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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党在活动中背离原初确立的理想和信仰，背弃了支持者的群体利益，其活动和权力运行违背公平正义的社会准则，就可视为政党蜕化的过程
政党蜕化的表现
政党蜕化的过程，通常被理解为政党背离自身既定价值与理念，难以整合社会力量以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蜕”字在古代汉语中指蛇蝉等脱下的皮、壳；后指退掉。在道家语境中也指生命脱离躯壳。后引申为变化，变质（蜕变，蜕化）。生物学意义上解释的蜕化，揭示了政党运行过程中，从指导思想到行为过程逐步背离社会基本的价值和规范，或者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过程。蜕化蕴含着政党的衰败过程。
在传统意义上，政党是部分人利益和价值的集合者，是代表特定社会团体实现其政治目标和公共诉求的政治组织。但在实践过程中，政党本身不是利益集团，也不可能在执政中仅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执政是掌握公共权力配给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党领导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执政过程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政党在实践中不可避免要承担社会意志凝聚与表达的功能。所以，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会依循变化社会校正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张，以适应多元社会主体的需要。这不是政党蜕化的过程，而是政党演进的过程。即政党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培育政党认同，获得社群支持，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但是如果政党在活动中背离了原初确立的理想和信仰，背弃了支持者的群体利益，其活动和权力运行违背公平正义的社会准则，就可视为政党蜕化的过程。
政党蜕化通常首先表现为官僚体系的蜕化，包括官员作风、能力、服务理念的蜕化，以及由此引致的组织功能失灵：一是官僚系统自身的僵化和运转失灵，作用难以发挥。二是官员权力行使过程中对支持者和追随者的自觉疏远；腐败侵蚀政党肌体，党员归属感、凝聚力削弱。三是政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缺乏激励机制。
政党蜕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政党失去对于现实国情和基本情况的准确把握，从而失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能力。也就是说，政党脱离实际的政策主张和低效甚至完全失灵的权力运行过程，可以视为政党逐渐蜕化的过程。在现代政党政治框架里，选举的成败并不能揭示政党的存亡规律，但是政党长期未能获得执政地位，或者轻易失去执政地位，却可以看出政党蜕化的内在逻辑。例如，1945年英国尽管在二战中获胜，却陷入了社会失序，经济凋敝之中。英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持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使得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党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年工党战胜保守党再次执政。获得政权之后，工党以“解决失业”作为自己的基本执政理念。针对当时英国民众就业发展的迫切心理，努力创造就业机会，逐步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障机制，退休年金制度，投资国民的教育，兴建国民住宅。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工党替全世界发明了一个至今琅琅上口的名词：“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二战结束时生活困苦不堪的英国人来说，无异于缔造了一个幸福家园。也正因为如此，工党采取的极左和中左政策在当时被许多人所拥戴。这一年，工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高达48.3％，在议会640个议席中拥有393个席位；而保守党仅有39.8%的得票率，拥有213个议席。但是工党在构建社会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其极左政策也损及了不少资本家和利益团体的实际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导致下台。此后，两党各自修正执政理念，强化阶层归属和公共服务，夯实执政基础，实现了交替执政。
在2004年5月印度的议会选举中，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以186个席位败北。此次本应在2004年10月举行的选举，因为印度人民党希望利用宏观经济的利好消息和外交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巩固其执政地位而提前举行。为赢得大选胜利，印度人民党以“印度大放光芒”为主题，通过各种媒体竭力宣传现政府所取得的“光辉业绩”。然而，这次精心策划并被认为是抓住了有利时机的选举，却因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选民的否决而惨遭败绩。由于政府将发展重点放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忽视了能够吸纳较多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占人口总数20%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广大城市贫民和农村居民的生计和福祉则被严重忽视。尤其是数量庞大的低收入者并未得到改革的实惠，有的甚至沦为“发展的牺牲品”。