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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在我国历史上拥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竞争，当社会资源有限，竞争者增加时，社会性别话语会发生变化，解放初期强调的男女都一样逐渐变成男女不一样。在这过程中，女性的权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
关键词：改革开放;女性权益;新自由主义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对我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吴小英（2009）指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生产的领导者，毛主席提出要大力解放妇女生产力，生产队随处可见“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标语，并且政府出台相应的劳动和妇女保护制度，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后，是我国历史上新纪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跨国资本进入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随之而来是新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占领市场，邓韵雪（2018）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解释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财产的私有化，极力反对男女同工同酬，提倡公平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多样而又复杂。
二、市场经济下面临的职业挑战
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变成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被取代，新的经济模式为我国性别话语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市场经济带来了多样的工作机会，也使女性的工作种类变得繁多。计划经济时期，女性的工作模式较为单一，大多数都是以工厂或农业生产为主。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跨国资本，各类新型企业成立，国家重新开始重视教育，促使很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后与男性一起进入市场。吴小英（2009）认为当社会资源有限，竞争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话语将再次发生改变。“妇女回家论”就是这时被提起，女性在市场中遭遇的歧视再度被公开化，国家甚至提出提升女性“素质”这样的话语来强化女性的弱势，由此来回避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性别不公平。
这种提升“素质”的教育甚至走进了高校，王俊（2016）发现近几年，国内很多知名高校开设各类女性课堂，只不过这种课程在开设时划分了阶级，只有精英女性才可以接受的精英教育。这些课程的设置的目的是以培养女性魅力，让精英阶级女性学习如何更加知性，提升家庭教养，学习理财甚至还要做到在职场优雅精致。
在高校里有这样的课程面向给精英女性，还有普通高校课程通过构建性别话语来面向全体高校学生。王俊（2016）认为这种性别话语建构是在“男女不一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差异政治”逐渐代替了“平等政治”，“承认政治”代替了“阶级政治”时，高等教育的日常和主流话语也就被当代流行的社会性别话语所操控，并规训着学生成为被社会所接纳的性别角色。这样的教育在高校教育就体现在理工类的专业，例如机械专业这样的学科，很少会有女生去学习，而教科专业、护理类专业变成女生热门专业。在课堂上，有些时候老师也会提及这样的学科毕业后男生比女生更好就业。对于现在的大多数女大学生，她们担心的并不是自己是否能开拓出自己的事业，而是自己能否在生活安逸的城市找到一个工作，这样的工作能否帮助她们找到一个好的人嫁掉。
但即是进入家庭，养育孩子，对于双职工家庭女性来说，她们所要面临的市场挑战并没有减少。在我国传统观念里，生养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在很多家庭中，认为孩子在三岁前都是需要母亲的照顾。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很多家庭都选择让女性放弃工作，来照顾孩子，这使她们不得不从市场竞争中退出。在孩子上学时，很多女性选择回归市场，但是由于退出太久，市场模式日新月异，她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人只能找到容易进入市场，也容易从市场退出工作。而男性依旧占据着社会上优质且大量的资源，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拥有的经济决策权也越来越大。
不过市场经济给女性带来的并只有负面影响，在一定领域上，也给妇女带来了机遇。李汪洋、谢宇（2015）通过对1982和2010的我国性別职业变化测量发现，在市场引进跨国资本和国家加大教育程度的努力下，我国职业类型也变得丰富。很多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以前的制造业流向商业、服务业领域。甚至很多以前只有男性才能进入的行业，例如律师、飞行员等行业也出现了女性的身影。新自由主义提倡竞争，给很多有才能的女性提供了可以争夺社会资源的平台，虽然很多时候也存在不公平，但是也为女性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三、家庭上面临的挑战
由于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各种政策的变革，对社会单位——家庭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不仅仅是工作上的，还有来自家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从家庭分工的角度出发，苏熠慧（2018）认为社会常常把男性成员的劳动力与公领域的生产联系到一起，把女性成员的劳动只与私领域和生产无关的劳动相联系。这种默认在一定程度上，将妇女在家庭中分到的劳动合理化。
