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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史的角度看，Google的最大成功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企业价值观——
创造性的资本主义
正值壮年的比尔，盖茨怀看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微软。
显然，盖茨已经对继续运作微软失去了兴趣。在世界经济论坛，盖茨感慨道：“我们必须找出一条途径。使得为富人服务的资本主义也为穷人服务，即创造性的资本主义……以自我利益为动力的资本主义虽然也推动了一些创新，但要使之造福于所有人，则需要改变这个系统。”
盖茨还号召，“企业高层集中精力以最佳实力来为全世界的穷人提供买得起的好产品。”
显然，微软并没有实践“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因为其商业模式就是凭借垄断卖出高价、通过强制性产品升级来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这也难怪，微软恰恰是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竞争理论指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竞争、控制、垄断、扼杀对手……种种特质无不登峰造极。
当庞大的微软形成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价值观时，巨大的惯性亦令盖茨无法改变，但整个高科技业界却并不因此而悲观。
近十多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Goodle现象”和“开放源码运动”的兴起，为新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开源”运动提供产品而不控制软件源代码，Google提供信息服务而不控制用户，二者都强调自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表征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Do good and Do well
“做好事，取得好业绩”，这是外界对Google成功之道的简洁概括，也强调了其因果关系。
Google上市前夕，创始人致投资人的信件开宗明义：“Google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Google“行为守则”第一句是：“我们的非正式企业格言是‘不作恶’”；Google“公司概要”的第一句是：“Google的使命是整合世界资讯并使之在全球可获取以及有使用价值。”
在旧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Google的成功何等不可思议!它极少打广告、从不刻意打击竞争对手、从不把广告强加给用户、从未企图去控制用户；由于认为通过屏蔽信息展开竞争是邪恶行为，Google的搜索引擎只有寻找最佳信息的算法，而没有辨认竞争对手的功能。，
针对“Google现象”，许多世界顶尖的管理学院设立了跟踪研究课题。
也曾有人悲观预测：“Google上市之后，很快就会把股东利益放置首位，使特立独行的管理方式从此作古。”Google的创始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投资者并不同意、至少很难在短期利益的诱惑下支持他们按既定原则去运作公司。
为了不被短视的投资者改变，Google采用了特殊的两级投票权结构，使持有特殊B类股票(1股投票权10倍于普通股)的创建者牢牢掌握公司的价值取向：佩奇、布林与首席执行官史密斯一共拥有37.6％的股份投票权，加上管理团队将控制61.4％的投票权。
Google在招股书上特地说明，不会像其他公司那样为了股价而运作，不会为了季度财报采取短视行动；为了向用户提供更好的技术与服务，可能会向不被一般投资人看好的方向做出大投入。“从长远来看，我们坚信可以为Google投资者带来最大的经济回报。”——这里的长远，至少3～5年。
从技术和应用的角度看，互联网搜索早已存在。然而，Yahoo、微软等巨头开始都没有重视它，其搜索结果往往只是网站的罗列，且按照广告付费的多少来排列搜索结果，利用传递信息的手段来达到隐蔽广告的目的，实质上是一种邪恶行为。
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为了打破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而创建Google，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做恶”天性基因。
于是，从传统竞争思维来看，Google的许多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比如，使用Gmail电邮服务的用户可随时自由、免费地把现存邮件转至其他网站邮件系统，而其他网站提供该种服务则要收费。因为Google认为，不能把电子邮件作为要挟用户的筹码。
广告是Google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对此Google从最终用户需求的角度定出行为准则：只向最终用户传递“相关信息”，不会把广告硬塞到用户面前；只有当用户搜索某方面信息时，才把相关广告用小号文字(绝不用图像)放在屏幕右侧特定位置，不强行干扰用户视线，也不把广告混进搜索结果。
创新、贡献、乐趣、回报、效率
关国著名电视评论节目《60分钟》这样说：“Google竭尽全力不让金钱扰乱他们的视线。”
Google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和工作乐趣的企业，它要求所有技术人员花1/5的工作时间，自由探索开发对用户信息体验有价值的新产品，即“宠物项目”。
在Google，新项目由一线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市场需求结合最新技术发展构想而来，员工可以在不同项目组之间轮岗。这种创造性的安排，使所有开发人员都能参与创新。
Google投入极大的努力去严格挑选人才，对员工贡献的回报也从不吝惜。去年对两个开发团队的奖励就达几千万美元，其中贡献最大的个人奖金超过百万美元，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起员工创造的积极性。
为了保证高效率的管理、防止官僚主义与公司政治，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设置了极为扁平的管理结构，并且设计了许多自动化的管理工具，以便使每个管理层人员可以有数量庞大的下属。
Google的一个信条是：“你可以挣钱而不必做坏事。”要避免做任何损害用户使用体验的事情，“哪怕是以牺牲短期收入为代价”。谁能说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司文化不正好是超越传统的“最佳竞争策略”?
