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长治“80后”干部李艳珺最近有“躺着也中枪”之叹。她16岁进入电缆厂工作，21岁参加公务员考试被录用为市政协科员。这份履历，却因“参加工作”被误解为“当上公务员”，在公示后引来网友“围观”。
　　公众误解李艳珺履历，有当地公示内容不完善、信息不具体、程序不严密等原因。排除这些技术因素，也折射出质疑心理的现实土壤：2011年10月，由于年龄作假，山西临汾市原纪委书记沈庆华被免职；2011年6月，因履历作假，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锒铛入狱……这些事件严重损害选人用人的公信力，激发起人们对相似事件的类比想象。
　　这样的心理背景，让公众对种种可能的人际规则，都保持过敏式的警觉：年轻人炫富摆阔，一定有“李刚式”爸爸；年轻干部获得提拔，一定有“官二代”背景。在“有罪推定”中，政府行为似乎都带上某种原罪，动辄得咎、进退失据。一些猜测由于不时得到“印证”而加深，个别负面印象扩展成对权力普遍的“负面想象”，逐渐固化为条件反射式的成见。
　　同样是年轻干部，焦三牛也在年初遭遇过负面想象。这位清华大学毕业、选调到甘肃农村的年轻人，因22岁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而引来“官二代”猜测。最终，当地组织部门亮出完备的公选程序和优异的考试成绩，才打消公众疑虑。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充分时，人会因为天然的警觉，而对事物持负面评价，对权力的“负面想象”也是如此。要驱散这种“负面想象”，信息的优势方——政府，理应承担更大责任，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应当承认，在言论闸口日渐拓宽、信息洪流泥沙俱下的新媒体时代，在遭遇急剧变革、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舆论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社会情绪与现实问题相互激荡，执政者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破除对权力的“负面想象”，仅有回应热点、公开信息的理念已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操作层面，做更科学严谨的制度安排。
　　以近日另一类引发讨论的热点为例。近年来，从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到湖南浏阳、宁夏银川，都陆续推进官员财产申报试点。这些尝试，得到媒体普遍赞誉；公众“零投诉零异议”，也让当地得出“效果很好”的结论。然而，有人质疑，“零投诉并非零问题”。“咸缄其口”究竟是因为百分之百满意，还是源于“不知情者难有异议”？“万马齐喑”究竟是因为绝无异议，还是源于监督渠道不畅？执政者自我限权的正面意义，却因与现实对接不力，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这也启示我们，在公众参与意识普遍高涨的今天，已经到了必须对“阳光政府”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
　　放眼世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很多都有举报受理机构，如美国的政府道德署、加拿大在下议院设立的廉政专员、新加坡的内阁廉政署等。试想，如有类似机构，恐怕不会引来“零投诉源于零渠道”的猜测。瑞典、法国、韩国等国官员财产申报材料公众均可依法查阅。试想，如能突破公众“无从与闻”的内部公示，可能也会少些“没有议，何来异”的评价。
　　当然，对权力的正面认知，也有赖于公众摒弃“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政府”的情绪化心态，以更为理性的心态、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公共事务。只有政府与公众共同努力、全力呵护，才能形成“共同体意识”、弥合“信任感裂痕”，让我们的国家真正走上现代政治文明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