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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没有建立自己的安全保卫组织。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进行“清党”、“分共”。其时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革命处于严酷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工作由公开转向秘密。
为保卫党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和党组织安全，了解敌人动向，惩办叛徒、奸细，防止破坏事件再次发生，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专职负责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为科长。“中央特科下设：总务科，主要负责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情报科，主要负责通过各种手段，打入敌人军、警、特机关侦获政治、军事情报;行动科，主要负责领导一支精明强干的武装队伍，惩办叛徒、内奸;交通科，主要负责筹建秘密交通联络和通讯联络。”[1]中央特科在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央特科第一批人员，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考察、挑选、培训。他为特科在政治上制定严格政策、规定和纪律，不许乱打叛徒（只打危害大的叛徒），不许打公开的特务，不许搞绑票的“三不”政策;在组织上调配精干特工力量，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在业务上举办秘密训练班，提高特工队伍业务素质，使特科工作在艰苦险恶环境下，得以顺利进行。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密捕叛变，特科组织及情报关系全被暴露。中央紧急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割断与顾顺章的一切关系和联系;党的机关住地和情报联络站点立刻进行转移改换。特科工作得以正常运行。1931年6月，周恩来同志离沪前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继续工作。1932年夏，中央特科工作一度由康生负责领导，不久康生离开，由潘汉年同志负责领导。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中央特科在白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告一段落。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安全保卫组织，从1927年11月成立，至1933年初，在艰苦险恶环境下，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是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中央特科一成立就将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列为首要职责任务。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为躲避国民党军警特的各种侦缉，中央特科对党中央机关住地、秘密办公地点选择、变换，中央领导人行踪等，都要进行缜密研究，做出实施具体计划的预案。对领导人活动，大至行经路线选择，小至衣着装束，都得精心安排，确保万无一失。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是白区叱咤风云的人物，国民党各特务组织，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进行侦缉、暗害，因此，保卫周恩来同志安全尤显重要。1930年10月，中央特科从情报中获知：蒋介石密令中统驻上海特务负责人，在周恩来与人约定某日见面的地点，务必将其拿下。对此重要情报，中央特科紧急行动，调查核实泄露见面地点的告密者名叫黄弟洪。其“1924年入读黄埔一期六队，在校期中加入中共，并拜识任该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黄被派往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毕业回国被派往鲁苏交界地，参预创建根据地。黄因害怕打仗，不愿过艰苦生活，失去革命信仰，决心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把罪恶黑手伸向周恩来。黄编造谎言向周恩来写信称：刚到苏北地区自己身份就被暴露，只得返回上海，要求给他安排分配工作。周恩来接到黄的求职信后，回信与黄约定会面时间地点。黄弟洪接到周恩来回信，立即向蒋介石写去告密信，作为他投靠蒋的见面礼。”[2]中央特科查明黄弟洪叛变实情同时，遵照周恩来命令，立即切断与黄的所有联系;并精心设计，通过中统驻沪机构内的线人与黄联系，告之同周接头具体办法和地点。当黄弟洪如约前往接头路上，即被中央特科特工人员除掉，确保了周恩来同志的安全。
二是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了解敌情，提高防范能力。中央特科建立起以情报工作为核心工作职责，并根据秘密工作特点，采取“打进去，拉出来”，以公开掩护秘密的工作方法，建立情报关系。特科先后在德国及法国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警察局、中统驻上海机构、军统上海站内，建立起情报关系，了解掌握敌特动向，及时发现掌握叛徒、内奸线索，主动开展防范、攻击和保卫。1928年4月1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等人，到上海戈登路一秘密机关谈工作，被数名中外捕探逮捕。中央特科通过建立在德国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内线关系获知：“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操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女人”，并从另一情报联系处很快得到证实：罗亦农被捕确是叛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出卖的。这为中央决定及时除掉这对叛徒提供了可靠证据。1929年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农运书记彭湃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闻路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被法租界巡捕和上海警察局探员包围，按名拘捕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5人。中央特科从建立在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警察局的情报关系中，很快查明出卖彭湃等五人的，是参加会议作记录的军委机关秘书白鑫所为;而且从另一渠道的情报关系证实，白鑫确实已叛变。中央遂命令必须将白除掉。
