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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最心痛的事就是左权将军牺牲”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要永远学习、怀念左权参谋长，没有左权，你母亲突围不出去，就不会有你们三个孩子！’”
1943年，彭德怀交代王政柱送黄金，顺带当了一回“红娘”——让机要员罗健随王政柱一同去延安。一路上，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也面临共同的危险。
历经72天，2130里，王政柱与罗健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两人也走到了一起，原本没有恋爱关系的他们通过送黄金结成夫妻。王延说：“当时延安的生活艰苦，到9月才发单衣，所以父母的结婚照中穿的还是棉衣。虽然他们身无分文，但他们相濡以沫了58个春秋！”
“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
罗健，原名罗秀珍，1923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省宿县（今宿州市）。14岁在中学读书时参加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宿县战地服务团。
一天，战地服务团的几个女伴聊天，异口同声地提出要改名字。她们说马上就是要天天行军打仗、放枪放炮的游击队员了，还都叫什么秀、什么花的，好像戏班子上按辈份取的名字一样，应该统统改掉。罗秀珍马上响应：“都说我又瘦又小，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团员李淑秀也响应道：“我改名李昭吧！”昭，是光明的意思。李昭后来成为胡耀邦的夫人。
没几天，豫东游击队增加了十几名新队员，其中包括罗健、李昭。根据地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一派生机。来到这里，有到了家的感觉。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后来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作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讲到党中央、毛泽东时，讲得动人心弦，令人心驰神往。大家提出想去延安，他立刻答应，说革命青年，都应该去延安接受教育。根据地有责任向延安输送青年同志去学习。去的人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革命事业就越发展，胜利就越快。
1939年初，罗健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5期女生队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模范队员、模范党员，后随抗大总校转到太行山区。1942年1月，罗健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任机要员。
左权是王政柱的恩师，是罗健的救命恩人。两人一提左权就流泪
从1937年起，王政柱在左权身边当参谋、作战科长，跟随他5年。据王延口述：
左权是父亲的恩师，“做参谋工作的人，既要能武，又要能文。”这是左权对作战科的要求。左权言传身教，把负责撰写的《华北战局概况》交给父亲写并帮助修改，还从写电报稿、作战命令和工作报告入手，帮助父亲提高写作水平。除此之外，左权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父亲，早在八路军总部到达山西五台南茹村时，左权看到父亲被子薄，便叫警卫员景伯承把自己的毛毯送来，父亲不收，景伯承解释说参谋长原本是要送大衣的，你要是不收，他会把大衣送给你的，父亲只好收下。
我父母这一生最心痛的事就是左权牺牲。
1942年5月23日，日军集中2万余人，包围麻田八路军总部，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共3000人开始向南艾铺转移。5月25日清晨，由南艾铺向北转移，上午10时，被日军飞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彭德怀立即和左权参谋长、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紧急商议，决定分三路突围。
由于总部特务团主力调去保卫黄崖洞兵工厂，麻田总部只留下一个警卫连，加上政治部一个政卫连、后勤部一个勤务连，总兵力不足400人，情况万分危急。左权命令父亲带一个排保护彭总先突围出去，彭德怀不同意，左权对彭总说：“你是大局，你在八路军就在！你的突围路线王科长都安排好了。”彭总仍不肯，左权让父亲和战士们把彭德怀强行扶上马突围，他亲自率领和指挥司令部、北方局机关突围。