数据显示，在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投资逐年下降，所占GDP比重已经由惯常的14.5%减至下台前的6%，有些年份甚至低于5%。政府投入匮乏导致相关的农村就业计划、农村特区计划以及乡村工业、灌溉与洪涝控制、能源与运输设施发展等计划均难以落实，农村及农业的发展受到阻滞。由于政府忽视甚至漠视地区间的不均衡发展，城乡分化日趋严重。仅以人均收入为例，南北邦差距为6倍，城乡差异最大者达60倍。大都市的繁华与广大农村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印度人民党被称为“富人党”，遭到很多中低收入选民的唾弃。而国大党正是利用了人民党的这一致命弱点，抨击其经济政策“反农民、反穷人、反民众”，致使未能从人民党的执政中获益甚至遭受损害的选民选择放弃当时的人民党。应该说，人民党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经济与外交成效是令人瞩目的。但是人民党政府经济改革受益群体过于狭小，特别是与农村发展、农民生计密切相关的各种计划都难以有效落实，占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和城市贫民的利益与福祉无法得到维护与发展，其政策绩效势必遭至这部分群体的否定，从而导致人民党在国家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黯然下台。加之印度是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国家，全国有三亿多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有20%的儿童从未踏入过校门，文盲率甚至高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这样的国家推行各种政策，必须考虑这一基本国情。尽管要让执政的人民党及其盟友在短期内改变印度的现状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忽视了这一广泛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够给予充分的保障，其结果只能是失去这部分群体的支持，甚至导致他们的强烈抵制。这不是政党蜕化的标志，但是表明政党执政后的政策过程如果不能够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则可能导致政党失去执政基础而黯然下台。
导致政党蜕化的内在机理分析
政党成立后，都有自己的纲领章程、理论框架和组织制度，以此树立形象，引导社会行为，培养社会成员的认同。政党的政治主张需要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或者说至少需要拥有公共资源来落实。一旦一个政党长期无法获取政治资源（物质的和精神的），则难以维持其运行。由此，无法掌握权力的政党，或者需要改变政纲调整政党理论以获取资源，或者逐渐失去社会影响力，退化直至功能丧失。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所面临的执政压力往往容易引致政党运行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之后，一方面为其实现政治主张提供了物质和组织保障；另一方面，政党权力运行过程不可避免要受到不同利益群体影响，容易发生偏离，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一方面来自于权力本身的侵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分化引致的政党价值变迁。我们知道，执政的本质，就是政党权威运用公共权力来配给资源，推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
政党获得社会认同需要解决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群众利益的问题。二是如何运行权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由第一个问题衍生而来。纵观中西方政党蜕化的基本图谱，我们可以看到，政党通过掌握群众获取政权后，便要陷入各种利益集团的裹挟之中，各种利益集团都试图进入权力体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途径有三：一是利益表达，二是政治监督，三是进入政治体系。如果难以实现以上目标，则可能通过在执政党中收买代言人来拓展其利益。因此，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会经受执政的考验。从组织运行看，执政党领导通过对资源的调集与使用，引导社会成员实现政治目标。这个过程内蕴着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掌握公共权力；二是有效运用权力配给社会资源；三是权力运行符合社会公义；四是权力运行能够有效实现政党的目标。任何政党执政的过程，都需要有效涵盖上述基本原则，反之，则表明政党过程与社会过程的背离，这在另一方面凸显了政党蜕化或者功能逐步退化的现实。这种蜕化通常会显示以下规律性特点，就是政党在掌握权力之后，逐渐脱离了原来支持它的群体，日益被有权有势的社会力量裹挟，进而使得组织成员脱离原有阶级，失去群众的支持。犹如组织管理中的“熵”：当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或环境对系统的不可控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并在功能上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紊乱，即有序性减弱，无序性增加的态势。管理熵表明，任何一种管理的组织、制度、政策、方法等，在相对封闭的组织运动过程中，总呈现出有效能量逐渐减少，而无效能量不断增加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组织结构中的管理效率递减规律。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抽屉整理得很清楚，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抽屉逐渐变回到混乱状态，需要在一段时间后重新整理以使其归位。政党的运行过程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在变动社会中增强适应性和开放性，缺乏对不确定性的有效预应，则可能在危机状态下失去领导地位，甚至丧失自我恢复的功能。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化的政党，都需要加强管理的制度建设，并能够实现经常性的常态组织管理创新。
