农村和城市的条件不一样，经济上不平等，这对农村地区的孩子参加联考会有一定影响。纪宝成代表说，加入联考的都是名校，学校会严格按制度办事，不会自毁声誉去录取很差的学生，要有这个基本的信心。
“高校自主招生改变了过去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唯一招生模式，让考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这就是进步。社会应当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尝试，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一种考试模式解决高考招生制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副校长朱友林说。
“自主招生把学生绑在‘难题战车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表示：“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考试方式，等于把学生绑在竞赛、做难题这样的战车上。自主招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次学科竞赛，其考试选拔方式需要更加灵活多样。”
刘长铭说，自主招生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因为可能通过统一高考这种方式选拔的学生不适合高校所需要的发展。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自主招生。“比如考古系，全国统一考试按分来排，可能真正具有培养价值的学生考不到这个范围里。”那么，就要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真正具有培养价值的学生。
刘长铭认为，从选拔的方式来看，“自主招生应该是传统纸笔考试的补充。”自主招生这几年已经形成一个导向，引导学生去做难题，但有些能力不是通过纸笔考试能够反映出来的，“不是能做难题的学生就具备培养价值。”自主招生应该通过更多的形式把那些纸笔考试招生不容易体现的能力反映出来。
校长篇
“建别墅，不能从猪圈盖起”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引用了一个粗俗的比方，“如果你想建一栋世界一流的豪华别墅，不能先建猪圈啊。从第一块砖开始，你就要按照豪华别墅的要求去做。办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一样，从招第一个人起，就要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去招。如果先招三四流的教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招一流人才，很难。”
他认为，教育人士把他们理解的好的教育方式制定成了法律法规。但在30年前，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型大学。按照现有规定，中国高校只能渐进发展，想建一所大学，要先办成专科院校或者初级学院，等人都配齐了再评审合格升格为大学，然后再申请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最后再申请博士点。“每一个申请都要好几年，都要剥一层皮。”
他觉得，“实际上，世界上很多诞生优秀学生的大学，都是一步到位建设成研究型大学的——因为他们是用最新的思路，没有包袱，所以办得好。在我国，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育儿篇
“让孩子有‘仰望天空的能力’”
中考、高考、“北约”、“华约”，孩子们要面临各种考试和竞争，学校、老师和家长都为之焦虑。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茵认为，考试只是选拔人才的手段，培养孩子要回到教育最本质的核心上来——具备“仰望天空的能力”。
李茵认为，教育工作者要敢于遵循教育的规律，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这需要教育工作者的眼光、良知、智慧和勇气，“做教育的人，一个肩膀支持家庭的今天，另一个肩膀支持着祖国的未来”。
李茵认为，中考、高考只是一种选拔手段，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不能让他们成为一个做试卷和考试的机器，而是应该让整个世界都成为孩子的教科书。如果只具备“做试卷的能力”，即使能够顺利通过中考、高考，但是这样的孩子未来和世界去竞争、合作、对接时，就可能在这种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中不战而败。
“在我们学校，就非常尊重每个孩子个性的发展”，李茵介绍，学校有个初二的女生，特别热爱攀岩，学校就给她更多的机会让这种特长得以发挥，鼓励她参加大赛，她多次获得全国级别的女子组冠军。
李茵说，要培养孩子仰望天空的能力，拥有对知識的向往和渴望之情，其实，在参加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的自主能力、时间管理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本刊据新华网编辑整理）
政策篇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城市就要负责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问题。”
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所在地参加高考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称，城市应当为稳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他介绍说，现在各省份高中考试用的课本和试卷不同，16省份自主考试，加上国家命题的统一考试，高考共使用17份试卷。针对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如何考高中，读完高中后如何完成高考，他透露，教育部正在研究解决办法。
袁贵仁表示，教育部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个趋势，也是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如果这个城市觉得父母应当和可以在城里工作，就业证、暂住证齐全，“那么我们认为，城市就要负责他的孩子上学问题。”
袁贵仁:“把学前教育当作教改突破口。”
“学校是教育的细胞，就像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样，教育要有活力首先要学校有活力。”袁贵仁谈教改前，先做了一个比喻。
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听取了政协委员方方面面的建议，并当场给予答复。总结教改半年，他表示，如今是“热点问题有所缓解，难点问题依然存在”。他认为，现在的改革动力不足，应通过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的教育感受到外来压力。