三是对叛徒、内奸采取凌厉攻势，精确打击，清除掉众多隐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反动派加紧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实行反革命“自首反攻”政策，给党组织带来特别严重危害。对此，中共中央于1928年10月17日发出第7号通告，号召党内外群众一致奋起“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处以死刑”[3]。192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致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中指出：“中共党内自首变节叛徒问题严重，自‘八七’会议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之下，各省党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上级党部。反革命的自首反攻政策，确实在短期使党组织动摇，是敌人破坏本党最有效办法。”[4]中央特科遵照党中央通告、指示，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对叛变投敌的叛徒、内奸，经调查核实确已叛变而反攻者，亳不手软，坚决除掉。在实施惩办中，做到准确快速有力，不造成恐怖，不惊扰民众。出卖罗亦农的叛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因两人手中掌握有党组织重要机密，中央下令必须坚决除掉。中央特科领受任务后，经过缜密调查研究，掌握了叛徒改换的住处。1928年4月25日晨，特科科长顾顺章带领特工队员，扮装成婚嫁队伍，到达霍家新夫妇居住的旅馆外面。他们以燃放鞭炮为掩护，快速闯入叛徒居住房内，首先令其交出记载有350多名中共党员住址的机密材料，然后将其击毙。他们在周围民众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干净利落地除掉危害党的一大威胁。惩办出卖中央农运书记彭湃等5人的叛徒白鑫同样没有惊扰民众。顾顺章率领特科人员多方调查，查明白鑫行踪怪异，不断变更住址。经过几个回合较量，终于查清白鑫刚改换的住处，即在此设下埋伏;同时侦知：白已恳请其主子批准，将于某月某日乘船逃往意大利躲避风头。为规避对叛徒在出逃途中特别是在码头人多地方动手，易惊扰民众和发生意外的风险，决定在其住地附近布点突袭。1929年11月11日晚，当白鑫及随行人员从住处后门出来走向停靠汽车的地点时，特科人员精准将其击毙。史料记载：“从1927年下半年始，共产党的卫士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攻击和保卫。上海市警察局档案卷宗中记载，仅仅在公共租界，从1927年到1931年之间‘红队’（注，即中央特科）消灭了至少40个对手或叛徒，此系最低数字，因为‘红队’的许多行动，从未被发现或公开过。”[5]这对遏制反革命破坏，镇慑叛徒、内奸，消除隐患 ，保卫党组织安全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央特科在开展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搜集情报，了解掌握敌情，惩办清除叛徒、内奸等工作同时，还建立起秘密交通联络和通讯联络站点网络。在白色恐怖下，党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人的布置、指令，都是通过这种秘密交通、通讯联络组织，传达到各级直至基层。基层发现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亦能及时送达党的中枢机关，对保卫党中央工作运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特科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3年初在白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历时虽仅5年多，“但是在同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安全保卫骨干，为继后中央苏区、其他根据地，安全保卫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奠下基础。”[6]中央特科的历史作用是载入了史册的。
注释：
[1][6]《公安民警党史公安史读本》，群众出版社·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省公安文协理事
为保卫党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和党组织安全，了解敌人动向，惩办叛徒、奸细，防止破坏事件再次发生，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专职负责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为科长。“中央特科下设：总务科，主要负责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情报科，主要负责通过各种手段，打入敌人军、警、特机关侦获政治、军事情报;行动科，主要负责领导一支精明强干的武装队伍，惩办叛徒、内奸;交通科，主要负责筹建秘密交通联络和通讯联络。”[1]中央特科在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央特科第一批人员，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考察、挑选、培训。他为特科在政治上制定严格政策、规定和纪律，不许乱打叛徒（只打危害大的叛徒），不许打公开的特务，不许搞绑票的“三不”政策;在组织上调配精干特工力量，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在业务上举办秘密训练班，提高特工队伍业务素质，使特科工作在艰苦险恶环境下，得以顺利进行。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密捕叛变，特科组织及情报关系全被暴露。中央紧急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割断与顾顺章的一切关系和联系;党的机关住地和情报联络站点立刻进行转移改换。特科工作得以正常运行。1931年6月，周恩来同志离沪前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继续工作。1932年夏，中央特科工作一度由康生负责领导，不久康生离开，由潘汉年同志负责领导。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中央特科在白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告一段落。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安全保卫组织，从1927年11月成立，至1933年初，在艰苦险恶环境下，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是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中央特科一成立就将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列为首要职责任务。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为躲避国民党军警特的各种侦缉，中央特科对党中央机关住地、秘密办公地点选择、变换，中央领导人行踪等，都要进行缜密研究，做出实施具体计划的预案。对领导人活动，大至行经路线选择，小至衣着装束，都得精心安排，确保万无一失。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是白区叱咤风云的人物，国民党各特务组织，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进行侦缉、暗害，因此，保卫周恩来同志安全尤显重要。1930年10月，中央特科从情报中获知：蒋介石密令中统驻上海特务负责人，在周恩来与人约定某日见面的地点，务必将其拿下。对此重要情报，中央特科紧急行动，调查核实泄露见面地点的告密者名叫黄弟洪。其“1924年入读黄埔一期六队，在校期中加入中共，并拜识任该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黄被派往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毕业回国被派往鲁苏交界地，参预创建根据地。黄因害怕打仗，不愿过艰苦生活，失去革命信仰，决心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把罪恶黑手伸向周恩来。黄编造谎言向周恩来写信称：刚到苏北地区自己身份就被暴露，只得返回上海，要求给他安排分配工作。周恩来接到黄的求职信后，回信与黄约定会面时间地点。黄弟洪接到周恩来回信，立即向蒋介石写去告密信，作为他投靠蒋的见面礼。”[2]中央特科查明黄弟洪叛变实情同时，遵照周恩来命令，立即切断与黄的所有联系;并精心设计，通过中统驻沪机构内的线人与黄联系，告之同周接头具体办法和地点。当黄弟洪如约前往接头路上，即被中央特科特工人员除掉，确保了周恩来同志的安全。