此外，在西方政党体制下，政党的凝聚力通过选举体现，并保障候选人能够当选。选举的过程被理解为落实民主的过程。但是在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历史上，选举引发的党内分裂和族群纷争时有发生，萨托利将党内分裂称之为长期而持续的选举失败史。而意大利的天民党“尽管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左右意识形态范围和异质成分，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分裂”。萨托利将它归结于天民党的党员十分清楚政党的选举意义。这意味着，政党活动方式和形态，取决于党员和社会过程中人们对自身角色和政治参与的规则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在竞争状态中的政党并不必然具有活力，其凝聚力体现为政党主张能够获得党员认同，并避免政党的分裂。反之，当一个政党的主张难以实现对党员的整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贴上蜕化或者说是退化的标签。而具体的实践也表明，政党的竞争性并不必然具有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功能。但是现代化背景下，竞争性政党却需要结合变化了的环境随时改变自身的主张，以适应喜新厌旧的选民不断漂移的情绪。这种适应性的缺失和理念的僵化似乎都对政党过程造成了事实上的打击，也逐渐提出不确定性极高的后工业社会政党如何保有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问题。
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的改变，政党地位的改变，都能够影响政党的运行方向。例如，革命性作为与工人阶级政党党性并行的重要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语境中，无疑存在重大的内涵分歧，也容易形成所谓变质蜕化的种种价值判断。但是就服务对象而言，革命性、阶级性、人民性、实践性的内在统一确立了政党的价值框架。也就是说，政党演进符合社会群体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实现与维护的时候，其演进是正向的，反之则为蜕化。有学者在分析苏共蜕化过程时指出，决定苏共蜕化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原则的缺陷，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错误措施，根本原因是苏维埃民主所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逐渐陷入消极、被动和冷漠之中，而不再像革命初期那样积极、主动和充满活力了。“一部苏联革命的蜕化史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部苏联工人阶级力量衰落的历史。”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政党制度室副主任）
■（责编/杨昀贇 美编/叶锐）
政党蜕化的表现
政党蜕化的过程，通常被理解为政党背离自身既定价值与理念，难以整合社会力量以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蜕”字在古代汉语中指蛇蝉等脱下的皮、壳；后指退掉。在道家语境中也指生命脱离躯壳。后引申为变化，变质（蜕变，蜕化）。生物学意义上解释的蜕化，揭示了政党运行过程中，从指导思想到行为过程逐步背离社会基本的价值和规范，或者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过程。蜕化蕴含着政党的衰败过程。
在传统意义上，政党是部分人利益和价值的集合者，是代表特定社会团体实现其政治目标和公共诉求的政治组织。但在实践过程中，政党本身不是利益集团，也不可能在执政中仅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执政是掌握公共权力配给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党领导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执政过程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政党在实践中不可避免要承担社会意志凝聚与表达的功能。所以，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会依循变化社会校正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张，以适应多元社会主体的需要。这不是政党蜕化的过程，而是政党演进的过程。即政党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培育政党认同，获得社群支持，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但是如果政党在活动中背离了原初确立的理想和信仰，背弃了支持者的群体利益，其活动和权力运行违背公平正义的社会准则，就可视为政党蜕化的过程。
政党蜕化通常首先表现为官僚体系的蜕化，包括官员作风、能力、服务理念的蜕化，以及由此引致的组织功能失灵：一是官僚系统自身的僵化和运转失灵，作用难以发挥。二是官员权力行使过程中对支持者和追随者的自觉疏远；腐败侵蚀政党肌体，党员归属感、凝聚力削弱。三是政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缺乏激励机制。