两种价值观的较量
Google正迫使世界上穷于竞争的“微软们”重新思考企业价值观、从某个角度来说，其“不作恶”的宗旨。正起着某种“不容恶”的效果。
微软非常在意Google；其高层专门召开“对付Google”的战略会议。盖茨曾经在2004年抱怨。“让Google有机会成长起来，我们简直是地狱般愚蠢!”
Google创始人之一佩奇并不是很在乎竞争者的存在：“那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我们只关心我们的工作能给世界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应当承认，微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而Google的价值观与文化正是对旧的“零和竞争思维”最大的颠覆和威胁。两种企业价值观的竞争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无疑给全球商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
当年的网景公司并没有与传统公司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因此轻易地被微软所扼杀。今天的Google对用户利益与选择自由的绝对尊重，无形中成为自身最强大的竞争手段。
也有人担心，微软把搜索引擎集成到下一代操作系统就可以扼杀Google。过去，凭着对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的垄断，微软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得以逃避“客户利益”这一商业原则。然而，当更好性价比的产品出现以后，Linux及众多的办公产品替换微软产品或者迫使它降价，就显示了新的行业与客户成熟度。因此，笔者同意布林的判断：“微软的企图不可能实现，技术最好的公司将赢得最后胜利。”
Google正迫使世界上穷于竞争的“微软们”重新思考企业价值观。从某个角度来说，其“不作恶”的宗旨，正起着某种“不容恶”的效果。
回到中国，一名有远见的企业家需要思考，一些急功近利的东西究竟能给一个企业和员工带来何物?与消费者的最终利益是否南辕北辙?
一直以来，人们只是从互联网搜索引擎竞争的角度看待Google在中国的发展，却忽略了一种新的企业模式、价值观与文化对中国企业界可能的影响。归根结底，谁最终赢得用户就能赢得竞争，并且那不一定是“零和竞争”。
事实上，搜索技术只涉及人类信息的极小部分，只要人们注重技术创新与用户需求，就能开拓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创造性的资本主义
正值壮年的比尔，盖茨怀看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微软。
显然，盖茨已经对继续运作微软失去了兴趣。在世界经济论坛，盖茨感慨道：“我们必须找出一条途径。使得为富人服务的资本主义也为穷人服务，即创造性的资本主义……以自我利益为动力的资本主义虽然也推动了一些创新，但要使之造福于所有人，则需要改变这个系统。”
盖茨还号召，“企业高层集中精力以最佳实力来为全世界的穷人提供买得起的好产品。”
显然，微软并没有实践“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因为其商业模式就是凭借垄断卖出高价、通过强制性产品升级来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这也难怪，微软恰恰是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竞争理论指导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竞争、控制、垄断、扼杀对手……种种特质无不登峰造极。
当庞大的微软形成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价值观时，巨大的惯性亦令盖茨无法改变，但整个高科技业界却并不因此而悲观。
近十多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Goodle现象”和“开放源码运动”的兴起，为新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开源”运动提供产品而不控制软件源代码，Google提供信息服务而不控制用户，二者都强调自由，像是一对孪生姐妹，表征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Do good and Do well
“做好事，取得好业绩”，这是外界对Google成功之道的简洁概括，也强调了其因果关系。
Google上市前夕，创始人致投资人的信件开宗明义：“Google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Google“行为守则”第一句是：“我们的非正式企业格言是‘不作恶’”；Google“公司概要”的第一句是：“Google的使命是整合世界资讯并使之在全球可获取以及有使用价值。”
在旧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Google的成功何等不可思议!它极少打广告、从不刻意打击竞争对手、从不把广告强加给用户、从未企图去控制用户；由于认为通过屏蔽信息展开竞争是邪恶行为，Google的搜索引擎只有寻找最佳信息的算法，而没有辨认竞争对手的功能。，
针对“Google现象”，许多世界顶尖的管理学院设立了跟踪研究课题。
也曾有人悲观预测：“Google上市之后，很快就会把股东利益放置首位，使特立独行的管理方式从此作古。”Google的创始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投资者并不同意、至少很难在短期利益的诱惑下支持他们按既定原则去运作公司。
为了不被短视的投资者改变，Google采用了特殊的两级投票权结构，使持有特殊B类股票(1股投票权10倍于普通股)的创建者牢牢掌握公司的价值取向：佩奇、布林与首席执行官史密斯一共拥有37.6％的股份投票权，加上管理团队将控制61.4％的投票权。
