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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展现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特点，中国抗疫精神中的“生命至上”理念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维度的建构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从生命权力、生命尊严、生命平等和生命价值四个层面全面展开。考察中国抗疫精神中的“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命政治维度，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成就与新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治文明;生命至上;生命政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4 - 0023 - 08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生命个体所特有的能动性不仅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也在利用物质资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建构社会关系，逐步促成现实的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是一种对于生命个体活动最为关注的研究方法，从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和需求出发，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阐释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历史意义并探索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涉及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各方面经验的总结，蕴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核，是事关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其中，“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命政治逻辑，可以从生命权力、生命尊严、生命平等和生命意义四个方面来探讨。
一、生命至上是对生命权力的捍卫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命活动不是仅依附于自然而存在的，更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具有合目的性的能动发展过程。生命权力首先是对人的生存合理性的肯定，是对生命追求自身更好发展的确认，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既是美好生活核心，也是生命权力的最高要求。
其一，生命自主性。马克思强调，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能动地将头脑中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生命政治学重视生命个体在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强调考察生命活动，需要把生命的自主作用与处理和研究政治现象、进行政治决策、探寻政治规律相结合。
20世纪中期，生命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研究方法在西方研究视野中异军突起。西方生命政治学研究集中在：一是注重生物因素在构成政治行为方面的主导作用，政治理性的建立有赖于对生命活动的描述和对生命需求的关注，有赖于客观地观测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二是反思以往社会科学研究“单边性”与“还原主义”忽视生命政治学的缺陷，强调社会科学对人的生命自主性的关注，突出人的生命权力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与意义;三是期望实现“一个充满正义和欢乐的生态最优的国际社会运动”，“人们不仅能生存，而且还能从事令人兴奋的新的身体和精神享受的冒险”。[3]17-25这一流派的核心观点是强调生命权力的自主性，认为生命权力的实现有赖于思想、目标和态度的转变。虽然作者将这些转变的任务交给谁犹豫不决，但没有忽略人的自主性在缔造生命权力中的必要性。也有人认为，生命政治学的建立并非对生命的重视，而是对生命权力的僭越。在赫勒、费赫尔看来，对生命的关注，给生命增添过多的政治意味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衰退，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而过度关注生命就是限制自由，自由是生命权力的核心。其实，生命权力首先内含着对于人的生命自主性的确认，生命自主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要求在现代化建设中把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群众创造历史伟业[5]2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从生命政治学角度看，这些重要理论发展赋予生命权力新的内涵。
其二，生命发展权。人是发展着的人，自主的生命使人能够充分利用外部条件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生命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生命发展过程蕴含着生命发展权的三种情况。一是生命的能动性指明了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并指出了社会的发展方向。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能力，生命的发展权力就体现在人改造外部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自身。二是生命的进化特征是发展的动因。维格勒等人展示了生命发展权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进化，生命的进化方向代表着社会政治面貌的演进方向。生命因素塑造了人的社会行为动机和人类不同的政治角色，个体生物特征的进化影响了社会特征的演进。比如，生理特质的差异区分了人的禀赋，也造就了社会的不同阶层，“生物趋利”特性以及进化的内在机制都影响了等级制度的出现。三是生命的发展权也是双刃剑。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说明了生命发展权蕴含的矛盾。免疫在保护和促进生命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生命的扩张和生命的生产力[3]90。政治是依赖于人产生的，政治手段保护生命及其发展权力，但同时政治也存在着一种可能，即对于生命发展的过度防护，产生社会性“过敏”，也就是限制了生命的能动性，最终可能导致生命自身寻求发展的结果被破坏，对生命的发展造成阻碍。
生命的发展权力意味着，生命不是一成不變的，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同时，生命能够自主性地利用内外条件，为实现生命新变化开辟道路。这就要求，既要看到生命的发展特性，动态地把握生命依存的外部条件以及因此诱发的内部情况的变化，又要审时度势，采用多种发展方式，拓展生命多方面的发展优势，还要把握适度原则，使生命的发展规划为生命本身服务。
生命的发展权力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就是关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体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既充分考虑了人的生命发展权的至高无上性，又看到了生命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人的生命自身发展能力的过程性。我国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也是着眼于生命发展的阶段性与过程性，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十九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25，这种主要矛盾的转化以社会存在的变动为基础，矛盾的判断与解决也是阶段性的显现和过程性的铺展。在新时代，党着眼于生命的发展权力，把控制约人的发展的内外因素，分析社会现实面临的新要求、新问题，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就体现了鲜明的生命政治学考量。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发展权。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生命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并通过制度和法律的不断完善使生命得到健康发展。 二、生命至上是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生命的尊严透过个体的或群体的生命而表现出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与工具;生命是驾驭政治的主体，不是政治统治的客体。因此，拥有相同政治特征或生物特征的个体不断争取生命尊严的重要地位。资本主义把工人的整体生命作为价值生产的工具，这种不考虑生命尊严的生命组织方式，成为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方式。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进步就是不断追问人的生命如何合理定义、人的生命尊严如何被尊重和保障，这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中最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方面，生命尊严透过整体的和个体的生命追求，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追求生命的自由实现，这是生命尊严的基本内涵。福柯为了把握生命的尊严提出了生命政治的概念，试图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把生命作为工具对待的现实展开批判。福柯认为，生命具有两重性，人自身既是社会、民族或国家的一部分，又是相对于政治共同体而言的个体[6]143。在他看来，生命个体是联结“真相”“权力”和“个体行为”的线索[6]39。由于这种特点，福柯指出，生命政治学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可以把控生命政治的方法论。
