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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商界上演了无数的兴衰往事。《大败局||》向我们展示了其中九个有关“中国式失败”的故事，作者用冷峻的目光关注着这些在中国特色环境下、以中国式悲剧风格倒下的中国企业和他们的掌舵人，希望从他们的墓碑上，反思出关于中国、关于中国商界的些许哲理。
有一种凭吊叫反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文字是一切大变革时代最好的碑文。成功者的故事在口口相传中成为传奇，也成为无数后来者艳羡与模仿的对象。而有人却驻足在那些曾经煊赫一时、后来轰然坍塌的企业前深思。
吴晓波就是这么一个“凭吊者”。在2001年，吴晓波写作了《大败局》，对1990年至2000年间那些崛起与衰亡同样令人瞩目的企业进行了一次反思。2007年，吴晓波又创作了《大败局ll》——显然，失败者的名单上又有了新名字。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商业社会里，企业的兴衰再正常不过。而作者在研究中注意到，过去十年的中国商界，那些失败者身上却总有着一些相似的烙印。
“中国式失败”。
“‘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吴晓波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乃至三十年问，中国商场似乎有着一套与众不同的环境与规则：政商关系，体制特点，文化背景等等不一而足。吴晓波在《大败局||》中陈列了2000年至2007年间九段关于失败的中国往事，他用冷峻的反思，来凭吊这些曾经显赫的商业帝国。
中国式体制：莫测的棋局
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完美自由市场，商业活动如同一场棋局，“资本”与“市场”是永恒的对弈者。中国的商场同样是一场对弈——只不过棋手远远不止两个。
在吴晓波看来，在中国的商场棋局上，中国独特的体制为这场博弈加上了三个若隐若现却举足轻重的棋手：政商博弈、宏观调控、地方利益。
1998年起，国家开始了产权明晰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成为了决定性因素。最著名的案例便是“健力宝”，这一曾经风靡全国的品牌，因地方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分歧，最后造成政商隔阂，两者互不信任，由此被资本玩家趁虚而入，几番折腾过后，曾经的“东方魔水”元气大伤，最终为宿敌——统一集团所收购。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宏观调控往往要作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来加以考虑。”作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隔五年左右便会有一次宏观调控，风云变时，血流成河。2003年，成立不过九年的“顺驰”以92亿元的年销售额耸动天下，可在紧随其后的2004年，随着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顺驰”赖以迅速扩张的“绷紧资金链，不留余量”的运行方式彻底失败，随着资金链的彻底崩溃，一个声称要超越“万科”的新兴房地产企业轰然倒塌。
各地方区域的经济规划在无形中钩织了一张利益的火网，民营企业一旦不慎触及，往往人仰马翻。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体而言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于这种利益之争中。
中国式环境：时代的“原罪”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制度的更新远远跟不上经济的进步。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近三十年来，中国企业或多或少都曾经是制度的违反者，这也许就是企业的“原罪”。吴晓波指出，企业“原罪”是制度建设滞后的产物，他说：“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任何一场改革都无先例可循。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的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
“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一定要坚守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一定要学习政治：……”这是“铁本”和戴国芳的感悟。2002年，年产840万吨钢、占地近万亩的民营钢铁巨无霸“铁本”，在常州地方政府的默许乃至帮助下，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如果铁本项目没有被强行中止，那么，常州市的“闯关”就将成为政府部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大胆发展的又一个精彩案例。可他们等来的是当年国务院的一系列强力调控，“铁本”作为违反调控精神的“出头鸟”被严肃处理。“铁本”倒了，戴国芳入狱，而同时被调控的“建龙钢铁”却在千难万险中巧妙腾挪，终于在2006年获批。
中国式人物：野心?梦想?