当时，机要科有包括我母亲罗健在内的7个女同志，年龄都在20岁左右，缺乏战斗经验，左权拉着母亲跑，其他女同志紧随其后。左权绝不能让机要员落入敌手，因为一旦密码泄露，八路军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左权之所以拉着母亲跑，是因为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跑不动，脚一滑就掉到路边壕沟里受了伤，左权要他的警卫员郭树保跳到沟里把母亲推上来。母亲对左权说：“14号（左权代号），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左权对母亲说：“现在三面被包围了，你原地不动，我一会儿派人来接你。”
到了十字岭山下，左权命令司令部一位老红军返回找到母亲，连拉带拖地把她带到了十字岭山顶。这时是下午2时多，北方局党校学员都上了山，山顶大多数是非戰斗人员。看到30米远的左权，母亲准备跑上去报到，只见日军一轮炮弹袭来，左权呼喊“卧倒！”等大家都趴下后，左权才卧倒，慢了半拍，后脑被削掉一半，当场壮烈牺牲。
看到这么惨烈的景象，母亲哭了三天三夜。直到1982年5月，左权牺牲40周年时，中央、山西和河北等电视台先后到总后勤部采访父亲，父亲说“罗健同志是见证人”，母亲才说出藏在心中40年的秘密。随后，父亲作了补充（左权牺牲后父亲受彭总之命进行详细调查，并写出总结报告）：左权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先走，其中警卫连长唐万成两次带兵要保护左权先突围出去，都被左权拒绝……
左权牺牲后，警卫员和3个北方局的学员掩埋了他的遗体，拿着左权的遗物找到了已经突围的彭德怀和父亲。彭德怀听说左权牺牲的消息，面对着窗户，背对大家，悲痛不已、潸然泪下。父亲说彭德怀是个硬汉，从来不哭。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彭德怀流泪。彭德怀把左权的佩枪推给了父亲，让父亲保管留个纪念。其他遗物送到延安交给左权夫人刘志兰。1988年，父亲和母亲曾到十字岭左权殉难地祭拜。1992年，左权牺牲50周年时，记者到北京采访父亲，报道的标题是：一提左权就流泪。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要永远学习、怀念左权参谋长，没有左权，你母亲突围不出去，就不会有你们三个孩子！” 这对夫妻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
王政柱与罗健是一对“黄金搭档”。1943年3月7日清晨7时，在八路军总部，彭德怀交代王政柱送黄金。彭德怀还告诉王政柱，八路军总部的译电员罗健将与他同行，去延安修改密电码。随后，在交接黄金时，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打趣道：“王科长你是知道的，是彭老总亲自给你当的‘红娘’呀，不简单呀！”据王延口述：
1943年3月7日上午9时，他们一行人化好装从麻田出发。由于途中随时可能与敌遭遇，罗健很紧张，王政柱就和她聊天。左权将军是王政柱的恩师，曾帮助他提高文化和参谋水平，也曾拉着罗健突围。
两人一起回忆左权将军，相互交流，有共同语言。在聊天过程中，母亲感到父亲善解人意、容易交流，慢慢就不紧张了。
一路上，每50里一个交通站，接力式地护送他们前行。3月27日早晨，他们从桃村交通站到达了石灰湾。日本人突然临时增加了一个哨所，这让交通员始料未及。
父亲是搞作战出身，不打没有准备和没把握的仗。为防止敌人尾随，父亲决定从石灰湾转圈返回桃村。他们一行人在桃村住了半个多月，先后转了六圈，第七次才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掩护下，通过了石灰湾哨卡。母亲感到父亲成熟老练，富有作战经验，跟着他有安全感。
4月5日，他们到达任家庄。天气渐热，父亲跑得满头大汗。母亲帮他脱棉袄，手一伸，发现父亲腰间扎手。这时，父亲才告诉她，里面装的是黄金。棉袄脱下来，里面的白色衬衣血迹斑斑，是让金银首饰的顶针扎的。再脱下衬衣一看，父亲的腰被黄金硌得青一块紫一块。母亲既心疼，又生气。她心想，我1939年6月就在抗大入了党，现在是4年的老党员，就这点秘密，你还信不过我，便不理父亲了。
父亲内向，不作解释。到了宿营地，母亲静下心来一想：王政柱没有错。入党誓词有一条，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党性、原则性还真强，靠得住！她又想起在石灰湾转圈时，交通站配的干粮和水早就用完了，没有水就喝路边沟里的脏水，深夜忍着饥饿返回桃村，王政柱身上装着这么多“宝贝”，随便拿一件就可以吃一顿饱饭，可他宁可挨饿，也要保证袋子里的黄金完好无损。想到这里，母親对父亲的印象更好了。
父亲不是用甜言蜜语打动母亲的，而是用他对党的忠诚和智慧打动了母亲，使她认识到王政柱是值得终生托付的人。之后，她便主动与父亲搭话，两个人和好如初，感情不断升温，终于水到渠成。
5月17日，他们平安到达延安，第二天，中央军委就把黄金接走。5月30日，我的父母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小礼堂结为夫妻，朱德总司令参加了简朴的结婚仪式，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是他们的证婚人，总部记者为他们拍下了结婚照。
“延安是我真正的故乡”
到延安后的第二年，王政柱和罗健的长子王延出生。据王延口述：
为了纪念我在延安出生，父母亲给我取名王延。那时我们家住在王家坪，彭德怀住所的左边。我父亲跟着彭德怀作战，彭德怀到哪儿，他就住隔壁，彭德怀一喊“政柱”，父亲就“到”了。
父亲告诉我，我出生时又白又胖，朱德、彭德怀经常抱我。有一次，贺龙从晋绥司令部到延安开会，一看到我，就喊我“王胖子”。可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父母只能把粮食省下来，用小米和杂粮打成糊糊喂我。等到半年之后，贺龙再次来到王家坪，见到我就说：“怎么这么瘦了？”
