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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0年10月8日，当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予给美国诗人露易丝·格吕克，全球翘首以待的文学爱好者和从业者们，照例被一向善于出其不意的诺奖评委会给吃了一惊。惊讶未定之际，媒体和各路业余甚至专业文学人纷纷解读，宣称“这是诺奖的一个安全的选择”。持此看法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电讯报》诗歌评论家特利斯特拉姆·费恩·桑德斯。他在自家报纸发表的文章就题为《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露易丝·格吕克是混乱年份的一个安全选择》。所谓“安全”，按桑德斯的说法，是针对这些年诺奖评委会惹出的一系列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麻烦而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若干年里全然引起了错误的关注”。性丑闻甚至让该奖2018年停摆一年。接着是2019年授奖给波黑战争中公然支持塞尔维亚的汉德克导致国际性讨伐，并由此回溯，旧事重提，对2017年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调查记者身份和此前一年鲍勃·迪伦以歌手身份获奖提出质疑，从而引发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本质的诘问：新闻是文学吗？“在风中飘”是诗吗？深陷丑闻和争议中的诺奖必须做出一个中规中矩的“安全的选择”。笔者无意在此反驳桑德斯，但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不应当基于这些因素得出格吕克是“安全选择”的结论，而是应当研究瑞典学院的授奖理由和格吕克的诗是否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理由。
瑞典学院给出的授奖理由是，“以其峻朴的美赋予个体生存以普世意义那明白无误的诗歌声音”。这是一个信息量极大的短语，更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恰切的赞词，其中的关键词“峻朴的美”“个体生存”“普世意义”“准确无误的诗歌声音”，应当引起深入的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在诺奖官网亲自撰文，对这些关键词做了很好的阐释，指出格吕克“全部作品都以追求明晰为特点”，她的诗中“自我倾听它的梦想与妄想最终剩下什么”，“在直面自身妄念时无人比她更为刚毅”;她“不仅热衷于（探究）人生的离格脱轨与飘忽不定”，更讴歌“剧烈的变化和从深深的失落感飞跃而起的重生”。
随着众多名作家和专业诗歌评论家不断发声，公开赞扬格吕克的诗歌成就，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格吕克诗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以及诺奖评委会对这种价值所作的肯定的意义。纽约《观察家》在诺奖结果公布当日发表海伦·霍尔姆斯的《何以露易丝·格吕克令人振奋的敏感的诗该得诺奖》，该文援引诗人布伦达·肖尼斯推特言论，称格吕克获诺奖“提醒我们，语言与情感的内在世界……在一片生硬愚昧的专横声中仍然有人听到，读到，懂得”，進而指出“通过转化和嬗变自身的痛楚，格吕克向读者展示了借助自己的艺术作品得以幸存的办法”。《卫报》于次日刊发著名作家托宾赞贺文章《露易丝·格吕克：一位无畏而坦诚的诺奖得主》。诗歌评论家斯蒂芬妮·伯特随后在10月15日该报发表《她从不停止自我要求》，指出“格吕克的诗直面大多数人，大多数诗人拒绝的真相：老年是怎样地咄咄逼近，我们怎样做出无法信守的承诺，失望怎样渗透进甚至最幸运的成年人的时间表”;作为“一位智慧诗人”，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诗篇“既发自肺腑，又深具智性……后期作品超越美国诗歌，直抵契诃夫忧郁的宏博”;尽管“没有一个诗人可为所有人代言”，但“格吕克朴素的诗行和宏阔的视野诉诸许许多多人共同的体验”。媒体也以他们的标题表达各自的立场，其中以《新政治家》的《何以露易丝·格吕克是诺奖当之无愧的得主》，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诺奖提醒我们露易丝·格吕克在当下何以重要》最具代表性。
