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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早已引起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视。已经免掉了借读费，农民工能否承担起孩子上学的其他费用呢？
孩子进幼儿园难倒爹
取消借读费，是进城民工的一大福音。然而，当农民工把孩子送往学校时，却发现事情仍没有这样简单。
农民工子女从小受教育就难 。在十里河从事建筑行业的杨先生和张女士，到北京务工已有10年了。没想到四岁女儿小雪进幼儿园的事情，却让他们一筹莫展。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先生满脸愁容，向记者诉说了经过。
孩子三岁，杨先生便将她送往十里河一家民工子女幼儿园。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杨先生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此，2006年11月他特意抽出两天时间，准备上门询问附近的三家公办幼儿园。结果却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第一家幼儿园的负责老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向他介绍了费用问题：现在孩子转园，属于插班生，还需一年半多的时间才能入小学，杨先生需要一次性支付6000元的赞助费和500元的生活日用品费，另外每月交450元的托儿费。杨先生掐指一算，从现在到离开幼儿园，需要15000元的费用。负责老师告诉杨先生，只要交上钱，孩子体检后就可以来了。
杨先生接着去了第二家幼儿园，这次连幼儿园的大门都没能进去。负责看门的大爷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在10天之后打电话询问。10天后，他如期打了电话，结果更让他吃惊，“每年交5000元残疾人赞助费，每个月450元托儿费，想来就带孩子来面试吧”。
原本打算将三家幼儿园进行比较的杨先生，放弃了去第三家幼儿园咨询的念头。第二天，他再次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民工幼儿园。
张女士说：“一听说要那么多的赞助费，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回家几天都没心思做别的事情，看到孩子就心酸。”杨先生更是感触颇多:“真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别的孩子高高兴兴的去自己想去的幼儿园，看着女儿眼巴巴等着的眼神，心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我这个爹当的真是失败。”
民工子女幼儿园条件差
记者趁杨先生下午接孩子的机会，顺便走访了小雪所在的幼儿园。
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式建筑，打开大门直接进入。一个旋转车加上几个“不倒翁”，就是孩子们全部的游乐器材。全园一共两个教室。一个给了大班的孩子，一个由小班和中班的孩子共用。讲台上两块黑板中间，是一台电视。教室门口整齐地摆着四个塑料小桶，小雪说这是她们的厕所。
天冷的时候，尽管开着自己安装的暖气，老师们还是不得不把孩子们聚到一个屋子里取暖。前来接孩子的万女士说，“条件是差了点，但是我还是很感激这些老师。要不是她们，孩子说不定连课桌都摸不到呢”。
斗斗是全园身体素质较差的一个孩子，一个月下来要感冒发烧几次。“教师空气流通不畅，别的孩子一感冒，斗斗就逃不过被传染”，斗斗妈妈无奈地告诉记者，“可我们还是坚持把孩子送来。公办幼儿园没钱去，这里只要每个月200元，孩子能认几个字总比待在家里好。”
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一个是图便宜，另一个是图方便。孩子进民工子女幼儿园，没有条件限制，费用又低，即使流动性很强的孩子，也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虽然条件差，家长也是感激胜过不满。
公办学校门槛高
孩子长大了进民工学校也是迫不得已；想进公办学校，可望而不可及。
诚然，有条件的家长每年交上几千块钱，孩子还能进公办学校。可有钱的农民工家长，又有几成？取消了借读费，学校还有新的办法：赞助费。
放眼望去，赞助费明目繁多，残疾人赞助基金、失学儿童赞助金等等，应有尽有。学校对赞助费的收取没有明文规定，收多少，全靠负责人说了算。
家长想要张收据发票之类的，成了奢望。跟随父母来北京的史欣，在十八里店乡的一家公办小学就读。“当时送孩子的时候，校长说要6000元的赞助费。我们欣欣自小爱跳舞，在校长面前跳了一段，校长就把赞助费给减半了。”就这样，欣欣进了一家“正宗”的学校。
有钱的上公办，没钱的进民工学校。孩子没能送进公办学校，王先生总是觉得很苦恼，“楼房还是我给盖的，可装修完了，坐在里边上课的都是别人的孩子，我的孩子想来，人家要钱太多了，我们上不起。”
让家长更苦恼的，是有钱也没学上！目前受到重视的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仅仅局限于幼儿园和小学、初中阶段。而且，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闯关难度一级高过一级。到了高中，更是难于上青天了。只有极个别的孩子，能够靠父母的血汗钱或者人际关系跟随在父母身边读高中。没钱没关系的孩子只能留在老家读书。就算费尽千辛万苦在城里读完高中，孩子依然面临着最大的难题：城市里没有民工子女高考的桌子！要想参加高考，孩子还是要返回老家。