袁貴仁称教育必须改革，但是改革要试点推进，要体现教育规律、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不能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不允许有重大失误，错了就耽误了一代人，就是民族的损失，文化大革命取消教学考试就是最好的例子。”
教改规划纲要已经颁布了半年，袁贵仁先总结了这半年来的成绩。他认为规划纲要推出后，全社会对于教育的共识度增加，争论在减少，“以前对于问题有分歧，但是现在的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不是哪个部门或者哪几个部委的文件。”
谈到大家都很关心的入园难问题，袁贵仁指出，“学前教育目前是一个薄弱环节，不管从重要性、紧迫性还是资源匮乏性来说都是亟待解决的，必须把学前教育当做教改的突破口。”
今年3月，教育部将要求各地提交以县为单位、缓解入园难问题的规划办法。教育部将督导各省的三年计划，相信会在3年内缓解入园难的问题。
另外，学前教育管理上人手匮乏。袁贵仁透露，教育部最近正在调整司局的设置和职能的划分，以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
袁贵仁把制度改革归结为三句话，首先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一致，所以要因地制宜。“基础教育权限责任在地方；职业教育原则上也在地方解决管理体制；高等教育中央部门只管111所大学，还有2 500多所在地方，如果各省教育都搞好，整体就好了。”他表示，目前985、211项目已经“关门”，不会再增加新的学校；但是确实有优势的专业，可以通过特色学科专业建设平台去解决。
第二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他同时提醒，在放权的过程中要完善大学章程，如果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放权，会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
除了前面两个外部条件，在内部，学校要遵循教学规律管理教师，要有自己的章程。这个章程要符合学校特点、教育规律、中国国情，还要有世界的先进理念。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存在三大深层次原因
“从根本上讲，政府发展幼儿教育要加强对幼儿教育的体制设计和安排。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对幼儿教师的管理、对幼儿教育的管理三个方面都没有完全纳入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没有纳入基层教育体系。比如说教师编制，在云南，城镇幼儿园教师纳入了编制，但是农村幼儿园教师基本上没有纳入编制。”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两会”期间做客人民网，探讨了“入园难，入园贵”的深层次原因。
罗崇敏认为“入园难，入园贵”有三个根本原因。第一，长期以来政府对幼儿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到位。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基本上没有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幼儿教育的体制建设不到位。从根本上讲，政府发展幼儿教育要加强对幼儿教育的体制设计和安排。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对幼儿教师的管理、对幼儿教育的管理三个方面都没有完全纳入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没有纳入基层教育体系。比如说教师编制，在云南，城镇幼儿园教师纳入了编制，但是农村的幼儿园教师基本上没有纳入编制。
第三，多元化办幼儿园的体制没有健全。政府主导，民办公办并行，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这三个原因导致现在“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同时存在，最根本的就是第一个原因。现在，国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要把学前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第一个基础工程来抓。
高校建设篇
“一流大学不是用钱砸出来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领风气之先”的大学,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制度的代表者和引领者。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人，应该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是真正有道德、有文化的人，在走出校园后，是能够真正引领社会文化的人，当出现道德失范的时候，不仅能洁身自守而且能发警世之言，还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
“高校管理应克服行政化倾向”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有很多不利于高校发展的外部因素，政府缺乏科学管理，“官本位”思想严重，对高校管理“全面介入”，高校的自主办学受到严重干扰。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代表认为，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他认为，中央政府部门的教育职能应该主要体现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基本制度等宏观调控方面，地方政府部门对教育的管理也应该简政放权，减少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按“学术本位”的要求“还权”、“放权”于高校，让高校自主组织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工作，进一步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高校的社会适应力和自我发展力。
教育评价体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航标。郑永扣代表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评价体系迫在眉睫。他认为，高校评价体系要克服单纯追求数量的倾向，更加注重质量；评价应该以教学为中心，科研和为社会服务并重，克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自主招生篇