所谓生命政治，就是当代资本主义把生命作为政治治理的对象，把生命作为可度量与可控制的对象。生命政治的起源首先确认了生命因素在政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生命更类似于一种标准单位，一切国家或社会整体都有这种“元”因素的特征;进而，有机主义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历史的主体是一种有着相同或相近特征的集群，是一种同一的群体。
生命政治学是对以往政治学逻辑的突破。在克莱茵看来，“那种认为政治学不过超越了简单个体的生命活动并追求自由和人的内部沟通”[3]2的观点被突破了。然而，整体的生命是指同一政治特征个体的集合，将个体的权力提升到种族的整体利益上。如福柯在整体性的视角上探讨种族主义，认为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话语加剧了二元对立，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变成特权阶级或所谓优等民族掌控他人生命的意识形态，生命的平等被剥夺，一个种族对其他种族构成了巨大威胁，构成了巨大的人类社会分裂。这种观点的代表就是纳粹生命政治思想。同时，生命社会学认为，整体生命是指同一生物特征个体的集合，如有相同基因、疾病特征的个体集合。共同的生物特征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通，并以此维护自身权力。拉比诺从生命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生物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新阐释，指出生命个体通过生物特征来表明自己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生物特征也促进了集群的产生，不同生命特征的群体集聚而研究个体的特征并且阐发自身存在和合法性，宣示自身的尊严。另外，现代科技对生命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整体的身体研究深入到分解的器官甚至是分子、基因的層面，还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人体诊断学的进步，让国家主权对生命的管辖更多地交由医疗监管机构了。因此，被解构的生命尊严、被解构的身体尊严也在生命政治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课题超越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福柯指出，生命规训与人口管制造成个人自我生命权力要求的觉醒。为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召唤自我的生命权力和健康权力，新的社会运动不断兴起。如生态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种族平等运动等，都试图将自我的个人权力扩大成为普遍的群体权力，个体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产生了群体运动的效果。
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52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7]37。生命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寻求自我的存在与实现，造成个体的聚合，而后产生了多样的社会结构，个体或群体要求自我的实现都是生命尊严的要求。
整体的和个体的生命都要求捍卫生命尊严，在生命的过程中要追求有尊严地生存，不但重视个体的力量，更重视集体所聚合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但也不能忽略少数弱势群体要求有尊严生活的权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个体视角看，小康有赖于每个人力量的发挥，凝聚所有人共同建成小康的力量，其成效也要看每个人是否都享受到小康的成果，在小康路上没有一个人掉队;从整体视角看，小康要求覆盖的人口要全面，小康的效果要有利于社会和人的整体发展。整体的生命在当今世界应对社会问题上意义更为明显。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但战争、贫困、气候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地威胁着生命的安全与存在;全球化也使生产和地缘关系发生改变，使得人类社会的联系不断紧密，发展的成果需要人类普遍享有。同样，普遍联系的人类社会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和种族都不能在世界性问题上独善其身，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需要发挥整体的人类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倡导和平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寻求人类普遍发展，以整体的力量共同应对挑战的可行方案，也是维护人类生命尊严的可行途径。
另一方面，生命尊严呈现了合理的生命存在状态。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理论提出了赤裸生命的概念，从哲学角度阐释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其本意是指“一种可以被随意杀死且不能被祭祀的生命”[8]118，从历史源头上就是被至高权力所控制的东西。“赤裸生命”概念成为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核心命题，也是西方现代政治的重要分析方法。从赤裸生命及其依存的状况出发，阿甘本的批判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中生命尊严面临的严重挑战，也提出了解决的思路。第一，民主和极权是生命政治的两个方向，其中的差别就在于生命在何角度被参照和利用。阿甘本转引卡尔·洛维特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性就是生命的政治化。显然，生命尊严的寻求就是打破极权对赤裸生命的掌控。第二，弱化了的民族性。生命和民族的关系即“血与土”[8]175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中，赤裸生命被不断纳入主权，成为主权最基本的元素，人出生即拥有民族属性成为主权的源头。生命政治即意味着一种基于生命特征进行的划分与统治，生命尊严的现实还体现在赤裸生命的归属上。第三，模糊了关怀与敌对。政治是带有否定性的过程，解决双方的敌对问题;管制是肯定性的过程，“照料和发展公民的生命”[8]198。然而，生命政治却有模糊二者界限的趋势，把种族的消灭变成了生命政治话语里的合理行动[8]198。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命与政治的结合，只不过是给政治操纵生命以正名。生命尊严在这里的体现，就在于要求将政治与管制分离。在赤裸生命概念里，身体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8]170。克莱姆指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最根本的就在于政治，不过是生命政治构成了主权实践的核心[3]53。由此可见，阿甘本对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深刻批判，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补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说，充分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力与生命尊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基于对阿甘本生命政治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的生命尊严有赖于生命的存在状态，而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社会政治的走向又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建立关怀生命尊严而不将生命抽离为赤裸状态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高度关注了人的存在状态，更谋求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发展的最大空间，把追求人的尊严与人的解放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生命至上是对生命平等的坚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平等是生命平等的基础，也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目标。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9]。在新的条件下，生命平等获得了新的意义，生存平等是生命平等的重要内容，生存平等体现在代内生存平等与代际生存平等。生命平等首先要确保代内人人平等地生存和发展，以及代际间平等地享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平等地保护下一代生命的生存权利。
生态生命政治学和科技生命政治学均着眼于生命的长链条，不仅关注在场的生命，而且关注不在场的生命。社会发展对生命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存的生命受到社会经济、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在主张生命权力上已经充分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深刻的，就是现有人类活动及生命医疗技术（如试管婴儿和基因编辑技术）不仅影响现有的生命平等，更是对未出生的生命平等权造成了深刻影响。
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健康技术的进步，这对生命的平等存在两面性：一是提升了生命质量，另一是其技术开发的背后也蕴藏着对生命的不平等。罗斯的民主政治提出，目前的卫生干预（包括预防接种等）是生命政治民主化的扩大，普惠性的卫生措施实际上是生命政治事务范围的扩大，它也将生命政治作用机制的转型归因于科技推动的政治转型。马克思主义学者亚津指出，生命科学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新形式。以药物研究为例，在研发环节通过报酬交换试验新药的生命体，保留着资本的剥削面。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医药的开发是为了借助生命体不断出现的疾病风险而做出的投机投资，以生命体的脆弱面作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经合组织和欧盟的文件中，对生命经济愿景的规划都体现在发挥生命效用、增进生产及科技进步上，而非对于整个经济过程做出有益于生命平等的规划和调整。因此，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为保护生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里，蕴含着对现存生命平等残酷破坏的逻辑。