在讨论“中国式失败”的时候，除了体制和制度问题之外，我们还得着眼于“中国式企业家性格”。一个又一个气吞天下的企业迅速崛起却又戏剧般的坍塌，这些企业家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晓波总结，无非有二：
其一，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在这些案例中，绝大多数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商业管理本质的把握。
其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对于企业家来说，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
德隆系曾经号称“中国的GE”，可疯狂扩张的背后，隐患早已埋下，无限制的收购，高额的运营费用，唐万新带着万丈豪情铺开的摊子最后一发不能收拾，这个金融帝国终于却被自己所压垮。
德隆崩塌后，牟其中在狱中说到德隆时，突然吟出了武侯祠的一副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在《大败局ll》中所出现的企业家中，不少人拥有高学历，他们中有教授、发明家、博士、作家以及哈佛商学院总裁班学员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人格模式。他们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有超平常人的天赋，同时，他们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赌倾向，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拼死一搏。
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商界，众多草根起家的企业家们似乎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成长的机会，但同样也纵容出一代不知收放的“赌徒”，他们得势时决不饶人，勇于倾家一博而不肯稍留后路。“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隐含在这些成语中的血腥与决绝构成了这代人共同的血脉基因。经济学家赵晓在评论德隆事件时说：“德隆倒下，是德隆的悲哀，也是渴求极速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的集体悲哀。”
“存商理，灭人欲。”吴晓波说，“希望这句话能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座右铭。”
有一种凭吊叫反思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文字是一切大变革时代最好的碑文。成功者的故事在口口相传中成为传奇，也成为无数后来者艳羡与模仿的对象。而有人却驻足在那些曾经煊赫一时、后来轰然坍塌的企业前深思。
吴晓波就是这么一个“凭吊者”。在2001年，吴晓波写作了《大败局》，对1990年至2000年间那些崛起与衰亡同样令人瞩目的企业进行了一次反思。2007年，吴晓波又创作了《大败局ll》——显然，失败者的名单上又有了新名字。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商业社会里，企业的兴衰再正常不过。而作者在研究中注意到，过去十年的中国商界，那些失败者身上却总有着一些相似的烙印。
“中国式失败”。
“‘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吴晓波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乃至三十年问，中国商场似乎有着一套与众不同的环境与规则：政商关系，体制特点，文化背景等等不一而足。吴晓波在《大败局||》中陈列了2000年至2007年间九段关于失败的中国往事，他用冷峻的反思，来凭吊这些曾经显赫的商业帝国。
中国式体制：莫测的棋局
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完美自由市场，商业活动如同一场棋局，“资本”与“市场”是永恒的对弈者。中国的商场同样是一场对弈——只不过棋手远远不止两个。
在吴晓波看来，在中国的商场棋局上，中国独特的体制为这场博弈加上了三个若隐若现却举足轻重的棋手：政商博弈、宏观调控、地方利益。
1998年起，国家开始了产权明晰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成为了决定性因素。最著名的案例便是“健力宝”，这一曾经风靡全国的品牌，因地方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分歧，最后造成政商隔阂，两者互不信任，由此被资本玩家趁虚而入，几番折腾过后，曾经的“东方魔水”元气大伤，最终为宿敌——统一集团所收购。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宏观调控往往要作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来加以考虑。”作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隔五年左右便会有一次宏观调控，风云变时，血流成河。2003年，成立不过九年的“顺驰”以92亿元的年销售额耸动天下，可在紧随其后的2004年，随着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顺驰”赖以迅速扩张的“绷紧资金链，不留余量”的运行方式彻底失败，随着资金链的彻底崩溃，一个声称要超越“万科”的新兴房地产企业轰然倒塌。
各地方区域的经济规划在无形中钩织了一张利益的火网，民营企业一旦不慎触及，往往人仰马翻。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体而言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于这种利益之争中。
中国式环境：时代的“原罪”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制度的更新远远跟不上经济的进步。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近三十年来，中国企业或多或少都曾经是制度的违反者，这也许就是企业的“原罪”。吴晓波指出，企业“原罪”是制度建设滞后的产物，他说：“企业‘原罪’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任何一场改革都无先例可循。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的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
“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一定要坚守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一定要学习政治：……”这是“铁本”和戴国芳的感悟。2002年，年产840万吨钢、占地近万亩的民营钢铁巨无霸“铁本”，在常州地方政府的默许乃至帮助下，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如果铁本项目没有被强行中止，那么，常州市的“闯关”就将成为政府部门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大胆发展的又一个精彩案例。可他们等来的是当年国务院的一系列强力调控，“铁本”作为违反调控精神的“出头鸟”被严肃处理。“铁本”倒了，戴国芳入狱，而同时被调控的“建龙钢铁”却在千难万险中巧妙腾挪，终于在2006年获批。
中国式人物：野心?梦想?
在讨论“中国式失败”的时候，除了体制和制度问题之外，我们还得着眼于“中国式企业家性格”。一个又一个气吞天下的企业迅速崛起却又戏剧般的坍塌，这些企业家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晓波总结，无非有二：
其一，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在这些案例中，绝大多数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商业管理本质的把握。
其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对于企业家来说，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
德隆系曾经号称“中国的GE”，可疯狂扩张的背后，隐患早已埋下，无限制的收购，高额的运营费用，唐万新带着万丈豪情铺开的摊子最后一发不能收拾，这个金融帝国终于却被自己所压垮。
德隆崩塌后，牟其中在狱中说到德隆时，突然吟出了武侯祠的一副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在《大败局ll》中所出现的企业家中，不少人拥有高学历，他们中有教授、发明家、博士、作家以及哈佛商学院总裁班学员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人格模式。他们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有超平常人的天赋，同时，他们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赌倾向，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拼死一搏。
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商界，众多草根起家的企业家们似乎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成长的机会，但同样也纵容出一代不知收放的“赌徒”，他们得势时决不饶人，勇于倾家一博而不肯稍留后路。“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隐含在这些成语中的血腥与决绝构成了这代人共同的血脉基因。经济学家赵晓在评论德隆事件时说：“德隆倒下，是德隆的悲哀，也是渴求极速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的集体悲哀。”
“存商理，灭人欲。”吴晓波说，“希望这句话能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