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引人注目的东西并非因为它们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们无聊。譬如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关于重建圆明园的建议。此议一出，立刻引爆舆论，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赞同。
　　在我看来，说重建圆明园的提议“无良”，略有点重了，说它是个馊点子，也许更加妥帖。首先，从经费上来讲，重建圆明园的费用将是笔巨大开支，而且很难获得公众认同。如果勉强开工，还可能因为巨大开支将自己拖垮，陷入烂尾境地。同治年间，慈禧曾执意重修圆明园，工程所需经费估算高达数千万两，无法筹措，只好草草结束。耗费了480多万两白银的重建工程，有100座500间殿阁亭榭动工开建，最后没有一座完工。
　　其次，从文化审美上来讲，“恢复圆明园原貌”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存在151年的遗址，本身已经具备独特的历史内涵和创伤之美。要重建圆明园，就好像是要给维纳斯安上胳膊，给罗马斗兽场加个剧院天穹，不但徒劳无功，而且是个笑话。此外，今人的建造和整修技术不可能比得上当年建造圆明园的奇工巧匠，所掌握的相关原始建筑信息也不足够，极可能画虎类犬，种下跳蚤，收获一大堆跳蚤。
　　譬如1989年，圆明园复建黄花阵全部阵墙和欧式圆亭，看上去和《西洋楼铜版画》中的景致很像，可是2008年，圆明园学会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一批圆明园老照片，其中即有黄花阵，照片中的黄花阵在造型上和复建的黄花阵迥异，甚至连所处地理位置都不一样。
　　再次，目前的圆明园遗址，早在某种程度上重建过了，现在再议重建，无异叠床架屋。198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第一次明确要将圆明园建成遗址公园。按照这一定位，福海、绮春园水域、西洋楼遗址、绮春园大宫门、二宫门得到整修，周围山形水系逐渐恢复。这次重建未能得到业界专家好评。
　　1995年10月，学者叶廷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美是不可重复的——圃明园遗址前的叹息》，直斥圆明园“修复”工程“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们连听一听社会声音的耐心都没有就贸然开始了圃明园的‘修复’工程，仅仅几年工夫，圆明园内帆船点点，绿树丛丛，歌声笑语，鼓乐喧天，甚至在‘西洋楼’前抬起了‘花轿’……”叶氏并且小结说，“动不动就在文物的废墟上大兴土木，搞了为数不少的不伦不类的假古董，既掩盖、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又阻止人们借废墟发思古之幽情，兴怀古之审美想象。这种行为，名为弘扬，实则摧残。”
　　最后，我还想说点关于文物的题外话。我们保护或保存文物，无非两个目的，一是从审美角度保留凝聚惊才绝艳的创造力的物品，一个是从历史角度保留集体记忆。如今，从审美角度恢复重建圆明园已被证明是陆地行舟，而从集体记忆角度，圆明园更没必要重建恢复。这么多年的近代史教科书、影视作品及大众媒体宣传，
　　“火烧圆明园”已成为“国耻”的象征，而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也深入人心，完全用不着依靠重建圆明园来“铭记国耻”或“洗刷国耻”。
　　进言之，关于圆明园的集体记忆，很可能是带着浓重民族主义色彩，即使不能完全摒弃，也没必要继续大书特书。很简单，你没必要去唤醒一个清醒的人，因为清醒的人用不着醒来——稍微接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火烧圆明园是怎么回事。
　　学者徐贲曾问，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他自己给出了回答：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圆明园，则实在是个馊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