生态生命政治和科技生命政治對生命平等的探索，其意义在于能够恰如其分地确定生命政治学的内容，明确生命平等的范畴归属。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政治学已经超越了仅限于讨论生命的政治学，当代影响生存平等的各种外在因素都是生命政治学不可回避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维护在生态和科技冲击下的生命尊严与平等问题，是生命政治学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代表性的人物是冈斯特和格哈特。他们认为，随着人口增长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趋尖锐，为了保障生命的延续，人类必须寻求一种更切实的发展方式。冈斯特指出，“生命政治包括‘任何与卫生政策和人口管理有关的事情，以及环境保护和关于人类未来的问题’”[3]24。这些观点强调，实现生命平等与代际平等就需要政治经济与生命活动的密切协作。格哈特认为，生命政治学不仅在生态上解放生命，增加生命的生物益处，更以医疗干预保障生命发展。由于技术对生命的影响愈益深刻，格哈特呼吁：将是否接受技术的自主权交给自己，人人平等地选择生命的权力是否被干预，虽然可操作性尚待考察，但在追求生命平等上必须有所行动。
当代中国的生命政治实践先于生命政治理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保障医疗、教育等权利，促进平等享有社会发展红利，就是在追求生命平等上所采取的“中国行动”，就是在保障生命平等权利方面所开创的中国道路。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健康中国放在关键位置，不仅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更放眼代际发展;明确了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破解医药卫生体制在推进健康事业上的阻碍。显然，健康中国战略明确了环境在人的健康生存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生态文明建设旨在建立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和生产模式，将生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融于一体，“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10]。总之，人类社会是一个生命延展的长链条，更需要维护生命的永续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生命的平等，生命的永恒成为“五位一体”中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解放”理想，对人的异化展开深刻批判，对资本主义导致生命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进行全面阐释，这对当代生命政治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当代政治文明建构。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鲜明标志是在解放政治规划中注入重视生命平等的诉求，反对压迫，倡导社会平等与生命正义。然而，生命政治就是一种不同性质的、深入的解放政治，“解放政治是生活机会政治，生命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3]83。生命政治在解放政治基础上更加重视生命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实现，以及个体行动对人类生活整体的影响，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之上的，其核心是应该如何生活。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是美好生活的本质。人的自我实现是一种“重要政治”，是一种遍及所有社会成员、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政治理想。美好生活的重要政治定位在于现实人的幸福、健康和满足，将“人”这一主体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作为第一要务的需要，而不是把追求利润、实现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美好生活的生命政治规划试图打破现有的西方发展模式，超越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现状，建立一种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的发展理论和政治路径，进而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构建逻辑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展开的逻辑，并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各个维度的建设过程中。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构的话语中，政治不局限于国家的政治战略，而是以全体人类为对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充分发挥各个国家、民族、阶层、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力量，并且强调在应对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与危机过程中，一个良好运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生命政治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建立有效的生命正义的衡量标准，以生命平等为基础，推动政治、经济等社会各个维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对理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更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限于对于物质条件的追求，同样也表现在对政治参与、公正法治、文化生活、环境与医疗等方面获得感的追求。美好生活、人的解放、生命合法性的建构目标，都致力于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经济利益、社会治理都能平等参与，为人的自由发展与生命价值的实现创造优良的生存环境和优越的社会空间。
四、生命至上是对生命价值的维护
生命个体依存于社会，生命价值实现于社会生活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个体生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命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人的生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但在人的生命活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互交织之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究竟如何把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代社会对于生命意义的关注引发了政治治理方式的转变，既体现在对个体和群体生存质量的关怀，也体现在对生命不断加强管制上，生命治理已经成为政治治理重点考量的对象。在这里，生命意义一方面体现为被动的、显性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表现为主动的、隐含的政治行动方式的构建。可以看到，在政治层面上，生命意义首先在于为政治活动构建合理框架，并为政治活動的合理性度量提供标杆。在政治活动的实际操作中，对生命的态度已经超越了其最初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生命的意义已经表现为生命的一种统治方法和治理对象。将生命政治的讨论引入道德领域，就给生命政治加载了道德维度。这个道德维度包括：一是关于生命统计与生命活动的衡量，出于政治目的对生命现象作出的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是不平等的;二是生命政治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生命的意义是生命政治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对生命的意义的重视是生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维度。生命价值的合法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逐步明晰，生命意义就是生命政治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对经济活动中的生命意义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生命在生产活动中为自身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把作为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是没有某种价值的东西”，因为资本逻辑阻碍了“自由的生命表现”[7]37-38，劳动力的商品化，工人劳动过程受资本的控制，工人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之中，沦为经济意义的个体，作为社会生活的独立能动性生命不断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纯粹是资本驱动下“暴露在统治集团面前的动物性生命”[11]。并且，由于经济因素，工人被分层，引发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也是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重要内容。
在生命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机主义者把生命意义看作是构建政治结构的基本因素，认为国家不过是超越了个体活动并给予个体以表现空间的机构，生命也只是一种尺度，度量政治是否与现实相称，生命的意义被简化为衡量政治问题的工具性尺度。
