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文明冲突论”的论调再度泛起。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等人，以并不友好的姿态将这一极富争议的话题重新带入中美两国公众的视野。
　　新局势，老话题。26年前，以对学生福山的回应为契机，老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意图回答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亨廷顿冷峻的现实主义立场与福山那乐观的“历史终结论”判然两别，一经抛出，立刻引起较后者更为广泛和深远的讨论。如今，除了用于反驳和调侃，已少有人再议“历史的终结”，但“文明的冲突”，依然在被认真对待。
　　无论为反驳，还是反思，重新审视“文明冲突论”，都是我们理解当下世界绕不过去的一道思考题。
　　有关“文明冲突”的论述，集中体现于亨廷顿发表在1993年6月6日《纽约时报》上的《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的《文明的冲突？》，《外交》双月刊11—12月期上的《不是文明又是什么？》，以及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文章和著作中。
　　作为一种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新范式，“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理解亨廷顿成了理解美国政治变化的极好窗口？欲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还得先回到亨廷顿的出发点。

一个“爱国者”

　　一切认识问题最后都可以还原到一个最初的立场。
　　2004年，也是亨廷顿去世前四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人之已老，其言也诚，亨廷顿在书中直抒胸臆：“我是一个爱国者……虽然我意识到爱国心和治学心有时是冲突的……但我的研究和写作还是受到爱国心的影响。”
　　在国家认同上，亨廷顿无疑忠心于美国，在文化认同上，亨廷顿则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这两重认同的结合，不仅确认了亨廷顿的自我，也圈定了他对美国人的定义。
　　无论是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还是他中年写就的《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又或是晚年绝笔《我们是谁》，亨廷顿对何为美国的阐述不惮其烦。
　　在他看来，文化上，美国人是盎格鲁-新教价值的传承者；政治理念上，美国人的价值认同表现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后者来源于前者，被亨廷顿称为“美国信念”。纵使经历了美国建国后的两百多年风雨，“美国信念”的核心内容也几乎未改，并且一直在美国国家认同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不过，亨廷顿真正要表达的并非他作为爱国者的骄傲，而是他的深深忧虑。他清楚美国人是谁，但担心美国人忘了自己是谁，他觉得“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人，而且说不准未来是什么样子”。
　　美国人是谁？本来，这在冷战结束以前都不是问题，那时候，有苏联做美国的敌人和镜子，让美国团结一致，认清自己。但是突然苏联垮塌了，冷战结束了，美国没有敌人了，失去了挑战的自由民主，名正言顺地加冕为普世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奉为圭臬。
　　这看起来是好事，“历史终结论”就是这么来的，但亨廷顿不这么想，他眼中的美国，面目在逐渐模糊。因为美国借以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不存在了，既然如此，曾经作为凝结剂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就开始失效。
　　这只是一面，另一面是对失效过程的催化。两大阵营的对抗结束后，全球化成为新潮流，与之伴随的，多文化主义大行其道；美国的精英人物率先拥抱全球化，持有双重国籍、双重身份，不再坚守美国立场；不讲英语的移民大量涌入，不被美国文化同化，依然认同原来的母国文化。

亨廷顿担心，在这一反一正的作用下，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绝对主流地位将岌岌可危，很可能降为美国的普通价值观之一种。

　　亨廷顿担心，在这一反一正的作用下，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绝对主流地位将岌岌可危，很可能降为美国的普通价值观之一种。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再是大熔炉或番茄汤（加料也不会改变原来的味道），而是马赛克和凉拌沙拉。”
　　涼拌沙拉就很糟吗？很糟，土豆和胡萝卜一定会打架。这不是什么玩笑，而是亨廷顿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在他看来，对于他人的恐惧、憎恨、不信任和优越感是人之常情，如果再没有同一文化的统合，冲突就更会普遍，个人和群体暴力以及战争，都受到这种心理根源的影响。
　　由个人推向文明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不同文明间彼此看不顺眼，又因语言不同加剧相互理解的困难。要证明自己的优越就会导致竞争，竞争又导致对立，本来较小的区别也会演化为巨大鸿沟。而“这种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
　　在这种逻辑下，各种异质文明之间必然冲突。这是“文明冲突论”的重要前提。

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对美国的忧虑是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出发点，逻辑顺延下去，把对美国文明受到挑战的思考应用到国际政治，美国遇到的问题也是世界正面临的问题的缩影。
　　一如哈罗德·伊罗生在《群氓之族》中的判断，“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
　　说起来，“文明冲突论”不难理解。它的基本观点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变成多极和多文明的，在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冲突仍然不可避免，但未来的冲突将主要由文化差异而非意识形态或经济引起，因此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结论看似简单，但对它的理解和阐释，绕不开什么是文明这个问题。
　　就亨廷顿对文明的理解来看，他认为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但其实，只要看看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迷恋以及对文明的划分，就明白，在他心目中，界定文明的最重要标尺是宗教。 　　经过他的划分，世界主要分为西方文明、中国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而且，中国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成为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两个文明。
　　有意思的是，在宗教之外，他实际上为西方文明赋予了政治理念上的独特性。“西方是唯一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所谓的罗盘方向，也就是自由民主，正如他说的，“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巨无霸”。
　　在这里，亨廷顿遇到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其广受诟病之处在于，他将文明看作一种状态，而非一种进程，自由民主是且只是西方文明状态的呈现，具有唯一性。
　　在他的思考中，既然自由民主专属于西方文明，那么它就是例外的而非普世的，既不可推广，也不可复制，若美国和西方世界执意而为，只会使西方文明受到挑战和伤害。因此美国要放弃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理想样本的企图。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
　　在亨廷顿心目中，“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而非去做全球统领，地区主要强权会对该地区的有序运转负责任，因此美国没有必要插手可以在地区内部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美国要做的，是复兴盎格鲁-新教的核心文化，以振兴自己的国家认同，避免干涉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与其他文明尽力求同。
　　亨廷顿如此担忧其他文明来学自由民主，恐怕与他早年在写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时对后发国家现代化路径的思考有关。
　　在他看来，现代化理论家的错谬之处在于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又将西方化等同于立刻实现现代性，但这其实是将起点等同于结果，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
　　亨廷顿认为，现代性的规范性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不是伴随现代化自然而来的东西，而是需要被排序获得的，在没有政治秩序保障的前提下，一味追逐民主自由价值观的非西方前现代社会，不仅难以实现其初衷，甚至可能走向社会走向衰败和国家动乱。而动乱对美国并非好事。

