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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屋后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路，晚上十二点左右，睡梦中的我总会被来自这条路上“咯吱咯吱”的踏车声唤醒——那是我上夜班的父亲下班回家了。
父亲骑的自行车年龄比我还大，到现在为止，车身上每个部位的零件几乎都修过或换过，虽然该修的修了，该换的换了，车毕竟很旧了，车把、车架、车轮内部的钢圈都已经锈迹斑斑了。父亲对这辆车的感情很深，只要还能骑，他是舍不得换新的。家里的田地被征收后，父亲托人介绍到离家十几里外的一个化工厂打工。他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十二点左右才回来。每天，父亲用饭盒装上半盒米饭，再带上一小罐母亲自己腌制的咸菜，就骑着这辆七八十年代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往厂里赶去。
父亲所在的化工厂是专门生产肥皂和洗发水的。这是一家小型的私人工厂，生产设备很差，对人体健康有直接的影响。父亲分派在皂粒车间干活，车间里一年四季都很闷热，空气中飘着密密麻麻的皂粉，但厂里没有给父亲这样的员工发过任何的帽子或口罩，一套工作服还是从工资里扣钱买的。
父亲原本就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卫生常识不懂，又舍不得花钱，所以一直没有买帽子和口罩。一段时间做下来，父亲的脸就变得蜡黄，头发也成了干枯枯的黄头发了。我和母亲都挺担心父亲的身体健康——在这么差的环境里干活，休息时间又少，再好的身体长此以往也会垮掉的呀，何况父亲都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可是父亲对我和母亲的担心总是摇摇头，苦笑着说：“没事，没事，我晓得自己是个怎样的身体。我不是每顿都能吃上一大碗白米饭吗?能吃饭身体就不碍事，别瞎担心。这化工厂脏是脏了点，也比较累，但是一个月还是能拿上个六七百的。就是不自由，什么时候上班，干哪样活，都由人家安排，稍微没做好还要忍着挨骂，那些什么车间主任年纪轻轻的，骂人却凶得很。呵呵，说这干嘛。我没文化，身上的这点力气使到哪时是哪时。没有关系，换个地方干活人家会要我吗?没了田种稻了，能挣上钱我是很知足了。”父亲的这席话说得母亲撩起衣角抹眼角的泪水，说得我低下头不忍看父亲憔悴蜡黄的瘦脸。我们都得默认，生活对于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心中就算有再多美好的想法，现实中眼前能选择走的路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非常的狭隘和坎坷。尽管他们骨子里不轻易认命，但是现实的艰辛又能使他们摆脱掉多少的无奈呢?
去年十月底。父亲在车间里干活时不小心被突然从头顶掉下来的一根粗大的铁棒子砸伤了左脚，伤势很严重，脚骨有几处都被砸断了。父亲出事时，母亲一个人正在家里吃晚饭，一接到父亲受伤的消息，母亲手中的饭碗“乒”的一声掉到地上，摔个粉碎。母亲坐在饭桌前傻傻地呆了几分钟，然后猛地站起来跑到房间打开衣柜，想找几件衣服给父亲送去。母亲在衣柜里找了半天，结果还是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父亲的衣服都被洗得发白，并且很多是缝补好多遍了。母亲越找越急，后来就捧着父亲的衣服坐在地上，像找不到家的小孩子一样，“哇哇”地放声大哭起来。后来婶婶告诉我，当时她陪母亲去医院，母亲一路上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手不停地发抖。一进医院门口，就停下来急促地喘了一会气，婶婶走到母亲身边安慰母亲。母亲流着眼泪对婶婶说：“电话里说他被一根从厂房屋顶掉下来的铁棒子砸了，也不知道砸到哪砸成怎样了，听语气很严重。我怕他有什么不测，先不要跟我家孩子讲。孩子他爸平时就跟我说，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先瞒着孩子，孩子要学习，不能乱了心。”
