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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光年间的水师，由于穆彰阿及其势力的腐败治军，出现了因循守旧、轻视水勇、军机败坏、纵盗殃民、战船废弛、讳匿与欺饰、吸食鸦片、操演废弛等诸多积弊，以致外不足以抵抗外辱，内不足以平息海盗。
[关键词]道光朝 水师 积弊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水师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加强水师力量也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但是，由于穆彰阿势力的因循守旧和腐败统治，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银子，水师依然极端落后，窦弊丛生。
一、道光中期中国的水师基本情况
清朝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顺治八年，按照明代旧制，开始在沿江沿海各省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等武员分掌水师。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水师主要是旧式的水师，它包含“八旗”与“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水师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吉林、旅顺口、天津、京口、乍浦、广州、福州十个营，总兵力约一万人。绿营水师则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六个外海水师，及内陆的江南、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八个内河水师，总人数在九万左右。
鸦片战争爆发后，内河水师大多移驻东南沿海。沿海各水师，广东、广西由两广总督节制，福建、浙江由闽浙总督节制，江苏水师由两江总督节制，山东水师由山东巡抚直接节制，直隶、天津水师由直隶总督节制。内河水师受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分别节制。
不论是沿海水师，还是内河水师，战船种类繁多，分大中小三等，以快蟹、拖风、赶缯、居船、捞缯、八桨、唬船、哨船、沙船、巡船、红单船、鸟船、霆船等船为主。全国水师，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的水师兵力共约十万人，大小战船约930余艘。
二、道光年间的水师积弊
1. 沿海督抚因循守旧。鸦片战争后，新式火轮船、船炮、火药、水雷等先进的水师武器中国人都已初步制造出来，所需要的是进一步加工改造并大规模的运用于水师建设中，可惜沿海督抚对这些新式技术置若罔闻，竭力埋没排斥，仍然醉心于老式的同安梭船和旧式的水师操演，结果造成水师水平停步不前。道光二十九年，山东巡抚陈庆偕奏报山东海防情形：“登州府属洋面，商船近年频遭劫掠，……实因该口将领平日于操防事宜不知振作，相率因循，以致水师几成虚设。”[1]
2. 轻视团练水勇。道光年间，水师官兵主要为绿营兵，腐败不堪。水师出路在于改弦易辙，重新招募水勇。道光二十年，给事中沈鑅请饬沿海各省团练水勇。道光帝让穆彰阿等军机大臣核议，核议的结果是：“此等无业游民，驾船往来洋面，多系无赖匪徒，全在平日无事之时，抚绥安插，使之有所业而不为盗贼。若待洋面稍有不靖，始设法招徕，转恐为贼匪耳目，不可不防。”[2]
3. 水师员弁军纪败坏。浙江水师员弁形同盗贼：道光十八年，“浙江黄岩镇标水师千总叶万青、中营守备罗建功，性情贪鄙，素行不端……敢欺夺商船，消吞货物，……以借作战船为词，刁难勒索。”[3]道光十九年，给事中袁玉麟奏胪陈水师积弊：“各省海洋静谧，专阃大员，竞尚浮华，需索包庇，习为固然，甚至冒粮扣饷，均所不免。……以致实堪驾驶者，竟属无几。是有水师之名，无水师之实，积弊相沿，废弛已极。”[4]同年，御史金应麟奏：“将备狡猾，遇事生风，以搜索为讹诈之资，以包庇为肥身之计，克扣兵饷，作践农民，甚至吸食鸦片，怠卧家中。水师之敝坏，未有似今日之甚也。”[5]
4. 水师纵盗殃民。道光十九年，金应麟奏：“江南镇江府属战船……亦不堪驾驶，转以需索规费，为害行旅。”[6] 道光二十四年，“江苏民人陈宝广呈控（天津水师）游击杨得邦抽提商船规费，置盗不缉……纵盗殃民。”[7]