在生命意义问题上，种族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主题是由基因一致性的集群所决定的，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生物因素，生命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据独特地位。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观认为生命政治的基础是种族健康程度及遗传生物学，生命与地缘政治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生命的生物学特征成为对不同阶层、不同种族进行统治的重要考量因素，成为统治集团进行谋划政治行动的重要工具。生命为种族主义理论建构提供了工具，反过来，种族主义也对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与伤害。“人民的身体”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挡箭牌，显然这种借口是不正义和不正当的。种族主义在对待生命问题上，更加强调对于种族的保护和控制，由此去影响统治集团的行动。种族主义的根本错误是把生命看成政治的工具，否认生命平等权利的存在，在政治实践中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福柯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探索生命政治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命价值观。福柯认为，生命已经成为一种物化形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对象，只有从政治治理活动的一般视域出发，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和国家界限[6]149。个体的规训与群体的管制密切相关，“不仅人口是由以国家理由为名而运作的管制实践，被置于整个政治思考的中心，而且只有当人们设法治理人口时，戒训这种管制的手段才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和最高的价值”[6]176。规训机械化、指令化，借助技术的进步对人的技能进行仪器式的精密分析并采取各种措施，这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管理措施。对人口的管理则是将人作为抽象的、群体性的人，借助统计数据衡量社会身体的健康状况，并且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福柯强调，规训侧重于个体，管制侧重于群体和整体，二者有不同的运作机制。但是，福柯也指出，二者不是对立面，而是政治技术的两极，是实现“同时控制作为个体的人类身体和作为物种的人类种群”[3]38的方法。
在全球化时代，劳动者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哈特和奈格里从生命政治学角度考察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认为在新帝国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并且生产要素和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使得资本主义超越了机器的限制，发展成为由认知、知识等脑力劳动所主导的“认知资本主义”[3]67，原有的明确个体分工界限也慢慢消失，非物质劳动更加普遍，个体成为剩余价值最大的来源。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研究也有相近观点，认为现代产业剥削的特征变得不明显，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间产生的剩余价值量却没有减少。库珀也提出，生命在当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已不再是简单的被征用，而是容许了生命“自由”的生产剩余价值。
帝国在造就秩序的同时，也孕育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大众”。哈特、奈格里指出，由于剥削的实际加深，造就了新的联合体，帝国既是对生命的控制，又是对生命活力的激发。在非物质性劳动和认知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创造已经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生产[3]68。生命政治生产确立了经济与政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新联系。在这一生产中，生命不再是生产的附属物，而是生产的决定者;生命不但是生产者，也是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成为一体。自然被完全视为资本和资源，文化在对自然的利用中创造出来，生命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戈德斯基德指出，在人力资本方面也存在一种“剩余价值”，即用最小的教育与社会抚养支出来实现人创造出的最大利润，而政治的重要性就是提供合理的设计、进行合理的运算，有效地管控人力资本。在戈德斯基德的理论中，明确强调应该重视人的生存条件、教育、医疗条件的充分改善，人的可靠的道德品质有赖于良好的社会培育、社会抚养。然而，资本主义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忽略了对人的基本需要及生命发展的关注，这是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 在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中，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视生命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将各民族、各地区、各行业的人的主动性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采取多种措施收集民意、汲取民智;建立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寻求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最大公约数;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并注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将管制与自治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的自主性。同时，在管党治党上，把握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性质，扩大群众基础，依法从严治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发挥好人民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指出，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7]38。马克思不但批判了资本主义把生命作为生产财富的工具而存在，而且也潜在地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关注。经济学上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探索生命在人与劳动过程中的正当关系，人如何被合理地纳入生产中。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剥削和压迫如何被消灭与剔除，这是捍卫生命意义关键之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财富生产上的主动性。一方面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生产力服务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采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方面在于探索人自身的潜力，探索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互动如何激发生命的主动性，从而为自身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不断深化改革，不仅注重物的供给改革，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而且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调动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为实现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为最高的指导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说：“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12]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命权力、生命平等、生命尊严与生命意义四个方面展现出对“生命至上”理念的深刻理解，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向度。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不但展现出内容厚实的生命政治意蕴，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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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Life first”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Life Politics
Fu Wenzhong
（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 264209 ，Shandong，China）
Abstract：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showing a series of remarkable new characteristics，of which the idea of“life first”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spirit of Chinese fighting COVID-19. The construction of biopolitics dimen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ased on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which is carried out from four aspects： life right，life dignity，life equality and life valu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the biopolitics dim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life first" with Chinese spirits in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w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political civilization;life first;biopolitics