父亲出事故后，厂里给家里送来五百块钱就不问事了。那时候，我们都不懂法，所以不会用什么《劳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厂方能给多少是多少，只要给过了，就是关心尽责了。父母原本是弱势群体，他们一生里对别人提过多少要求?能提出什么要求?而对自己，提的要求最多，他们觉得自己没本事过好日子，他们面对子女很愧疚，他们把生活里所有的不幸和痛苦最后都就着泪水吞入肚子里。
住院的开销太大，父亲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就回家疗养了。为了给父亲补点营养，母亲狠狠心，把家里惟一会生蛋的老母鸡杀了，熬了一锅鸡汤给父亲喝。父亲知道后骂了母亲一顿，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鸡蛋，他要把母鸡养着，多给我下蛋。
半年过去了，父亲的脚伤渐渐好起来了，到后来可以下地走路了。但是由于治疗得不彻底，营养也跟不上，最主要的是那根铁棒砸得太重，父亲的脚从此便瘸了。
能下地走路不久，父亲决定回化工厂上班了。母亲死活不同意，父亲没跟母亲吵，父亲对母亲说：“我都伤了一条腿了，到其它地方打工谁会要我?孩子要上大学，在家钱会跑来吗?”母亲抹着眼泪不争辩，都生活这么多年了，母亲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是怎样性格的人。
刚开始厂方不接收，认为瘸了脚的父亲不能干活。父亲就瘸着脚，骑着车，一次一次地往厂里跑，给厂里的领导不时送点烟酒，甚至对厂领导拍胸脯说他免费给厂干一个月的活，要是干不好自己马上走人。某个周末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在擦洗他的自行车，父亲笑着告诉我，他明天就回厂上班了。
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深夜，又传来父亲“咯吱咯吱”的踏车声，听到这个熟悉又亲切的声音，睡在我隔壁的母亲会马上拉开电灯起床，到厨房为父亲煮上一碗挂面或是稀饭，作为劳累了一天的父亲的夜宵。
我参加高考的那阵子，父亲回家的踏车声变得越来越小，到后来几乎听不到了。那些日子我睡得很安稳，直到有天夜里，依然是十二点钟左右，屋后的小路上突然传来“乒”的一声重响。我从梦中惊醒，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探着身子往小路那边望去。只见一个矮小的人影从地上缓缓地爬起来，用手拍了拍衣服和裤子上摔脏的地方，然后弯下腰吃力地把自行车扶好，接着蹲下身来用右肩扛起了自行车。就这样，父亲扛着自行车。跛着脚一步一步地往家走来。父亲走得很慢很慢，走上十来步就停下来把压在肩上的车架往后移动一下，喘口气，然后腾出左脚再走。自行车在父亲的肩上摇摇晃晃，看上去就要掉下来的样子。父亲走路的声音很轻，加上夜风很大，我在屋里只有竖起耳朵，挨着窗户才能听得见，
母亲像往常一样已经在厨房为父亲做夜宵了。锅里飘出的还是熟悉的挂面气味。父亲推车进屋时，母亲说：“面刚下锅，你先洗把脸歇会吧。”父亲说：“孩子他娘，今天几号了。”母亲说：“四号。”父亲说：“孩子就要高考了，这几天给孩子做点好吃的。今天我和车间的老王聊天，老王说他的一个外甥去年高考由于考前睡不好觉，最后考砸了。这几天你就不要再爬起来给我做吃的了，都这么晚了，把孩子吵醒了不好。”母亲说：“那我给你煮几个鸡蛋，晚上回来你掀开锅盖就可以吃。”父亲说：“给我弄几个烙饼吧，多放点咸菜。十三岁那会我和我父亲到南山杠木头就是带着一打烙饼上路的。”母亲说：“那我给你烙。”又问，“今晚怎么都没听到你骑车的声音啊。刚才是不是摔了?”父亲没回答，只说：“早点睡吧。”接着一片寂静。后来听到父亲吃挂面的声音，像呜咽，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眼泪在我眼眶里滚动一下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冬天的某个早上，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学校，骑到村口转弯的时候，父亲一脚踩空，我们摔在了路边的污水沟里，父亲的衣裤都被污水弄脏了，摔倒的那刻父亲把我用力往污水沟外推，我站起来的时候，只是戴着手套的左手粘了黑乎乎的污水。父亲问我摔疼哪了，我伸出左手说：“爸，你骑车没有妈骑得好。”父亲扶起车朝我憨厚的笑笑。