这种被中国家庭所默认的女性必须要承担的家庭内部劳动，是来自于传统话语“男主外，女主内”。在没有解放妇女生产力之前，传统思想里一直认为女性不适宜抛头露面。女性被传统困在屋内，嫁人后要为夫家延续香火，照顾公婆，收拾好家务。解放时期，毛主席提出解放妇女生产力，让妇女进入社会生产中。妇女从私领域正式进入公共领域，女性作为劳动者与男性一起通过参与集体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刘亚（2018）认为这样的劳动政策，如果家庭是经济单位，妇女虽然参与社会劳动，但是传统的家庭角色并没有消失，她们依旧要负担家庭内部的劳作。计划经济时期，女性不仅在公领域和男性干同样的劳动，分配同样的劳动量，在私领域，还要负责家务，养育孩子，这样的劳动常常使女性疲惫不堪。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呼吁公平竞争，男女一起抢夺社会资源。这时性别话语变成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这是对无性别政治话语的反抗，也为女性争取权益提供了合法性。吴小英（2009）观察到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就业岗位有限，社会开始提出家庭劳动也是社会劳动，让妇女阶段性就业。妇女阶段性就业是指女性怀孕回家，让出一部分社会资源。在中国社会中，认为怀孕、生育、养育这样的过程，应该由女性去承担。女性的权益，基本还是掌握在国家父权制的手中。 在中国家庭，关于儿童照料问题，也是环绕着女性展开的。岳经纶、范昕（2018）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城镇拥有儿童照顾政策，工厂会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日托所，帮助妇女减轻一些负担。但是改革开放后，这样的日托所消失，照顾儿童又落在了妇女身上。由此，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
20世纪90年代末后，教育的市场化使母亲这个团体的压力再次增大，杨可（2019）发现和教育相关的“虎妈”、“拼妈”的话题开始被中国大众媒体不断提起，“母职”这个名词开始不断被运用。这一时期补课班兴起，各大教育机构提出自我选择，自我成就。杨可（2019）通过观察教育市场发现，孩子未来的成功不再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而是家长的财富和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下，将母亲培养孩子的方式对比明星的经纪人，出现新的母职——“母职经纪人”。
但是这种类似于培养明星的模式去培养孩子的模式，目前只适用于大城市中产阶级以上家庭。首先大城市，教育市场发达，教育资源较多;其次，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母亲她们所拥有的人脉资源也丰富，运用这种资源，可以帮助她们挣得到更多的机会，使她们的孩子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几率增大。教育资源的争夺，就是家庭在社会网络中，争夺先机，家庭人脉是第一关键。
很多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的家长们，成立家长群，这样的群里大多数都是母亲，老师和家长联系也是母亲较多，所以母亲变成了学生和老师沟通的桥梁。现在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学府，对于学生的要求变成多方面考量，有些学校，如果学生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取得较好的成绩，在自招考试或出国留学中，占有很大的优势。
这样的培养模式，需要制定只属于学生个人的课程安排，根据学生的爱好和优点，个性培养。这种繁杂的工作，在家庭分工中，自然的落到母亲的身上，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现代家庭父亲起到的作用变成提供经济支撑。但是这样的个性培养，需要母亲时时刻刻关注各种学习动态，使得她们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变少，有些家庭母亲离开工作岗位，专心培养孩子;没有退出市场的女性两头繁忙，使很多她们在工作上有特别大的机会时，不得不选择放弃，她们没有办法做到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是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孩子的未来发展，这样的选择，是现代母亲所要面对的挑战。
四、总结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会，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女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很多的机遇与挑战。但是在父权制的社会下，很多个人的利益，因为社会资源的有限，家庭分工的限制，在社会政策中，不得不被牺牲掉。
工作上，新自由主义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资本和挑战，教育的不断提升，使女性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在社会竞争中，拥有更多的优势。但是由于很多工作岗位的掌权者和规则制定者都是男性，当女性占据了较多社会资源，使得男性在竞争中取得劣势的时候，社会开始限制女性的发展，呼吁女性回家，阶段就业。
家庭上，女性在家庭分工主要负责生育孩子，负责家庭的情感需求，负责家务劳动。这样繁杂的家庭事务，使很多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上，很难同时处理的很好。教育的市场化使得家庭的希望——孩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升学压力。这样激烈的竞争，不得不让整个家庭重视，这时母亲又变成另一种身份——“母职”经纪人。母亲要为孩子的学习和未来进行规划，要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新的压力，使得女性在自己的工作中，很难集中注意力，有的甚至被家庭选择放弃工作。
但即使如此，现代女性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也应该不断的完善自己，在家庭和事业上也要抱有積极乐观的心态，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尽可能最大化的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王向贤（2019）从“父职”的变化研究中发现，近十年来，国内开始呼吁父亲回归孩子日常照料中，家庭教育中。虽然目前社会对于男性休产假，休育儿假还处于实验阶段，但是也证明现在社会开始重视父亲在家庭中对于孩子的作用，这样的假期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女性的很多负担，使很多女性有精力投入工作中去，对于女性未来的发展还是应该报以乐观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岳经纶，范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8（09）：92-111+206.
