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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福尔摩斯办案时不计成本，破案后却不爱收钱。在短篇小说《斑斓带》(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里，当一位年轻女子闯入他的寓所求助，并提到她自己暂时无法支付酬劳时，福尔摩斯却回答说：“女士……至于报酬，我的职业本身就是报酬。”这种独特而脱俗的金钱态度，究竟从何而来?作者难道不担心会使他变得不可信吗?细考他背后的社会阶级意识，也许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福尔摩斯大体上可以归人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士绅阶级(也就是现在很多人爱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习医、学剑，或者研究科学、追求知识，并不把它视为一种职业。事实上，在他们心目中，从事职业以赚取酬劳是一件不得已也是不体面的事，真正的士绅应该只从事“癖好”(hobby)，而不是等而下之的“职业”。
如果士绅阶级不从事职业与生产，那么他们要靠什么维生?最理想的士绅生活当然是仰靠祖产的租金或利息收入，这种不必动手的收入当然愈丰厚愈理想。士绅阶级本来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所说的“有财产的人”(a man of property)，他们不太久远以前的祖先靠着身份或勤奋所得来的财产，在社会转型以及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成了“新财富”，加上英国历史悠久、蓬勃发达的投资信托服务，他们通常无须劳动或者就业，光从财产孳息已经足够生活，他们是所谓的“吃租者”(rentier)。
福尔摩斯的故事里，就常常出现“吃租者”，他们也是当时常见的社会阶层流品。而吃租者所吃之“租”，有时候在小说里也会成为犯罪的动机。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及的《斑斓带》故事吗?清晨冒着严寒来向福尔摩斯求助的女子海伦·史东纳，她和她被吓死的姐姐都是标准的“吃租者”，她们已故的母亲从丈夫继承一笔遗产，这笔财产让她每年可以有1000英镑的收入，而母亲过世之后，她的继父暂时代她们支配这一笔钱，等她们结婚嫁人之后，这些钱就会分配给她们，可以自己支配了。这是当时很大的一笔财富，因为在另一篇小说《身份之谜》里，柯南·道尔借福尔摩斯之口说：“我相信一位单身女士[一年]有个60英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也正是弱女子手中有这一笔每年的孳息收入，怀璧其罪，让坏人心生觊觎之念。
福尔摩斯有没有一笔家族祖产孳息供应他的犯罪研究与日常支出?我在小说里遍寻不着积极证据，但从他向来不在乎收费的态度里，我总疑心他是别有收入的。或者，在作者不曾明白记录的某些机会，福尔摩斯确曾向某些达官贵人收取了相当于“王国的一省”的高额费用(而那也是“愿打愿挨”的事)。从此之后，他账户充实，赚够了生活所需，无须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不计损益”，为平凡百姓伸张正义。
可能更好的解释是，“吃租者”是福尔摩斯时代常见的社会阶级，他的创造者柯南·道尔很自然地就把不喜言利的“小资情调”写了进去，他当然不能把福尔摩斯写成粗鲁不文的无产阶梯，而从事职业、赚取酬劳的人比较像是“基尔特”(Gui1d)时代的工匠人，不可能是专心专注追求“奇特知识”的“新人种”，这都不适合福尔摩斯的形象。虽然他为福尔摩斯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新职业：“顾问侦探”；又描述这个新职业的“营业模式”说：“我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听我的见解。然后我就收取费用。”一旦来到日常营运时，福尔摩斯还是露出阶级本性：“至于报酬，我的职业本身就是报酬。”收费就免了，而作者显然也忘了福尔摩斯也是必须吃一些“面包与起司”的血肉之躯。
不只是福尔摩斯，古典推理时期企图与福尔摩斯一较长短的神探，又有谁是收费的呢?布朗神父?当然不是，布朗神父采用的也是网络时代的“免费模式”；更何况上帝的仆人接受信徒奉献供养可以想象，开立收据、按件收取费用可就难以想像了。