那一晚，我在泪水里读懂了父亲的踏车声，读懂了父亲这位五十二岁的男人……读懂的那刻，天已大亮，屋后那条长满革命草的小路上又传来“咯吱咯吱”的踏车声，我可怜又可敬的父亲又踏着他那自行车上班去了……
父亲骑的自行车年龄比我还大，到现在为止，车身上每个部位的零件几乎都修过或换过，虽然该修的修了，该换的换了，车毕竟很旧了，车把、车架、车轮内部的钢圈都已经锈迹斑斑了。父亲对这辆车的感情很深，只要还能骑，他是舍不得换新的。家里的田地被征收后，父亲托人介绍到离家十几里外的一个化工厂打工。他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十二点左右才回来。每天，父亲用饭盒装上半盒米饭，再带上一小罐母亲自己腌制的咸菜，就骑着这辆七八十年代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往厂里赶去。
父亲所在的化工厂是专门生产肥皂和洗发水的。这是一家小型的私人工厂，生产设备很差，对人体健康有直接的影响。父亲分派在皂粒车间干活，车间里一年四季都很闷热，空气中飘着密密麻麻的皂粉，但厂里没有给父亲这样的员工发过任何的帽子或口罩，一套工作服还是从工资里扣钱买的。
父亲原本就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卫生常识不懂，又舍不得花钱，所以一直没有买帽子和口罩。一段时间做下来，父亲的脸就变得蜡黄，头发也成了干枯枯的黄头发了。我和母亲都挺担心父亲的身体健康——在这么差的环境里干活，休息时间又少，再好的身体长此以往也会垮掉的呀，何况父亲都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可是父亲对我和母亲的担心总是摇摇头，苦笑着说：“没事，没事，我晓得自己是个怎样的身体。我不是每顿都能吃上一大碗白米饭吗?能吃饭身体就不碍事，别瞎担心。这化工厂脏是脏了点，也比较累，但是一个月还是能拿上个六七百的。就是不自由，什么时候上班，干哪样活，都由人家安排，稍微没做好还要忍着挨骂，那些什么车间主任年纪轻轻的，骂人却凶得很。呵呵，说这干嘛。我没文化，身上的这点力气使到哪时是哪时。没有关系，换个地方干活人家会要我吗?没了田种稻了，能挣上钱我是很知足了。”父亲的这席话说得母亲撩起衣角抹眼角的泪水，说得我低下头不忍看父亲憔悴蜡黄的瘦脸。我们都得默认，生活对于老实巴交的农民来说，心中就算有再多美好的想法，现实中眼前能选择走的路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非常的狭隘和坎坷。尽管他们骨子里不轻易认命，但是现实的艰辛又能使他们摆脱掉多少的无奈呢?
去年十月底。父亲在车间里干活时不小心被突然从头顶掉下来的一根粗大的铁棒子砸伤了左脚，伤势很严重，脚骨有几处都被砸断了。父亲出事时，母亲一个人正在家里吃晚饭，一接到父亲受伤的消息，母亲手中的饭碗“乒”的一声掉到地上，摔个粉碎。母亲坐在饭桌前傻傻地呆了几分钟，然后猛地站起来跑到房间打开衣柜，想找几件衣服给父亲送去。母亲在衣柜里找了半天，结果还是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父亲的衣服都被洗得发白，并且很多是缝补好多遍了。母亲越找越急，后来就捧着父亲的衣服坐在地上，像找不到家的小孩子一样，“哇哇”地放声大哭起来。后来婶婶告诉我，当时她陪母亲去医院，母亲一路上脸色铁青，嘴唇发紫，手不停地发抖。一进医院门口，就停下来急促地喘了一会气，婶婶走到母亲身边安慰母亲。母亲流着眼泪对婶婶说：“电话里说他被一根从厂房屋顶掉下来的铁棒子砸了，也不知道砸到哪砸成怎样了，听语气很严重。我怕他有什么不测，先不要跟我家孩子讲。孩子他爸平时就跟我说，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先瞒着孩子，孩子要学习，不能乱了心。”
父亲出事故后，厂里给家里送来五百块钱就不问事了。那时候，我们都不懂法，所以不会用什么《劳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厂方能给多少是多少，只要给过了，就是关心尽责了。父母原本是弱势群体，他们一生里对别人提过多少要求?能提出什么要求?而对自己，提的要求最多，他们觉得自己没本事过好日子，他们面对子女很愧疚，他们把生活里所有的不幸和痛苦最后都就着泪水吞入肚子里。
