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著名桥梁之一，也是自杀高发地之一。
　　一个万念俱灰的轻生者走上大桥，路过20根玉兰花灯柱，路过工农兵雕像，在栏杆前站定，从桥上纵身一跃，便消失在滚滚江水中。
　　早在数年前就有媒体粗略统计，自大桥通桥以来，至少有2000人從这里跳桥身亡。
　　2003年，“劝生者”陈思走上大桥。往后18年间，他骑坏9辆电动自行车，帮助开导了1万多位对生活无望的人，救回421名轻生者。

大桥日记

　　早上6点，陈思会准时出现在桥北路或四平路的大桥入口处，开始一天的巡逻。
　　陈思每日在桥上往返巡逻9趟，经年累月，他的脸、胳膊和胸口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红斑，这是烈日赐予他的“纪念品”。
　　王林、刘苹夫妇俩是陈思的老相识。他们在大桥南路开设的大排档，是陈思的“据点”。自2010年开始，他每天在这里吃饭、午休，以及给巡桥时所开的电动自行车充电。
　　“每救下一个轻生者，我都会请他们来这里吃口热饭。吃饱了，情绪也就回暖了。万一发生点什么意外，他们夫妻俩也好搭把手。”夏天是6点，冬天是8点，陈思的巡桥行动18年来从未间断过。他与王林、刘苹夫妇越来越有默契，感情也越来越好。
　　“有时我上厕所或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他们都会帮我看着（要轻生的人）。他们是好人，要换作别的开馆子的，可能早就嫌晦气把我撵出去了。”
　　2013年9月19日，陈思开始在《大桥日记》上记下与轻生者有关的点点滴滴，其中不乏他自身的主观感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一样的人生困境，《大桥日记》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生活磨难的人间血泪故事。这些辛酸故事背后，又藏着一颗颗千疮百孔的心。
　　其中，有发现丈夫出轨，希望其回心转意而不得，趴在桥上沉默不言的家庭主妇；有无法与心爱的人相守，雨中独自在桥头徘徊的女研究生；有遭遇生意失败、倾家荡产的中年男子；有一身是病的耄耋老人；有无依无靠的青少年……
　　因救人走红后，某出版社找到陈思，希望以30万元的版税将《大桥日记》出版成书，遭到他的严词拒绝：“这都是血淋淋的人生啊！我拿他们的伤痛卖钱？叫那些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人怎么想？”
　　第一篇日记的开头，他这样写道：“从今日开始，我准备将毕生的精力用到人类灵魂挽救工作中去。虽然我没有很多钱，但是我有时间、有力气。我应该这样去从死神手中多拉一些生命回来！”

不够“自私”的人

　　救人近20年，陈思只需要看一眼背影，就能知道站在桥边的人是否想轻生。“内心极度挣扎的人，肢体是僵硬的。”
　　2021年6月19日，在大桥上巡逻的他，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肢体僵硬”的人。一名中年男子站在桥边，望着滔滔江水，发愣十几分钟都没动一下。陈思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我们中间隔着马路，此时我若是横穿马路，一来速度未必有轻生者快，二来可能自己还没到对面，就已经死在了疾驰的车轮底下。
　　而正当陈思准备横穿马路时，中年男人离开了原地。一直等对方走下大桥，陈思才松了一口气。“幸亏只是虚惊一场。”

　　这种恐惧常年伴随着陈思。这些年，他最害怕的就是有人从自己眼前（自杀）死去。
　　刚开始救人的那几年，陈思每晚一躺下就做噩梦。梦里，被男人欺骗的女人，无法给妻儿提供更好生活的沮丧男人，得抑郁症的高中生……通通在他眼前坠入江中。每次，他都带着一身冷汗被惊醒。
　　这些噩梦并非毫无来由。2003年的一天，陈思在大桥上救下一名年轻女子，当天下午，女子返回大桥跳江。当时，陈思距离她300米，救助无果。那天晚上，陈思一口饭没吃。
　　轻生者的赴死理由各有不同，但陈思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在意别人太多，关心自己太少，不够“自私”，不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2019年夏，陈思在大桥上救下一个18岁的女孩，她叫翠翠，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起初，翠翠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要自杀。陈思拽着她的胳膊往回拉时，她死命挣扎：“你干啥？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我跟你说，我不是要死！”
　　“我知道你不是要自杀，我看你裤腿上有泥，我给你弄弄。”陈思略施小计，将翠翠拉到自己跟前来，又开车送她回家。路上，陈思得知，翠翠刚结束高考，考上了当地不错的师范大学，但根本交不起学费。为了不成为家中的负累，她决心了断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进家门，自尊心极强的翠翠就给爷爷奶奶跪下了，号啕大哭，嘴里连连说着“我给你们丢人了”。年事已高的老人也很激动，三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事后，陈思帮忙发起募捐，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善款，为翠翠筹得了一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救人多年，陈思早就意识到，人在最困苦的时候，并不只会挣扎求生，也有可能会主动放弃生命。但死亡并不意味着声音的消失，恰恰是提问的开始。

心灵驿站

　　救人容易，救心难。
　　自2006年开始，陈思就发现，很多轻生者会反复自杀。他管得了一时，却管不了一世。
　　救下意欲轻生的人，不是一个“劝生者”任务的终点，而是起点。为一心求死的人搭建一个“心灵驿站”，让他们有处可去，拥有一个能够真正缓冲情绪的地带，是比单纯阻止他们自杀更重要的事。
　　陈思拿着家里的存折，用原本打算用来买房的8万元在距离大桥20公里的大厂区租下一间平房，每月租金400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房子里有四张单人床，有沟通疏导的空间，有独立卫生间，也有专门供女生使用的空间。
　　驿站前后吸纳了108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当中，有教授、心理医生、大学生……他们把从桥上救下的轻生者接到驿站，提供吃喝，进行开导，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流程。“吃饭，喝酒，让他哭，控制手机，进行一对一心理疏导，请家人来接。”
　　被救助的人在这里少则待上三五天，长则一年两年，这里成为了他们真正“重生”的驿站。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后，他们再度出发。
　　15年过去，驿站几度易地，如今已搬到了一个两居室。陈思今年53岁，年纪已经不算小，身上偶有小病小痛，志愿者担心他的身体，劝他“能做多少便做多少”，但他说自己从未打算放弃这份“摆渡人”般的事业。
　　“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力气确实大不如前，如果不能顺利抱起一个轻生者，自己就会被拉下去。但是有生之年，只要我还干得动，就不会轻易选择退休。”
　　在《大桥日记》里，陈思曾记下这样的话：“有的故事随江水流逝；有的故事得以挽留，我便记在这本日记里。我希望自己是个编剧，续写这些故事，但故事（的走向）终将由剧中人自己把握。希望结局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