那么，另一位名探“角落里的老人”呢?对不起，角落里的老人不仅没收费，连案子都不接呢。别忘了角落里的老人只是坐在咖啡馆“角落”的“老人”，他是所谓的“安乐椅神探”，他并不是侦办案件的公家侦探或私家侦探，或，像福尔摩斯那样，是位“顾问侦探”，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位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每天和社会新闻女记者抬杠斗嘴的好事者。他“观棋而语”，只从女记者提供的新闻线索，他就能抽丝剥茧，立即在桌上解开谜团，做出完美的推理。虽然从女记者或我们这些读者的角度，真相已经大白，但在实务上，他既未接受委托，也不曾真正“破案”(他只是私下解开谜题，未必提供警方答案，他的目的是嘲弄警方的愚蠢，无意彰显任何的正义)。既然他不曾执行“业务”，也就没有酬劳可言了。
但这种士绅阶级的“业余侦探”，实务上其实有很多办案的困难。在真实世界里，仅只是一个士绅身份，是无法像福尔摩斯那样受到警方的容忍与尊重。你能想像哪个高官子弟跑到凶案现场，仅凭他们的某种身份，就在现场对尸体“触摸、推压、解扣、检查”，对相关证人、嫌疑犯一一问讯(他们还乖乖回答)，又要在场警察一一报告他们搜查细节。不可能，就算此人有天才之资、神探之誉，这样的调查活动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侦察”活动作为司法权的一环，已经为“公权力”所独占，除了国家机器，没有人是可以染指侦察行为的，即使你名叫福尔摩斯也不行。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小说家如果要创造一个“非司法人员”神探角色，这个职业背景可就困难了，即使是“顾问侦探”这种虚构职业也不行。警察的专业就是“犯罪”，他可以请金融专家来顾金融活动的问，请网络专家来顾网络的问，请科学家来帮忙科技难题：唯独犯罪，他们是不可以找福尔摩斯帮忙的，如果可以找私探帮忙，那纳税人付他钱是要干吗呢?
小说家也有权宜之计，譬如写《黄色房间的秘密》的法国小说家卡斯顿·勒胡，他的主角就是一个“四处打听”不会启人疑窦的新闻记者，这是一种概念上接近“寻找真相”的职业，营业模式也许也可以描述为：“我听他们的故事，他们读我的报道。然后我就领到薪水。”记者也可以说：(这个工作)“实际到我可以靠它吃饭。”
把查案解谜的主角设定为记者也不只是卡斯顿·勒胡，另一部早期侦探小说经典《褚兰特最后一案》也是如此，小说中的主角褚兰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调查报道”式的记者，凭着他独特的分析能力，他一面写出震撼社会的“独家报道”，顺便在报上“破案”，这倒是一件方便的事。
但从小说家开始要给侦探找一个“合适、合理”的职业，我们也该警觉到，“业余神探”或“士绅侦探”通通来到了黄昏，侦探小说要继续发展，显然也另谋他职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王克峰)
福尔摩斯大体上可以归人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士绅阶级(也就是现在很多人爱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习医、学剑，或者研究科学、追求知识，并不把它视为一种职业。事实上，在他们心目中，从事职业以赚取酬劳是一件不得已也是不体面的事，真正的士绅应该只从事“癖好”(hobby)，而不是等而下之的“职业”。
如果士绅阶级不从事职业与生产，那么他们要靠什么维生?最理想的士绅生活当然是仰靠祖产的租金或利息收入，这种不必动手的收入当然愈丰厚愈理想。士绅阶级本来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所说的“有财产的人”(a man of property)，他们不太久远以前的祖先靠着身份或勤奋所得来的财产，在社会转型以及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成了“新财富”，加上英国历史悠久、蓬勃发达的投资信托服务，他们通常无须劳动或者就业，光从财产孳息已经足够生活，他们是所谓的“吃租者”(rentier)。
福尔摩斯的故事里，就常常出现“吃租者”，他们也是当时常见的社会阶层流品。而吃租者所吃之“租”，有时候在小说里也会成为犯罪的动机。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及的《斑斓带》故事吗?清晨冒着严寒来向福尔摩斯求助的女子海伦·史东纳，她和她被吓死的姐姐都是标准的“吃租者”，她们已故的母亲从丈夫继承一笔遗产，这笔财产让她每年可以有1000英镑的收入，而母亲过世之后，她的继父暂时代她们支配这一笔钱，等她们结婚嫁人之后，这些钱就会分配给她们，可以自己支配了。这是当时很大的一笔财富，因为在另一篇小说《身份之谜》里，柯南·道尔借福尔摩斯之口说：“我相信一位单身女士[一年]有个60英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也正是弱女子手中有这一笔每年的孳息收入，怀璧其罪，让坏人心生觊觎之念。
