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通志》的创新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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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郑樵的《通志》中有诸多不同于前代史学著作的创新之处,其中《昆蟲草木略》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这个特点。《昆虫草木略》第一次将动植物学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编入史书之中,详细记载了多种物类的名称、性状、用途等;它在具体内容上与经籍结合,从经学的角度探索了动植物学的重要性,并超前性地意识到环境对于生物的影响;行文中还体现了郑樵的会通思想、实学学风以及科学精神,对前人观点批判继承并不断创新。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昆虫草木略》在史学著作中具有独特的理性意识,并在学术创新方面达到了一定高度。
  【关键词】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创新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049-02
  南宋郑樵的《通志》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评价此书博而不精,疏漏颇多,而也有人认为其卓见明理,独树一帜。但不论评价如何,《通志》的创新性随着后世研究地不断深入确已逐渐被学界认可。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即为书中的二十略部分。该部分不但内容广括政治、经济、礼、乐、文字、音韵、图谱、典籍、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诸多领域,而且还在分类学、校雠学、博物学等方面存在发展与创新。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通志》创新性的研究多停留在整体概括方面,而对局部的分析实属欠缺,所以本文将从二十略中的《昆虫草木略》入手,对《通志》中生物学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进行专门研究。
  一、较之前代的创新
  据史料所载,我国古代学者对于动植物学早有涉及,但论述主要寓于医药、农业和方志等类型的著作中,而像三国时期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北朝时期的《竹谱》等生物学著作仅为凤毛麟角。进入宋代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出现的生物学著作更多,涉及的生物层面更为广泛,内容也更加深刻,如北宋学者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记》就是现存关于我国西南动植物的第一本专书,全书按草木、药、鸟兽、虫鱼分类编排,共记述动植物65种,较之前代有着更高的生物学价值。不过,如果说北宋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仅是有营造一门学问的倾向的话,南宋郑樵《昆虫草木略》的出现,就清晰地提出了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郑樵敏锐地意识到了古代学者对于动植物学的不屑一顾,即便是那些对生物学有所涉及的学者也“只务说人情物理,至于学之所不识者,反没其真。遇天文,则日此星名;遇地理,则曰此地名,此水名;遇草木则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虫鱼,则曰此虫名,此鱼名;遇鸟兽,则日此鸟名,此兽名。更不言是何状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虫、何鱼、何鸟、何兽也,纵有言者,亦不过引《尔雅》以为据耳,其实未曾识也” ①,不求甚解,也不能跳脱前代著作的框架。于是郑樵便有志于改变这一状况,即通过实践和亲身观察对动植物学进行系统考察。为此,他便在夹漈山中定居,与山间野老往来,与飞禽走兽共处,将植物5类311种,动物3类142种,共计8类453种收录在册,区分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和兽类,详细列举出动植物的名称、别称、性状、用途、价值等内容,“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 ②,构建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完整的动植物学体系,体现了对动植物学前所未有的重视,并第一次将动植物学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编入史书之中,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首创作用。
  二、具体内容的创新
  《昆虫草木略》作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传统动植物学著作,在具体内容上的创新不可谓不多。它虽然继承发展了诸如《埤雅》《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修本草》等前代著作中的内容,但也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大胆创新。
  (一)与经籍相结合
  《昆虫草木略》不同于前代动植物学专著专事实用与生产,而从经学的角度探索了动植物学的重要性。郑樵将无涉于史学的动植物学纳入二十略,其用意在于贯通生物学、《雅》学、《诗》学、《乐》学等诸多门类,构建一个以名物之学注《尔雅》,再以《尔雅》传《诗》,以《诗》明《乐》的治学路径,即以实证的自然研究的经验和知识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继而从治学的角度对动植物学进行深刻的探索。