[2]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02）：79-90.
[3]刘亚.“解放”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华南农村妇女的生产与社会再生产[J].开放时代，2018（04）：58-72+6.
[4]苏熠慧.从情感劳动到审美劳动：西方性别劳动分工研究的新转向[J].妇女研究论丛，2018（06）：43-55.
[5]邓韵雪.世界工厂里军事化男性气质的塑造与实践——一项对富士康基层管理人员的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8（03）：95-107.
[6]王向贤.转型时期的父亲责任、权利与研究路径——国内父职社会学研究述评[J].青年研究，2019（01）：84-93+96.
[7]李汪洋，谢宇.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1982-2010[J].社会，2015，35（06）：153-177.
[8]王俊.大学、知识与课程的性别分析——对中国精英大学各类商业化“女性课程班”的审视[J].妇女研究论丛，2016（03）：5-14.
[9]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02）：163-176+207-208.
关键词：改革开放;女性权益;新自由主义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对我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吴小英（2009）指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政府是社会生产的领导者，毛主席提出要大力解放妇女生产力，生产队随处可见“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标语，并且政府出台相应的劳动和妇女保护制度，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后，是我国历史上新纪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跨国资本进入中国，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随之而来是新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占领市场，邓韵雪（2018）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解释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财产的私有化，极力反对男女同工同酬，提倡公平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多样而又复杂。
二、市场经济下面临的职业挑战
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变成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被取代，新的经济模式为我国性别话语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市场经济带来了多样的工作机会，也使女性的工作种类变得繁多。计划经济时期，女性的工作模式较为单一，大多数都是以工厂或农业生产为主。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跨国资本，各类新型企业成立，国家重新开始重视教育，促使很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后与男性一起进入市场。吴小英（2009）认为当社会资源有限，竞争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话语将再次发生改变。“妇女回家论”就是这时被提起，女性在市场中遭遇的歧视再度被公开化，国家甚至提出提升女性“素质”这样的话语来强化女性的弱势，由此来回避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性别不公平。
这种提升“素质”的教育甚至走进了高校，王俊（2016）发现近几年，国内很多知名高校开设各类女性课堂，只不过这种课程在开设时划分了阶级，只有精英女性才可以接受的精英教育。这些课程的设置的目的是以培养女性魅力，让精英阶级女性学习如何更加知性，提升家庭教养，学习理财甚至还要做到在职场优雅精致。
在高校里有这样的课程面向给精英女性，还有普通高校课程通过构建性别话语来面向全体高校学生。王俊（2016）认为这种性别话语建构是在“男女不一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差异政治”逐渐代替了“平等政治”，“承认政治”代替了“阶级政治”时，高等教育的日常和主流话语也就被当代流行的社会性别话语所操控，并规训着学生成为被社会所接纳的性别角色。这样的教育在高校教育就体现在理工类的专业，例如机械专业这样的学科，很少会有女生去学习，而教科专业、护理类专业变成女生热门专业。在课堂上，有些时候老师也会提及这样的学科毕业后男生比女生更好就业。对于现在的大多数女大学生，她们担心的并不是自己是否能开拓出自己的事业，而是自己能否在生活安逸的城市找到一个工作，这样的工作能否帮助她们找到一个好的人嫁掉。
