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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改革开放为界，将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分为八类。之后，文章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数量的多寡和层次的繁简两个角度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
关键词 汉语辞书 排检体例 部首排检法
一、引 言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辞书编排体例的论述，但大多散见于古代辞书的凡例、序言中，理论的论述常常被堆砌的材料所淹没。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辞书排检体例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至今，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共有三次比较大的高潮，分别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及从改革开放至今。
“1913年我国著名学者高梦旦发表《改革部首之草案》，吹响了近代检字法研究的进军号角。”（涂建国 1990）
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关于检字法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此期间，出现了高梦旦的改良部首方案、林语堂的汉字索引制、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沈祖荣和胡庆生的12种笔画检字法、王云五的四角号码、黎锦熙的四系七起笔新部首法、中国字庋撷排检法等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都以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为出发点，基本上都属于形序法。第一次研究高潮已有专文论述，因此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上。
“新中国成立后，文炼的《谈中国文字排检法的改革》（《大公报》1952年4月16日）吹起了检字法研究的号角，黄若舟、金鸣盛、唐豪、朱永沂、杜定友、庄为玑等，相继发表新方法参与讨论。”（林玉山 2000：63）开始了排检体例的第二次研究高潮。第三次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主要侧重对部首、笔顺的规范。随着辞书编纂与人们的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辞书的编排应该以方便读者使用为目的，其排检体例应该由“百花齐放”发展为对部首、笔顺的规范。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创制新的排检法。主要是从不同角度对汉字形体结构、笔画等要素进行拆分、归类、标号，创制新的排检法，也包括他人对某种新的排检法的评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蔡勇飞的《使用“高低法”检索书名目录重号少、查速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2）、姜亮夫的《〈高低笔号学生小字典〉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2）、史有为的《汉字检索的重新审视——三级（柔性）检字法试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2）、杨琳等的《五笔号码检字法》（《图书馆学研究》，1994.4）等。
第二类，规范已有的排检法。主要是对排检法中的混乱情况进行规范和统一，有的还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推荐给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程养之的《对于统一制定几种汉字查字法的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5月17日）、刘如水的《汉字查字法应该统一》（《辞书研究》，1980.1）、知辛的《部首查字法需要统一》（《辞书研究》，1982.2）、李志江的《关于汉字排检规范化的两点意见》（《语文建设》，1996.2）、陆嘉琦的《浅议汉语辞书排检法的标准化》（《辞书研究》，1998.6）等。
第三类，排检法的历史演变。主要是对辞书排检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探究其源流，或对具体辞书排检体例的优劣进行评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谢自立的《汉字查字法说略》（《语文研究》，1980.1）、孙公望的《汉字查字法的回顾》（《辞书研究》，1980.3）、曹乃木的《部首检字法的历史演进》（《语文建设》，1993.2）、刘彩霞的《中国古代字典排检法的演变》（《阴山学刊》，2002.1）等。
第四类，对某一部或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针对我国主要的语文辞书，选择其中的某一部或几部对其排检体例进行研究，指出其优点和不足，评价其在排检史上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程养之的《谈谈〈汉语大词典〉部首排检法》（《辞书研究》，1986.6）、张标的《〈汉语大字典〉部首排检得失谈》（《语文建设》，1994.12）、夏南强的《〈汉语大字典〉部首法试评》（《辞书研究》，1995.5）、沈澍农的《〈汉语大字典〉体例的不足》（《辞书研究》，2008.4）等。