“联考是一大进步”
对联考的真正目的是否是争抢优质生源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不能说联考是在争抢优质生源，联考是为了更好地选拔优秀学生。他说，全国统一高考采用计算机录取，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彻底剥夺了高校自主招生权。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如何体现？招保送生、特长生等是很小的一部分，组织联考是高校自主招生权的一种实现方式，是统一高考、统一录取之外的一种补充。他认为联考是一大进步。
至于联考是否增加了考生负担，纪宝成代表说，以前是一个个高校单独组织自主招生考试，后来发展到几个学校一起组织，现在几个联盟的成员越来越多，减少了招生的成本，也能惠及更多考生。人民大学参加的“华约”联考，由国家考试中心命题和承担考务，利用现存分布全国的高考网络体系，很多学生都能在当地参加考试，不用跑很多地方去参加各校的考试。“华约”联考今年有约６万人参加，惠及了更多考生。“北约”没有通过国家考试中心组织考务，今年参加考试的约３万人。
对联考能否真正招到优秀人才和促进素质教育问题，纪宝成代表说，联考肯定能发挥这种作用。统一高考的录取是分数至上、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联考使考生多了一次志愿选择的机会，使学校多了一次评价考生的机会。学校要组织笔试、面试，要参考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评价更综合，这对录取真正优秀的学生和促进素质教育更有利。
联考是否会导致新的招生不公平甚至腐败现象？对此，纪宝成代表表示，不会产生这种问题。但要做到完全公平很难，比如农村和城市的条件不一样，经济上不平等，这对农村地区的孩子参加联考会有一定影响。纪宝成代表说，加入联考的都是名校，学校会严格按制度办事，不会自毁声誉去录取很差的学生，要有这个基本的信心。
“高校自主招生改变了过去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唯一招生模式，让考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这就是进步。社会应当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尝试，而不是寄希望于通过一种考试模式解决高考招生制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副校长朱友林说。
“自主招生把学生绑在‘难题战车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表示：“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考试方式，等于把学生绑在竞赛、做难题这样的战车上。自主招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次学科竞赛，其考试选拔方式需要更加灵活多样。”
刘长铭说，自主招生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因为可能通过统一高考这种方式选拔的学生不适合高校所需要的发展。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自主招生。“比如考古系，全国统一考试按分来排，可能真正具有培养价值的学生考不到这个范围里。”那么，就要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真正具有培养价值的学生。
刘长铭认为，从选拔的方式来看，“自主招生应该是传统纸笔考试的补充。”自主招生这几年已经形成一个导向，引导学生去做难题，但有些能力不是通过纸笔考试能够反映出来的，“不是能做难题的学生就具备培养价值。”自主招生应该通过更多的形式把那些纸笔考试招生不容易体现的能力反映出来。
校长篇
“建别墅，不能从猪圈盖起”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引用了一个粗俗的比方，“如果你想建一栋世界一流的豪华别墅，不能先建猪圈啊。从第一块砖开始，你就要按照豪华别墅的要求去做。办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一样，从招第一个人起，就要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去招。如果先招三四流的教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招一流人才，很难。”
他认为，教育人士把他们理解的好的教育方式制定成了法律法规。但在30年前，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型大学。按照现有规定，中国高校只能渐进发展，想建一所大学，要先办成专科院校或者初级学院，等人都配齐了再评审合格升格为大学，然后再申请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最后再申请博士点。“每一个申请都要好几年，都要剥一层皮。”
他觉得，“实际上，世界上很多诞生优秀学生的大学，都是一步到位建设成研究型大学的——因为他们是用最新的思路，没有包袱，所以办得好。在我国，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育儿篇
“让孩子有‘仰望天空的能力’”
中考、高考、“北约”、“华约”，孩子们要面临各种考试和竞争，学校、老师和家长都为之焦虑。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茵认为，考试只是选拔人才的手段，培养孩子要回到教育最本质的核心上来——具备“仰望天空的能力”。
李茵认为，教育工作者要敢于遵循教育的规律，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这需要教育工作者的眼光、良知、智慧和勇气，“做教育的人，一个肩膀支持家庭的今天，另一个肩膀支持着祖国的未来”。
李茵认为，中考、高考只是一种选拔手段，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不能让他们成为一个做试卷和考试的机器，而是应该让整个世界都成为孩子的教科书。如果只具备“做试卷的能力”，即使能够顺利通过中考、高考，但是这样的孩子未来和世界去竞争、合作、对接时，就可能在这种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中不战而败。
“在我们学校，就非常尊重每个孩子个性的发展”，李茵介绍，学校有个初二的女生，特别热爱攀岩，学校就给她更多的机会让这种特长得以发挥，鼓励她参加大赛，她多次获得全国级别的女子组冠军。
李茵说，要培养孩子仰望天空的能力，拥有对知識的向往和渴望之情，其实，在参加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的自主能力、时间管理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本刊据新华网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