当今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堪，人类遭受的现世困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到切肤锥心，我们无法逃避背叛、失去、贪婪这样一些世间最丑陋的东西。对这些，格吕克在诗中做了无畏的审视，并以诗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忍受和超越的洞察。她的诗以强烈的情感和智性力量慰藉着我们，改变着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吕克的诗符合诺贝尔遗嘱对文学奖的规定：以理想主义观照人类的生存境况。
考虑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的时间节点（1月31日提名截止，4月30日确定15人至20人的复选名单，5月30日五人决选名单确定，10月初确定年度获奖者），也许时运在格吕克的获奖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没准是促成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格吕克的一个偶然但重要的因素。这是10月8日当晚笔者一时冒出的念头，在随后的阅读中也注意到，里奇·霍夫曼在当日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格吕克的诗“在一个持续播报、快速新闻循环和不知羞耻的自我推销时代，守护着亲密性、私密性、内在性……在我们需要她的教诲之时——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都不确定，隔离着，恐惧着，路易斯·格吕克教导我们受难、湮灭，甚至死，都不是我们的终结……在悲伤和隔离的时候，我就求助于格吕克的诗集为我指一指向前的路”。霍夫曼在“隔离着”的“恐惧”中，自觉地向格吕克的诗寻求慰藉和指引，置身疫情中的诺奖评委们在反反复复的比较筛选过程中，不自觉或自觉地受到格吕克诗歌的宽慰和启悟，是否进而萌生出要把这一宽慰和启悟传达给天下苍生的念头，亦未可知。
无论怎么说，露易丝·格吕克绝不只是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一个“安全的选择”，即便存在某种偶然性，其中的必然性，即格吕克诗的成就和品质，不容忽视。
二
格吕克的诗，就像格吕克这个人，单纯而复杂，已然成为当代英语诗坛一个独特的声音。这声音如安德斯·奥尔森主席所指出的，“兼备艾略特的迫切语气、济慈的内在倾听艺术和乔治·奥本自决式沉默……在克己自律和不愿接受简单信条方面比任何别的诗人更像狄金森”。
惯于贴标签的批评界一度将格吕克归为“自白派”或“后自白派”，对此格吕克本人很反感。之所以有此归类，大概是因为她的诗作涉及了她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种种失意、困顿，甚至不幸。其实，一个合格的诗歌读者，只要认真倾听，不难听出格吕克的诗歌声音迥异于自白派和后自白派，明显比后者冷静、客观，颇有哀而不怨的质地。格吕克这种“峻朴的”诗歌声音，不像自白派们一味宣泄，直接诉诸读者情感，而是要在读者也就是倾听者心里建立起一种信任，也就是用她自己的话说，使读者“在场”，“受到鼓励”，从而形成同频共振，“甚至是共谋”，实现作者与读者共同成就这声音希望成就并应该成就的诗歌境界。格吕克本人对自己的诗歌声音颇为满意，在2020年12月10日诺奖颁奖典礼上，她以这样的表达结束自己的诺奖演讲——“我相信，瑞典学院把这个奖颁给我，是有意要光耀那种亲密的私人的声音，公开表达有时会使这种声音增强或扩展，但决不能取代。”自信、自豪与坚定溢于言表。 格吕克的诗歌声音如此独特，富于魅力，引来广泛评说与研究。科尔姆·托宾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指出，“她的作品充满着声音，往往是谧然的、絮语的，似乎她在探究一个艰难的后果或心灵的模样”。格吕克深知，对情感的言说，不能由一种声音表达，许多微妙的诉说、蕴含在这些诉说里的尖锐的思想和残酷的真相，必须借助权威的叙事者之口。于是，她较早就开始尝试采用诗歌人格（persona）的方式，并将这一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让不同的诗歌人格以各自的方式揭示各种情感境遇的真相。她诗中的情感都是真实的，角色和场景却是虚构的，诗某种意义上成了挣扎中的自我寻求并实现救赎的情景剧。不同篇章构成的一部诗集便成了承担不同分工的若干角色的合奏，堪称一部诗剧。正如兰吉特·霍斯寇特发表在《开卷》（2020年10月16日）的《为何要爱你将失去的》所指出的，“直面死亡的荒凉现实，将人类生活戏剧置于四季轮回和草木生命背景里，翻造出一个始终在欲望与悔恨间寻求平衡的自我”。
