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个摇滚青年。
　　我留过长发，组过乐队，还参加过选秀，可是后来有个二流艺人告诉我，一个像我这样长相跟气质都很平庸的男人如果到了三十岁还没闯出什么名堂，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赶紧找个老婆。
　　回了家，进了一所职业高中，教了体育。我很喜欢那个学校，因为那里绝对是个养老的好去处。远离闹市，没什么升学率的压力，把球往学生堆里一扔就能回办公室上网。
　　学生们除了打打球，谈谈恋爱，也没什么过分的要求。但是胡娜不喜欢，她说，这个学校就是个垃圾场。
　　学校只有一间公共办公室，我去的时候，已经挤不下一张桌子。厕所旁还有三间平房，一间是胡娜的办公室、一间放杂物、一间是我的宿舍。
　　我把桌子安在胡娜的办公室里，遭到了她的白眼。很显然，她跟我一样，都不喜欢被打扰。不一样的是，她有幻听，总听到有人议论她。
　　其实没上班之前，我就听说过胡娜的大名，她参加过两次选调考试，都是笔试第一，面试惨遭淘汰。她母亲认定了其中有黑幕，天天到教育局跑，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她就成了个名人。
　　她母亲还给她定了个调子，要嫁个官二代，退而求其次也要嫁个公务员，后来退了好几回，嫁了个水利局的。
　　我没有跟她说过话，害怕她会突然发病。她已经在吃药了，脸上有点浮肿，刷了几层粉，像一面很整洁而呆板的白墙。她还喜欢在头上镶一朵比她脸还大的金花，让人总担心她会撑不住一头栽下来。
　　胡娜上淘宝很舍得花钱，每天都能收到包裹，都是些浓墨重彩的衣服，走马灯似的刺激着我的视觉神经。我怀疑她的身体是极不敏感的，否则为什么人越来越胖，买的衣服尺码却越来越小。
　　只有晚上，我才会觉得自由。没人抢电脑，也没人亮瞎我的眼。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做，我就翻遍CDEF盘，看能不能找到点别人的隐私。
　　终于发现了一部视频，视频上的女人，站在舞台的镁光灯下。穿一件大红色的曳地长裙，盘一个发髻，身材浮凸有致，胸前一片雪白。唱的是一首民歌，听不懂，但嗓子是极好的。
　　不得不承认，以前的胡娜，是带着光的。
　　就在我唏嘘感叹之际，胡娜推开了门。带着一贯的嫌恶，把我当成了一只闯入她地盘的苍蝇。她说，你不要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站，小心电脑中了毒。
　　为了证明我是在看健康的东西，我把显示器扭向她的方向，她只看了一秒就调转了头，脸上有分明的凄凉。
　　我说，这么晚，你来学校干吗？
　　这句话纯粹出于礼节，没打算让她说得太详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会错了意，居然就那样大喇喇地坐下来，摆出促膝长谈的架势。
　　她说，她在床上睡觉，她老公在厕所里不知跟哪个小狐狸精打电话。她就发了脾气，可她老公矢口否认，坚持说她出现了幻听。她就摔门而出，打车来了学校。
　　三分钟就能说完的故事，却被她说了半个小时。我本想建议她回娘家，又怕引出一个更加冗长的续集，只好不断地打着呵欠，希望她能懂我的意思。
　　她果真懂了，很利落地结束了谈话，小方，今晚能不能让我睡你的房间？
　　那我呢？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
　　你睡办公室。
　　胡娜本来是打算在办公室糊弄一夜的，可见到了我，就觉得我比她更有资格。我是个男人，还是个胡须拉碴的男人，就算睡在杂物间里，也不会辱没了我的形象。
　　十月的夜晚竟然如此寒冷，又没被子，我斟酌了好久，才抖抖索索地钻进了房间。胡娜弹簧一般坐了起来，明明是穿戴整齐，却还用被子遮挡着胸前，脸上有一丝不挂似的气恼和不可侵犯的凛然。我缩着脖子说，我冷，我睡地上。
　　她保持了很久的警惕松懈下来，睡觉这种事情真的很奇妙，无论是不是睡在一起，都比面对面站着更容易拉近距离。