第五类，对某位学者辞书排检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对词典学界、图书馆界某位前辈的辞书排检思想进行研究，论述其对辞书排检的主要贡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原迅的《四角号码法与高梦旦》（《出版史料》，1986.6）、徐祖友的《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辞书研究》，1990.6）、罗友松等的《钱亚新先生对汉字排检法的贡献》（《辞书研究》，1994.2）、周启付的《林语堂对汉字索引法的贡献》（《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学刊》，1995.1）等。
第六类，对已有排检法的理论思考。主要是对现有排检法进行述评、思考，针对辞书排检中的某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蔡勇飞的《检字法与汉语词典的编纂》（《辞书研究》，1983.1）、刘庆隆的《语文词典的条目安排》（《辞书研究》，1983.4）、涂建国的《关于汉字检字法研究的思考》（《辞书研究》，1990.6）、苏宝荣的《汉语字典的编排、查检与计算机编码》（《辞书研究》，2000.5）、陈燕的《汉字部首法取部位置的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6.3）等。
第七类，对未来排检趋势的预测。在梳理检字法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排检法做出评价，并预测未来的排检趋势。例如在以义归部和以形归部上，学者大都认为以形归部符合排检的发展趋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范崇俊的《部首改革的趋势》（《辞书研究》，1986.5）、王有卫的《汉字归部的发展趋势》（《安徽大学学报》，2004.3）等。
第八类，对排检法研究的综述。主要是对已有的辞书排检体例研究的论著进行综述，探讨其得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涂建国的《近年来汉字排检法研究综述》（《辞书研究》，1988.5）、袁世旭的《我国汉语辞书排检体例演变的研究综述》（《汉字文化》，2011.3）等。 当然，有的研究会同时包括上述的几个方面。
《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3）中“1.2.1.5排检法”一节共计收录381篇论文的信息，该索引“收录了我国20世纪初至2000年底止公开发表的辞书论文”。另外，我们依据硕博士论文库及《辞书研究》等期刊补充了88篇文章。[1]21世纪关于辞书排检法的论文，我们主要依据《辞书研究》、辞书会议论文集、语言学及图书馆学期刊、高校社科类学报等资料进行整理分类，除去同一作者将同一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会议论文集和期刊上的重复外，共124篇。因为我们重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情况，所以除去新中国成立前的122篇文章。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汉语辞书排检体例论文信息库”，共计收录471篇文章，为我们分类、分期统计数据提供了有力支撑。[2]信息库如下图所示：
信息库中的论文依据时间顺序排列，共有题目、作者、期刊、年代、期/卷、类别等六项信息。类别指依据该文主要内容划归的类属，数字1到8分别代表上文提到的“创制新的排检法”等八类研究内容。信息库也包括很少一部分论文集和报纸，我们在期/卷一栏标注了出版社或报纸出版日期等其他相关信息，其余各项与论文相同。
可以看出，第一类创制新的排检法及对其评价和第六类对已有排检法理论思考的文章数量较多，其次为第二类对排检法的统一和规范，再次为第四类对某一部或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再次为第三类排检法的历史演变和第五类对某位学者辞书排检思想的研究，第八类对排检法研究的综述和第七类对未来排检趋势的预测数量较少。
创制新的排检法是我国排检法研究的特色，主要围绕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拆分、编码。对已有排检法的理论思考是排检法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包括对排检法原理的阐释，对排检法的述评，对辞书形序、音序、义序编排的讨论，对不同辞书类型、不同辞书规模适用哪种方式编排的研究，对读者检索时心理认知的研究等方面。第一类和第六类研究的数量达到306篇，占全部研究的64.97%。
辞书排检的问题几乎关系到每个人，所以对辞书排检法的统一和规范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提出的相关意见，为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台相关规范提供了依据。所以，第二类对排检法统一和规范的研究也不少，占全部研究的12.95%。
第四类对某一部或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上。第三类排检法的历史演变主要是对部首法的产生发展进行介绍，对音序法、号码检字法的研究较少，而且对影响排检法演变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背景性的因素探讨也较少。第五类对某位学者辞书排检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云五、黎锦熙、林语堂、钱亚新、杜定友等人。可以看出，第三、四、五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研究潜力较大。
第八类对排检法研究的综述和第七类对未来排检趋势的预测数量最少。第八类的研究性质决定其数量不会很多，第七类是辞书排检研究的次要方面，不必专文研究，可以在以其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文末兼及。
