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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年第12期往事如烟版刊登的题为《我是少年电影放映队的一员》的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也让作者岑冠林女士找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在一起学习的队友。“我们50多年没有联系了,那天她给我打电话时,我特别激动。”岑冠林女士告诉记者,好几位居住在外地的电影放映队队员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她还把报纸发给了远在澳大利亚的老同学。
文章见报联系上50多年未见的组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海公园有座北京市少年科技馆,科技馆开设了很多课外小组,岑冠林就是电影小组的第一批组员。随着少年电影放映队的成立,她成为其中一员。在那里她不仅学会了很多电影及放映知识和技术,还通过基层实践磨炼了吃苦耐劳的品质,与组员们结下了真挚友谊,也为每个人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少年电影放映队的经历仍然让她难以忘怀,于是,她和昔日队员提笔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发给本报,希望能找到其他失去联系的组员,同时也想让更多人了解他们这段经历。“没想到文章修改后刊登出来了!”岑冠林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少年电影放映队的其他队员,还有当年的辅导员乌兆雄以及曾经的女三中的同学和亲朋好友。
“我买了好几份《北京广播电视报》,有的队员跑了好几个报摊才买到报纸,最多的买了20多份,乌兆雄老师也买了十几份呢。”岑女士说,那天接到傅华的电话让她十分激动,“傅华是第三批组员,她还记得我,因为当年我们给学弟学妹们做过辅导。”岑冠林介绍,傅华还给她发了短信:看到文章唤起我许多回忆,一幕幕隋景、一个个小故事都浮现出来……
期待昔日少年电影放映队成员再聚首
岑冠林说,昔日女三中的同窗、她的好友方春慧看到报纸后将文章扫描发给了其他老同学,并附言“班长的文章上报了,大家快看看吧”,“她们了解到当年少年电影放映队丰富的活动经历,都很羡慕我。”岑冠林说,她还把报纸邮寄或发给了定居在湖南等外地的队员,甚至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高中同学也分享了文章的精彩内容。“她回复我说,她阅读了往事如烟版的所有文章,很喜欢,这些文章记载了老百姓的往昔岁月,而普通人的生活也展现了共和国的历史,勾起了她对祖国的无限思念。”
住在湖南的少年电影放映队队员吕清心看到报道后给本报发来邮件,他说:“看到贵报刊登的放映队照片时,我激动万分!我离开北京几十年,一直没有忘记放映队的一段经历,一直想念放映队的朋友们!感谢贵报让我们老朋友重建联系,使我们老年生活增添了风采。”
记者联系了年近八旬的乌兆雄先生,交谈中他简单回顾了北京市少年科技馆和少年电影放映队成立前后的经过,还激动地说起周恩来总理当年批复给放映队电影机的事情,介绍了少年电影放映队去中小学校、各城区的少年之家和厂矿、农村义务放映电影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去郊区放映时,房上、树上都是观众,甚至连银幕后面都坐满了人。当我们放映完毕离开的时候,观众们跟着我们的汽车跑,为我们送行,那场景太令人感动了……”乌老师说,他将买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寄给了外地的学员,他们都如获至宝,“那段金色的年代铭记在他们心中,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影响,奠定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队员们工作后都勤奋努力,有的成为了劳动漠范,在事业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乌老师和岑冠林女士都提到了期望少年电影放映队今年再聚会的心愿,“也希望能联络到更多的队员。”岑冠林再次公布了自己的电话:13051819552。
文章见报联系上50多年未见的组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海公园有座北京市少年科技馆,科技馆开设了很多课外小组,岑冠林就是电影小组的第一批组员。随着少年电影放映队的成立,她成为其中一员。在那里她不仅学会了很多电影及放映知识和技术,还通过基层实践磨炼了吃苦耐劳的品质,与组员们结下了真挚友谊,也为每个人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少年电影放映队的经历仍然让她难以忘怀,于是,她和昔日队员提笔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发给本报,希望能找到其他失去联系的组员,同时也想让更多人了解他们这段经历。“没想到文章修改后刊登出来了!”岑冠林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少年电影放映队的其他队员,还有当年的辅导员乌兆雄以及曾经的女三中的同学和亲朋好友。
“我买了好几份《北京广播电视报》,有的队员跑了好几个报摊才买到报纸,最多的买了20多份,乌兆雄老师也买了十几份呢。”岑女士说,那天接到傅华的电话让她十分激动,“傅华是第三批组员,她还记得我,因为当年我们给学弟学妹们做过辅导。”岑冠林介绍,傅华还给她发了短信:看到文章唤起我许多回忆,一幕幕隋景、一个个小故事都浮现出来……
期待昔日少年电影放映队成员再聚首
岑冠林说,昔日女三中的同窗、她的好友方春慧看到报纸后将文章扫描发给了其他老同学,并附言“班长的文章上报了,大家快看看吧”,“她们了解到当年少年电影放映队丰富的活动经历,都很羡慕我。”岑冠林说,她还把报纸邮寄或发给了定居在湖南等外地的队员,甚至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高中同学也分享了文章的精彩内容。“她回复我说,她阅读了往事如烟版的所有文章,很喜欢,这些文章记载了老百姓的往昔岁月,而普通人的生活也展现了共和国的历史,勾起了她对祖国的无限思念。”
住在湖南的少年电影放映队队员吕清心看到报道后给本报发来邮件,他说:“看到贵报刊登的放映队照片时,我激动万分!我离开北京几十年,一直没有忘记放映队的一段经历,一直想念放映队的朋友们!感谢贵报让我们老朋友重建联系,使我们老年生活增添了风采。”
记者联系了年近八旬的乌兆雄先生,交谈中他简单回顾了北京市少年科技馆和少年电影放映队成立前后的经过,还激动地说起周恩来总理当年批复给放映队电影机的事情,介绍了少年电影放映队去中小学校、各城区的少年之家和厂矿、农村义务放映电影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去郊区放映时,房上、树上都是观众,甚至连银幕后面都坐满了人。当我们放映完毕离开的时候,观众们跟着我们的汽车跑,为我们送行,那场景太令人感动了……”乌老师说,他将买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寄给了外地的学员,他们都如获至宝,“那段金色的年代铭记在他们心中,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影响,奠定了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队员们工作后都勤奋努力,有的成为了劳动漠范,在事业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乌老师和岑冠林女士都提到了期望少年电影放映队今年再聚会的心愿,“也希望能联络到更多的队员。”岑冠林再次公布了自己的电话:13051819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