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早期摄影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19年,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文人学者、有识之士加入到摄影队伍中来,以他们广博的学识、深厚的艺术素养和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在摄影艺术处女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才有了源自西方的新兴的摄影艺术在我国这一时期的繁荣和发展。本栏目希望通过回顾介绍这段历史,追忆纪念摄影先贤,激励同仁在现代图像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再创摄影辉煌。
　　


　　公元1924年,即民国十三年冬,在国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离故宫。这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我国摄影先驱陈万里用镜箱将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记录了下来。1928年,他将所摄照片编辑成册,题名《民十三之故宫》,交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纪实摄影作品集了。
　　陈万里生于1892年,江苏吴县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五四”运动时,他在北京大学做校医,同时在该校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对音乐、美术、戏剧等诸门类艺术都有涉猎,1919年开始研习摄影。






　　在当时,能有机会接触、了解摄影的人极少。就是拿镜箱的人,也大多认为“摄影的工作是绝对机械的,只要有技术上的经验就可以说成功了”。陈万里认为,这些见解都是“近视的、谬误的”。“摄影离了机械的动作及技术上的经验以外,对于取材,构图阴阳,向背种种方面都是重要的”。他在自己的摸索研究中,最早体悟到摄影的审美功能,提出了摄影“造美”的论点,即在“极不美的境界中”,发现并“照成美”,把自然美创作成融入、表现摄影者个性的艺术美。这是摄影艺术理论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提出这一论点并在实践中加以论证,是陈万里对我国早期摄影美学的贡献。
　　陈万里以他探索的成果,在中国摄影史上占据了几个“第一”:第一个出版个人摄影艺术作品集(1924年·《大风集》);第一个举办个人摄影艺术作品展览(1926年·上海);与同道一起组织了国内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即“光社”·1923年)。他为《大风集》所写的序言,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宣言。
　　陈万里同时是一位摄影活动家。从1919年至1921年,他参与组织了北京大学的三次摄影艺术作品展。1928年,他在上海与郎静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以各种形式开展活动。这些对于宣传摄影艺术、推动我国摄影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年代久远,如今已无法找到陈万里先生的摄影作品原版,但从1924年出版的《光社年鉴》和我国早期摄影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摄影艺术作品——清新、典雅,构图严谨、富有意境。无论人像,还是风光小品,画面中都蕴藉着一种旷远高古的意味和文人儒雅的风采。
　　陈万里拍摄《民十三之故宫》,是他参与重要历史事件的一次难得机遇,同时表现了他对摄影的深透理解和全面把握。他在这本册子的《小言》中写道:“废帝溥仪出宫以后,我就跟着军警政学各界办理查封时所照的照片,由百余幅里面选出八十四幅,遂成就了这一小册子。自信其中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将来史料的地方。”
　　平实、真切、自然记录,是他“留作将来史料”思想支配下的自觉意识。这本小册子,将发生在76年前紫禁城“大内”的政治变故,真实生动地展示给后人——神武门内接受检查、准备出宫的太监、隆宗门前收拾箱笼的宫内婆妈(女佣)、接受检查的寿康宫宫女和忙碌查封宫殿的军警人员等等等等。
　　陈万里的拍摄记录,不是自然主义地随意按动快门,而是选择了最能表现这一事件本质的内容。如乾清宫、斋宫、养心殿门上封条的特写;永寿宫后库秤量存银的场景;同为溥仪随从,主子(太妃)出宫的照片就大大多于仆人们的,从女佣整理箱笼到接受检查、乘坐汽车,直至离去的整个过程都被记录下来。阅读这些照片,犹如进入历史,亲临现场。陈万里还十分注重利用细节,加深报道的力度。例如《寿康宫之残火》一幅,画面是置于庭院中的冒烟火炉,说明写道:“瑜 二太妃出宫后,委员会即将寿康宫查封,自内室取出白泥炉,用庭间积雪压了,余烟尚浓,摄此片时,距二太妃出宫仅十五分间。摄毕泥炉粉碎矣。时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廿一日。”
　　溥仪及其妻妾出宫情景,陈万里未能拍摄。但他详细纪录拍摄了他们离去后的居所养心殿、储秀宫等内外景像,如:他们的起居室、读过的书、骑过的自行车、乘坐的轿子,一切都是奢华而凌乱。甚至将放置储秀宫炕几上的半个苹果也拍了下来。生动地反映了溥仪出宫时的狼狈和慌乱。
　　陈万里晚年仍喜爱摄影,常邀同好一起参观影展、外出猎影。1961年,作为陶瓷艺术专家,他还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是陶瓷组的研究员。1969年文革期间不幸含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