上学难题几时休
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倍受关注已有多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宏观政策几经曲折，到了民工这里，带来变化微乎其微。
先是没学上。后来，发展起千千万万的民工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有”毕竟胜于“无”，孩子们总算有个可以安放课桌的地方了。再后来，民工学校的简陋，让政府和教育界人士大为震惊。想拆掉民工学校，就得放开公办学校的校门。
公办学校的大门，能够随时向所有的孩子敞开吗？那么高的门槛，民工子弟迈得进去吗？靠借读费在公办学校就读，靠的是钱，没钱只能继续呆在简陋的民工学校。借读费被曝光了，却又来了赞助费。不同的外衣，却有着同样的本质，要钱！
杨先生领着小雪从两家公办幼儿园回来的时候，小雪突然问杨先生：“爸爸，新幼儿园的老师不要我吗？”这话从一个只有四岁的孩子嘴里出来，让杨先生的心里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本来农村里第一个是女孩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可只有一个小雪我都养不好，我拿什么去面对两个孩子啊？”“上个幼儿园就得上万，以后可怎么办啊？国家说不用交赞助费了，可跑到哪里也没有不要啊，几个老乡的孩子都是拿了赞助费才把孩子送进去的”。
每个政策出台，都会给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喜悦，可操作起来却往往大相径庭。农民工在等待中麻木了。说起新政策，农民工变得无动于衷。“有什么用啊，说是一回事，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孩子上学还是那么难，我认识那么多老乡，就没见着谁和电视上说的一样，都是忙活一阵继续把孩子送进民工学校。”
不是天天呼喊教育平等吗？民工的孩子想上学怎么就那么难？而且，困难了那么久，怎么还是没能让孩子们顺利入学？
教育应不分贫富
夜以继日的忙碌在城市的父母，从事着城里人不屑的行业，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到头来，城里的学校却把他们的孩子排斥在外了。说起这个，起早贪黑卖早点的何胜利夫妇伤心不已：“我们每天四点起床，已经有将近10年了。就连下雪天我们都不耽误，就怕有人上班吃不上早饭。可是我们把孩子送去上学的时候，就没人同情我们，我们想送孩子去好点的学校，可好的学校都要很多钱。”
王季芬女士更是气氛不过：“我带孩子去公办学校，刚说明来意，老师就问：‘外地的是吧？’好像外地人就不应该出现在城里人的学校似的！”“外地的怎么了？我们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
一个生在农村的民工子女与一个生在大城市的孩子相比，物质条件本身就差一些。如果在受教育的起点上，民工子女再被剥夺一些权利，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人用“朝野之别”来形容这种悬殊的差距，“在野党”的发展受到压制，还谈什么平等？
仔细想来，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跟着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成百上千万，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处理不好，农村人口的素质就难以提高。谁敢断言，民工的孩子比别的孩子笨？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国家未来的建设不指望民工子女。
教育，是公共事业，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福利。我们的教育，是全民教育。宪法也赋予了每个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接受义务教育，既是孩子的义务，更是孩子的权利。城里的孩子也好，农村的孩子也罢，都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所不同的是，农民工孩子的求学路更艰难。民工子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随时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城里人在自己的家门口上学，当然是一帆风顺。
享受权利，不分贫穷与富贵。根据赞助费的缴纳情况来选择孩子，与其说是在选孩子，不如说是在选钱。钱，成了决定孩子上不上学、上什么样学的关键。这样，只能使富人受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富，穷人上不起学越来越穷。最终，富人顺利地享受教育的沐浴，穷人只能是望而却步。
能否取消“门槛”
民工子女想进梦寐以求的学校读书，除了趴在大门上看看之外，还能做什么？看着充满期盼的孩子，父母除了伤心，还能做什么？要真正做到教育平等，让民工子女同城里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去上学，谁有能力办得到？恐怕只有政府。