5. 战船废弛。道光十七年，“善英奏乍浦水师营谧字号大修战船四只，小修战船一只，……各船舱内间有曹腐朽渗漏，显系草率偷减。”[8]道光十八年，御史寻步月奏“沿海各省战船，每届修造年分，承办各员通同舞弊，不能如式装造，甚或以旧代新，又不勤加操驾，任搁沙滩，朽腐堪虞，破烂滋甚。”[9]道光二十二年，上谕：“沿海向备战船，原以为巡哨御侮之需。近来各省多半废弛，不能适用。”[10]
6. 讳匿与欺饰。道光二十七年，李星沅奏：“水师弁兵按月巡哨，近多视为具文，即或出洋巡捕，往往虚报邀功，或云击碎盗船几只，或云轰毙盗匪多名，且动以人船俱沉没无踪为词，海面迷漫，大抵望洋而叹。”[11]
道光二十八年，兵部奏：“克扣、虚冒、私役兵丁、多派字签、废弛营伍、水师员弁不亲身出洋巡哨，失事讳匿不报。”[12]
7. 水师员弁吸食鸦片。道光十二年，御史冯赞勋奏：“近来粤闽等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鸦片烟者，亦复不少，相率效尤，恬不为怪，筋力疲软，营务废弛。……粤闽既有此习，其余各省，恐亦不免。”[13]
8.平时操演废弛。道光十九年，御史金应麟奏：“江南镇江府属战船，每岁只演一次，遇风即止”[14]道光三十年，陈庆偕出任山东巡抚，四月，陈庆偕向道光帝奏报山东水师情况：骄兵惰弁虚报巡哨，避险偷安，而风涛沙线非所素悉，一登师船，立已昏晕。
三、道光朝水师积弊原因探讨
道光朝水师病弊丛生，积重难返，外不足以抵御西方入侵，内不能平息海盗，造成这种积弱积贫状况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首先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清代至道光朝，已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国家。长期以来，闭关自守，对世界海洋发生的巨变，懵懂无知。鸦片战争后，虽对西方先进的海军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虽表现出羡慕，但骨子里则竭力固守科举教条。
其次是穆彰阿及其势力的腐败掌军。鸦片战争后，沿海地方督抚大员基本上由穆彰阿及其势力担任。他们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耆英、刘韵珂、奕山、祁（土贡）、讷尔经额等，除奕山在广东短暂地真正关心过新式战船的制造外，其他人则只知因循守旧，甚至排斥新式武器技术的使用。纵观鸦片战争后各地水师善后章程，故套重重，几乎没有提及新式军船的大规模制造和使用。沿海督抚懈怠是道光朝水师颓废的主要原因。
第三，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重文轻武是道光朝水师的一大特点。鸦片战争后，主管东南沿海水师的总督如耆英、刘韵珂、讷尔经额、陈庆偕、季芝昌、李星沅等清一色进士出身。
最后，水师官兵待遇低下。道光二十二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天津善后章程云：“防兵之轮班宜定，……拟每人每日津贴制钱七十文。”[15]每日津贴只有制钱七十文，仅足养活自己，不足养活一家。天津水师如此，闽粤水师则更差。故，薛福成曾言兵卒待遇：“平时仰事俯畜尚难自给，咸以小货营生、手艺湖口。……每遇操演之期，巧饰虚艺，以炫耳目。”[16]
参考文献
[1] 军机处录副奏折[Z].档案号：03-2994-067；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山东巡抚陈庆偕折.
[2] 清宣宗实录·卷338[M].道光二十年八月已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3] 清宣宗实录·卷311[M].道光十八年六月戊子.
[4] 清宣宗实录·卷327[M].道光十九年十月丁亥.
[5] 金应麟.水师操演废弛请饬查究折[A]，豸华堂文钞·卷11[M].道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6] 清宣宗实录·卷323[M]，道光十九年五月丙辰.
[7]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8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9.
[8] 清宣宗实录·卷303[M].道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
[9] 清宣宗实录·卷311[M].道光十八年六月丁丑.
[10] 清宣宗实录·卷377[M].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辛酉.
[11] 李星沅.李星沅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3册，P293.
[13] 清宣宗实录·卷218[M].道光十二年八月辛丑.