我母亲说我没有奶吃，贺龙就把120师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洋奶粉给了我母亲。后来，他每次到延安都给我和其他小朋友带奶粉，我吃了一年的奶粉，又变成“王胖子”了。
1945年11月，父亲带着3名参谋进驻枣园。我们一家也搬到了枣园，在毛主席窑洞西侧不足50米远的一个窑洞住下，以保证夜间父亲能随叫随到。父亲说，毛主席专门到窑洞里看望过我和母亲，还抱过我。
罗健在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是“朱彭左”和“彭习张阎王”
王政柱一家搬入枣园后，罗健为了方便过组织生活，将组织关系由王家坪中央军委直属队转到枣园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首长的夫人编在一个党支部，因此有幸结识了很多“老大姐”。多年后，罗健曾对儿子王延讲述：在枣园没有首长夫人和一般工作人员家属之分，一律平等、相互尊重，每周六下午都要过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她深受感动的是“老大姐”们对自己要求都非常严格。
新中国成立后，罗健曾任志愿军九兵团留守处协理员、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秘书组长、海军青岛基地子弟学校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罗健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2014年10月21日20时20分，罗健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91岁。她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是“朱彭左”和“彭习张阎王”，这是她在八路军总部任机要员时收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的电报和她在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部任机要秘书时收发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政委、张宗逊副司令员、阎揆要参谋长、王政柱副参谋长的作战报告和命令的情景。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王政柱将军抗战时期的难忘经历》，赵勇田/文，《解放军报》2005年4月22日等）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要永远学习、怀念左权参谋长，没有左权，你母亲突围不出去，就不会有你们三个孩子！’”
1943年，彭德怀交代王政柱送黄金，顺带当了一回“红娘”——让机要员罗健随王政柱一同去延安。一路上，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也面临共同的危险。
历经72天，2130里，王政柱与罗健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两人也走到了一起，原本没有恋爱关系的他们通过送黄金结成夫妻。王延说：“当时延安的生活艰苦，到9月才发单衣，所以父母的结婚照中穿的还是棉衣。虽然他们身无分文，但他们相濡以沫了58个春秋！”
“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
罗健，原名罗秀珍，1923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省宿县（今宿州市）。14岁在中学读书时参加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加宿县战地服务团。
一天，战地服务团的几个女伴聊天，异口同声地提出要改名字。她们说马上就是要天天行军打仗、放枪放炮的游击队员了，还都叫什么秀、什么花的，好像戏班子上按辈份取的名字一样，应该统统改掉。罗秀珍马上响应：“都说我又瘦又小，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团员李淑秀也响应道：“我改名李昭吧！”昭，是光明的意思。李昭后来成为胡耀邦的夫人。
没几天，豫东游击队增加了十几名新队员，其中包括罗健、李昭。根据地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一派生机。来到这里，有到了家的感觉。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后来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作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讲到党中央、毛泽东时，讲得动人心弦，令人心驰神往。大家提出想去延安，他立刻答应，说革命青年，都应该去延安接受教育。根据地有责任向延安输送青年同志去学习。去的人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革命事业就越发展，胜利就越快。