我们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排检体例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阶段，大体上每个阶段都是30年左右。下面分析两个阶段研究的侧重点及变化，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
第一阶段共计89篇文章，第二阶段共计382篇文章。总体来看，在文章数量上，第二阶段远远多于第一阶段；在文章类别上，第二阶段也远比第一阶段丰富。
第一类创制新的排检法及对其评价的文章数量仍然比较多，第二阶段研究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与其他类研究的逐渐增多有关；第六类对已有排检法理论思考的文章数量不断增多，到第二阶段已成为研究的主体，占近40%的比例；第二类对排检法的统一和规范是仅次于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这与《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GB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GB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汉字部首表》和《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等规范的出台有直接关系；第三、四、五类研究均在第二阶段取得可观成果，学者们比较关注这些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吉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在组织力量对我国古代辞书部首法等的开创、发展进行梳理，对我国古代字书及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的排检体例进行研究。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新世纪的研究除了对一般排检理论的思考，还具有集中在“新”“旧”问题研究上的特点。“新”是指汉字排检法的研究逐渐与计算机编码、输入法的研究相结合，新检字法不断涌现并获得专利。“旧”是指史的梳理，表现在对某种排检法源流的探讨及其形成背景的介绍、原因的分析，对古代某部字书排检体例上的历史地位进行研究，对两部或多部辞书排检体例的异同比较分析，对辞书学家的排检思想进一步发掘等。
从形序、音序、义序三种排检方式来看，对形序排检的研究要远远高于音序和义序。由于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形体的可拆分性，以及可以进行编码、与数字相对应的特点，所以围绕汉字形体结构排检方式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从这些文章发表的载体来看，早期主要有《大公报》《光明日报》《文字改革》《文汇报》《中国语文》等；后期主要有《辞书研究》《语文建设》《图书情报知识》《四川图书馆学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延边大学学报》等。从文章作者来看，主要有黎锦熙、杜定友、钱亚新、万国鼎、李良肱、程养之、蔡勇飞、涂建国等。
三、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数量多寡的角度上来看
从排检体例内部涉及辞书体例元素数量多寡的角度看，有如下四个方面：
1.一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
2.一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
3.多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
4.多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 这里的排检体例元素是指部首法、笔画法、音序法、义序法等具体的辞书排检方法。其中：
一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康熙字典》部首法研究。
一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现代汉语词典》部首法和音序法研究。
多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我国字典的部首法研究。
多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我国字典的排检体例研究。
可以看出，第一种和第二种为共时性的介绍，第三种和第四种多为历时性的演变。
四、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层次繁简的角度上来看
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数量多寡的角度上来看，目前主要有二元多层论、多元单层论、多元主次论及多元多层论。
兹古斯塔、胡明扬、李开、陈炳迢、张志毅、张庆云、黄建华、苏宝荣、林玉山、邹酆、章宜华等关于一般辞书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侧重从静态的角度对义序、形序、音序等辞书的具体编排检索方式进行叙述。
兹古斯塔的《词典学概论》在第六章单语词典中的“词条的安排”和第七章双语词典中的“词条排列顺序”都涉及了辞书的排检体例。“对于我们这里集中注意的几类词典来说，就多数语言而言，唯一切实可行的是按词目的字母顺序排列。”（兹古斯塔 1983：387）
胡明扬等的《词典学概论》开辟专章讨论“词典的编排法”，“国外的词典采用的编排法主要有两种：音序编排法和分类编排法，前者以词的读音为根据，后者以词的意义或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本身的类别为根据。我国由于汉字的特点，还可以以汉字的字形为根据，采用另外三种编排法：部首编排法、笔形编排法和笔画编排法”（胡明扬 1982：185）。
