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方域可以说是他那一代经济学人的一个缩影。他虽然离去了，却使人们看到了那一代经济学人愈远愈大的背影。
　　从学术界世代划分的角度来看，尽管费方域出生于1948年，但还是应该被划为20世纪50年代生的那一代学者。1977年费方域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5年，他获得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颁发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并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来又于1998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费方域还在1988年9月至1989年7月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美合作研究生班。这个研究生班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福特班”。“福特班”以培养市场经济所需的人才为宗旨，每个班由全国重点高校选拔出来的大约50位研究生参加。由于办班所用的外汇支出大部分源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因此人称“福特班”。
　　终其一生，费方域一直强调中国的教育尤其是经济管理和金融教育要与国际接轨，他还亲力亲为操刀翻译了诸多国外经典经济学教材和著作，这一切，与他在福特班受到的熏陶密不可分。
　　在中国学习经济学，费方域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是《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的中文译者，前者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出自美国经济学家哈尔·R. 范里安之手，至今已经出到了第九版;后者由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撰写，也是全球众多高校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指定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同样多次再版。这两本经典教材对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普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费方域也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生中享有崇高地位。他翻译或主持翻译的经济学教材和著作，遍及博弈论、合同理论、组织经济学、公司治理理论、公司金融、企业管理理论、转型经济学等经济学领域，惠及万千经济学子。
　　在当今中国的大多数高校，“译著”已经不算科研成果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费方域却能够因他出色的学术翻译作品而卓然成家。当然，他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的翻译工作是与他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是为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服务于中国经济理论自主创新。
　　在为《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撰写的译者前言中，费方域解释过自己翻译外国经典经济学教材和著作的心路历程。他指出，1949年后，中国先后试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者代价惨重，后者成就很大。这两个试验，试图回答的都是当代中國的中心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些丰富的实践，特别是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经验，为中国经济学者的自主理论创新准备了第一个条件，即“行”的条件，而要利用好这个条件，还需要具备第二个条件，即“知”的条件。翻译引入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材和著作，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与国际接轨，就是创造“知”的条件方面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2001年开始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出任经济学院执行院长、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得益于经由学术翻译和潜心研究而获得的对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系统理解，他极具远见地为上海交通大学的经济学学科设计了“合同理论+计量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三足鼎立的发展蓝图。
　　费方域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心系中国经济转轨，积极服务社会。2003年他参与发起了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除了哈特的合同理论之外，他也是国内较早认识到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很早就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建立了密切联系，牵头策划了交通大学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心。
　　费方域自己也一直在转型。他强调“研究者要活到老、学到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领域从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扩展到了合同理论、组织经济学、公司金融，进入21世纪之后又转而深入钻研实验经济学，并且在一生最后几年中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领域。
　　今天，经济学家日益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像费方域这样，经历过转轨，自身也不断转型，并且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整全性体悟和设计的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少。他的去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结束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