罗萨娜·沃伦对格吕克的诗歌声音有相当精当的研究。在其专著《自我的寓言：抒情诗研究》（2008年）里，沃伦将构成格吕克“抒情声音”的诗歌人格声音归纳为三个类型：一是受苦的人类，如亚当和夏娃之类的人物，常常是向一个不在场的上帝诉说，比如：“你当我的心是什么/非得把它碎了又碎/像育苗师试验/新的品种？要练手/换个别的什么吧……”（《晨祷》）;二是花卉树木的声音，那些反思并批评人类意识的非人意识，比如：“你在说什么？说你想要/永生？你的想法真的/那么让人信服，就像所有那些？毫无疑问/你不会看看我们，不会倾听我们”（《田野里的花朵》），又如：“我并没指望活下来，/泥土挤迫着我。我没指望/重又醒来，感受/潮湿的土里我的身体/能够再次回应，这么久/之后还记得重新打开/在这早春/寒冷的光里——”（《雪花莲》）;三是以天气状况言说的易怒的造物主神衹，比如：“我把你聚集起来了;/我就能把你清除/仿佛你是随手丢弃的草稿”（《九月暮光》）。这些诗歌人格的言说，以及他们说出的真相，不正是我们人类生存中时时遭遇的吗？沃伦的归类是基于格吕克以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典故等为叙事策略的诗集做出的。纵观格吕克全部诗作，除了各色神话人物，其实可以从第一类里分离出许许多多更为日常的诗歌人格：画家、诗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园艺师、花匠……诗人格吕克就像“一位腹语大师”，隐藏在她的诗歌人格后面，让诗歌人格们站在一个时空距离之外，为现世人生的种种遭际代言，揭示这些遭际的残忍真相。因着这样的距离，言说与真相显得不容置疑，而且避免了一个抒情主人公亲身诉说而难免的自怨自艾。她调动的诗歌人格越多，就越能卸去自身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负累，赋予诗作繁复的美感。这是罗伯特·洛厄尔以外的自白派、后自白派们望尘莫及的，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超越了艾米莉·狄金森。
三
格吕克独特的诗歌声音，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诉说“一个碎裂的世界”里的困顿和苦难，却能臻于“峻朴的美感”，这得归因于其哀而不怨的底色。那么，格吕克哀而不怨的诗歌声音是如何成就的呢？
首先，得益于童年的熏陶。格吕克出生于一个仰慕智力成就的家庭，母亲尤其注重其文学创造能力的培养，五岁时写出的诗就叫人吃惊。带着这份天资畅游于诗海，格吕克很快找到并锁定了心仪的诗歌声音，并与之终生“盟约”。她在诺奖演讲里讨论了这个声音的源头、形成及其实质。实际上，她的整篇诺奖演讲谈的就是她的诗歌声音。五六歲就在脑海里琢磨谁是最伟大或者说自己最喜爱的诗歌声音，当选定布莱克时，年轻的诗人如此欣喜，如此笃定：“我明白他死了，可我觉得他还活着，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在跟我说话，带着伪装，但就是他的声音。在说着话，我感到只是在对我说，或特意对我说。我感到被选中了，感到庆幸;我还感到布莱克就是我渴望要对话的人，跟他，还有莎士比亚，我等不及就说起话来了。”接着格吕克阐述了布莱克诗里小黑孩对自己的影响：“布莱克通过那个小黑孩跟我说话，他是那个声音的隐秘源头……那个小黑孩所说的，他对自己情感和经历的叙述，不含半点指责、一丝复仇的愿望，唯有那份信念，在他死后应许的那个完美世界，他会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得到认可……”作为格吕克的读者，我们庆幸，这个小黑孩和他的声音、他的信念，在格吕克的诗里早早地深深扎下了根。
其次，因为苦难的磨砺。因青春期厌食症接受长达七年心理治疗这段经历，既是格吕克的一种磨难，更是她的一笔宝贵财富。凭借心理医生的引领和帮助，这段磨难教会了她如何看待此后的人生变故与苦难，更是彻底改变了她的诗歌观念。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格吕克就是一个自白派，有了这段磨难，格吕克就成就了格吕克。她在诺奖演讲里说到自己与前辈“盟约”的诗歌声音时，提到“诗所言说的，不仅至关紧要，而且私密，是牧师或心理医生接收到的讯息”。这既表达了对医生的感恩，也表达了她视此声音如宗教的虔诚。她还认识到，世间所有困苦都来自“回归的执念”：回归那第一座“花园”，回归第一个风景，一个原初故事，与世界未经损坏的关系……沃尔特·亨特在《大西洋月刊》（2020年10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其实终极点并非绝望和弃绝，而是对“回归执念”的放弃。因此应重新思考毁灭，它并非完结，而是新的开始。这样的死，是向生的死;这样的终，是向始的终。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能做到向死而生，向终而始，从而建立起对新生、新的开始的信念：“这是秋天的光;/它已让我们欢欣。/的确，这是一种特惠，临近终点/还信着什么。”（《十月》）
