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祭祀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是我国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是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地域文明。它有别于“纯音乐”（与宗教信仰不存在直接关系的音乐种类），是宗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承载着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本文以原始宗教中的祭祀音乐为研究主体，初步探析其文化特征、象征意义及其承载的历史文明。
　　【关键词】原始宗教；祭祀；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原始宗教的祭祀音乐受原始信仰及其社会功能的影响，不仅是宗教传播的语言，也是宗教文化的体现。原始信仰与祭祀音乐有着特殊的联系，从艺术的角度可视作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可以说，原始宗教的宗教信仰决定其祭祀音樂的整体风格；原始宗教的社会功能决定其祭祀音乐的各种形态，综合起来构成属于原始宗教独有的祭祀音乐。祭祀音乐的文化价值来源于祭祀仪式，作为祭祀中重要的象征语汇，独立研究其纯音乐技巧是没有意义的，并且会使音乐变得难以理解。因为，单从音乐技术层面分析，祭祀音乐旋律简单，演奏（唱）形式素朴，乐器制作工艺粗糙，纯审美的艺术价值不高。但是，从祭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文化中研究其音乐，其简朴的旋律与形式则承载着原始宗教文化中善与恶、生与死、天堂与冥界的文化价值。
　　一、原始宗教祭祀音乐文化的地域体现
　　原始宗教信仰“万物皆有灵魂”，即：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石、河流乃至日、月、风、雷、火等自然现象都有灵魂，并且无所不在。这是人类最低阶段的信仰基础，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未知或不可抗的自然界事物产生的一种恐惧心理和神化意识。无论是祈求福佑的天神、衣食需求的山神、畜牧神还是种族繁衍的生育神，原始宗教信仰始终与生存息息相关。
　　（一）原始宗教信仰之于祭祀音乐
　　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影响着原始宗教信奉的神灵，也影响着神歌沟通的对象。不同地域共同的信仰是自然神、动物神和祖先神。除此之外，各地域还有其信奉的地域神。
　　1.共同信仰的神灵
　　（1）自然神
　　自然神是所有原始部族的共同信仰。《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记载：“原其祭祀所由，盖以各尽诚敬，以溯本源，或受土地山川神灵显佑，默相之恩而报祭也。”是说，劳动生产力低下导致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信赖。可以保佑成功狩猎的山神、水神及造成灾害的雨神、雷神等都是原始祭祀自然神的主要神灵。由此产生了以自然界事物为祈求对象的神歌，如《请星辰》《摆件子》。前者诉求对象为“天上万星”；后者诉求对象为“白山神祖”。
　　（2）动物神
　　对动物神的崇拜一方面来源于难以战胜后的恐惧及神化思想；一方面来源于狩猎过程中的辅助作用。与一些虚幻的自然神灵相比，动物神的信仰有具体的崇拜物（如鹰、虎、豹等动物）并化有徽标或图案出现在旗帜、族徽、柱子、衣饰、身体等地方（如图腾）或制成神偶携带在身边（如赫哲族）。与动物神相关的神歌有《祭蟒神》《鹰神》《鸠神歌》《鸟精灵》等。
　　（3）祖先神
　　这种信仰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相信“祖有功，宗有德”。对祖先神的崇拜与对自然神、动物神的崇拜不同，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是先民们对人类自身力量的某种信赖。相信氏族中的祖先过世后会变成神保佑氏族平安繁茂，因而供奉祖先，以求祖先庇护保佑。其信仰的性质有善也有恶，即：对那些不尊重、不祭祀祖先神的人和氏族会给予惩罚。故供奉祖先神，一方面是祈求宽恕；另一方面是祈求福佑。关于祖先神的神歌有《请神》（祭祀对象是深山古洞中的神仙家祖）、《祭祖神》等。
　　2.原始宗教信仰的地域神灵
　　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独立环境下的不同经济类型，如采集文化、狩猎文化、种植文化和动物饲养文化。相应地也产生了对不同地域神的信奉，如山林地区部族信奉负责捕鱼、狩猎的打围神、山峡神；草原地区的部族信奉保护牲畜的“吉雅其”神；田野地区的部族信奉地神“纳厄真”、河神“罗刹汗”等。相关的神歌有《达嘎特哈乎》（其中包含对土地神的祈求）。
　　（二）原始宗教祭祀功能之于祭祀音乐
　　祭祀具有祈福驱邪、治病繁衍的社会功能。前者主要体现于对自然神、动物神和祖先神的供奉；后者则主要体现于对专职神的供奉。如赫哲族关于疾病的“娘娘神”（包括瘟病娘娘、天花娘娘、疹子娘娘、伤寒娘娘等）；满族关于育婴、保婴的始祖母神（柳树）。与专职神相关的神歌有锡伯族的《乌呀拉依耶》（向痘疹神求救）、满族的《跳饽饽神调》（向繁殖之神诉求）。
　　（三）原始祭祀仪式之于祭祀音乐
　　祭祀仪式被称为“跳神”的基本架构可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请神（献牲）、降神（脱魂）、领神（凭灵）、送神。在仪式中，神歌、舞步、法器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基于“跳神”仪式的音乐形式，这也是原始生命文化形态的呈现。作为与神灵之间沟通的语言，音乐在仪式的各部分中象征的符号和体现的意义各不相同。其中，鼓是各地域、各民族祭祀仪式的重要乐器，其含义复杂多变，既可象征雷电之声，又可象征帮助法师作法时的交通工具，如“船”“车”等；铃类乐器（如满族的西沙、锡伯族的腰铃、赫哲族的哈少）则象征神灵行走的声音。其中，在“降神”和“领神”部分中，祭祀音乐的特征表现为“癫狂”。配合法师的驱妖逐魔、上天入地，神歌曲调的音域和速度在鼓点的衬托下急促、快速，表现出激昂、振奋的情绪，祭祀景象激越壮观、气势磅礴、动人心魄。