二是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了解敌情，提高防范能力。中央特科建立起以情报工作为核心工作职责，并根据秘密工作特点，采取“打进去，拉出来”，以公开掩护秘密的工作方法，建立情报关系。特科先后在德国及法国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警察局、中统驻上海机构、军统上海站内，建立起情报关系，了解掌握敌特动向，及时发现掌握叛徒、内奸线索，主动开展防范、攻击和保卫。1928年4月1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等人，到上海戈登路一秘密机关谈工作，被数名中外捕探逮捕。中央特科通过建立在德国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内线关系获知：“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操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女人”，并从另一情报联系处很快得到证实：罗亦农被捕确是叛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出卖的。这为中央决定及时除掉这对叛徒提供了可靠证据。1929年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农运书记彭湃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闻路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被法租界巡捕和上海警察局探员包围，按名拘捕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5人。中央特科从建立在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警察局的情报关系中，很快查明出卖彭湃等五人的，是参加会议作记录的军委机关秘书白鑫所为;而且从另一渠道的情报关系证实，白鑫确实已叛变。中央遂命令必须将白除掉。
三是对叛徒、内奸采取凌厉攻势，精确打击，清除掉众多隐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反动派加紧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实行反革命“自首反攻”政策，给党组织带来特别严重危害。对此，中共中央于1928年10月17日发出第7号通告，号召党内外群众一致奋起“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处以死刑”[3]。192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致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中指出：“中共党内自首变节叛徒问题严重，自‘八七’会议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之下，各省党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上级党部。反革命的自首反攻政策，确实在短期使党组织动摇，是敌人破坏本党最有效办法。”[4]中央特科遵照党中央通告、指示，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对叛变投敌的叛徒、内奸，经调查核实确已叛变而反攻者，亳不手软，坚决除掉。在实施惩办中，做到准确快速有力，不造成恐怖，不惊扰民众。出卖罗亦农的叛徒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因两人手中掌握有党组织重要机密，中央下令必须坚决除掉。中央特科领受任务后，经过缜密调查研究，掌握了叛徒改换的住处。1928年4月25日晨，特科科长顾顺章带领特工队员，扮装成婚嫁队伍，到达霍家新夫妇居住的旅馆外面。他们以燃放鞭炮为掩护，快速闯入叛徒居住房内，首先令其交出记载有350多名中共党员住址的机密材料，然后将其击毙。他们在周围民众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干净利落地除掉危害党的一大威胁。惩办出卖中央农运书记彭湃等5人的叛徒白鑫同样没有惊扰民众。顾顺章率领特科人员多方调查，查明白鑫行踪怪异，不断变更住址。经过几个回合较量，终于查清白鑫刚改换的住处，即在此设下埋伏;同时侦知：白已恳请其主子批准，将于某月某日乘船逃往意大利躲避风头。为规避对叛徒在出逃途中特别是在码头人多地方动手，易惊扰民众和发生意外的风险，决定在其住地附近布点突袭。1929年11月11日晚，当白鑫及随行人员从住处后门出来走向停靠汽车的地点时，特科人员精准将其击毙。史料记载：“从1927年下半年始，共产党的卫士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攻击和保卫。上海市警察局档案卷宗中记载，仅仅在公共租界，从1927年到1931年之间‘红队’（注，即中央特科）消灭了至少40个对手或叛徒，此系最低数字，因为‘红队’的许多行动，从未被发现或公开过。”[5]这对遏制反革命破坏，镇慑叛徒、内奸，消除隐患 ，保卫党组织安全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央特科在开展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安全，搜集情报，了解掌握敌情，惩办清除叛徒、内奸等工作同时，还建立起秘密交通联络和通讯联络站点网络。在白色恐怖下，党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人的布置、指令，都是通过这种秘密交通、通讯联络组织，传达到各级直至基层。基层发现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亦能及时送达党的中枢机关，对保卫党中央工作运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特科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3年初在白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历时虽仅5年多，“但是在同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安全保卫骨干，为继后中央苏区、其他根据地，安全保卫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奠下基础。”[6]中央特科的历史作用是载入了史册的。
注释：
[1][6]《公安民警党史公安史读本》，群众出版社·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5]《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省公安文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