取消民工孩子上学的条条限制，已经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绩。但，门槛只要存在，就能绊住幼小的孩子。
北京市对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可以说是三令五申。不准收取借读费，不准收取赞助费，不能拒绝民工子弟，不准建立蓝天学校等等，路子在一步步扩大。2006年9月，北京市教委、市发改委等10个部门联合制定文件，决定对来京民工子女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以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
但是，民工在申请时须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向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然后，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对符合就读条件的，将开具“在京借读证明”。凭此证明，农民工才能去联系学校、
这么多的证明，让农民工更加为难了。出来打工为了赚点钱，跑回家去办那么多证明，不但路费贵，时间上也耽误不起。做生意的刘富贵说，“听人家说孩子可以去公办学校，一开始挺高兴的。把孩子送学校的时候才知道，需要这么多材料。说是不要额外收费，偷偷的都要。”
门槛比以前低了，可对于农民工来说，还是太高。有条件的孩子踏进了公办学校的大门，分享着优质的教育，可对大部分孩子来说，纸上规定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门槛取消了，农民工的孩子们才能顺利入学。
2004年，绍兴打出了“零门槛”的旗号，将所有学校都向民工子女开放，而且不再收取任何借读费或赞助费，还建立了专门的民工子女学校，实行“一费制”，让外来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有任何“门槛”。
绍兴的做法，是否行之有效姑且不论，提出取消“门槛”，却触及了问题的关键。
加快改革促平等
从事装修行业的成吉生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之所以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是因为校长家的房子是他给免费装修的。别的老乡的孩子因为交不起钱，都留在了民工学校念书。
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表面上看是学校设置的门槛过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出自学校，而是出自制度。
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主要是按照“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执行，孩子主要在户口所在地就读。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由各级财政拨给。谁辖区的孩子谁来管，实际上形成了城乡分离的局面。
离开了户口所在地的孩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失去了受教育的空间。城市的教育系统没有接纳外地孩子的责任，农村的教育部门也无法照顾到进城的孩子。孩子进城后，财政拨给的教育经费依然不变，该给谁还是给谁。没有收到钱，城里接纳一个民工子弟就多一份负担。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跟随父母进城市的孩子越来越多，脱离本地教育的孩子已成千军万马。各界人士都在呼吁，民工子弟应该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应该和城市孩子一起分享受教育权。
学校没办法，只能收取“借读费”、“赞助费”，否则就只有眼睁睁的折本。想让学校真正向每一个孩子开放，却又不增加拨款，学校怎么承担？不准收“借读费”、“赞助费”，学校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变着花样地收。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一个县或市管哪些孩子，谁说了算？户口是一个人的身份，教育也凭户口划分，户口在哪里就归哪里负责。民工子女上学重重困难的最终来源，就是他们没有当地户口，不管交多少钱入学，最终都是没有学校编制的外来户。
进城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上学由此多了重重困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脱离户口所在地，麻烦接二连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入学时，孩子都面临着一道难关。城里孩子可以顺利转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而没有户口，民工子女，一次次被排斥在外。他们只能通过父母的血汗钱，再次寄宿在某个学校之中。
宏观政策不断出台，学校不断在改变，制度却没有根本改变。就算取消了层层障碍和限制，民工子女还是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想上学，自己去争取；自己不说，没人知道你需要不需要。