在他的思考中，既然自由民主专属于西方文明，那么它就是例外的而非普世的，既不可推广，也不可复制，若美国和西方世界执意而为，只会使西方文明受到挑战和伤害。

　　有些事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担忧。如他所言，被“自由民主化”后的一些威权和专制政体倒台后，要么国内秩序陷入混乱，要么政体出现反复，还滋养出反噬美国的恐怖主义；被文明断层线分裂的一些国家正饱受撕裂之忧；“血腥的伊斯兰边界”仍在蔓延。
　　所以在“9·11”之后，亨廷顿名声大噪，“文明冲突论”成为显学，如今又为美国政府高官所用，制造出中美“文明冲突”的说辞。

“信念激情”是否又在爆发？

　　常有论者以亨廷顿认为世界各文明注定走向冲突而对他提出批评。但亨廷顿的本意并非如此，他的“文明冲突论”既是一种忧虑，也是一种警告，归根结底，是希望避免发生世界性战争。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最后一部分，亨廷顿告诫世人，在多文明的世界里，要防止文明间的战争，须得“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性，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所以，他才说，文明冲突或许不可避免，但根本上，只有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证。
　　但亨廷顿难以预料或者即使预料到也无法阻止的是，他的悠悠爱“美”之心，可能恰好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政治家忽略掉他对文明间和平共存的希求，摘出“文明冲突论”的粗糙结论，服务于国内外政治权谋，对内操弄族群对立，对外制造对立，让中美之间如此重要的大国关系处于风险很高的境地。
　　但政治家和亨廷顿之间的背驰被表面上的相近所掩盖了。还有人把特朗普的当选称作亨廷顿的还魂和复活，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与亨廷顿忠心守护美国价值异曲同工。
　　从美国社会基本情况来看，亨廷顿是有预见性的。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和特朗普的当选，的确不是偶然，而是时势所造。而所谓的时势，即美国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分化，以及普通民众对这种分化作出的反弹，在《我们是谁》中，已经在被探讨。
　　亨廷顿说，美国大部分普通人民仍然是深深爱国的，坚持美利坚民族主义，忠于美国的文化、信念和特性，关心本国的事情和社会安全，但是美国的精英首要关心的却是参与全球经济，加强国际体制，倡导会给“美国信念”带来伤害的多元主义、世界主义，以及对少数族群的优待政策。
　　可以说，在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以及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根本问题上，美国部分精英人士与大多数美国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而且由精英所把持的美国公私机构日益脱离美国人民，导致美国普通民众的诉求和希望得不到回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存在着变成充满冲突的不宽容国家的危险。

　　不过，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持续，因为美国有着回到“美国信念”的矫正传统，这也是亨廷顿分析美国国内政治的独特范式。在他看来，美国政治自独立战争以来就在代表理想的“美国信念”和代表现实的政治制度之间来回激荡，只要现实偏离了理想，美国核心文化面临解构性挑战，并且为民众所意识到，美国国内就会爆发“信念激情”，迫使现实向理想靠拢。
　　爆发具有显著的周期性：1770年代的独立战争、1830年代的杰克逊民主、190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以及1960—1970年代的改革运动，每次大约相隔60—70年。
　　如今，“信念激情”是否又在爆发？在一片诧异中奇袭成功的特朗普，其核心支持者，不正是在全球化、移民潮、贫富分化和经济衰退中倍感受伤的“愤怒白人”？而他反对政治正确、抵制全球化、限制少数族裔方面的政策，也在积极回应着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尖锐问题。

政治家忽略掉他对文明间和平共存的希求，摘出“文明冲突论”的粗糙结论，服务于国内外政治权谋，对内操弄族群对立，对外制造对立，让中美之间如此重要的大国关系处于风险很高的境地。

　　而且在一片媒体反对声中，特朗普的支持率居高不下，无疑，他已被“愤怒白人”视为其利益和价值觀的守护者。
　　这一系列“美国优先”的政策，在回应亨廷顿的意义上是无意的，但在政治手段上却是有意为之。利用美国政治的撕裂，特朗普获胜了，反过来，他的当选又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这一后果则延续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中。
　　如今，不管承认与否，特朗普政府内将中美博弈称为“文明冲突”的声音，已经透露出中美正从一开始的经济竞争，有滑向制度和政治理念之间敌对的危险。特朗普日益将下一任总统选举变成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对决，而被其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也正被绑架在战车上。
　　“中国威胁论”借着“文明冲突论”的再次表达，也逼着我们一起来关心美国是谁，或者美国将变成谁。这一问题，对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