张志毅、张庆云的专著《词和词典》及系列论文《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同义词词典的体例》《反义词词典的编排》等，详细论述了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反义词词林等辞书的编排体例。同义词词典的编排以同义词群为单位，“同义词群内部的编排，有两个编法。一个是按音序编排……一个是按意义编排……不管按音序，还是按意义编排，都得选出词群的领先词”（张志毅，张庆云 1994：250）。
黄建华的《词典论》在“词典的宏观结构”一章中介绍了“编排法”。“一般分为形序、音序、义序三种。也有的词典家把音序归在形序之下，亦即只分为形序、义序两大类。笔者倾向于后一种处理，因为语音是用符号（即某种书写形式）标记的，并不涉及语义，因此音序编排归根结底也还是形序编排。”（黄建华 2001：61）黄先生在形序排检法和义序编排法下又分了次类。
林玉山主编的《辞书学概论》在“辞书的结构”这一章中谈到了“排检结构”：“排检，是指编排和检索，虽有两个含义，实质是一回事。”（林玉山 1995：119）林玉山（2000：1）在《中国辞书排检史》中指出“在汉语辞书中，按词（字）的形体、读音、语义分为形序排检法（简称‘形序法’）、音序排检法（简称‘音序法’）、义序排检法（简称‘义序法’）三大类”。
苏宝荣的《汉字部首排检法规范化试探——论“切分、定位（定序）”归部法》《汉语字典的编排、查检与计算机编码》等指出了应该以科学的汉字结构分析为基础，部首编排应该规范化，并提出了据形定部的“切分、定位（定序）”归部法。“科学的汉字部首编排法，无论是部首的提取，还是单字的归部，都必须坚持同一的标准，力戒目前这种多元化的干扰……以通行的楷书为规范字形，始终如一地贯彻‘据形定部’的原则。”（苏宝荣 1995）
章宜华、雍和明的《当代词典学》在“词典的结构”宏观结构的检索性方面涉及了编排法。“宏观结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来编排词条，使词典具有检索性。语言都有音、形、义三个要素，这也成了词典排序的重要依据。根据词典的编纂宗旨和使用对象的不同，结合词目词的结构特点，一般可采用以下几种编排方法：形序编排、音序编排、义序编排和聚合编排。”（章宜华，雍和明 2007：52）
可以进一步概括为：
二元多层论：以黄建华（2001）为代表：形序排检法下分文字序列、语音序列和按词源成分的形式编排的三类，义序编排法下分分类编排的、同义编排的、类义编排的、按概念系统编排的四类；
多元单层论：以胡明扬（1982）和林玉山（1995）为代表。胡明扬等分为音序编排法、部首编排法、笔形编排法、笔画编排法和分类编排法；林玉山分为形序编排法、笔画编排法、音序编排法、分类编排法、时序编排法、地序编排法；
多元主次论：以兹古斯塔（1983）为代表，分为字母顺序、语义联系、词的派生关系等，其中以字母顺序为主。
多元多层论：以林玉山（2000）、章宜华和雍和明（2007）为代表。林玉山首先分为形序法、音序法和义序法，其中，形序法包括部首法、笔画法、笔顺法、号码法等；音序法包括韵目排列法、注音字母排列法和汉语拼音字母编排法等；义序法包括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书序法等。章宜华、雍和明（2007）在形序编排下又分按部首编排、按笔画编排、按笔顺编排、按号码编排；音序编排下又分按韵部编排、按罗马字母编排、按注音字母编排、按汉语拼音字母编排；义序编排下又分分类编排、主题编排、时序编排、地序编排。
我们主张辞书排检体例的多元多层论，同时认为已有的形序、音序、义序及其次类可归入显性排检体例，与其相对应的是隐性排检体例，即辞书的参见系统。辞书的参见系统“反映了全书条目与条目之间的关系网络”（陈炳迢 1991：276），是辞书正文内的检索系统，是连接辞书相关条目的纽带，是读者从相关条目中获得词义、字形等完整信息或扩大、加深知识的有效方式。参见系统有利于读者按图索骥检索相关信息，能够加强辞书的检索作用，体现了辞书的系统性。但是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首法、笔画法、音序法、四角号码法等排检方式相比，参见系统具有隐蔽、不易察觉的特点，因此我们将前者称为辞书的显性排检体例，后者称为隐性排检体例。
附 注
[1]例如：漏收了徐祖友的《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辞书研究》，1990.6）；收录了程养之的《关于统一改革查字法的建议》（《延边大学学报》，1977.4），没有收录程先生的《再谈统一改革查字法的问题》（《延边大学学报》，1978.2）等。
[2]需要说明，“信息库”对文章的收录难免有所疏漏，但对我们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影响不大。
参考文献
1.陈炳迢.辞书编纂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研究中心，上海市辞书学会，《辞书研究》编辑部编.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3.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2.
4.黄建华.词典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5.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胡明扬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林玉山主编.辞书学概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7.林玉山.中国辞书排检史.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
8.苏宝荣.汉字部首排检法规范化试探──论“切分、定位（定序）”归部法.辞书研究，1995（5）.
9.涂建国.关于汉字检字法研究的思考.辞书研究，1990（6）.