但即是进入家庭，养育孩子，对于双职工家庭女性来说，她们所要面临的市场挑战并没有减少。在我国传统观念里，生养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在很多家庭中，认为孩子在三岁前都是需要母亲的照顾。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很多家庭都选择让女性放弃工作，来照顾孩子，这使她们不得不从市场竞争中退出。在孩子上学时，很多女性选择回归市场，但是由于退出太久，市场模式日新月异，她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人只能找到容易进入市场，也容易从市场退出工作。而男性依旧占据着社会上优质且大量的资源，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拥有的经济决策权也越来越大。
不过市场经济给女性带来的并只有负面影响，在一定领域上，也给妇女带来了机遇。李汪洋、谢宇（2015）通过对1982和2010的我国性別职业变化测量发现，在市场引进跨国资本和国家加大教育程度的努力下，我国职业类型也变得丰富。很多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以前的制造业流向商业、服务业领域。甚至很多以前只有男性才能进入的行业，例如律师、飞行员等行业也出现了女性的身影。新自由主义提倡竞争，给很多有才能的女性提供了可以争夺社会资源的平台，虽然很多时候也存在不公平，但是也为女性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三、家庭上面临的挑战
由于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各种政策的变革，对社会单位——家庭也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不仅仅是工作上的，还有来自家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从家庭分工的角度出发，苏熠慧（2018）认为社会常常把男性成员的劳动力与公领域的生产联系到一起，把女性成员的劳动只与私领域和生产无关的劳动相联系。这种默认在一定程度上，将妇女在家庭中分到的劳动合理化。
这种被中国家庭所默认的女性必须要承担的家庭内部劳动，是来自于传统话语“男主外，女主内”。在没有解放妇女生产力之前，传统思想里一直认为女性不适宜抛头露面。女性被传统困在屋内，嫁人后要为夫家延续香火，照顾公婆，收拾好家务。解放时期，毛主席提出解放妇女生产力，让妇女进入社会生产中。妇女从私领域正式进入公共领域，女性作为劳动者与男性一起通过参与集体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刘亚（2018）认为这样的劳动政策，如果家庭是经济单位，妇女虽然参与社会劳动，但是传统的家庭角色并没有消失，她们依旧要负担家庭内部的劳作。计划经济时期，女性不仅在公领域和男性干同样的劳动，分配同样的劳动量，在私领域，还要负责家务，养育孩子，这样的劳动常常使女性疲惫不堪。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呼吁公平竞争，男女一起抢夺社会资源。这时性别话语变成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这是对无性别政治话语的反抗，也为女性争取权益提供了合法性。吴小英（2009）观察到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就业岗位有限，社会开始提出家庭劳动也是社会劳动，让妇女阶段性就业。妇女阶段性就业是指女性怀孕回家，让出一部分社会资源。在中国社会中，认为怀孕、生育、养育这样的过程，应该由女性去承担。女性的权益，基本还是掌握在国家父权制的手中。 在中国家庭，关于儿童照料问题，也是环绕着女性展开的。岳经纶、范昕（2018）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城镇拥有儿童照顾政策，工厂会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日托所，帮助妇女减轻一些负担。但是改革开放后，这样的日托所消失，照顾儿童又落在了妇女身上。由此，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
20世纪90年代末后，教育的市场化使母亲这个团体的压力再次增大，杨可（2019）发现和教育相关的“虎妈”、“拼妈”的话题开始被中国大众媒体不断提起，“母职”这个名词开始不断被运用。这一时期补课班兴起，各大教育机构提出自我选择，自我成就。杨可（2019）通过观察教育市场发现，孩子未来的成功不再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而是家长的财富和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下，将母亲培养孩子的方式对比明星的经纪人，出现新的母职——“母职经纪人”。
但是这种类似于培养明星的模式去培养孩子的模式，目前只适用于大城市中产阶级以上家庭。首先大城市，教育市场发达，教育资源较多;其次，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母亲她们所拥有的人脉资源也丰富，运用这种资源，可以帮助她们挣得到更多的机会，使她们的孩子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几率增大。教育资源的争夺，就是家庭在社会网络中，争夺先机，家庭人脉是第一关键。