格吕克的诗大量涉及开始与新生，亨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标题就是《露易丝·格吕克许许多多的开始》，该文对此做了专门的探讨。亨特指出，格吕克的诗总是在问：倘若生活终究只会支离破碎，为什么还要凑在一起？为何要忍受不断翻新的无路可逃的毁弃情境，忍受不断翻新的被逐出栽种于斯居住于斯失落于斯的花园的情境？格吕克的诗尽管明知伤心将至，仍乐观地开始，而且总是“有意识地想要令人惊奇”。这份通透与豁达，帮助成就了格吕克的诗。 再次，成就于格吕克富有原创性的高超诗歌艺术。沃伦在讨论格吕克诗歌人格时，以《迦太基女王》为例，从诗歌人格精神存续（psychic survival）的角度探讨了遣词造句的关键作用。沃伦指出，这首诗起始三行决绝得几乎排除了继续发展的可能：
爱残暴
死更残暴
残暴到正义所不及：
死于爱
正是这样的开篇显示出格吕克的原创力。她以三度重复（“残暴”）和庸常的新古典主义措辞（“命运女神为她册定的严酷命数”），使狄多女王得以做出三个小而关键的发现，以维持自己的精神存续。第一个发现关乎激情与时间。狄多女王要求命运女神准允埃涅阿斯回报她的激情，哪怕是短暂一瞬，接着，全詩最长的一行以其着意的断行方式，展示出激烈的瞬间拥有了永恒的广阔：
……有什么区别
那与一生：其实，在这样的瞬息
它们是一样的，都是永恒
这一行用冒号连接并安顿了“一生”和“瞬息”，而且两者都与“其实”（原文in truth，译成中文后名词truth的力量大为丧失）达到了平衡。女王在这个激情等式中找到了新的对等：一生一瞬“都是永恒”。第二个发现关乎命运的接受。这使格吕克的诗歌人格得以接受自己的放弃，进而在其中找到一个冰冷的名头，甚至身份，而非灵肉俱灭：
现在那个迦太基女王
将接受受难，一如接受恩宠：
得命运女神眷顾
毕竟也是某种名分。
实际上，她在其中发现了超越单数第一人称的力量，继而将自己看作一个人物：那个迦太基女王，在诗里她这么称呼自己。借助这一自我疏离和戏剧性自我防卫，诗中的诗歌人格便成了诗人自己，并因此做起了自己受难的主人。第三个也是最典型的格吕克式的发现，出现在全诗结尾：
或可这么说，是荣耀了饥饿，
既然命运女神也以那名儿行世。
将命运女神仅仅看作小写的食欲，饥饿，是现代主义的降格举措。然而，无论对饥饿作为隐喻状态在格吕克其他诗作中的强力地位多么敏感，照能感觉到这个双行诗句并非简化还原式的：它赋予一个古典的人格化抽象体（命运女神）以生理和伦理的迫切。打破了有关埃涅阿斯和狄多的古典窠臼，它将激情视作永恒的、凶猛的、活力不衰的力量，且坚持在体验的开放程度上保持几分高贵。没有结尾两行，整首诗不过了了：仅仅获得“名分”根本不值得费那个周章。最后一个认识转折（“或可这么说”）逼进了一个危险的刚毅领域，认可饥饿。这么做，就将一个古老的故事看作当下的甚至超越时间的基本冲突和驱动力。这一简化的还原法，反倒强化了诗的力量，成了一种扩大。
以上基本上是沃伦的分析，笔者之所以这么相对完整转译，是因为沃伦实质上探讨的也是格吕克诗歌声音的构建，堪称理解格吕克诗歌的有益指南。格吕克毕生追求创新，讨厌重复自己，在诗歌创作中投入的心力非其他诗人可比。即便在她最日常的诗里，比如下面这首刻画一对爱淡情弛夫妻之间小摩擦的《如礼如仪》，她照例费了一番心思，对两人的对话做了技术处理：
有件事我一直讨厌
你：我讨厌你拒绝
有人来家里。福楼拜
朋友更多，福楼拜
还是个隐士。
福楼拜疯了：他和
母亲生活在一起。
和你一起生活就像住
在寄宿学校：
星期一鸡，星期二鱼。
我有深交的友情。
我有友情
跟别的隐士。
***
还有一件事：说出另一个
不要家具的人来。
我们星期二吃鱼
因为星期二的新鲜。要是我会开车
我们也可以在别的日子里吃鱼。
以上选段中，丈夫发起了三轮抱怨（一、三、五节），妻子做出了三轮回应（二、四、六节）。乍一看，有来有往，交流正常。可是，第四节妻子忽略了丈夫的第二轮抱怨，继续就丈夫第一轮抱怨的内容说事，故意延宕了回应，第六节本该回应第三个抱怨，却成了对第二个抱怨的回应，以致丈夫的最后一个抱怨并未得到回应。这样的安排暗示了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共振，无法完成正常沟通。妻子的回应，有委屈，却无怨怼。如此入微的细节，应该是杜撰的，听上去却真实感人，耐人寻味，足见格吕克营造诗歌声音的手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格吕克诗里叫人泪中带笑的幽默和风趣，也为她的诗歌声音保持哀而不怨起到了不小的调节作用。《人生真邪门》这样结尾：“我想我的人生完了，心也碎了。/然后我就搬到了坎布里奇。”最后一句大白话，接在两个悲伤的句子后面，消解了伤心与悲哀，令人于忍俊不禁中别有一番诗意。《耻辱》这么表达人生的失败：“整个人生/我一直拜错了神/当我注视对岸的/森森树木，/我心头的那支箭/仿佛它们中的一个，/摇曳着，瑟缩着”，话语的机智舒缓了挫败的苦楚。《天鹅的寓言》讥讽中透着同情：“……身为天鹅/它们将一日里百分之八十的光阴用来研究/专注水中的它们自己， /再把那百分之二十用来伺候挚爱的/另一个。因此，/它们作为情人的声名主要/来自自恋……”再听听《子夜》的开头：
跟我说，疼着的心：你
在为自己发明着什么可笑的差事
拿着垃圾袋
在黑乎乎的车库哭泣：倒垃圾
不是你的活，你的活
是清空洗碗机。你又在显摆，
孩提时你正是这么干的——