10.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张志毅，张庆云.词和词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家庄 050024）
（责任编辑 郎晶晶）
关键词 汉语辞书 排检体例 部首排检法
一、引 言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辞书编排体例的论述，但大多散见于古代辞书的凡例、序言中，理论的论述常常被堆砌的材料所淹没。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辞书排检体例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至今，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共有三次比较大的高潮，分别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及从改革开放至今。
“1913年我国著名学者高梦旦发表《改革部首之草案》，吹响了近代检字法研究的进军号角。”（涂建国 1990）
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关于检字法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此期间，出现了高梦旦的改良部首方案、林语堂的汉字索引制、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沈祖荣和胡庆生的12种笔画检字法、王云五的四角号码、黎锦熙的四系七起笔新部首法、中国字庋撷排检法等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都以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为出发点，基本上都属于形序法。第一次研究高潮已有专文论述，因此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上。
“新中国成立后，文炼的《谈中国文字排检法的改革》（《大公报》1952年4月16日）吹起了检字法研究的号角，黄若舟、金鸣盛、唐豪、朱永沂、杜定友、庄为玑等，相继发表新方法参与讨论。”（林玉山 2000：63）开始了排检体例的第二次研究高潮。第三次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主要侧重对部首、笔顺的规范。随着辞书编纂与人们的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辞书的编排应该以方便读者使用为目的，其排检体例应该由“百花齐放”发展为对部首、笔顺的规范。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创制新的排检法。主要是从不同角度对汉字形体结构、笔画等要素进行拆分、归类、标号，创制新的排检法，也包括他人对某种新的排检法的评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蔡勇飞的《使用“高低法”检索书名目录重号少、查速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2）、姜亮夫的《〈高低笔号学生小字典〉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2）、史有为的《汉字检索的重新审视——三级（柔性）检字法试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2）、杨琳等的《五笔号码检字法》（《图书馆学研究》，1994.4）等。
第二类，规范已有的排检法。主要是对排检法中的混乱情况进行规范和统一，有的还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推荐给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程养之的《对于统一制定几种汉字查字法的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5月17日）、刘如水的《汉字查字法应该统一》（《辞书研究》，1980.1）、知辛的《部首查字法需要统一》（《辞书研究》，1982.2）、李志江的《关于汉字排检规范化的两点意见》（《语文建设》，1996.2）、陆嘉琦的《浅议汉语辞书排检法的标准化》（《辞书研究》，1998.6）等。
第三类，排检法的历史演变。主要是对辞书排检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探究其源流，或对具体辞书排检体例的优劣进行评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谢自立的《汉字查字法说略》（《语文研究》，1980.1）、孙公望的《汉字查字法的回顾》（《辞书研究》，1980.3）、曹乃木的《部首检字法的历史演进》（《语文建设》，1993.2）、刘彩霞的《中国古代字典排检法的演变》（《阴山学刊》，2002.1）等。
第四类，对某一部或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针对我国主要的语文辞书，选择其中的某一部或几部对其排检体例进行研究，指出其优点和不足，评价其在排检史上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程养之的《谈谈〈汉语大词典〉部首排检法》（《辞书研究》，1986.6）、张标的《〈汉语大字典〉部首排检得失谈》（《语文建设》，1994.12）、夏南强的《〈汉语大字典〉部首法试评》（《辞书研究》，1995.5）、沈澍农的《〈汉语大字典〉体例的不足》（《辞书研究》，2008.4）等。