1939年初，罗健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5期女生队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模范队员、模范党员，后随抗大总校转到太行山区。1942年1月，罗健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任机要员。
左权是王政柱的恩师，是罗健的救命恩人。两人一提左权就流泪
从1937年起，王政柱在左权身边当参谋、作战科长，跟随他5年。据王延口述：
左权是父亲的恩师，“做参谋工作的人，既要能武，又要能文。”这是左权对作战科的要求。左权言传身教，把负责撰写的《华北战局概况》交给父亲写并帮助修改，还从写电报稿、作战命令和工作报告入手，帮助父亲提高写作水平。除此之外，左权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父亲，早在八路军总部到达山西五台南茹村时，左权看到父亲被子薄，便叫警卫员景伯承把自己的毛毯送来，父亲不收，景伯承解释说参谋长原本是要送大衣的，你要是不收，他会把大衣送给你的，父亲只好收下。
我父母这一生最心痛的事就是左权牺牲。
1942年5月23日，日军集中2万余人，包围麻田八路军总部，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共3000人开始向南艾铺转移。5月25日清晨，由南艾铺向北转移，上午10时，被日军飞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彭德怀立即和左权参谋长、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紧急商议，决定分三路突围。
由于总部特务团主力调去保卫黄崖洞兵工厂，麻田总部只留下一个警卫连，加上政治部一个政卫连、后勤部一个勤务连，总兵力不足400人，情况万分危急。左权命令父亲带一个排保护彭总先突围出去，彭德怀不同意，左权对彭总说：“你是大局，你在八路军就在！你的突围路线王科长都安排好了。”彭总仍不肯，左权让父亲和战士们把彭德怀强行扶上马突围，他亲自率领和指挥司令部、北方局机关突围。
当时，机要科有包括我母亲罗健在内的7个女同志，年龄都在20岁左右，缺乏战斗经验，左权拉着母亲跑，其他女同志紧随其后。左权绝不能让机要员落入敌手，因为一旦密码泄露，八路军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左权之所以拉着母亲跑，是因为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跑不动，脚一滑就掉到路边壕沟里受了伤，左权要他的警卫员郭树保跳到沟里把母亲推上来。母亲对左权说：“14号（左权代号），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左权对母亲说：“现在三面被包围了，你原地不动，我一会儿派人来接你。”
到了十字岭山下，左权命令司令部一位老红军返回找到母亲，连拉带拖地把她带到了十字岭山顶。这时是下午2时多，北方局党校学员都上了山，山顶大多数是非戰斗人员。看到30米远的左权，母亲准备跑上去报到，只见日军一轮炮弹袭来，左权呼喊“卧倒！”等大家都趴下后，左权才卧倒，慢了半拍，后脑被削掉一半，当场壮烈牺牲。
看到这么惨烈的景象，母亲哭了三天三夜。直到1982年5月，左权牺牲40周年时，中央、山西和河北等电视台先后到总后勤部采访父亲，父亲说“罗健同志是见证人”，母亲才说出藏在心中40年的秘密。随后，父亲作了补充（左权牺牲后父亲受彭总之命进行详细调查，并写出总结报告）：左权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先走，其中警卫连长唐万成两次带兵要保护左权先突围出去，都被左权拒绝……
左权牺牲后，警卫员和3个北方局的学员掩埋了他的遗体，拿着左权的遗物找到了已经突围的彭德怀和父亲。彭德怀听说左权牺牲的消息，面对着窗户，背对大家，悲痛不已、潸然泪下。父亲说彭德怀是个硬汉，从来不哭。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彭德怀流泪。彭德怀把左权的佩枪推给了父亲，让父亲保管留个纪念。其他遗物送到延安交给左权夫人刘志兰。1988年，父亲和母亲曾到十字岭左权殉难地祭拜。1992年，左权牺牲50周年时，记者到北京采访父亲，报道的标题是：一提左权就流泪。
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要永远学习、怀念左权参谋长，没有左权，你母亲突围不出去，就不会有你们三个孩子！” 这对夫妻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
王政柱与罗健是一对“黄金搭档”。1943年3月7日清晨7时，在八路军总部，彭德怀交代王政柱送黄金。彭德怀还告诉王政柱，八路军总部的译电员罗健将与他同行，去延安修改密电码。随后，在交接黄金时，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打趣道：“王科长你是知道的，是彭老总亲自给你当的‘红娘’呀，不简单呀！”据王延口述：
1943年3月7日上午9时，他们一行人化好装从麻田出发。由于途中随时可能与敌遭遇，罗健很紧张，王政柱就和她聊天。左权将军是王政柱的恩师，曾帮助他提高文化和参谋水平，也曾拉着罗健突围。
两人一起回忆左权将军，相互交流，有共同语言。在聊天过程中，母亲感到父亲善解人意、容易交流，慢慢就不紧张了。
