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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了个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是公认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问世其实和作者罗斯的自身经历有着很深的渊源。罗斯的前妻、电影演员克莱尔·布鲁姆于一九九六年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Leaving the Doll’s House）。在回忆录中布鲁姆对罗斯的形象描摹极尽丑化和控诉之能事。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引起了文化界的强烈反响，一时间针对罗斯的质疑，甚至贬斥之声便不绝于耳。一向极有锋芒的罗斯又岂会甘心坐以待毙？仅仅时隔一年，罗斯就出版了《我嫁了个共产党人》，小说对女主人公伊芙·富瑞的形象塑造带有强烈的贬损意味。很显然，布鲁姆即是其生活原型。这部小说因此招致了一些读者的指摘和诟病。然而，罗斯绝非浪得虚名，在一次访谈中他披露了创作这部小说的真正意图：“处理战后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我这一代人的影响……首先是麦卡锡时代，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使我惊恐，使我迷茫……”“二战”后的半个世纪是美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罗斯自然不会对重大的历史题材等闲视之。罗斯以他和布鲁姆的这段恩怨纠葛作为创作素材，选取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小说背景，将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死荣辱置于恢弘的社会场景中，将个人的小写历史与时代的大写历史并置，通过主人公艾拉·林格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揭示了麦卡锡主义肆虐的时代之殇：反共运动的荒谬和残酷，反犹主义的甚嚣尘上，上流社会的浮华和虚伪，以及人与人间无休止的背叛和报复。小说通篇充满了罗斯对个体生命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哀怜之情，以及对人类困境的深切反思。罗斯所达到的现实主义高度是任何视野狭隘、心怀个人恩怨的作家所无法企及的。如果说一个作家回应外界质疑和非议的最佳方式就是以其才情将真实的故事告诉读者，那么，这部小说无疑在这方面展示了罗斯的写作才华。
在小说中，出身卑微、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犹太青年艾拉凭借在左翼广播剧中饰演林肯而一炮走红，蜚声美国广播界。而后与明星伊芙·富瑞联姻，获得了跻身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入场券。然而罗斯塑造的主人公并不是草根阶层成功逆袭的传奇人物，而是带有“非英雄”精神特质的时代语境下的悲情人物。虽然身为共产党人，艾拉的人生理想更多的却是一种强烈的欲望诉求。他终其一生迫切寻求的生活模式颇具“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艾拉）一方面想大干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又同时想娶个漂亮演员，纳个年轻情妇，住娱乐圈的豪宅，又弄个无产阶级的小屋……”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寻梦的艾拉这里演绎成了“我梦想故我在”，他一会儿是致力改造社会的共产党员，一会儿是尽享上流社会旖旎风光的广播明星，他疯狂地爱着伊芙，却又耽溺于潘蜜拉的温柔乡，还与其按摩师数度性乱。艾拉天真地认为他的婚姻生活可以与政治信仰并行不悖，人生理想可以和价值观念互为圆满；其实艾拉的人生流于表面，失于荒唐。
罗斯将主人公定位于一个广播明星自有一番深意在其中。上世纪七十年代罗斯在大学执教欧洲现代派文学，卡夫卡、昆德拉等大师对罗斯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一度自称“比卡夫卡还卡夫卡”，因此没有什么比一个以演艺为生的主人公更契合现代派文学的这个重要命题：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谓艺术再现人生，就是要再现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和荒诞性。艾拉的演艺事业之所以风生水起，很大程度缘于他的人生也充满了戏剧性：美国这个号称自由与梦想的国度，一时造就了艾拉的功成名遂，但是麦卡锡主义的黑手很快击溃了艾拉的南柯一梦，妻子伊芙也“道路以目”，顺势将艾拉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颗演艺新星就这样在为之痴迷的舞台上匆匆谢幕，瞬间陨落，变得一无所有的艾拉在悲愤中画上了生命的休止符。