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容小觑。光靠减少收费、放宽限制，不能治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户籍管理体制，消除城乡分割，促进协调发展，才能真正维护教育公平。
孩子进幼儿园难倒爹
取消借读费，是进城民工的一大福音。然而，当农民工把孩子送往学校时，却发现事情仍没有这样简单。
农民工子女从小受教育就难 。在十里河从事建筑行业的杨先生和张女士，到北京务工已有10年了。没想到四岁女儿小雪进幼儿园的事情，却让他们一筹莫展。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先生满脸愁容，向记者诉说了经过。
孩子三岁，杨先生便将她送往十里河一家民工子女幼儿园。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杨先生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此，2006年11月他特意抽出两天时间，准备上门询问附近的三家公办幼儿园。结果却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第一家幼儿园的负责老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向他介绍了费用问题：现在孩子转园，属于插班生，还需一年半多的时间才能入小学，杨先生需要一次性支付6000元的赞助费和500元的生活日用品费，另外每月交450元的托儿费。杨先生掐指一算，从现在到离开幼儿园，需要15000元的费用。负责老师告诉杨先生，只要交上钱，孩子体检后就可以来了。
杨先生接着去了第二家幼儿园，这次连幼儿园的大门都没能进去。负责看门的大爷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在10天之后打电话询问。10天后，他如期打了电话，结果更让他吃惊，“每年交5000元残疾人赞助费，每个月450元托儿费，想来就带孩子来面试吧”。
原本打算将三家幼儿园进行比较的杨先生，放弃了去第三家幼儿园咨询的念头。第二天，他再次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民工幼儿园。
张女士说：“一听说要那么多的赞助费，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回家几天都没心思做别的事情，看到孩子就心酸。”杨先生更是感触颇多:“真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别的孩子高高兴兴的去自己想去的幼儿园，看着女儿眼巴巴等着的眼神，心里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我这个爹当的真是失败。”
民工子女幼儿园条件差
记者趁杨先生下午接孩子的机会，顺便走访了小雪所在的幼儿园。
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式建筑，打开大门直接进入。一个旋转车加上几个“不倒翁”，就是孩子们全部的游乐器材。全园一共两个教室。一个给了大班的孩子，一个由小班和中班的孩子共用。讲台上两块黑板中间，是一台电视。教室门口整齐地摆着四个塑料小桶，小雪说这是她们的厕所。
天冷的时候，尽管开着自己安装的暖气，老师们还是不得不把孩子们聚到一个屋子里取暖。前来接孩子的万女士说，“条件是差了点，但是我还是很感激这些老师。要不是她们，孩子说不定连课桌都摸不到呢”。
斗斗是全园身体素质较差的一个孩子，一个月下来要感冒发烧几次。“教师空气流通不畅，别的孩子一感冒，斗斗就逃不过被传染”，斗斗妈妈无奈地告诉记者，“可我们还是坚持把孩子送来。公办幼儿园没钱去，这里只要每个月200元，孩子能认几个字总比待在家里好。”
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一个是图便宜，另一个是图方便。孩子进民工子女幼儿园，没有条件限制，费用又低，即使流动性很强的孩子，也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虽然条件差，家长也是感激胜过不满。
公办学校门槛高
孩子长大了进民工学校也是迫不得已；想进公办学校，可望而不可及。
诚然，有条件的家长每年交上几千块钱，孩子还能进公办学校。可有钱的农民工家长，又有几成？取消了借读费，学校还有新的办法：赞助费。
放眼望去，赞助费明目繁多，残疾人赞助基金、失学儿童赞助金等等，应有尽有。学校对赞助费的收取没有明文规定，收多少，全靠负责人说了算。
家长想要张收据发票之类的，成了奢望。跟随父母来北京的史欣，在十八里店乡的一家公办小学就读。“当时送孩子的时候，校长说要6000元的赞助费。我们欣欣自小爱跳舞，在校长面前跳了一段，校长就把赞助费给减半了。”就这样，欣欣进了一家“正宗”的学校。
有钱的上公办，没钱的进民工学校。孩子没能送进公办学校，王先生总是觉得很苦恼，“楼房还是我给盖的，可装修完了，坐在里边上课的都是别人的孩子，我的孩子想来，人家要钱太多了，我们上不起。”
让家长更苦恼的，是有钱也没学上！目前受到重视的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仅仅局限于幼儿园和小学、初中阶段。而且，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闯关难度一级高过一级。到了高中，更是难于上青天了。只有极个别的孩子，能够靠父母的血汗钱或者人际关系跟随在父母身边读高中。没钱没关系的孩子只能留在老家读书。就算费尽千辛万苦在城里读完高中，孩子依然面临着最大的难题：城市里没有民工子女高考的桌子！要想参加高考，孩子还是要返回老家。
