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70年左右，矿上传出，要从新来的学生中抽人，搞个什么展览。梁拉像鹰一样，紧盯着这次活动，经常要去办公院转转。去办公院最好的理由是找人下棋，梁拉本来就是个“棋篓子”。办公院与饭堂是对门，端上饭，进那个矿山的首脑机关，很顺当。如果不是这个理由，梁拉是不好意思进去的。与办公院的人接触多了，消息也就多了，梁拉如愿以偿地被抽出来搞美工，名正言顺地进了办公院上班。
　　办公院里有领导就有打字员，打字员中有个姑娘，名字很好听，叫柳叶，人长得却不能说苗条，圆盘脸，矮身材，工人们背地里叫她“一篓油”，形容其胖而矮，唯有说话细声细气，不看人，光听她说话，会以为这姑娘多水灵呢。不幸，梁拉竟然迷上她了。事情起因很简单：梁拉在院子里画画，柳叶出来进去，路过时免不了停下脚步看看。有一次，甚至和梁拉说了几句话。就这几句话，被梁拉形容为“银铃般”的声音，永远地留在了他干涸的心中。梁拉觉得自己要恋爱了，见到柳叶时就觉得不自在，见不到柳叶更觉得不自在，总觉得自己的衣服脏了，头发乱了，甚至画得也不美了。梁拉开始爱照镜子了，一边照，一边还问我，你看我还有点英姿勃发的样子吧？我不假思索，脱口就说，就你那一张驴脸，还想诱惑小妇女啊？（不知啥时起，我们这些太原来的新窑黑子，不再把女生叫女生了，而是跟随当地工人，把她们称呼为小妇女，年龄大的女人被称作老妇女）梁拉说，我这脸，正规的说法，应当称作方脸，所谓“方面大耳”是也。我哈哈大笑……
　　矿上的展览结束后，梁拉的工作有了变动，从井下预备队调入行政科，具体工作是在行政科的洗衣房当代班。洗衣工是一帮家属。
　　与梁拉不同，我的处境则是每况愈下。采煤队的确苦重，危险系数很大。我在采煤队干了半年，一直没有生龙活虎过。能在采煤工作面快乐干活的，我至今觉得他们值得敬仰。
　　半年后的一天，我在采煤巷道搬金属网时，被一大块“伪顶”———相对柔软些的石头，砸倒了，幸好身旁有几个老工人，他们上来抬起石头，抱我起来。
　　一位老工人背我上井，医务所的大夫已经在井口等着。
　　人真是奇怪，刚才受伤的片刻，我想的还是不要让别人也被石头砸住，一上井，见到太阳，我竟然立刻发誓：谁也不要想让我再当采煤工。
　　这次受伤的直接后果是，我被评为三等丙类伤残，工作变动到井上，去了发矿灯的灯房。
　　灯房离洗衣房很近，没事时，梁拉和我可以聚在一处聊天。因此，我知道了梁拉這场恋爱的最后结局。
　　洗衣房的老妇女们，对她们的带班很感兴趣。小伙子，年轻轻的，不仅识文断字，而且还会画画，生活也很简朴，给谁家当个女婿不好呢。于是，有老妇女问梁拉，你也不小了，就在咱矿上找个对象成家吧。
　　梁拉起先一听这个，就说不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后来，好几个老妇女都来问，梁拉灵光一闪，就道下驴，说：你们给我介绍一下吧，我看好一个人。
　　老妇女来精神了，快说，快说，谁家的？
　　梁拉说，听说她也是咱矿上的子弟，不知道是谁家的，姓柳，叫柳叶。
　　老妇女一笑，说，你看上办公院的打字员了？
　　梁拉说，怎么样，你们认识吗？
　　老妇女说：你听信吧。
　　隔天，同是洗衣房的一位梳剪发头的老妇女，来到梁拉跟前：小梁啊，你父母是干啥的，一月能赚多少钱啊？
　　梁拉说，我妈死得早，我爹在农村修理地球呢。
　　剪发头又问：家里几个兄弟？
　　梁拉照实说了。
　　又问：你家给你娶媳妇，攒下多少钱？
　　梁拉说，我家是穷光蛋，我每月还得给老父亲寄15块钱呢。
　　剪发头不再问了，又说些别的，临走，剪发头留下一句话：小梁啊，娶媳妇得要彩礼啊。没彩礼，就不要胡思乱想啦。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梁拉硬是没明白过来，剪发头正是柳叶她妈。
　　直到先前让梁拉听信的那位妇女，把谜底点破，梁拉才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误。后悔之中，隐隐有一种受辱的感觉，梁拉想，找个机会，要重重地给柳叶她妈说句什么话。
　　这天，梁拉像以前一样，趁工闲，给老妇女们画像，画完，人们皆说，像，像。柳叶妈凑过来看，也夸他画得好。梁拉逮住机会，说话了：你知道吗？世界上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说着，硬硬地看着人家。
　　柳叶妈没说啥，走开了。
　　梁拉的心结并未解开，许多年间，和我回忆他的这段爱情故事。我笑道，充其量，你就是一个单相思嘛。
　　梁拉不同意，他总说，柳叶对他的眼神、说话的声音，都暗示着爱意。那“银铃般”的声音，他回味了好几年，也成了我打趣他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