《我嫁了个共产党人》的语言和叙事方法都具有新气息：用直白而犀利的语言，略带揶揄和戏谑的语气讲述故事、白描人物，同时又采用重叠交错的时间顺序、平行蒙太奇的空间手法勾勒小说的情节脉络。在看似松散无章的表层结构下隐伏着坚实严谨、统一和谐的深层结构。
除尊崇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艺术形式外，《我嫁了个共产党人》的叙事模式却与现代派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迥异于传统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叙述，新现实主义小说家持零度介入的态度，赋予笔下的人物以极大的自由，让他们通过直抒己见向读者自我曝光。罗斯的御用代言人内森·祖克曼（艾拉的好友）以小说的见证人和叙述者的身份出现。时年十六岁的内森为艾拉浑身散发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并与他一见如故。作为艾拉的忘年交和铁杆“粉丝”，内森陪伴艾拉走过三年的风风雨雨，亲历了他的喜怒哀乐，也目睹了他的爱恨情仇。内森不断徘徊于情景结构（scenic construction）和叙述组织（texture of narrative）之间，负责将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串联起来，并通过和他们交往的一幕幕场景，向读者娓娓道来主人公混乱不堪的现实生活：内森是艾拉夫妇豪宴的座上宾，他与席菲相谈甚欢，惊艳于潘蜜拉的美貌和才情，见识了葛兰夫妇丑恶的政客嘴脸。内森还经常跟随艾拉参加政治集会，拜访汤米、雷蒙德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艾拉就是如此这般地每天穿梭于“爱巢”和工会之间，周旋于社会名流与劳苦大众之中，在双重重负下疲于奔命，在相悖的价值观中苦苦挣扎。
此外，罗斯还借莫瑞（艾拉的哥哥，也是内森的高中老师）之口弥补内森不在场时出现的叙述空白。此时的内森还是个青涩懵懂的高中生，他是不可能深谙世事和通晓一切的。内森在一九五一年就读大学后就走出了艾拉的生活，于是莫瑞接力讲述艾拉的后半生。他将艾拉与伊芙的婚姻生活细节一一曝光，使读者深切体会到艾拉处于畸形家庭关系中的无奈和迷茫：“从他加入那个家的第一天起，便发现自己不受欢迎，席菲不喜欢他，他与伊芙的分歧愈来愈深。”这个高大强悍的男人在妻子的懦弱和继女的淫威面前一次又一次败下阵来，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为他凄惨的人生结局埋下了伏笔。艾拉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是莫瑞叙述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和内森也被无辜牵连，惨遭变故的莫瑞一语道破艾拉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麦卡锡时代是蓄意制造现代恐怖的时代，它以反共的名义扼杀了美国思想界的自由，涤荡着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是时的美国社会哀鸿遍野，人的尊严、价值荡然无存。罗斯借莫瑞这番极具代表性的话总结了那个时代的疯狂本质，揭示了历史的盲目力量。
艾拉和伊芙的故事如时代大潮中的沧海一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终结，成为历史的尘埃，而唯有艺术与文学是永恒的。新现实主义思潮也并非昙花一现，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今耄耋之年的罗斯仍以新现实主义的笔触续写着美国文坛不老的神话。
（《我嫁了个共产党人》，〔美〕菲利普·罗斯著，魏立红译，译林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
在小说中，出身卑微、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犹太青年艾拉凭借在左翼广播剧中饰演林肯而一炮走红，蜚声美国广播界。而后与明星伊芙·富瑞联姻，获得了跻身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入场券。然而罗斯塑造的主人公并不是草根阶层成功逆袭的传奇人物，而是带有“非英雄”精神特质的时代语境下的悲情人物。虽然身为共产党人，艾拉的人生理想更多的却是一种强烈的欲望诉求。他终其一生迫切寻求的生活模式颇具“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艾拉）一方面想大干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又同时想娶个漂亮演员，纳个年轻情妇，住娱乐圈的豪宅，又弄个无产阶级的小屋……”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寻梦的艾拉这里演绎成了“我梦想故我在”，他一会儿是致力改造社会的共产党员，一会儿是尽享上流社会旖旎风光的广播明星，他疯狂地爱着伊芙，却又耽溺于潘蜜拉的温柔乡，还与其按摩师数度性乱。艾拉天真地认为他的婚姻生活可以与政治信仰并行不悖，人生理想可以和价值观念互为圆满；其实艾拉的人生流于表面，失于荒唐。