责任编辑：王廷国 余爽悦
关键词：政治文明;生命至上;生命政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4 - 0023 - 08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生命个体所特有的能动性不仅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也在利用物质资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建构社会关系，逐步促成现实的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是一种对于生命个体活动最为关注的研究方法，从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和需求出发，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阐释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历史意义并探索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涉及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各方面经验的总结，蕴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核，是事关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其中，“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命政治逻辑，可以从生命权力、生命尊严、生命平等和生命意义四个方面来探讨。
一、生命至上是对生命权力的捍卫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命活动不是仅依附于自然而存在的，更是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具有合目的性的能动发展过程。生命权力首先是对人的生存合理性的肯定，是对生命追求自身更好发展的确认，人的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既是美好生活核心，也是生命权力的最高要求。
其一，生命自主性。马克思强调，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能动地将头脑中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并且不断发展和完善。生命政治学重视生命个体在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强调考察生命活动，需要把生命的自主作用与处理和研究政治现象、进行政治决策、探寻政治规律相结合。
20世纪中期，生命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研究方法在西方研究视野中异军突起。西方生命政治学研究集中在：一是注重生物因素在构成政治行为方面的主导作用，政治理性的建立有赖于对生命活动的描述和对生命需求的关注，有赖于客观地观测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二是反思以往社会科学研究“单边性”与“还原主义”忽视生命政治学的缺陷，强调社会科学对人的生命自主性的关注，突出人的生命权力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与意义;三是期望实现“一个充满正义和欢乐的生态最优的国际社会运动”，“人们不仅能生存，而且还能从事令人兴奋的新的身体和精神享受的冒险”。[3]17-25这一流派的核心观点是强调生命权力的自主性，认为生命权力的实现有赖于思想、目标和态度的转变。虽然作者将这些转变的任务交给谁犹豫不决，但没有忽略人的自主性在缔造生命权力中的必要性。也有人认为，生命政治学的建立并非对生命的重视，而是对生命权力的僭越。在赫勒、费赫尔看来，对生命的关注，给生命增添过多的政治意味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衰退，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而过度关注生命就是限制自由，自由是生命权力的核心。其实，生命权力首先内含着对于人的生命自主性的确认，生命自主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要求在现代化建设中把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群众创造历史伟业[5]2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从生命政治学角度看，这些重要理论发展赋予生命权力新的内涵。
其二，生命发展权。人是发展着的人，自主的生命使人能够充分利用外部条件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生命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生命发展过程蕴含着生命发展权的三种情况。一是生命的能动性指明了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并指出了社会的发展方向。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能力，生命的发展权力就体现在人改造外部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自身。二是生命的进化特征是发展的动因。维格勒等人展示了生命发展权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进化，生命的进化方向代表着社会政治面貌的演进方向。生命因素塑造了人的社会行为动机和人类不同的政治角色，个体生物特征的进化影响了社会特征的演进。比如，生理特质的差异区分了人的禀赋，也造就了社会的不同阶层，“生物趋利”特性以及进化的内在机制都影响了等级制度的出现。三是生命的发展权也是双刃剑。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说明了生命发展权蕴含的矛盾。免疫在保护和促进生命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生命的扩张和生命的生产力[3]90。政治是依赖于人产生的，政治手段保护生命及其发展权力，但同时政治也存在着一种可能，即对于生命发展的过度防护，产生社会性“过敏”，也就是限制了生命的能动性，最终可能导致生命自身寻求发展的结果被破坏，对生命的发展造成阻碍。
生命的发展权力意味着，生命不是一成不變的，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同时，生命能够自主性地利用内外条件，为实现生命新变化开辟道路。这就要求，既要看到生命的发展特性，动态地把握生命依存的外部条件以及因此诱发的内部情况的变化，又要审时度势，采用多种发展方式，拓展生命多方面的发展优势，还要把握适度原则，使生命的发展规划为生命本身服务。
生命的发展权力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就是关于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体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既充分考虑了人的生命发展权的至高无上性，又看到了生命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人的生命自身发展能力的过程性。我国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也是着眼于生命发展的阶段性与过程性，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十九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25，这种主要矛盾的转化以社会存在的变动为基础，矛盾的判断与解决也是阶段性的显现和过程性的铺展。在新时代，党着眼于生命的发展权力，把控制约人的发展的内外因素，分析社会现实面临的新要求、新问题，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就体现了鲜明的生命政治学考量。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发展权。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生命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并通过制度和法律的不断完善使生命得到健康发展。 二、生命至上是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生命的尊严透过个体的或群体的生命而表现出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与工具;生命是驾驭政治的主体，不是政治统治的客体。因此，拥有相同政治特征或生物特征的个体不断争取生命尊严的重要地位。资本主义把工人的整体生命作为价值生产的工具，这种不考虑生命尊严的生命组织方式，成为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方式。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进步就是不断追问人的生命如何合理定义、人的生命尊严如何被尊重和保障，这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中最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方面，生命尊严透过整体的和个体的生命追求，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追求生命的自由实现，这是生命尊严的基本内涵。福柯为了把握生命的尊严提出了生命政治的概念，试图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把生命作为工具对待的现实展开批判。福柯认为，生命具有两重性，人自身既是社会、民族或国家的一部分，又是相对于政治共同体而言的个体[6]143。在他看来，生命个体是联结“真相”“权力”和“个体行为”的线索[6]39。由于这种特点，福柯指出，生命政治学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可以把控生命政治的方法论。
所谓生命政治，就是当代资本主义把生命作为政治治理的对象，把生命作为可度量与可控制的对象。生命政治的起源首先确认了生命因素在政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生命更类似于一种标准单位，一切国家或社会整体都有这种“元”因素的特征;进而，有机主义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历史的主体是一种有着相同或相近特征的集群，是一种同一的群体。