（本文第一部分利用了笔者另一篇文章《露易丝·格吕克：冷峻而温情的古典主义诗人》中的材料，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一期。）
责编：孙伟
2020年10月8日，当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予给美国诗人露易丝·格吕克，全球翘首以待的文学爱好者和从业者们，照例被一向善于出其不意的诺奖评委会给吃了一惊。惊讶未定之际，媒体和各路业余甚至专业文学人纷纷解读，宣称“这是诺奖的一个安全的选择”。持此看法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电讯报》诗歌评论家特利斯特拉姆·费恩·桑德斯。他在自家报纸发表的文章就题为《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露易丝·格吕克是混乱年份的一个安全选择》。所谓“安全”，按桑德斯的说法，是针对这些年诺奖评委会惹出的一系列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麻烦而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若干年里全然引起了错误的关注”。性丑闻甚至让该奖2018年停摆一年。接着是2019年授奖给波黑战争中公然支持塞尔维亚的汉德克导致国际性讨伐，并由此回溯，旧事重提，对2017年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以调查记者身份和此前一年鲍勃·迪伦以歌手身份获奖提出质疑，从而引发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本质的诘问：新闻是文学吗？“在风中飘”是诗吗？深陷丑闻和争议中的诺奖必须做出一个中规中矩的“安全的选择”。笔者无意在此反驳桑德斯，但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不应当基于这些因素得出格吕克是“安全选择”的结论，而是应当研究瑞典学院的授奖理由和格吕克的诗是否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理由。
瑞典学院给出的授奖理由是，“以其峻朴的美赋予个体生存以普世意义那明白无误的诗歌声音”。这是一个信息量极大的短语，更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恰切的赞词，其中的关键词“峻朴的美”“个体生存”“普世意义”“准确无误的诗歌声音”，应当引起深入的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在诺奖官网亲自撰文，对这些关键词做了很好的阐释，指出格吕克“全部作品都以追求明晰为特点”，她的诗中“自我倾听它的梦想与妄想最终剩下什么”，“在直面自身妄念时无人比她更为刚毅”;她“不仅热衷于（探究）人生的离格脱轨与飘忽不定”，更讴歌“剧烈的变化和从深深的失落感飞跃而起的重生”。
随着众多名作家和专业诗歌评论家不断发声，公开赞扬格吕克的诗歌成就，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格吕克诗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以及诺奖评委会对这种价值所作的肯定的意义。纽约《观察家》在诺奖结果公布当日发表海伦·霍尔姆斯的《何以露易丝·格吕克令人振奋的敏感的诗该得诺奖》，该文援引诗人布伦达·肖尼斯推特言论，称格吕克获诺奖“提醒我们，语言与情感的内在世界……在一片生硬愚昧的专横声中仍然有人听到，读到，懂得”，進而指出“通过转化和嬗变自身的痛楚，格吕克向读者展示了借助自己的艺术作品得以幸存的办法”。《卫报》于次日刊发著名作家托宾赞贺文章《露易丝·格吕克：一位无畏而坦诚的诺奖得主》。诗歌评论家斯蒂芬妮·伯特随后在10月15日该报发表《她从不停止自我要求》，指出“格吕克的诗直面大多数人，大多数诗人拒绝的真相：老年是怎样地咄咄逼近，我们怎样做出无法信守的承诺，失望怎样渗透进甚至最幸运的成年人的时间表”;作为“一位智慧诗人”，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诗篇“既发自肺腑，又深具智性……后期作品超越美国诗歌，直抵契诃夫忧郁的宏博”;尽管“没有一个诗人可为所有人代言”，但“格吕克朴素的诗行和宏阔的视野诉诸许许多多人共同的体验”。媒体也以他们的标题表达各自的立场，其中以《新政治家》的《何以露易丝·格吕克是诺奖当之无愧的得主》，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诺奖提醒我们露易丝·格吕克在当下何以重要》最具代表性。