很多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的家长们，成立家长群，这样的群里大多数都是母亲，老师和家长联系也是母亲较多，所以母亲变成了学生和老师沟通的桥梁。现在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学府，对于学生的要求变成多方面考量，有些学校，如果学生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取得较好的成绩，在自招考试或出国留学中，占有很大的优势。
这样的培养模式，需要制定只属于学生个人的课程安排，根据学生的爱好和优点，个性培养。这种繁杂的工作，在家庭分工中，自然的落到母亲的身上，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现代家庭父亲起到的作用变成提供经济支撑。但是这样的个性培养，需要母亲时时刻刻关注各种学习动态，使得她们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变少，有些家庭母亲离开工作岗位，专心培养孩子;没有退出市场的女性两头繁忙，使很多她们在工作上有特别大的机会时，不得不选择放弃，她们没有办法做到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是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孩子的未来发展，这样的选择，是现代母亲所要面对的挑战。
四、总结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会，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女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很多的机遇与挑战。但是在父权制的社会下，很多个人的利益，因为社会资源的有限，家庭分工的限制，在社会政策中，不得不被牺牲掉。
工作上，新自由主义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资本和挑战，教育的不断提升，使女性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在社会竞争中，拥有更多的优势。但是由于很多工作岗位的掌权者和规则制定者都是男性，当女性占据了较多社会资源，使得男性在竞争中取得劣势的时候，社会开始限制女性的发展，呼吁女性回家，阶段就业。
家庭上，女性在家庭分工主要负责生育孩子，负责家庭的情感需求，负责家务劳动。这样繁杂的家庭事务，使很多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上，很难同时处理的很好。教育的市场化使得家庭的希望——孩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升学压力。这样激烈的竞争，不得不让整个家庭重视，这时母亲又变成另一种身份——“母职”经纪人。母亲要为孩子的学习和未来进行规划，要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新的压力，使得女性在自己的工作中，很难集中注意力，有的甚至被家庭选择放弃工作。
但即使如此，现代女性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也应该不断的完善自己，在家庭和事业上也要抱有積极乐观的心态，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尽可能最大化的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王向贤（2019）从“父职”的变化研究中发现，近十年来，国内开始呼吁父亲回归孩子日常照料中，家庭教育中。虽然目前社会对于男性休产假，休育儿假还处于实验阶段，但是也证明现在社会开始重视父亲在家庭中对于孩子的作用，这样的假期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女性的很多负担，使很多女性有精力投入工作中去，对于女性未来的发展还是应该报以乐观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岳经纶，范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8（09）：92-111+206.
[2]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02）：79-90.
[3]刘亚.“解放”的历程——20世纪50年代华南农村妇女的生产与社会再生产[J].开放时代，2018（04）：58-72+6.
[4]苏熠慧.从情感劳动到审美劳动：西方性别劳动分工研究的新转向[J].妇女研究论丛，2018（06）：43-55.
[5]邓韵雪.世界工厂里军事化男性气质的塑造与实践——一项对富士康基层管理人员的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8（03）：95-107.
[6]王向贤.转型时期的父亲责任、权利与研究路径——国内父职社会学研究述评[J].青年研究，2019（01）：84-93+96.
[7]李汪洋，谢宇.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1982-2010[J].社会，2015，35（06）：153-177.
[8]王俊.大学、知识与课程的性别分析——对中国精英大学各类商业化“女性课程班”的审视[J].妇女研究论丛，2016（03）：5-14.
[9]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02）：163-176+2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