　　二、原始宗教音乐文化的自然演化
　　原生事物从萌生到发展有其自然的规律，祭祀音乐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逐渐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渐变化而变化。无论是越来越繁复还是越来越简化，都是其自身在历史文明中的自然演化，而融于该演化中的祭祀音乐则是这一段历史文明的见证。
　　（一）自然演化之祭祀神灵
　　作为原始宗教信仰，其萌生的主因是对低下的生产技术、生活技能、社会维持能力实际的弥补。在与自然环境的生存斗争中，人们的生存能力与认知水平逐渐提高，对神灵的信仰逐渐由盲目的天神、自然神等过渡到祖先神。前者源于恐惧，后者源于崇敬，对自然力依赖的弱化及对人类自身力量的信赖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此外，一些原始信奉的神灵在时代变迁中转化为新的文化符号，承载并传递着跨时代的精神信仰。如“狼”从早期狩猎时代的动物神、图腾神到化身为英雄的祖先神，是突厥人一直保持到今天的信仰。
　　（二）自然演化之祭祀功能
　　祭祀功能包含祭神祭天和治病驱邪，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前者谓“家祭”，后者谓“野祭”，即“跳大神”。客观上，随着对医学知识和人类自身能力的逐渐认识及掌握，“野祭”必然被“家祭”取代。相应地，以祖先信仰为主的祭祀音乐也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展。
　　（三）自然演化之祭祀乐器
　　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原始宗教乐器多以自然界的原始材料（木、竹、藤、兽皮等）制作而成，制作工艺粗糙、体积较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文明的进程，祭祀乐器的制作工艺、材质选择、大小形态、使用数量等向精、小、多的方向发展。但其标志性乐器——单面鼓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也没有出现质变。由此产生的通过“鼓语”与神灵对话的虚拟语境始终是祭祀的神秘语言方式。
　　（四）自然演化之祭祀仪式
　　由對虚无的天神依赖过渡到对人类的自身信赖，随着人类认知水平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文化和医药卫生事业的不断进步，人类战胜自然、治愈疾病的能力越来越强，祭祀仪式中纯粹的目的性越来越少，并出现了带有娱乐性的祭祀仪式，如：包含原始杂技因素的满族“跑火池”（“火祭”的一种形式，表现对火和祖先的崇拜）、锡伯族“上刀梯”及包含原始戏剧因素的满族的《尼山萨满》。
　　三、原始宗教音乐文化的异文化因素
　　（一）异文化之民族融合
　　原始宗教信仰出于人类本能的角度，具有自发性，即不是自觉的意识活动。因此，在相同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环境下，原始宗教信仰萌生于多个民族，并在发展中融入更多的民族。以满族萨满信仰为例，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至皇太极改诸神为满洲，进而形成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其本身都是民族融合的存在。该民族共同体，除了主体女真人，还融入了部分汉人、蒙古人及其他东北的少数民族。这种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也体现在祭祀音乐的信仰神灵、祭祀乐器及音乐内容中。
　　（二）异文化之宗教渗透
　　以“万物有灵观”为基础的原始宗教信仰是广泛的、不排他的，不仅体现于供奉的诸神，还体现在对外来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诸神的包容。如：信奉诸神中加入了佛教的“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等；道教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这些神灵在融入过程中除原有的宗教意义外，还被赋予了本部族神灵的色彩，即被“本族化”了，如蒙古族神歌《向腾格日包日汗（长生天）祈祷》中，把“玉皇大帝”比作“腾格里”（蒙古族的天神）。相应地，祭祀也受到同时代盛行宗教的影响，并被自然渗入，如满族宫廷萨满祭祀仪式中出现的“浴佛”仪节。诚如刘桂腾所说：“作为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保持自然宗教文化特性的同时，又不能不接受社会‘主流话语’的辐射与影响——物质的抑或意识的。”
　　原始宗教的祭祀音乐文化产生于社会实际需要，随着社会实际发展而演变，这既是对不同文化变革的适应，也是对各发展过程的静态截存。被打上时代烙印的原生态祭祀音乐正是这一历史流程的有机连缀之一，保存并传递了来自远古的宗教符号及人类文化信息。是不能被抽离于传统文化本身的艺术。
　　参考文献
　　[1]尹郁山.吉林满俗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2]李婉滢.试论二十世纪末以后影响萨满音乐发展的因素[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作者简介：游姣婧（1981—），女，满族，吉林长春人，湖南城市学院音乐学院教师，音乐学硕士研究生，参与2009年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宗教音乐发展趋势”的研究，现研究方向为地方民族音乐及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