当今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堪，人类遭受的现世困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到切肤锥心，我们无法逃避背叛、失去、贪婪这样一些世间最丑陋的东西。对这些，格吕克在诗中做了无畏的审视，并以诗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忍受和超越的洞察。她的诗以强烈的情感和智性力量慰藉着我们，改变着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吕克的诗符合诺贝尔遗嘱对文学奖的规定：以理想主义观照人类的生存境况。
考虑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的时间节点（1月31日提名截止，4月30日确定15人至20人的复选名单，5月30日五人决选名单确定，10月初确定年度获奖者），也许时运在格吕克的获奖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没准是促成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格吕克的一个偶然但重要的因素。这是10月8日当晚笔者一时冒出的念头，在随后的阅读中也注意到，里奇·霍夫曼在当日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格吕克的诗“在一个持续播报、快速新闻循环和不知羞耻的自我推销时代，守护着亲密性、私密性、内在性……在我们需要她的教诲之时——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都不确定，隔离着，恐惧着，路易斯·格吕克教导我们受难、湮灭，甚至死，都不是我们的终结……在悲伤和隔离的时候，我就求助于格吕克的诗集为我指一指向前的路”。霍夫曼在“隔离着”的“恐惧”中，自觉地向格吕克的诗寻求慰藉和指引，置身疫情中的诺奖评委们在反反复复的比较筛选过程中，不自觉或自觉地受到格吕克诗歌的宽慰和启悟，是否进而萌生出要把这一宽慰和启悟传达给天下苍生的念头，亦未可知。
无论怎么说，露易丝·格吕克绝不只是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一个“安全的选择”，即便存在某种偶然性，其中的必然性，即格吕克诗的成就和品质，不容忽视。
二
格吕克的诗，就像格吕克这个人，单纯而复杂，已然成为当代英语诗坛一个独特的声音。这声音如安德斯·奥尔森主席所指出的，“兼备艾略特的迫切语气、济慈的内在倾听艺术和乔治·奥本自决式沉默……在克己自律和不愿接受简单信条方面比任何别的诗人更像狄金森”。
惯于贴标签的批评界一度将格吕克归为“自白派”或“后自白派”，对此格吕克本人很反感。之所以有此归类，大概是因为她的诗作涉及了她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种种失意、困顿，甚至不幸。其实，一个合格的诗歌读者，只要认真倾听，不难听出格吕克的诗歌声音迥异于自白派和后自白派，明显比后者冷静、客观，颇有哀而不怨的质地。格吕克这种“峻朴的”诗歌声音，不像自白派们一味宣泄，直接诉诸读者情感，而是要在读者也就是倾听者心里建立起一种信任，也就是用她自己的话说，使读者“在场”，“受到鼓励”，从而形成同频共振，“甚至是共谋”，实现作者与读者共同成就这声音希望成就并应该成就的诗歌境界。格吕克本人对自己的诗歌声音颇为满意，在2020年12月10日诺奖颁奖典礼上，她以这样的表达结束自己的诺奖演讲——“我相信，瑞典学院把这个奖颁给我，是有意要光耀那种亲密的私人的声音，公开表达有时会使这种声音增强或扩展，但决不能取代。”自信、自豪与坚定溢于言表。 格吕克的诗歌声音如此独特，富于魅力，引来广泛评说与研究。科尔姆·托宾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指出，“她的作品充满着声音，往往是谧然的、絮语的，似乎她在探究一个艰难的后果或心灵的模样”。格吕克深知，对情感的言说，不能由一种声音表达，许多微妙的诉说、蕴含在这些诉说里的尖锐的思想和残酷的真相，必须借助权威的叙事者之口。于是，她较早就开始尝试采用诗歌人格（persona）的方式，并将这一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让不同的诗歌人格以各自的方式揭示各种情感境遇的真相。她诗中的情感都是真实的，角色和场景却是虚构的，诗某种意义上成了挣扎中的自我寻求并实现救赎的情景剧。不同篇章构成的一部诗集便成了承担不同分工的若干角色的合奏，堪称一部诗剧。正如兰吉特·霍斯寇特发表在《开卷》（2020年10月16日）的《为何要爱你将失去的》所指出的，“直面死亡的荒凉现实，将人类生活戏剧置于四季轮回和草木生命背景里，翻造出一个始终在欲望与悔恨间寻求平衡的自我”。