生命政治学是对以往政治学逻辑的突破。在克莱茵看来，“那种认为政治学不过超越了简单个体的生命活动并追求自由和人的内部沟通”[3]2的观点被突破了。然而，整体的生命是指同一政治特征个体的集合，将个体的权力提升到种族的整体利益上。如福柯在整体性的视角上探讨种族主义，认为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话语加剧了二元对立，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变成特权阶级或所谓优等民族掌控他人生命的意识形态，生命的平等被剥夺，一个种族对其他种族构成了巨大威胁，构成了巨大的人类社会分裂。这种观点的代表就是纳粹生命政治思想。同时，生命社会学认为，整体生命是指同一生物特征个体的集合，如有相同基因、疾病特征的个体集合。共同的生物特征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通，并以此维护自身权力。拉比诺从生命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生物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新阐释，指出生命个体通过生物特征来表明自己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生物特征也促进了集群的产生，不同生命特征的群体集聚而研究个体的特征并且阐发自身存在和合法性，宣示自身的尊严。另外，现代科技对生命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整体的身体研究深入到分解的器官甚至是分子、基因的層面，还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和人体诊断学的进步，让国家主权对生命的管辖更多地交由医疗监管机构了。因此，被解构的生命尊严、被解构的身体尊严也在生命政治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课题超越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福柯指出，生命规训与人口管制造成个人自我生命权力要求的觉醒。为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召唤自我的生命权力和健康权力，新的社会运动不断兴起。如生态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种族平等运动等，都试图将自我的个人权力扩大成为普遍的群体权力，个体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产生了群体运动的效果。
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52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7]37。生命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寻求自我的存在与实现，造成个体的聚合，而后产生了多样的社会结构，个体或群体要求自我的实现都是生命尊严的要求。
整体的和个体的生命都要求捍卫生命尊严，在生命的过程中要追求有尊严地生存，不但重视个体的力量，更重视集体所聚合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但也不能忽略少数弱势群体要求有尊严生活的权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个体视角看，小康有赖于每个人力量的发挥，凝聚所有人共同建成小康的力量，其成效也要看每个人是否都享受到小康的成果，在小康路上没有一个人掉队;从整体视角看，小康要求覆盖的人口要全面，小康的效果要有利于社会和人的整体发展。整体的生命在当今世界应对社会问题上意义更为明显。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但战争、贫困、气候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地威胁着生命的安全与存在;全球化也使生产和地缘关系发生改变，使得人类社会的联系不断紧密，发展的成果需要人类普遍享有。同样，普遍联系的人类社会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和种族都不能在世界性问题上独善其身，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需要发挥整体的人类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倡导和平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寻求人类普遍发展，以整体的力量共同应对挑战的可行方案，也是维护人类生命尊严的可行途径。
另一方面，生命尊严呈现了合理的生命存在状态。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理论提出了赤裸生命的概念，从哲学角度阐释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其本意是指“一种可以被随意杀死且不能被祭祀的生命”[8]118，从历史源头上就是被至高权力所控制的东西。“赤裸生命”概念成为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核心命题，也是西方现代政治的重要分析方法。从赤裸生命及其依存的状况出发，阿甘本的批判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中生命尊严面临的严重挑战，也提出了解决的思路。第一，民主和极权是生命政治的两个方向，其中的差别就在于生命在何角度被参照和利用。阿甘本转引卡尔·洛维特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性就是生命的政治化。显然，生命尊严的寻求就是打破极权对赤裸生命的掌控。第二，弱化了的民族性。生命和民族的关系即“血与土”[8]175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中，赤裸生命被不断纳入主权，成为主权最基本的元素，人出生即拥有民族属性成为主权的源头。生命政治即意味着一种基于生命特征进行的划分与统治，生命尊严的现实还体现在赤裸生命的归属上。第三，模糊了关怀与敌对。政治是带有否定性的过程，解决双方的敌对问题;管制是肯定性的过程，“照料和发展公民的生命”[8]198。然而，生命政治却有模糊二者界限的趋势，把种族的消灭变成了生命政治话语里的合理行动[8]198。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命与政治的结合，只不过是给政治操纵生命以正名。生命尊严在这里的体现，就在于要求将政治与管制分离。在赤裸生命概念里，身体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8]170。克莱姆指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最根本的就在于政治，不过是生命政治构成了主权实践的核心[3]53。由此可见，阿甘本对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深刻批判，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补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建设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说，充分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力与生命尊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基于对阿甘本生命政治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的生命尊严有赖于生命的存在状态，而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社会政治的走向又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建立关怀生命尊严而不将生命抽离为赤裸状态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高度关注了人的存在状态，更谋求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发展的最大空间，把追求人的尊严与人的解放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生命至上是对生命平等的坚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平等是生命平等的基础，也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目标。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9]。在新的条件下，生命平等获得了新的意义，生存平等是生命平等的重要内容，生存平等体现在代内生存平等与代际生存平等。生命平等首先要确保代内人人平等地生存和发展，以及代际间平等地享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平等地保护下一代生命的生存权利。
生态生命政治学和科技生命政治学均着眼于生命的长链条，不仅关注在场的生命，而且关注不在场的生命。社会发展对生命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存的生命受到社会经济、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在主张生命权力上已经充分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深刻的，就是现有人类活动及生命医疗技术（如试管婴儿和基因编辑技术）不仅影响现有的生命平等，更是对未出生的生命平等权造成了深刻影响。
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健康技术的进步，这对生命的平等存在两面性：一是提升了生命质量，另一是其技术开发的背后也蕴藏着对生命的不平等。罗斯的民主政治提出，目前的卫生干预（包括预防接种等）是生命政治民主化的扩大，普惠性的卫生措施实际上是生命政治事务范围的扩大，它也将生命政治作用机制的转型归因于科技推动的政治转型。马克思主义学者亚津指出，生命科学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新形式。以药物研究为例，在研发环节通过报酬交换试验新药的生命体，保留着资本的剥削面。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医药的开发是为了借助生命体不断出现的疾病风险而做出的投机投资，以生命体的脆弱面作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经合组织和欧盟的文件中，对生命经济愿景的规划都体现在发挥生命效用、增进生产及科技进步上，而非对于整个经济过程做出有益于生命平等的规划和调整。因此，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为保护生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里，蕴含着对现存生命平等残酷破坏的逻辑。