[14] 清宣宗实录·卷323[M].道光十九年五月丙辰.
[15]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P389.
[16] 薛福成.谨上治平六策疏[A]，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1[Z].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127.
[关键词]道光朝 水师 积弊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水师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加强水师力量也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但是，由于穆彰阿势力的因循守旧和腐败统治，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银子，水师依然极端落后，窦弊丛生。
一、道光中期中国的水师基本情况
清朝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顺治八年，按照明代旧制，开始在沿江沿海各省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等武员分掌水师。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水师主要是旧式的水师，它包含“八旗”与“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水师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吉林、旅顺口、天津、京口、乍浦、广州、福州十个营，总兵力约一万人。绿营水师则有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六个外海水师，及内陆的江南、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八个内河水师，总人数在九万左右。
鸦片战争爆发后，内河水师大多移驻东南沿海。沿海各水师，广东、广西由两广总督节制，福建、浙江由闽浙总督节制，江苏水师由两江总督节制，山东水师由山东巡抚直接节制，直隶、天津水师由直隶总督节制。内河水师受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分别节制。
不论是沿海水师，还是内河水师，战船种类繁多，分大中小三等，以快蟹、拖风、赶缯、居船、捞缯、八桨、唬船、哨船、沙船、巡船、红单船、鸟船、霆船等船为主。全国水师，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的水师兵力共约十万人，大小战船约930余艘。
二、道光年间的水师积弊
1. 沿海督抚因循守旧。鸦片战争后，新式火轮船、船炮、火药、水雷等先进的水师武器中国人都已初步制造出来，所需要的是进一步加工改造并大规模的运用于水师建设中，可惜沿海督抚对这些新式技术置若罔闻，竭力埋没排斥，仍然醉心于老式的同安梭船和旧式的水师操演，结果造成水师水平停步不前。道光二十九年，山东巡抚陈庆偕奏报山东海防情形：“登州府属洋面，商船近年频遭劫掠，……实因该口将领平日于操防事宜不知振作，相率因循，以致水师几成虚设。”[1]
2. 轻视团练水勇。道光年间，水师官兵主要为绿营兵，腐败不堪。水师出路在于改弦易辙，重新招募水勇。道光二十年，给事中沈鑅请饬沿海各省团练水勇。道光帝让穆彰阿等军机大臣核议，核议的结果是：“此等无业游民，驾船往来洋面，多系无赖匪徒，全在平日无事之时，抚绥安插，使之有所业而不为盗贼。若待洋面稍有不靖，始设法招徕，转恐为贼匪耳目，不可不防。”[2]
3. 水师员弁军纪败坏。浙江水师员弁形同盗贼：道光十八年，“浙江黄岩镇标水师千总叶万青、中营守备罗建功，性情贪鄙，素行不端……敢欺夺商船，消吞货物，……以借作战船为词，刁难勒索。”[3]道光十九年，给事中袁玉麟奏胪陈水师积弊：“各省海洋静谧，专阃大员，竞尚浮华，需索包庇，习为固然，甚至冒粮扣饷，均所不免。……以致实堪驾驶者，竟属无几。是有水师之名，无水师之实，积弊相沿，废弛已极。”[4]同年，御史金应麟奏：“将备狡猾，遇事生风，以搜索为讹诈之资，以包庇为肥身之计，克扣兵饷，作践农民，甚至吸食鸦片，怠卧家中。水师之敝坏，未有似今日之甚也。”[5]
4. 水师纵盗殃民。道光十九年，金应麟奏：“江南镇江府属战船……亦不堪驾驶，转以需索规费，为害行旅。”[6] 道光二十四年，“江苏民人陈宝广呈控（天津水师）游击杨得邦抽提商船规费，置盗不缉……纵盗殃民。”[7]
5. 战船废弛。道光十七年，“善英奏乍浦水师营谧字号大修战船四只，小修战船一只，……各船舱内间有曹腐朽渗漏，显系草率偷减。”[8]道光十八年，御史寻步月奏“沿海各省战船，每届修造年分，承办各员通同舞弊，不能如式装造，甚或以旧代新，又不勤加操驾，任搁沙滩，朽腐堪虞，破烂滋甚。”[9]道光二十二年，上谕：“沿海向备战船，原以为巡哨御侮之需。近来各省多半废弛，不能适用。”[10]