罗萨娜·沃伦对格吕克的诗歌声音有相当精当的研究。在其专著《自我的寓言：抒情诗研究》（2008年）里，沃伦将构成格吕克“抒情声音”的诗歌人格声音归纳为三个类型：一是受苦的人类，如亚当和夏娃之类的人物，常常是向一个不在场的上帝诉说，比如：“你当我的心是什么/非得把它碎了又碎/像育苗师试验/新的品种？要练手/换个别的什么吧……”（《晨祷》）;二是花卉树木的声音，那些反思并批评人类意识的非人意识，比如：“你在说什么？说你想要/永生？你的想法真的/那么让人信服，就像所有那些？毫无疑问/你不会看看我们，不会倾听我们”（《田野里的花朵》），又如：“我并没指望活下来，/泥土挤迫着我。我没指望/重又醒来，感受/潮湿的土里我的身体/能够再次回应，这么久/之后还记得重新打开/在这早春/寒冷的光里——”（《雪花莲》）;三是以天气状况言说的易怒的造物主神衹，比如：“我把你聚集起来了;/我就能把你清除/仿佛你是随手丢弃的草稿”（《九月暮光》）。这些诗歌人格的言说，以及他们说出的真相，不正是我们人类生存中时时遭遇的吗？沃伦的归类是基于格吕克以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典故等为叙事策略的诗集做出的。纵观格吕克全部诗作，除了各色神话人物，其实可以从第一类里分离出许许多多更为日常的诗歌人格：画家、诗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园艺师、花匠……诗人格吕克就像“一位腹语大师”，隐藏在她的诗歌人格后面，让诗歌人格们站在一个时空距离之外，为现世人生的种种遭际代言，揭示这些遭际的残忍真相。因着这样的距离，言说与真相显得不容置疑，而且避免了一个抒情主人公亲身诉说而难免的自怨自艾。她调动的诗歌人格越多，就越能卸去自身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负累，赋予诗作繁复的美感。这是罗伯特·洛厄尔以外的自白派、后自白派们望尘莫及的，甚至在特定意义上超越了艾米莉·狄金森。
三
格吕克独特的诗歌声音，绝大多数时候是在诉说“一个碎裂的世界”里的困顿和苦难，却能臻于“峻朴的美感”，这得归因于其哀而不怨的底色。那么，格吕克哀而不怨的诗歌声音是如何成就的呢？
首先，得益于童年的熏陶。格吕克出生于一个仰慕智力成就的家庭，母亲尤其注重其文学创造能力的培养，五岁时写出的诗就叫人吃惊。带着这份天资畅游于诗海，格吕克很快找到并锁定了心仪的诗歌声音，并与之终生“盟约”。她在诺奖演讲里讨论了这个声音的源头、形成及其实质。实际上，她的整篇诺奖演讲谈的就是她的诗歌声音。五六歲就在脑海里琢磨谁是最伟大或者说自己最喜爱的诗歌声音，当选定布莱克时，年轻的诗人如此欣喜，如此笃定：“我明白他死了，可我觉得他还活着，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在跟我说话，带着伪装，但就是他的声音。在说着话，我感到只是在对我说，或特意对我说。我感到被选中了，感到庆幸;我还感到布莱克就是我渴望要对话的人，跟他，还有莎士比亚，我等不及就说起话来了。”接着格吕克阐述了布莱克诗里小黑孩对自己的影响：“布莱克通过那个小黑孩跟我说话，他是那个声音的隐秘源头……那个小黑孩所说的，他对自己情感和经历的叙述，不含半点指责、一丝复仇的愿望，唯有那份信念，在他死后应许的那个完美世界，他会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得到认可……”作为格吕克的读者，我们庆幸，这个小黑孩和他的声音、他的信念，在格吕克的诗里早早地深深扎下了根。
其次，因为苦难的磨砺。因青春期厌食症接受长达七年心理治疗这段经历，既是格吕克的一种磨难，更是她的一笔宝贵财富。凭借心理医生的引领和帮助，这段磨难教会了她如何看待此后的人生变故与苦难，更是彻底改变了她的诗歌观念。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格吕克就是一个自白派，有了这段磨难，格吕克就成就了格吕克。她在诺奖演讲里说到自己与前辈“盟约”的诗歌声音时，提到“诗所言说的，不仅至关紧要，而且私密，是牧师或心理医生接收到的讯息”。这既表达了对医生的感恩，也表达了她视此声音如宗教的虔诚。她还认识到，世间所有困苦都来自“回归的执念”：回归那第一座“花园”，回归第一个风景，一个原初故事，与世界未经损坏的关系……沃尔特·亨特在《大西洋月刊》（2020年10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其实终极点并非绝望和弃绝，而是对“回归执念”的放弃。因此应重新思考毁灭，它并非完结，而是新的开始。这样的死，是向生的死;这样的终，是向始的终。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能做到向死而生，向终而始，从而建立起对新生、新的开始的信念：“这是秋天的光;/它已让我们欢欣。/的确，这是一种特惠，临近终点/还信着什么。”（《十月》）
格吕克的诗大量涉及开始与新生，亨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标题就是《露易丝·格吕克许许多多的开始》，该文对此做了专门的探讨。亨特指出，格吕克的诗总是在问：倘若生活终究只会支离破碎，为什么还要凑在一起？为何要忍受不断翻新的无路可逃的毁弃情境，忍受不断翻新的被逐出栽种于斯居住于斯失落于斯的花园的情境？格吕克的诗尽管明知伤心将至，仍乐观地开始，而且总是“有意识地想要令人惊奇”。这份通透与豁达，帮助成就了格吕克的诗。 再次，成就于格吕克富有原创性的高超诗歌艺术。沃伦在讨论格吕克诗歌人格时，以《迦太基女王》为例，从诗歌人格精神存续（psychic survival）的角度探讨了遣词造句的关键作用。沃伦指出，这首诗起始三行决绝得几乎排除了继续发展的可能：