  郑樵认为《诗经》的难处就在于对动植物学的认识和掌握。以《关雎》为例,他指出,“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 ③另外,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许多儒生虽然读遍诗书,却对田间之事一窍不通;而农人虽熟于耕作,却又多数不能领会诗书之旨。这种知识与实践的不对等造成了经学与动植物学两者的分裂,既影响了治学之人对经籍内容的理解与进一步诠释,又造成历来动植物学囿于田舍医药的局限。因此他主张在解读明经之时参考具体的动植物学知识,而《昆虫草木略》的编写也正反映了他这个具有革新意识的观点:“已得草木鸟兽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名之难明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 ④可见《昆虫草木略》具有创造性的会通了动植物学与传统经学,使每一个研究领域的意义都不囿于既定概念,这是前代学者所未能达到的。
  (二)发现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昆虫草木略》中除了对动植物性状价用进行分析之外,郑樵还通过亲身实践和仔细观察还得出了相当具有超前性的认识。比如他已经意识到,环境的变化能够对物种产生变异的影响。比如,他在介绍“垣衣”时谈道:“垣衣曰昔邪,曰鸟韭……有数种生于屋上,曰‘屋游’;生于屋阴,曰‘垣衣’。在井中者谓之‘井中苔’,在墙上抽起茸茸者,谓之‘土马’……” ⑤这就明确地区分了垣衣生在不同的环境与位置之下性状的差异,而不是单纯记录垣衣的普遍性状,或者忽略环境影响直接将垣衣的不同形态归为植物的不同种类。   这不禁让笔者联想到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和他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达尔文通过环球考察,搜集大量有关动植物演变和发展的科学资料,提出了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的观点。生物经常所发生的微细的不定变异会通过累代的选择作用。适者能够生存,并逐渐累积有利的变异发展成新种;而不适于外界环境条件的则会被淘汰。郑樵在达尔文得出结论之前700年就已经对这方面有所觉察,实属难能可贵。
  三、思想精神的创新
  《昆虫草木略》之所以具备相当突出的创新性,不仅得益于宋代较为宽松的学術氛围,更取决于郑樵独特的会通思想、实学学风以及科学精神。
  遍观《通志》可知,“会通”这一思想可以说贯穿全册。而这一观念在二十略中更是得到了高度体现。郑樵曾自豪地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⑥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略包括了学术的各个领域,虽不乏对前人学术成果的继承,但也其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富有创新性的论断。他不但将这些不同领域的内容分门别类地编入《通志》,还创造性地将其融合交织,互相印证或辅助理解。除了前文提到的编《昆虫草木略》以明《诗经》之外,郑樵还在《图谱略》中对昆虫草木学进行了完善。因其较前人更注重在图像记录方面开展动植物学研究,所以更便于读者直观地认识那些较为生涩抽象的自然之理。这样的认识在宋代重辞章、讲义理的时代背景之下,有着相当罕见与大胆的创造性。
  求实思想在郑樵的著作中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体现。在他生活的时代“学者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 ⑦,空疏学风盛行于世。郑樵就十分反对这种虚无不切实际的学风。他尖锐地指出:“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采。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⑧并将义理之学、辞章之学相对立的求实学风提出来,主张不要对书本所言轻易迷信。他认为书中的内容带有作者较强的主观性,难免与事实有所偏差,如果不通过实践检验便不足为信。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已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 ⑨读书人如果一味抱定书本,当然就很难获得真正的知识。这种认可实践出真知的看法反映在了以《昆虫草木略》为代表的文字中,说明郑樵具有相当清醒的头脑与思维判断能力,同时兼具超前的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而这对习惯于循规蹈矩研习明经的宋代学者而言,确实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
  基于以上两种思想,郑樵的著作自然就较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更具科学精神,更注重百科知识的记录与进一步完善,也更侧重对原有认识观点的批判继承,从而使《通志》在学术创新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注释:
  ①⑧⑨(宋)郑樵:《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②⑥(宋)郑樵:《通志·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③④⑤⑦(宋)郑樵:《通志》卷七五《昆虫草木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作者简介:
  李启豪,大学本科,郑州大学,研究方向: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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