第五类，对某位学者辞书排检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对词典学界、图书馆界某位前辈的辞书排检思想进行研究，论述其对辞书排检的主要贡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原迅的《四角号码法与高梦旦》（《出版史料》，1986.6）、徐祖友的《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辞书研究》，1990.6）、罗友松等的《钱亚新先生对汉字排检法的贡献》（《辞书研究》，1994.2）、周启付的《林语堂对汉字索引法的贡献》（《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学刊》，1995.1）等。
第六类，对已有排检法的理论思考。主要是对现有排检法进行述评、思考，针对辞书排检中的某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蔡勇飞的《检字法与汉语词典的编纂》（《辞书研究》，1983.1）、刘庆隆的《语文词典的条目安排》（《辞书研究》，1983.4）、涂建国的《关于汉字检字法研究的思考》（《辞书研究》，1990.6）、苏宝荣的《汉语字典的编排、查检与计算机编码》（《辞书研究》，2000.5）、陈燕的《汉字部首法取部位置的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6.3）等。
第七类，对未来排检趋势的预测。在梳理检字法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排检法做出评价，并预测未来的排检趋势。例如在以义归部和以形归部上，学者大都认为以形归部符合排检的发展趋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范崇俊的《部首改革的趋势》（《辞书研究》，1986.5）、王有卫的《汉字归部的发展趋势》（《安徽大学学报》，2004.3）等。
第八类，对排检法研究的综述。主要是对已有的辞书排检体例研究的论著进行综述，探讨其得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涂建国的《近年来汉字排检法研究综述》（《辞书研究》，1988.5）、袁世旭的《我国汉语辞书排检体例演变的研究综述》（《汉字文化》，2011.3）等。 当然，有的研究会同时包括上述的几个方面。
《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3）中“1.2.1.5排检法”一节共计收录381篇论文的信息，该索引“收录了我国20世纪初至2000年底止公开发表的辞书论文”。另外，我们依据硕博士论文库及《辞书研究》等期刊补充了88篇文章。[1]21世纪关于辞书排检法的论文，我们主要依据《辞书研究》、辞书会议论文集、语言学及图书馆学期刊、高校社科类学报等资料进行整理分类，除去同一作者将同一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会议论文集和期刊上的重复外，共124篇。因为我们重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情况，所以除去新中国成立前的122篇文章。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汉语辞书排检体例论文信息库”，共计收录471篇文章，为我们分类、分期统计数据提供了有力支撑。[2]信息库如下图所示：
信息库中的论文依据时间顺序排列，共有题目、作者、期刊、年代、期/卷、类别等六项信息。类别指依据该文主要内容划归的类属，数字1到8分别代表上文提到的“创制新的排检法”等八类研究内容。信息库也包括很少一部分论文集和报纸，我们在期/卷一栏标注了出版社或报纸出版日期等其他相关信息，其余各项与论文相同。
可以看出，第一类创制新的排检法及对其评价和第六类对已有排检法理论思考的文章数量较多，其次为第二类对排检法的统一和规范，再次为第四类对某一部或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再次为第三类排检法的历史演变和第五类对某位学者辞书排检思想的研究，第八类对排检法研究的综述和第七类对未来排检趋势的预测数量较少。
创制新的排检法是我国排检法研究的特色，主要围绕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拆分、编码。对已有排检法的理论思考是排检法研究最主要的方面，包括对排检法原理的阐释，对排检法的述评，对辞书形序、音序、义序编排的讨论，对不同辞书类型、不同辞书规模适用哪种方式编排的研究，对读者检索时心理认知的研究等方面。第一类和第六类研究的数量达到306篇，占全部研究的64.97%。
辞书排检的问题几乎关系到每个人，所以对辞书排检法的统一和规范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者们提出的相关意见，为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台相关规范提供了依据。所以，第二类对排检法统一和规范的研究也不少，占全部研究的12.95%。
第四类对某一部或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上。第三类排检法的历史演变主要是对部首法的产生发展进行介绍，对音序法、号码检字法的研究较少，而且对影响排检法演变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背景性的因素探讨也较少。第五类对某位学者辞书排检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云五、黎锦熙、林语堂、钱亚新、杜定友等人。可以看出，第三、四、五类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研究潜力较大。
第八类对排检法研究的综述和第七类对未来排检趋势的预测数量最少。第八类的研究性质决定其数量不会很多，第七类是辞书排检研究的次要方面，不必专文研究，可以在以其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文末兼及。
我们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排检体例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阶段，大体上每个阶段都是30年左右。下面分析两个阶段研究的侧重点及变化，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