6. 讳匿与欺饰。道光二十七年，李星沅奏：“水师弁兵按月巡哨，近多视为具文，即或出洋巡捕，往往虚报邀功，或云击碎盗船几只，或云轰毙盗匪多名，且动以人船俱沉没无踪为词，海面迷漫，大抵望洋而叹。”[11]
道光二十八年，兵部奏：“克扣、虚冒、私役兵丁、多派字签、废弛营伍、水师员弁不亲身出洋巡哨，失事讳匿不报。”[12]
7. 水师员弁吸食鸦片。道光十二年，御史冯赞勋奏：“近来粤闽等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鸦片烟者，亦复不少，相率效尤，恬不为怪，筋力疲软，营务废弛。……粤闽既有此习，其余各省，恐亦不免。”[13]
8.平时操演废弛。道光十九年，御史金应麟奏：“江南镇江府属战船，每岁只演一次，遇风即止”[14]道光三十年，陈庆偕出任山东巡抚，四月，陈庆偕向道光帝奏报山东水师情况：骄兵惰弁虚报巡哨，避险偷安，而风涛沙线非所素悉，一登师船，立已昏晕。
三、道光朝水师积弊原因探讨
道光朝水师病弊丛生，积重难返，外不足以抵御西方入侵，内不能平息海盗，造成这种积弱积贫状况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首先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清代至道光朝，已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国家。长期以来，闭关自守，对世界海洋发生的巨变，懵懂无知。鸦片战争后，虽对西方先进的海军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虽表现出羡慕，但骨子里则竭力固守科举教条。
其次是穆彰阿及其势力的腐败掌军。鸦片战争后，沿海地方督抚大员基本上由穆彰阿及其势力担任。他们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耆英、刘韵珂、奕山、祁（土贡）、讷尔经额等，除奕山在广东短暂地真正关心过新式战船的制造外，其他人则只知因循守旧，甚至排斥新式武器技术的使用。纵观鸦片战争后各地水师善后章程，故套重重，几乎没有提及新式军船的大规模制造和使用。沿海督抚懈怠是道光朝水师颓废的主要原因。
第三，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重文轻武是道光朝水师的一大特点。鸦片战争后，主管东南沿海水师的总督如耆英、刘韵珂、讷尔经额、陈庆偕、季芝昌、李星沅等清一色进士出身。
最后，水师官兵待遇低下。道光二十二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报天津善后章程云：“防兵之轮班宜定，……拟每人每日津贴制钱七十文。”[15]每日津贴只有制钱七十文，仅足养活自己，不足养活一家。天津水师如此，闽粤水师则更差。故，薛福成曾言兵卒待遇：“平时仰事俯畜尚难自给，咸以小货营生、手艺湖口。……每遇操演之期，巧饰虚艺，以炫耳目。”[16]
参考文献
[1] 军机处录副奏折[Z].档案号：03-2994-067；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山东巡抚陈庆偕折.
[2] 清宣宗实录·卷338[M].道光二十年八月已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3] 清宣宗实录·卷311[M].道光十八年六月戊子.
[4] 清宣宗实录·卷327[M].道光十九年十月丁亥.
[5] 金应麟.水师操演废弛请饬查究折[A]，豸华堂文钞·卷11[M].道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6] 清宣宗实录·卷323[M]，道光十九年五月丙辰.
[7]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8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9.
[8] 清宣宗实录·卷303[M].道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
[9] 清宣宗实录·卷311[M].道光十八年六月丁丑.
[10] 清宣宗实录·卷377[M].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辛酉.
[11] 李星沅.李星沅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3册，P293.
[13] 清宣宗实录·卷218[M].道光十二年八月辛丑.
[14] 清宣宗实录·卷323[M].道光十九年五月丙辰.
[15]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P389.
[16] 薛福成.谨上治平六策疏[A]，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1[Z].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