爱残暴
死更残暴
残暴到正义所不及：
死于爱
正是这样的开篇显示出格吕克的原创力。她以三度重复（“残暴”）和庸常的新古典主义措辞（“命运女神为她册定的严酷命数”），使狄多女王得以做出三个小而关键的发现，以维持自己的精神存续。第一个发现关乎激情与时间。狄多女王要求命运女神准允埃涅阿斯回报她的激情，哪怕是短暂一瞬，接着，全詩最长的一行以其着意的断行方式，展示出激烈的瞬间拥有了永恒的广阔：
……有什么区别
那与一生：其实，在这样的瞬息
它们是一样的，都是永恒
这一行用冒号连接并安顿了“一生”和“瞬息”，而且两者都与“其实”（原文in truth，译成中文后名词truth的力量大为丧失）达到了平衡。女王在这个激情等式中找到了新的对等：一生一瞬“都是永恒”。第二个发现关乎命运的接受。这使格吕克的诗歌人格得以接受自己的放弃，进而在其中找到一个冰冷的名头，甚至身份，而非灵肉俱灭：
现在那个迦太基女王
将接受受难，一如接受恩宠：
得命运女神眷顾
毕竟也是某种名分。
实际上，她在其中发现了超越单数第一人称的力量，继而将自己看作一个人物：那个迦太基女王，在诗里她这么称呼自己。借助这一自我疏离和戏剧性自我防卫，诗中的诗歌人格便成了诗人自己，并因此做起了自己受难的主人。第三个也是最典型的格吕克式的发现，出现在全诗结尾：
或可这么说，是荣耀了饥饿，
既然命运女神也以那名儿行世。
将命运女神仅仅看作小写的食欲，饥饿，是现代主义的降格举措。然而，无论对饥饿作为隐喻状态在格吕克其他诗作中的强力地位多么敏感，照能感觉到这个双行诗句并非简化还原式的：它赋予一个古典的人格化抽象体（命运女神）以生理和伦理的迫切。打破了有关埃涅阿斯和狄多的古典窠臼，它将激情视作永恒的、凶猛的、活力不衰的力量，且坚持在体验的开放程度上保持几分高贵。没有结尾两行，整首诗不过了了：仅仅获得“名分”根本不值得费那个周章。最后一个认识转折（“或可这么说”）逼进了一个危险的刚毅领域，认可饥饿。这么做，就将一个古老的故事看作当下的甚至超越时间的基本冲突和驱动力。这一简化的还原法，反倒强化了诗的力量，成了一种扩大。
以上基本上是沃伦的分析，笔者之所以这么相对完整转译，是因为沃伦实质上探讨的也是格吕克诗歌声音的构建，堪称理解格吕克诗歌的有益指南。格吕克毕生追求创新，讨厌重复自己，在诗歌创作中投入的心力非其他诗人可比。即便在她最日常的诗里，比如下面这首刻画一对爱淡情弛夫妻之间小摩擦的《如礼如仪》，她照例费了一番心思，对两人的对话做了技术处理：
有件事我一直讨厌
你：我讨厌你拒绝
有人来家里。福楼拜
朋友更多，福楼拜
还是个隐士。
福楼拜疯了：他和
母亲生活在一起。
和你一起生活就像住
在寄宿学校：
星期一鸡，星期二鱼。
我有深交的友情。
我有友情
跟别的隐士。
***
还有一件事：说出另一个
不要家具的人来。
我们星期二吃鱼
因为星期二的新鲜。要是我会开车
我们也可以在别的日子里吃鱼。
以上选段中，丈夫发起了三轮抱怨（一、三、五节），妻子做出了三轮回应（二、四、六节）。乍一看，有来有往，交流正常。可是，第四节妻子忽略了丈夫的第二轮抱怨，继续就丈夫第一轮抱怨的内容说事，故意延宕了回应，第六节本该回应第三个抱怨，却成了对第二个抱怨的回应，以致丈夫的最后一个抱怨并未得到回应。这样的安排暗示了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共振，无法完成正常沟通。妻子的回应，有委屈，却无怨怼。如此入微的细节，应该是杜撰的，听上去却真实感人，耐人寻味，足见格吕克营造诗歌声音的手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格吕克诗里叫人泪中带笑的幽默和风趣，也为她的诗歌声音保持哀而不怨起到了不小的调节作用。《人生真邪门》这样结尾：“我想我的人生完了，心也碎了。/然后我就搬到了坎布里奇。”最后一句大白话，接在两个悲伤的句子后面，消解了伤心与悲哀，令人于忍俊不禁中别有一番诗意。《耻辱》这么表达人生的失败：“整个人生/我一直拜错了神/当我注视对岸的/森森树木，/我心头的那支箭/仿佛它们中的一个，/摇曳着，瑟缩着”，话语的机智舒缓了挫败的苦楚。《天鹅的寓言》讥讽中透着同情：“……身为天鹅/它们将一日里百分之八十的光阴用来研究/专注水中的它们自己， /再把那百分之二十用来伺候挚爱的/另一个。因此，/它们作为情人的声名主要/来自自恋……”再听听《子夜》的开头：
跟我说，疼着的心：你
在为自己发明着什么可笑的差事
拿着垃圾袋
在黑乎乎的车库哭泣：倒垃圾
不是你的活，你的活
是清空洗碗机。你又在显摆，
孩提时你正是这么干的——
（本文第一部分利用了笔者另一篇文章《露易丝·格吕克：冷峻而温情的古典主义诗人》中的材料，该文刊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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