政党蜕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政党失去对于现实国情和基本情况的准确把握，从而失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能力。也就是说，政党脱离实际的政策主张和低效甚至完全失灵的权力运行过程，可以视为政党逐渐蜕化的过程。在现代政党政治框架里，选举的成败并不能揭示政党的存亡规律，但是政党长期未能获得执政地位，或者轻易失去执政地位，却可以看出政党蜕化的内在逻辑。例如，1945年英国尽管在二战中获胜，却陷入了社会失序，经济凋敝之中。英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持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使得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党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年工党战胜保守党再次执政。获得政权之后，工党以“解决失业”作为自己的基本执政理念。针对当时英国民众就业发展的迫切心理，努力创造就业机会，逐步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障机制，退休年金制度，投资国民的教育，兴建国民住宅。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工党替全世界发明了一个至今琅琅上口的名词：“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二战结束时生活困苦不堪的英国人来说，无异于缔造了一个幸福家园。也正因为如此，工党采取的极左和中左政策在当时被许多人所拥戴。这一年，工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高达48.3％，在议会640个议席中拥有393个席位；而保守党仅有39.8%的得票率，拥有213个议席。但是工党在构建社会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其极左政策也损及了不少资本家和利益团体的实际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导致下台。此后，两党各自修正执政理念，强化阶层归属和公共服务，夯实执政基础，实现了交替执政。
在2004年5月印度的议会选举中，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以186个席位败北。此次本应在2004年10月举行的选举，因为印度人民党希望利用宏观经济的利好消息和外交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巩固其执政地位而提前举行。为赢得大选胜利，印度人民党以“印度大放光芒”为主题，通过各种媒体竭力宣传现政府所取得的“光辉业绩”。然而，这次精心策划并被认为是抓住了有利时机的选举，却因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选民的否决而惨遭败绩。由于政府将发展重点放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忽视了能够吸纳较多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占人口总数20%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广大城市贫民和农村居民的生计和福祉则被严重忽视。尤其是数量庞大的低收入者并未得到改革的实惠，有的甚至沦为“发展的牺牲品”。数据显示，在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投资逐年下降，所占GDP比重已经由惯常的14.5%减至下台前的6%，有些年份甚至低于5%。政府投入匮乏导致相关的农村就业计划、农村特区计划以及乡村工业、灌溉与洪涝控制、能源与运输设施发展等计划均难以落实，农村及农业的发展受到阻滞。由于政府忽视甚至漠视地区间的不均衡发展，城乡分化日趋严重。仅以人均收入为例，南北邦差距为6倍，城乡差异最大者达60倍。大都市的繁华与广大农村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印度人民党被称为“富人党”，遭到很多中低收入选民的唾弃。而国大党正是利用了人民党的这一致命弱点，抨击其经济政策“反农民、反穷人、反民众”，致使未能从人民党的执政中获益甚至遭受损害的选民选择放弃当时的人民党。应该说，人民党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经济与外交成效是令人瞩目的。但是人民党政府经济改革受益群体过于狭小，特别是与农村发展、农民生计密切相关的各种计划都难以有效落实，占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和城市贫民的利益与福祉无法得到维护与发展，其政策绩效势必遭至这部分群体的否定，从而导致人民党在国家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黯然下台。加之印度是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国家，全国有三亿多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有20%的儿童从未踏入过校门，文盲率甚至高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这样的国家推行各种政策，必须考虑这一基本国情。尽管要让执政的人民党及其盟友在短期内改变印度的现状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忽视了这一广泛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够给予充分的保障，其结果只能是失去这部分群体的支持，甚至导致他们的强烈抵制。这不是政党蜕化的标志，但是表明政党执政后的政策过程如果不能够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则可能导致政党失去执政基础而黯然下台。
导致政党蜕化的内在机理分析
政党成立后，都有自己的纲领章程、理论框架和组织制度，以此树立形象，引导社会行为，培养社会成员的认同。政党的政治主张需要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或者说至少需要拥有公共资源来落实。一旦一个政党长期无法获取政治资源（物质的和精神的），则难以维持其运行。由此，无法掌握权力的政党，或者需要改变政纲调整政党理论以获取资源，或者逐渐失去社会影响力，退化直至功能丧失。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所面临的执政压力往往容易引致政党运行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之后，一方面为其实现政治主张提供了物质和组织保障；另一方面，政党权力运行过程不可避免要受到不同利益群体影响，容易发生偏离，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一方面来自于权力本身的侵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分化引致的政党价值变迁。我们知道，执政的本质，就是政党权威运用公共权力来配给资源，推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