罗斯将主人公定位于一个广播明星自有一番深意在其中。上世纪七十年代罗斯在大学执教欧洲现代派文学，卡夫卡、昆德拉等大师对罗斯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一度自称“比卡夫卡还卡夫卡”，因此没有什么比一个以演艺为生的主人公更契合现代派文学的这个重要命题：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谓艺术再现人生，就是要再现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和荒诞性。艾拉的演艺事业之所以风生水起，很大程度缘于他的人生也充满了戏剧性：美国这个号称自由与梦想的国度，一时造就了艾拉的功成名遂，但是麦卡锡主义的黑手很快击溃了艾拉的南柯一梦，妻子伊芙也“道路以目”，顺势将艾拉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一颗演艺新星就这样在为之痴迷的舞台上匆匆谢幕，瞬间陨落，变得一无所有的艾拉在悲愤中画上了生命的休止符。
《我嫁了个共产党人》的语言和叙事方法都具有新气息：用直白而犀利的语言，略带揶揄和戏谑的语气讲述故事、白描人物，同时又采用重叠交错的时间顺序、平行蒙太奇的空间手法勾勒小说的情节脉络。在看似松散无章的表层结构下隐伏着坚实严谨、统一和谐的深层结构。
除尊崇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艺术形式外，《我嫁了个共产党人》的叙事模式却与现代派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迥异于传统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叙述，新现实主义小说家持零度介入的态度，赋予笔下的人物以极大的自由，让他们通过直抒己见向读者自我曝光。罗斯的御用代言人内森·祖克曼（艾拉的好友）以小说的见证人和叙述者的身份出现。时年十六岁的内森为艾拉浑身散发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并与他一见如故。作为艾拉的忘年交和铁杆“粉丝”，内森陪伴艾拉走过三年的风风雨雨，亲历了他的喜怒哀乐，也目睹了他的爱恨情仇。内森不断徘徊于情景结构（scenic construction）和叙述组织（texture of narrative）之间，负责将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串联起来，并通过和他们交往的一幕幕场景，向读者娓娓道来主人公混乱不堪的现实生活：内森是艾拉夫妇豪宴的座上宾，他与席菲相谈甚欢，惊艳于潘蜜拉的美貌和才情，见识了葛兰夫妇丑恶的政客嘴脸。内森还经常跟随艾拉参加政治集会，拜访汤米、雷蒙德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工阶层。艾拉就是如此这般地每天穿梭于“爱巢”和工会之间，周旋于社会名流与劳苦大众之中，在双重重负下疲于奔命，在相悖的价值观中苦苦挣扎。
此外，罗斯还借莫瑞（艾拉的哥哥，也是内森的高中老师）之口弥补内森不在场时出现的叙述空白。此时的内森还是个青涩懵懂的高中生，他是不可能深谙世事和通晓一切的。内森在一九五一年就读大学后就走出了艾拉的生活，于是莫瑞接力讲述艾拉的后半生。他将艾拉与伊芙的婚姻生活细节一一曝光，使读者深切体会到艾拉处于畸形家庭关系中的无奈和迷茫：“从他加入那个家的第一天起，便发现自己不受欢迎，席菲不喜欢他，他与伊芙的分歧愈来愈深。”这个高大强悍的男人在妻子的懦弱和继女的淫威面前一次又一次败下阵来，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为他凄惨的人生结局埋下了伏笔。艾拉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是莫瑞叙述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和内森也被无辜牵连，惨遭变故的莫瑞一语道破艾拉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麦卡锡时代是蓄意制造现代恐怖的时代，它以反共的名义扼杀了美国思想界的自由，涤荡着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是时的美国社会哀鸿遍野，人的尊严、价值荡然无存。罗斯借莫瑞这番极具代表性的话总结了那个时代的疯狂本质，揭示了历史的盲目力量。
艾拉和伊芙的故事如时代大潮中的沧海一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终结，成为历史的尘埃，而唯有艺术与文学是永恒的。新现实主义思潮也并非昙花一现，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今耄耋之年的罗斯仍以新现实主义的笔触续写着美国文坛不老的神话。
（《我嫁了个共产党人》，〔美〕菲利普·罗斯著，魏立红译，译林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