上学难题几时休
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倍受关注已有多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宏观政策几经曲折，到了民工这里，带来变化微乎其微。
先是没学上。后来，发展起千千万万的民工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有”毕竟胜于“无”，孩子们总算有个可以安放课桌的地方了。再后来，民工学校的简陋，让政府和教育界人士大为震惊。想拆掉民工学校，就得放开公办学校的校门。
公办学校的大门，能够随时向所有的孩子敞开吗？那么高的门槛，民工子弟迈得进去吗？靠借读费在公办学校就读，靠的是钱，没钱只能继续呆在简陋的民工学校。借读费被曝光了，却又来了赞助费。不同的外衣，却有着同样的本质，要钱！
杨先生领着小雪从两家公办幼儿园回来的时候，小雪突然问杨先生：“爸爸，新幼儿园的老师不要我吗？”这话从一个只有四岁的孩子嘴里出来，让杨先生的心里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本来农村里第一个是女孩的家庭，可以生二胎，可只有一个小雪我都养不好，我拿什么去面对两个孩子啊？”“上个幼儿园就得上万，以后可怎么办啊？国家说不用交赞助费了，可跑到哪里也没有不要啊，几个老乡的孩子都是拿了赞助费才把孩子送进去的”。
每个政策出台，都会给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喜悦，可操作起来却往往大相径庭。农民工在等待中麻木了。说起新政策，农民工变得无动于衷。“有什么用啊，说是一回事，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孩子上学还是那么难，我认识那么多老乡，就没见着谁和电视上说的一样，都是忙活一阵继续把孩子送进民工学校。”
不是天天呼喊教育平等吗？民工的孩子想上学怎么就那么难？而且，困难了那么久，怎么还是没能让孩子们顺利入学？
教育应不分贫富
夜以继日的忙碌在城市的父母，从事着城里人不屑的行业，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到头来，城里的学校却把他们的孩子排斥在外了。说起这个，起早贪黑卖早点的何胜利夫妇伤心不已：“我们每天四点起床，已经有将近10年了。就连下雪天我们都不耽误，就怕有人上班吃不上早饭。可是我们把孩子送去上学的时候，就没人同情我们，我们想送孩子去好点的学校，可好的学校都要很多钱。”
王季芬女士更是气氛不过：“我带孩子去公办学校，刚说明来意，老师就问：‘外地的是吧？’好像外地人就不应该出现在城里人的学校似的！”“外地的怎么了？我们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
一个生在农村的民工子女与一个生在大城市的孩子相比，物质条件本身就差一些。如果在受教育的起点上，民工子女再被剥夺一些权利，那么，他们的命运将会有很大的差异。有人用“朝野之别”来形容这种悬殊的差距，“在野党”的发展受到压制，还谈什么平等？
仔细想来，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跟着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成百上千万，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处理不好，农村人口的素质就难以提高。谁敢断言，民工的孩子比别的孩子笨？任何一个人都不敢说国家未来的建设不指望民工子女。
教育，是公共事业，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福利。我们的教育，是全民教育。宪法也赋予了每个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接受义务教育，既是孩子的义务，更是孩子的权利。城里的孩子也好，农村的孩子也罢，都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所不同的是，农民工孩子的求学路更艰难。民工子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随时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城里人在自己的家门口上学，当然是一帆风顺。
享受权利，不分贫穷与富贵。根据赞助费的缴纳情况来选择孩子，与其说是在选孩子，不如说是在选钱。钱，成了决定孩子上不上学、上什么样学的关键。这样，只能使富人受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富，穷人上不起学越来越穷。最终，富人顺利地享受教育的沐浴，穷人只能是望而却步。
能否取消“门槛”
民工子女想进梦寐以求的学校读书，除了趴在大门上看看之外，还能做什么？看着充满期盼的孩子，父母除了伤心，还能做什么？要真正做到教育平等，让民工子女同城里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去上学，谁有能力办得到？恐怕只有政府。
取消民工孩子上学的条条限制，已经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绩。但，门槛只要存在，就能绊住幼小的孩子。