生态生命政治和科技生命政治對生命平等的探索，其意义在于能够恰如其分地确定生命政治学的内容，明确生命平等的范畴归属。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政治学已经超越了仅限于讨论生命的政治学，当代影响生存平等的各种外在因素都是生命政治学不可回避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维护在生态和科技冲击下的生命尊严与平等问题，是生命政治学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代表性的人物是冈斯特和格哈特。他们认为，随着人口增长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趋尖锐，为了保障生命的延续，人类必须寻求一种更切实的发展方式。冈斯特指出，“生命政治包括‘任何与卫生政策和人口管理有关的事情，以及环境保护和关于人类未来的问题’”[3]24。这些观点强调，实现生命平等与代际平等就需要政治经济与生命活动的密切协作。格哈特认为，生命政治学不仅在生态上解放生命，增加生命的生物益处，更以医疗干预保障生命发展。由于技术对生命的影响愈益深刻，格哈特呼吁：将是否接受技术的自主权交给自己，人人平等地选择生命的权力是否被干预，虽然可操作性尚待考察，但在追求生命平等上必须有所行动。
当代中国的生命政治实践先于生命政治理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保障医疗、教育等权利，促进平等享有社会发展红利，就是在追求生命平等上所采取的“中国行动”，就是在保障生命平等权利方面所开创的中国道路。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健康中国放在关键位置，不仅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更放眼代际发展;明确了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破解医药卫生体制在推进健康事业上的阻碍。显然，健康中国战略明确了环境在人的健康生存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生态文明建设旨在建立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和生产模式，将生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融于一体，“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10]。总之，人类社会是一个生命延展的长链条，更需要维护生命的永续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着眼于生命的平等，生命的永恒成为“五位一体”中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解放”理想，对人的异化展开深刻批判，对资本主义导致生命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进行全面阐释，这对当代生命政治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当代政治文明建构。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鲜明标志是在解放政治规划中注入重视生命平等的诉求，反对压迫，倡导社会平等与生命正义。然而，生命政治就是一种不同性质的、深入的解放政治，“解放政治是生活机会政治，生命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3]83。生命政治在解放政治基础上更加重视生命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实现，以及个体行动对人类生活整体的影响，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之上的，其核心是应该如何生活。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是美好生活的本质。人的自我实现是一种“重要政治”，是一种遍及所有社会成员、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政治理想。美好生活的重要政治定位在于现实人的幸福、健康和满足，将“人”这一主体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作为第一要务的需要，而不是把追求利润、实现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美好生活的生命政治规划试图打破现有的西方发展模式，超越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现状，建立一种立足于人的基本需要的发展理论和政治路径，进而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构建逻辑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展开的逻辑，并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各个维度的建设过程中。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构的话语中，政治不局限于国家的政治战略，而是以全体人类为对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充分发挥各个国家、民族、阶层、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力量，并且强调在应对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与危机过程中，一个良好运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生命政治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建立有效的生命正义的衡量标准，以生命平等为基础，推动政治、经济等社会各个维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对理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有更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限于对于物质条件的追求，同样也表现在对政治参与、公正法治、文化生活、环境与医疗等方面获得感的追求。美好生活、人的解放、生命合法性的建构目标，都致力于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经济利益、社会治理都能平等参与，为人的自由发展与生命价值的实现创造优良的生存环境和优越的社会空间。
四、生命至上是对生命价值的维护
生命个体依存于社会，生命价值实现于社会生活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个体生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命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人的生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但在人的生命活动与政治经济活动相互交织之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究竟如何把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代社会对于生命意义的关注引发了政治治理方式的转变，既体现在对个体和群体生存质量的关怀，也体现在对生命不断加强管制上，生命治理已经成为政治治理重点考量的对象。在这里，生命意义一方面体现为被动的、显性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表现为主动的、隐含的政治行动方式的构建。可以看到，在政治层面上，生命意义首先在于为政治活动构建合理框架，并为政治活動的合理性度量提供标杆。在政治活动的实际操作中，对生命的态度已经超越了其最初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生命的意义已经表现为生命的一种统治方法和治理对象。将生命政治的讨论引入道德领域，就给生命政治加载了道德维度。这个道德维度包括：一是关于生命统计与生命活动的衡量，出于政治目的对生命现象作出的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是不平等的;二是生命政治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生命的意义是生命政治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对生命的意义的重视是生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维度。生命价值的合法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逐步明晰，生命意义就是生命政治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对经济活动中的生命意义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生命在生产活动中为自身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把作为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是没有某种价值的东西”，因为资本逻辑阻碍了“自由的生命表现”[7]37-38，劳动力的商品化，工人劳动过程受资本的控制，工人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之中，沦为经济意义的个体，作为社会生活的独立能动性生命不断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纯粹是资本驱动下“暴露在统治集团面前的动物性生命”[11]。并且，由于经济因素，工人被分层，引发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也是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的重要内容。
在生命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机主义者把生命意义看作是构建政治结构的基本因素，认为国家不过是超越了个体活动并给予个体以表现空间的机构，生命也只是一种尺度，度量政治是否与现实相称，生命的意义被简化为衡量政治问题的工具性尺度。