福尔摩斯有没有一笔家族祖产孳息供应他的犯罪研究与日常支出?我在小说里遍寻不着积极证据，但从他向来不在乎收费的态度里，我总疑心他是别有收入的。或者，在作者不曾明白记录的某些机会，福尔摩斯确曾向某些达官贵人收取了相当于“王国的一省”的高额费用(而那也是“愿打愿挨”的事)。从此之后，他账户充实，赚够了生活所需，无须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不计损益”，为平凡百姓伸张正义。
可能更好的解释是，“吃租者”是福尔摩斯时代常见的社会阶级，他的创造者柯南·道尔很自然地就把不喜言利的“小资情调”写了进去，他当然不能把福尔摩斯写成粗鲁不文的无产阶梯，而从事职业、赚取酬劳的人比较像是“基尔特”(Gui1d)时代的工匠人，不可能是专心专注追求“奇特知识”的“新人种”，这都不适合福尔摩斯的形象。虽然他为福尔摩斯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新职业：“顾问侦探”；又描述这个新职业的“营业模式”说：“我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听我的见解。然后我就收取费用。”一旦来到日常营运时，福尔摩斯还是露出阶级本性：“至于报酬，我的职业本身就是报酬。”收费就免了，而作者显然也忘了福尔摩斯也是必须吃一些“面包与起司”的血肉之躯。
不只是福尔摩斯，古典推理时期企图与福尔摩斯一较长短的神探，又有谁是收费的呢?布朗神父?当然不是，布朗神父采用的也是网络时代的“免费模式”；更何况上帝的仆人接受信徒奉献供养可以想象，开立收据、按件收取费用可就难以想像了。
那么，另一位名探“角落里的老人”呢?对不起，角落里的老人不仅没收费，连案子都不接呢。别忘了角落里的老人只是坐在咖啡馆“角落”的“老人”，他是所谓的“安乐椅神探”，他并不是侦办案件的公家侦探或私家侦探，或，像福尔摩斯那样，是位“顾问侦探”，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位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每天和社会新闻女记者抬杠斗嘴的好事者。他“观棋而语”，只从女记者提供的新闻线索，他就能抽丝剥茧，立即在桌上解开谜团，做出完美的推理。虽然从女记者或我们这些读者的角度，真相已经大白，但在实务上，他既未接受委托，也不曾真正“破案”(他只是私下解开谜题，未必提供警方答案，他的目的是嘲弄警方的愚蠢，无意彰显任何的正义)。既然他不曾执行“业务”，也就没有酬劳可言了。
但这种士绅阶级的“业余侦探”，实务上其实有很多办案的困难。在真实世界里，仅只是一个士绅身份，是无法像福尔摩斯那样受到警方的容忍与尊重。你能想像哪个高官子弟跑到凶案现场，仅凭他们的某种身份，就在现场对尸体“触摸、推压、解扣、检查”，对相关证人、嫌疑犯一一问讯(他们还乖乖回答)，又要在场警察一一报告他们搜查细节。不可能，就算此人有天才之资、神探之誉，这样的调查活动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侦察”活动作为司法权的一环，已经为“公权力”所独占，除了国家机器，没有人是可以染指侦察行为的，即使你名叫福尔摩斯也不行。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小说家如果要创造一个“非司法人员”神探角色，这个职业背景可就困难了，即使是“顾问侦探”这种虚构职业也不行。警察的专业就是“犯罪”，他可以请金融专家来顾金融活动的问，请网络专家来顾网络的问，请科学家来帮忙科技难题：唯独犯罪，他们是不可以找福尔摩斯帮忙的，如果可以找私探帮忙，那纳税人付他钱是要干吗呢?
小说家也有权宜之计，譬如写《黄色房间的秘密》的法国小说家卡斯顿·勒胡，他的主角就是一个“四处打听”不会启人疑窦的新闻记者，这是一种概念上接近“寻找真相”的职业，营业模式也许也可以描述为：“我听他们的故事，他们读我的报道。然后我就领到薪水。”记者也可以说：(这个工作)“实际到我可以靠它吃饭。”
把查案解谜的主角设定为记者也不只是卡斯顿·勒胡，另一部早期侦探小说经典《褚兰特最后一案》也是如此，小说中的主角褚兰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调查报道”式的记者，凭着他独特的分析能力，他一面写出震撼社会的“独家报道”，顺便在报上“破案”，这倒是一件方便的事。
但从小说家开始要给侦探找一个“合适、合理”的职业，我们也该警觉到，“业余神探”或“士绅侦探”通通来到了黄昏，侦探小说要继续发展，显然也另谋他职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