第一阶段共计89篇文章，第二阶段共计382篇文章。总体来看，在文章数量上，第二阶段远远多于第一阶段；在文章类别上，第二阶段也远比第一阶段丰富。
第一类创制新的排检法及对其评价的文章数量仍然比较多，第二阶段研究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与其他类研究的逐渐增多有关；第六类对已有排检法理论思考的文章数量不断增多，到第二阶段已成为研究的主体，占近40%的比例；第二类对排检法的统一和规范是仅次于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这与《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GB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GB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汉字部首表》和《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等规范的出台有直接关系；第三、四、五类研究均在第二阶段取得可观成果，学者们比较关注这些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吉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在组织力量对我国古代辞书部首法等的开创、发展进行梳理，对我国古代字书及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的排检体例进行研究。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新世纪的研究除了对一般排检理论的思考，还具有集中在“新”“旧”问题研究上的特点。“新”是指汉字排检法的研究逐渐与计算机编码、输入法的研究相结合，新检字法不断涌现并获得专利。“旧”是指史的梳理，表现在对某种排检法源流的探讨及其形成背景的介绍、原因的分析，对古代某部字书排检体例上的历史地位进行研究，对两部或多部辞书排检体例的异同比较分析，对辞书学家的排检思想进一步发掘等。
从形序、音序、义序三种排检方式来看，对形序排检的研究要远远高于音序和义序。由于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形体的可拆分性，以及可以进行编码、与数字相对应的特点，所以围绕汉字形体结构排检方式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
从这些文章发表的载体来看，早期主要有《大公报》《光明日报》《文字改革》《文汇报》《中国语文》等；后期主要有《辞书研究》《语文建设》《图书情报知识》《四川图书馆学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延边大学学报》等。从文章作者来看，主要有黎锦熙、杜定友、钱亚新、万国鼎、李良肱、程养之、蔡勇飞、涂建国等。
三、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数量多寡的角度上来看
从排检体例内部涉及辞书体例元素数量多寡的角度看，有如下四个方面：
1.一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
2.一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
3.多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
4.多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 这里的排检体例元素是指部首法、笔画法、音序法、义序法等具体的辞书排检方法。其中：
一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康熙字典》部首法研究。
一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现代汉语词典》部首法和音序法研究。
多部辞书的一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我国字典的部首法研究。
多部辞书的多个排检体例元素，例如我国字典的排检体例研究。
可以看出，第一种和第二种为共时性的介绍，第三种和第四种多为历时性的演变。
四、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层次繁简的角度上来看
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数量多寡的角度上来看，目前主要有二元多层论、多元单层论、多元主次论及多元多层论。
兹古斯塔、胡明扬、李开、陈炳迢、张志毅、张庆云、黄建华、苏宝荣、林玉山、邹酆、章宜华等关于一般辞书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侧重从静态的角度对义序、形序、音序等辞书的具体编排检索方式进行叙述。
兹古斯塔的《词典学概论》在第六章单语词典中的“词条的安排”和第七章双语词典中的“词条排列顺序”都涉及了辞书的排检体例。“对于我们这里集中注意的几类词典来说，就多数语言而言，唯一切实可行的是按词目的字母顺序排列。”（兹古斯塔 1983：387）
胡明扬等的《词典学概论》开辟专章讨论“词典的编排法”，“国外的词典采用的编排法主要有两种：音序编排法和分类编排法，前者以词的读音为根据，后者以词的意义或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本身的类别为根据。我国由于汉字的特点，还可以以汉字的字形为根据，采用另外三种编排法：部首编排法、笔形编排法和笔画编排法”（胡明扬 1982：185）。
