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城市交通发展史上逐步写满出租车的身影。期待经历多年风雨的出租汽车行业,能与六十岁的祖国一样步入平稳发展阶段。
　　7月28日清晨,温州街头出现反常一幕:全城数千辆出租车停工罢运、市民生活出行受阻、数十辆出租车被砸,正常社会秩序受到影响。而就在此前的数月中,三亚、重庆、牡丹江等14个地区相继发生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
　　媒体评论:
　　《财经文摘》对此评价:“摁下葫芦浮起瓢。”一连串的罢运事件,让人们的眼球注视到出租车行业,而一直备受世人注目的“温州模式”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出租车业本应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自由竞争的典范。全世界的出租车业都因种种原因遭到扭曲——这些原因包括政府管制、垄断、政治游说、黑手党、种族排斥以及自由市场上的所有其他罪恶。”
　　媒体评论:
　　十八年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就发出如此评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世界上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模式渐趋多样化。而在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经营方式限制和数量限制。
　　
　　中国的出租车行业走了两种道路。第一种是通过各种手段剥夺了出租车原始投资者的产权,以北京等地的公司化模式为典型代表;第二种就是如温州和太原,维护了原始投资者的财产权利。
　　媒体评论:
　　从市场化的要求而言,“温州模式”无疑是相对较好的管理模式。但是,该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1.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出租车运力严重不足,给公众出行造成极大不便;2.多环节转包,层层分割,形成了庞大的食利阶层;3.存在着强行拼载、宰客现象等。
　　
　　“温州模式”包含三种具体的营运模式:车主自营自驾,占10%;车主自营他驾,占35%;承包经营他驾,即“二包经营”,占55%。
　　在二包模式下,车主将出租车完成承包后,每月净收入为8000元;每年净收入为96000元。在车主自营他驾模式下,车主每月净收入至少在9500;每年净收入为114000元。在车主自营自驾模式下,即只雇佣一名打工司机驾驶生产情况下,车主每月收入至少在11300元,每年收入135600元。
　　而从出租车业运营收益看:温州出租车每月形成的刚性成本如下:燃料费:6900元;保险维修等杂费:2000元;税收:365元;出租车公司挂靠服务费:120元。以上合计为9385元。按照月营业额2.25万元计,剩余的13115就由车主、二包、打工司机分割了。
　　由此可见温州出租车月营业中真正的刚性成本只有9000元。最大的成本并不是燃料费的成本与政府规税,而是车主收取的“车份钱”以及二包的收益,即最大的成本是车份钱。
　　媒体评论:
　　针对温州罢运事件,部分专家、业内人士,对温州模式从行业角度做了深入调查分析,认为出租车业作为一个特许经营的行业,罢运背后的利益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各方对于特许经营权的争夺和占有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
　　
　　“近年来,早已有之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发生频繁加快,二是发生了强迫罢工的暴力行为。三是罢运司机的诉求不再局限于降低车份、调高运价、给予补贴等,而是出现了对现行出租车管理制度的怀疑和挑战。”
　　媒体评论:
　　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如此分析。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城市出租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实行统一的法律法规;实行管理机构的统一和管理队伍的统一;实行管理经费的统一;实行有偿、合理、公开、科学配置经营权;实行资产和经营权相一致或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化经营。
　　媒体评论:
　　有人针对目前全国范围内没有关于出租车的统一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模式多样化等现象,提出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