住院的开销太大，父亲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就回家疗养了。为了给父亲补点营养，母亲狠狠心，把家里惟一会生蛋的老母鸡杀了，熬了一锅鸡汤给父亲喝。父亲知道后骂了母亲一顿，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鸡蛋，他要把母鸡养着，多给我下蛋。
半年过去了，父亲的脚伤渐渐好起来了，到后来可以下地走路了。但是由于治疗得不彻底，营养也跟不上，最主要的是那根铁棒砸得太重，父亲的脚从此便瘸了。
能下地走路不久，父亲决定回化工厂上班了。母亲死活不同意，父亲没跟母亲吵，父亲对母亲说：“我都伤了一条腿了，到其它地方打工谁会要我?孩子要上大学，在家钱会跑来吗?”母亲抹着眼泪不争辩，都生活这么多年了，母亲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是怎样性格的人。
刚开始厂方不接收，认为瘸了脚的父亲不能干活。父亲就瘸着脚，骑着车，一次一次地往厂里跑，给厂里的领导不时送点烟酒，甚至对厂领导拍胸脯说他免费给厂干一个月的活，要是干不好自己马上走人。某个周末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在擦洗他的自行车，父亲笑着告诉我，他明天就回厂上班了。
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深夜，又传来父亲“咯吱咯吱”的踏车声，听到这个熟悉又亲切的声音，睡在我隔壁的母亲会马上拉开电灯起床，到厨房为父亲煮上一碗挂面或是稀饭，作为劳累了一天的父亲的夜宵。
我参加高考的那阵子，父亲回家的踏车声变得越来越小，到后来几乎听不到了。那些日子我睡得很安稳，直到有天夜里，依然是十二点钟左右，屋后的小路上突然传来“乒”的一声重响。我从梦中惊醒，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探着身子往小路那边望去。只见一个矮小的人影从地上缓缓地爬起来，用手拍了拍衣服和裤子上摔脏的地方，然后弯下腰吃力地把自行车扶好，接着蹲下身来用右肩扛起了自行车。就这样，父亲扛着自行车。跛着脚一步一步地往家走来。父亲走得很慢很慢，走上十来步就停下来把压在肩上的车架往后移动一下，喘口气，然后腾出左脚再走。自行车在父亲的肩上摇摇晃晃，看上去就要掉下来的样子。父亲走路的声音很轻，加上夜风很大，我在屋里只有竖起耳朵，挨着窗户才能听得见，
母亲像往常一样已经在厨房为父亲做夜宵了。锅里飘出的还是熟悉的挂面气味。父亲推车进屋时，母亲说：“面刚下锅，你先洗把脸歇会吧。”父亲说：“孩子他娘，今天几号了。”母亲说：“四号。”父亲说：“孩子就要高考了，这几天给孩子做点好吃的。今天我和车间的老王聊天，老王说他的一个外甥去年高考由于考前睡不好觉，最后考砸了。这几天你就不要再爬起来给我做吃的了，都这么晚了，把孩子吵醒了不好。”母亲说：“那我给你煮几个鸡蛋，晚上回来你掀开锅盖就可以吃。”父亲说：“给我弄几个烙饼吧，多放点咸菜。十三岁那会我和我父亲到南山杠木头就是带着一打烙饼上路的。”母亲说：“那我给你烙。”又问，“今晚怎么都没听到你骑车的声音啊。刚才是不是摔了?”父亲没回答，只说：“早点睡吧。”接着一片寂静。后来听到父亲吃挂面的声音，像呜咽，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眼泪在我眼眶里滚动一下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冬天的某个早上，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学校，骑到村口转弯的时候，父亲一脚踩空，我们摔在了路边的污水沟里，父亲的衣裤都被污水弄脏了，摔倒的那刻父亲把我用力往污水沟外推，我站起来的时候，只是戴着手套的左手粘了黑乎乎的污水。父亲问我摔疼哪了，我伸出左手说：“爸，你骑车没有妈骑得好。”父亲扶起车朝我憨厚的笑笑。
那一晚，我在泪水里读懂了父亲的踏车声，读懂了父亲这位五十二岁的男人……读懂的那刻，天已大亮，屋后那条长满革命草的小路上又传来“咯吱咯吱”的踏车声，我可怜又可敬的父亲又踏着他那自行车上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