在生命意义问题上，种族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主题是由基因一致性的集群所决定的，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生物因素，生命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在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据独特地位。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观认为生命政治的基础是种族健康程度及遗传生物学，生命与地缘政治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生命的生物学特征成为对不同阶层、不同种族进行统治的重要考量因素，成为统治集团进行谋划政治行动的重要工具。生命为种族主义理论建构提供了工具，反过来，种族主义也对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与伤害。“人民的身体”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挡箭牌，显然这种借口是不正义和不正当的。种族主义在对待生命问题上，更加强调对于种族的保护和控制，由此去影响统治集团的行动。种族主义的根本错误是把生命看成政治的工具，否认生命平等权利的存在，在政治实践中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福柯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探索生命政治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命价值观。福柯认为，生命已经成为一种物化形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对象，只有从政治治理活动的一般视域出发，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和国家界限[6]149。个体的规训与群体的管制密切相关，“不仅人口是由以国家理由为名而运作的管制实践，被置于整个政治思考的中心，而且只有当人们设法治理人口时，戒训这种管制的手段才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和最高的价值”[6]176。规训机械化、指令化，借助技术的进步对人的技能进行仪器式的精密分析并采取各种措施，这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管理措施。对人口的管理则是将人作为抽象的、群体性的人，借助统计数据衡量社会身体的健康状况，并且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福柯强调，规训侧重于个体，管制侧重于群体和整体，二者有不同的运作机制。但是，福柯也指出，二者不是对立面，而是政治技术的两极，是实现“同时控制作为个体的人类身体和作为物种的人类种群”[3]38的方法。
在全球化时代，劳动者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哈特和奈格里从生命政治学角度考察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认为在新帝国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并且生产要素和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使得资本主义超越了机器的限制，发展成为由认知、知识等脑力劳动所主导的“认知资本主义”[3]67，原有的明确个体分工界限也慢慢消失，非物质劳动更加普遍，个体成为剩余价值最大的来源。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研究也有相近观点，认为现代产业剥削的特征变得不明显，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间产生的剩余价值量却没有减少。库珀也提出，生命在当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已不再是简单的被征用，而是容许了生命“自由”的生产剩余价值。
帝国在造就秩序的同时，也孕育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大众”。哈特、奈格里指出，由于剥削的实际加深，造就了新的联合体，帝国既是对生命的控制，又是对生命活力的激发。在非物质性劳动和认知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创造已经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生产[3]68。生命政治生产确立了经济与政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新联系。在这一生产中，生命不再是生产的附属物，而是生产的决定者;生命不但是生产者，也是商品，生产与再生产成为一体。自然被完全视为资本和资源，文化在对自然的利用中创造出来，生命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戈德斯基德指出，在人力资本方面也存在一种“剩余价值”，即用最小的教育与社会抚养支出来实现人创造出的最大利润，而政治的重要性就是提供合理的设计、进行合理的运算，有效地管控人力资本。在戈德斯基德的理论中，明确强调应该重视人的生存条件、教育、医疗条件的充分改善，人的可靠的道德品质有赖于良好的社会培育、社会抚养。然而，资本主义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忽略了对人的基本需要及生命发展的关注，这是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 在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中，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视生命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将各民族、各地区、各行业的人的主动性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采取多种措施收集民意、汲取民智;建立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寻求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最大公约数;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并注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将管制与自治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的自主性。同时，在管党治党上，把握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性质，扩大群众基础，依法从严治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发挥好人民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指出，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7]38。马克思不但批判了资本主义把生命作为生产财富的工具而存在，而且也潜在地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关注。经济学上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探索生命在人与劳动过程中的正当关系，人如何被合理地纳入生产中。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剥削和压迫如何被消灭与剔除，这是捍卫生命意义关键之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财富生产上的主动性。一方面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生产力服务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采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另一方面在于探索人自身的潜力，探索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互动如何激发生命的主动性，从而为自身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不断深化改革，不仅注重物的供给改革，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而且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调动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为实现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为最高的指导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说：“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12]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命权力、生命平等、生命尊严与生命意义四个方面展现出对“生命至上”理念的深刻理解，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向度。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不但展现出内容厚实的生命政治意蕴，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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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Life first”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Life Politics
Fu Wenzhong
（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 264209 ，Shandong，China）
Abstract：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showing a series of remarkable new characteristics，of which the idea of“life first”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spirit of Chinese fighting COVID-19. The construction of biopolitics dimens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ased on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which is carried out from four aspects： life right，life dignity，life equality and life valu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the biopolitics dim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life first" with Chinese spirits in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w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political civilization;life first;biopolitics
责任编辑：王廷国 余爽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