北京市对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可以说是三令五申。不准收取借读费，不准收取赞助费，不能拒绝民工子弟，不准建立蓝天学校等等，路子在一步步扩大。2006年9月，北京市教委、市发改委等10个部门联合制定文件，决定对来京民工子女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以公办中小学接收为主。
但是，民工在申请时须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向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然后，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对符合就读条件的，将开具“在京借读证明”。凭此证明，农民工才能去联系学校、
这么多的证明，让农民工更加为难了。出来打工为了赚点钱，跑回家去办那么多证明，不但路费贵，时间上也耽误不起。做生意的刘富贵说，“听人家说孩子可以去公办学校，一开始挺高兴的。把孩子送学校的时候才知道，需要这么多材料。说是不要额外收费，偷偷的都要。”
门槛比以前低了，可对于农民工来说，还是太高。有条件的孩子踏进了公办学校的大门，分享着优质的教育，可对大部分孩子来说，纸上规定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门槛取消了，农民工的孩子们才能顺利入学。
2004年，绍兴打出了“零门槛”的旗号，将所有学校都向民工子女开放，而且不再收取任何借读费或赞助费，还建立了专门的民工子女学校，实行“一费制”，让外来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有任何“门槛”。
绍兴的做法，是否行之有效姑且不论，提出取消“门槛”，却触及了问题的关键。
加快改革促平等
从事装修行业的成吉生告诉记者，他的孩子之所以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是因为校长家的房子是他给免费装修的。别的老乡的孩子因为交不起钱，都留在了民工学校念书。
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表面上看是学校设置的门槛过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出自学校，而是出自制度。
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主要是按照“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执行，孩子主要在户口所在地就读。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由各级财政拨给。谁辖区的孩子谁来管，实际上形成了城乡分离的局面。
离开了户口所在地的孩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失去了受教育的空间。城市的教育系统没有接纳外地孩子的责任，农村的教育部门也无法照顾到进城的孩子。孩子进城后，财政拨给的教育经费依然不变，该给谁还是给谁。没有收到钱，城里接纳一个民工子弟就多一份负担。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跟随父母进城市的孩子越来越多，脱离本地教育的孩子已成千军万马。各界人士都在呼吁，民工子弟应该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应该和城市孩子一起分享受教育权。
学校没办法，只能收取“借读费”、“赞助费”，否则就只有眼睁睁的折本。想让学校真正向每一个孩子开放，却又不增加拨款，学校怎么承担？不准收“借读费”、“赞助费”，学校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变着花样地收。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一个县或市管哪些孩子，谁说了算？户口是一个人的身份，教育也凭户口划分，户口在哪里就归哪里负责。民工子女上学重重困难的最终来源，就是他们没有当地户口，不管交多少钱入学，最终都是没有学校编制的外来户。
进城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上学由此多了重重困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脱离户口所在地，麻烦接二连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入学时，孩子都面临着一道难关。城里孩子可以顺利转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而没有户口，民工子女，一次次被排斥在外。他们只能通过父母的血汗钱，再次寄宿在某个学校之中。
宏观政策不断出台，学校不断在改变，制度却没有根本改变。就算取消了层层障碍和限制，民工子女还是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想上学，自己去争取；自己不说，没人知道你需要不需要。
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容小觑。光靠减少收费、放宽限制，不能治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户籍管理体制，消除城乡分割，促进协调发展，才能真正维护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