政党获得社会认同需要解决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群众利益的问题。二是如何运行权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由第一个问题衍生而来。纵观中西方政党蜕化的基本图谱，我们可以看到，政党通过掌握群众获取政权后，便要陷入各种利益集团的裹挟之中，各种利益集团都试图进入权力体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途径有三：一是利益表达，二是政治监督，三是进入政治体系。如果难以实现以上目标，则可能通过在执政党中收买代言人来拓展其利益。因此，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会经受执政的考验。从组织运行看，执政党领导通过对资源的调集与使用，引导社会成员实现政治目标。这个过程内蕴着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掌握公共权力；二是有效运用权力配给社会资源；三是权力运行符合社会公义；四是权力运行能够有效实现政党的目标。任何政党执政的过程，都需要有效涵盖上述基本原则，反之，则表明政党过程与社会过程的背离，这在另一方面凸显了政党蜕化或者功能逐步退化的现实。这种蜕化通常会显示以下规律性特点，就是政党在掌握权力之后，逐渐脱离了原来支持它的群体，日益被有权有势的社会力量裹挟，进而使得组织成员脱离原有阶级，失去群众的支持。犹如组织管理中的“熵”：当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或环境对系统的不可控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并在功能上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紊乱，即有序性减弱，无序性增加的态势。管理熵表明，任何一种管理的组织、制度、政策、方法等，在相对封闭的组织运动过程中，总呈现出有效能量逐渐减少，而无效能量不断增加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组织结构中的管理效率递减规律。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抽屉整理得很清楚，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抽屉逐渐变回到混乱状态，需要在一段时间后重新整理以使其归位。政党的运行过程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无法在变动社会中增强适应性和开放性，缺乏对不确定性的有效预应，则可能在危机状态下失去领导地位，甚至丧失自我恢复的功能。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化的政党，都需要加强管理的制度建设，并能够实现经常性的常态组织管理创新。
此外，在西方政党体制下，政党的凝聚力通过选举体现，并保障候选人能够当选。选举的过程被理解为落实民主的过程。但是在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历史上，选举引发的党内分裂和族群纷争时有发生，萨托利将党内分裂称之为长期而持续的选举失败史。而意大利的天民党“尽管涵盖了非常广泛的左右意识形态范围和异质成分，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分裂”。萨托利将它归结于天民党的党员十分清楚政党的选举意义。这意味着，政党活动方式和形态，取决于党员和社会过程中人们对自身角色和政治参与的规则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在竞争状态中的政党并不必然具有活力，其凝聚力体现为政党主张能够获得党员认同，并避免政党的分裂。反之，当一个政党的主张难以实现对党员的整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贴上蜕化或者说是退化的标签。而具体的实践也表明，政党的竞争性并不必然具有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功能。但是现代化背景下，竞争性政党却需要结合变化了的环境随时改变自身的主张，以适应喜新厌旧的选民不断漂移的情绪。这种适应性的缺失和理念的僵化似乎都对政党过程造成了事实上的打击，也逐渐提出不确定性极高的后工业社会政党如何保有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问题。
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的改变，政党地位的改变，都能够影响政党的运行方向。例如，革命性作为与工人阶级政党党性并行的重要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语境中，无疑存在重大的内涵分歧，也容易形成所谓变质蜕化的种种价值判断。但是就服务对象而言，革命性、阶级性、人民性、实践性的内在统一确立了政党的价值框架。也就是说，政党演进符合社会群体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实现与维护的时候，其演进是正向的，反之则为蜕化。有学者在分析苏共蜕化过程时指出，决定苏共蜕化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原则的缺陷，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错误措施，根本原因是苏维埃民主所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逐渐陷入消极、被动和冷漠之中，而不再像革命初期那样积极、主动和充满活力了。“一部苏联革命的蜕化史首先应该被看作是一部苏联工人阶级力量衰落的历史。”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政党制度室副主任）
■（责编/杨昀贇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