张志毅、张庆云的专著《词和词典》及系列论文《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同义词词典的体例》《反义词词典的编排》等，详细论述了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反义词词林等辞书的编排体例。同义词词典的编排以同义词群为单位，“同义词群内部的编排，有两个编法。一个是按音序编排……一个是按意义编排……不管按音序，还是按意义编排，都得选出词群的领先词”（张志毅，张庆云 1994：250）。
黄建华的《词典论》在“词典的宏观结构”一章中介绍了“编排法”。“一般分为形序、音序、义序三种。也有的词典家把音序归在形序之下，亦即只分为形序、义序两大类。笔者倾向于后一种处理，因为语音是用符号（即某种书写形式）标记的，并不涉及语义，因此音序编排归根结底也还是形序编排。”（黄建华 2001：61）黄先生在形序排检法和义序编排法下又分了次类。
林玉山主编的《辞书学概论》在“辞书的结构”这一章中谈到了“排检结构”：“排检，是指编排和检索，虽有两个含义，实质是一回事。”（林玉山 1995：119）林玉山（2000：1）在《中国辞书排检史》中指出“在汉语辞书中，按词（字）的形体、读音、语义分为形序排检法（简称‘形序法’）、音序排检法（简称‘音序法’）、义序排检法（简称‘义序法’）三大类”。
苏宝荣的《汉字部首排检法规范化试探——论“切分、定位（定序）”归部法》《汉语字典的编排、查检与计算机编码》等指出了应该以科学的汉字结构分析为基础，部首编排应该规范化，并提出了据形定部的“切分、定位（定序）”归部法。“科学的汉字部首编排法，无论是部首的提取，还是单字的归部，都必须坚持同一的标准，力戒目前这种多元化的干扰……以通行的楷书为规范字形，始终如一地贯彻‘据形定部’的原则。”（苏宝荣 1995）
章宜华、雍和明的《当代词典学》在“词典的结构”宏观结构的检索性方面涉及了编排法。“宏观结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就是按照一定的次序来编排词条，使词典具有检索性。语言都有音、形、义三个要素，这也成了词典排序的重要依据。根据词典的编纂宗旨和使用对象的不同，结合词目词的结构特点，一般可采用以下几种编排方法：形序编排、音序编排、义序编排和聚合编排。”（章宜华，雍和明 2007：52）
可以进一步概括为：
二元多层论：以黄建华（2001）为代表：形序排检法下分文字序列、语音序列和按词源成分的形式编排的三类，义序编排法下分分类编排的、同义编排的、类义编排的、按概念系统编排的四类；
多元单层论：以胡明扬（1982）和林玉山（1995）为代表。胡明扬等分为音序编排法、部首编排法、笔形编排法、笔画编排法和分类编排法；林玉山分为形序编排法、笔画编排法、音序编排法、分类编排法、时序编排法、地序编排法；
多元主次论：以兹古斯塔（1983）为代表，分为字母顺序、语义联系、词的派生关系等，其中以字母顺序为主。
多元多层论：以林玉山（2000）、章宜华和雍和明（2007）为代表。林玉山首先分为形序法、音序法和义序法，其中，形序法包括部首法、笔画法、笔顺法、号码法等；音序法包括韵目排列法、注音字母排列法和汉语拼音字母编排法等；义序法包括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书序法等。章宜华、雍和明（2007）在形序编排下又分按部首编排、按笔画编排、按笔顺编排、按号码编排；音序编排下又分按韵部编排、按罗马字母编排、按注音字母编排、按汉语拼音字母编排；义序编排下又分分类编排、主题编排、时序编排、地序编排。
我们主张辞书排检体例的多元多层论，同时认为已有的形序、音序、义序及其次类可归入显性排检体例，与其相对应的是隐性排检体例，即辞书的参见系统。辞书的参见系统“反映了全书条目与条目之间的关系网络”（陈炳迢 1991：276），是辞书正文内的检索系统，是连接辞书相关条目的纽带，是读者从相关条目中获得词义、字形等完整信息或扩大、加深知识的有效方式。参见系统有利于读者按图索骥检索相关信息，能够加强辞书的检索作用，体现了辞书的系统性。但是与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首法、笔画法、音序法、四角号码法等排检方式相比，参见系统具有隐蔽、不易察觉的特点，因此我们将前者称为辞书的显性排检体例，后者称为隐性排检体例。
附 注
[1]例如：漏收了徐祖友的《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辞书研究》，1990.6）；收录了程养之的《关于统一改革查字法的建议》（《延边大学学报》，1977.4），没有收录程先生的《再谈统一改革查字法的问题》（《延边大学学报》，1978.2）等。
[2]需要说明，“信息库”对文章的收录难免有所疏漏，但对我们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影响不大。
参考文献
1.陈炳迢.辞书编纂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研究中心，上海市辞书学会，《辞书研究》编辑部编.二十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3.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2.
4.黄建华.词典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5.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胡明扬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林玉山主编.辞书学概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7.林玉山.中国辞书排检史.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
8.苏宝荣.汉字部首排检法规范化试探──论“切分、定位（定序）”归部法.辞书研究，1995（5）.
9.涂建国.关于汉字检字法研究的思考.辞书研究，1990（6）.
10.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张志毅，张庆云.词和词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家庄 050024）
（责任编辑 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