Google在招股书上特地说明，不会像其他公司那样为了股价而运作，不会为了季度财报采取短视行动；为了向用户提供更好的技术与服务，可能会向不被一般投资人看好的方向做出大投入。“从长远来看，我们坚信可以为Google投资者带来最大的经济回报。”——这里的长远，至少3～5年。
从技术和应用的角度看，互联网搜索早已存在。然而，Yahoo、微软等巨头开始都没有重视它，其搜索结果往往只是网站的罗列，且按照广告付费的多少来排列搜索结果，利用传递信息的手段来达到隐蔽广告的目的，实质上是一种邪恶行为。
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为了打破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而创建Google，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做恶”天性基因。
于是，从传统竞争思维来看，Google的许多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比如，使用Gmail电邮服务的用户可随时自由、免费地把现存邮件转至其他网站邮件系统，而其他网站提供该种服务则要收费。因为Google认为，不能把电子邮件作为要挟用户的筹码。
广告是Google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对此Google从最终用户需求的角度定出行为准则：只向最终用户传递“相关信息”，不会把广告硬塞到用户面前；只有当用户搜索某方面信息时，才把相关广告用小号文字(绝不用图像)放在屏幕右侧特定位置，不强行干扰用户视线，也不把广告混进搜索结果。
创新、贡献、乐趣、回报、效率
关国著名电视评论节目《60分钟》这样说：“Google竭尽全力不让金钱扰乱他们的视线。”
Google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和工作乐趣的企业，它要求所有技术人员花1/5的工作时间，自由探索开发对用户信息体验有价值的新产品，即“宠物项目”。
在Google，新项目由一线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市场需求结合最新技术发展构想而来，员工可以在不同项目组之间轮岗。这种创造性的安排，使所有开发人员都能参与创新。
Google投入极大的努力去严格挑选人才，对员工贡献的回报也从不吝惜。去年对两个开发团队的奖励就达几千万美元，其中贡献最大的个人奖金超过百万美元，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起员工创造的积极性。
为了保证高效率的管理、防止官僚主义与公司政治，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设置了极为扁平的管理结构，并且设计了许多自动化的管理工具，以便使每个管理层人员可以有数量庞大的下属。
Google的一个信条是：“你可以挣钱而不必做坏事。”要避免做任何损害用户使用体验的事情，“哪怕是以牺牲短期收入为代价”。谁能说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司文化不正好是超越传统的“最佳竞争策略”?
两种价值观的较量
Google正迫使世界上穷于竞争的“微软们”重新思考企业价值观、从某个角度来说，其“不作恶”的宗旨。正起着某种“不容恶”的效果。
微软非常在意Google；其高层专门召开“对付Google”的战略会议。盖茨曾经在2004年抱怨。“让Google有机会成长起来，我们简直是地狱般愚蠢!”
Google创始人之一佩奇并不是很在乎竞争者的存在：“那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我们只关心我们的工作能给世界带来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应当承认，微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而Google的价值观与文化正是对旧的“零和竞争思维”最大的颠覆和威胁。两种企业价值观的竞争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无疑给全球商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曙光。
当年的网景公司并没有与传统公司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因此轻易地被微软所扼杀。今天的Google对用户利益与选择自由的绝对尊重，无形中成为自身最强大的竞争手段。
也有人担心，微软把搜索引擎集成到下一代操作系统就可以扼杀Google。过去，凭着对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的垄断，微软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得以逃避“客户利益”这一商业原则。然而，当更好性价比的产品出现以后，Linux及众多的办公产品替换微软产品或者迫使它降价，就显示了新的行业与客户成熟度。因此，笔者同意布林的判断：“微软的企图不可能实现，技术最好的公司将赢得最后胜利。”
Google正迫使世界上穷于竞争的“微软们”重新思考企业价值观。从某个角度来说，其“不作恶”的宗旨，正起着某种“不容恶”的效果。
回到中国，一名有远见的企业家需要思考，一些急功近利的东西究竟能给一个企业和员工带来何物?与消费者的最终利益是否南辕北辙?
一直以来，人们只是从互联网搜索引擎竞争的角度看待Google在中国的发展，却忽略了一种新的企业模式、价值观与文化对中国企业界可能的影响。归根结底，谁最终赢得用户就能赢得竞争，并且那不一定是“零和竞争”。
事实上，搜索技术只涉及人类信息的极小部分，只要人们注重技术创新与用户需求，就能开拓出巨大的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