一路上，每50里一个交通站，接力式地护送他们前行。3月27日早晨，他们从桃村交通站到达了石灰湾。日本人突然临时增加了一个哨所，这让交通员始料未及。
父亲是搞作战出身，不打没有准备和没把握的仗。为防止敌人尾随，父亲决定从石灰湾转圈返回桃村。他们一行人在桃村住了半个多月，先后转了六圈，第七次才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掩护下，通过了石灰湾哨卡。母亲感到父亲成熟老练，富有作战经验，跟着他有安全感。
4月5日，他们到达任家庄。天气渐热，父亲跑得满头大汗。母亲帮他脱棉袄，手一伸，发现父亲腰间扎手。这时，父亲才告诉她，里面装的是黄金。棉袄脱下来，里面的白色衬衣血迹斑斑，是让金银首饰的顶针扎的。再脱下衬衣一看，父亲的腰被黄金硌得青一块紫一块。母亲既心疼，又生气。她心想，我1939年6月就在抗大入了党，现在是4年的老党员，就这点秘密，你还信不过我，便不理父亲了。
父亲内向，不作解释。到了宿营地，母亲静下心来一想：王政柱没有错。入党誓词有一条，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党性、原则性还真强，靠得住！她又想起在石灰湾转圈时，交通站配的干粮和水早就用完了，没有水就喝路边沟里的脏水，深夜忍着饥饿返回桃村，王政柱身上装着这么多“宝贝”，随便拿一件就可以吃一顿饱饭，可他宁可挨饿，也要保证袋子里的黄金完好无损。想到这里，母親对父亲的印象更好了。
父亲不是用甜言蜜语打动母亲的，而是用他对党的忠诚和智慧打动了母亲，使她认识到王政柱是值得终生托付的人。之后，她便主动与父亲搭话，两个人和好如初，感情不断升温，终于水到渠成。
5月17日，他们平安到达延安，第二天，中央军委就把黄金接走。5月30日，我的父母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小礼堂结为夫妻，朱德总司令参加了简朴的结婚仪式，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是他们的证婚人，总部记者为他们拍下了结婚照。
“延安是我真正的故乡”
到延安后的第二年，王政柱和罗健的长子王延出生。据王延口述：
为了纪念我在延安出生，父母亲给我取名王延。那时我们家住在王家坪，彭德怀住所的左边。我父亲跟着彭德怀作战，彭德怀到哪儿，他就住隔壁，彭德怀一喊“政柱”，父亲就“到”了。
父亲告诉我，我出生时又白又胖，朱德、彭德怀经常抱我。有一次，贺龙从晋绥司令部到延安开会，一看到我，就喊我“王胖子”。可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父母只能把粮食省下来，用小米和杂粮打成糊糊喂我。等到半年之后，贺龙再次来到王家坪，见到我就说：“怎么这么瘦了？”
我母亲说我没有奶吃，贺龙就把120师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洋奶粉给了我母亲。后来，他每次到延安都给我和其他小朋友带奶粉，我吃了一年的奶粉，又变成“王胖子”了。
1945年11月，父亲带着3名参谋进驻枣园。我们一家也搬到了枣园，在毛主席窑洞西侧不足50米远的一个窑洞住下，以保证夜间父亲能随叫随到。父亲说，毛主席专门到窑洞里看望过我和母亲，还抱过我。
罗健在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是“朱彭左”和“彭习张阎王”
王政柱一家搬入枣园后，罗健为了方便过组织生活，将组织关系由王家坪中央军委直属队转到枣园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首长的夫人编在一个党支部，因此有幸结识了很多“老大姐”。多年后，罗健曾对儿子王延讲述：在枣园没有首长夫人和一般工作人员家属之分，一律平等、相互尊重，每周六下午都要过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她深受感动的是“老大姐”们对自己要求都非常严格。
新中国成立后，罗健曾任志愿军九兵团留守处协理员、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秘书组长、海军青岛基地子弟学校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罗健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2014年10月21日20时20分，罗健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91岁。她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是“朱彭左”和“彭习张阎王”，这是她在八路军总部任机要员时收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的电报和她在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部任机要秘书时收发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政委、张宗逊副司令员、阎揆要参谋长、王政柱副参谋长的作战报告和命令的情景。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王政柱将军抗战时期的难忘经历》，赵勇田/文，《解放军报》2005年4月22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