　　她开始没话找话，都是些显赫的荣耀，例如，哪一年参加了省里的大合唱；哪一年拿了大奖；她的荣誉证书一个抽屉都装不下；还有，当年追她的人有一个排那么多。
　　我不清楚一个排有多少人，但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当初视频上的那个女人，配得上这一切。
　　等到她一个人的独白难以支撑全场时，她说了一句，聊聊你吧。
　　我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过是在地铁和夜市卖过唱，也发过视频到网上，东施效颦地喝着啤酒抽着烟，撕心裂肺地吼两嗓子。可我没“旭日阳刚”那么好的命数，大概因为长得不像民工。
　　也许是“命数”这个词，让我们怜悯了彼此人生那点难以言说的尴尬。她说，你冷不冷？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冷。
　　那张床只有一米宽，装不下两个穿戴整齐的人。我的大半个身子都在床外，她的整个背都贴着墙。尽管腰僵到麻木，但还得装得很坦荡很轻松的样子，闭着眼睛，幻想蓝天白云。
　　后来，我偷偷地睁开了眼，发现她也在看我。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像一只猫。
　　我便把她从墙上撕了下来，压在身下。她紧张得快要昏厥过去，身体僵硬了好一会儿，突然就软了下来。
　　后来才知道，她不是紧张，是兴奋，一年多没有性生活，怎么可能不兴奋？
　　有的时候，了解一个人需要由外而内，可有时候，却恰恰相反。
　　我想我懂了胡娜，她觉得自己很优秀，配得上更好的环境，所以离群索居，决不妥协。就像穿着荷花和菱叶的屈原，却被人当成了疯子。可是那一天，她想通了，原来她也是个俗人，会猜忌，也会偷人。
　　胡娜妥协得非常不考究，她很快地回了家，不知是心中有愧还是获得了平衡，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从那天开始，她摘了头上的金花，落下了刘海，不抹很厚的粉，脸上就有了酒窝，眼睛里就有了暖意。
　　我们的关系一下子就回到了正轨，偶尔聊聊八卦，或者打打乒乓球。
　　她的乒乓球打得很臭，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她流了汗，就会脱去棉衣和围巾，赤裸的脖子下是一方雪白的肌肤，像天空一样明媚。 　　她总是捡球，俯下身子，露出山山水水的一角。发觉我在窥探，就会很正经地拽拽领口，却遮不住。
　　我的床只热闹了一个晚上，就又恢复了原样，但我还是觉得床上少了一个人，从而觉得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
　　胡娜再也没有跟她老公吵过架了。
　　我见过她老公，30多岁，连个办公室副主任也没混到，可以想见人有多老实。我猜胡娜确实冤枉了他，否则怎么这么久都相安无事？
　　但世界就是这样，当你知道一件事的时候，它已经发生过了，所以当下的人常常为过去的事情受罪，这就叫新闻。
　　胡娜的母亲就是那种生活在历史中的女人，腮帮子上撑出两块发达的咀嚼肌，显得面目有点悲苦和狰狞。她一头扎进了那间人满为患的办公室，大声询问胡娜的去向。
　　我正好在那里打牌，目睹着她哭诉的全过程，内容大致是胡娜有多命苦，出落得这般水灵，竟然就被囚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丈夫还在外面搞三捻四，被当场抓了个现行。
　　胡娜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她的控诉正好达到了高潮，所以胡娜的老公从窗台上跳下去之后的情节，就成了个悬案。办公室鸦雀无声，她母亲抓住了她的衣袖，晴天霹雳般地说，离，坚决离！
　　很多天，胡娜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我没有告诉胡娜我要辞职了，我的一个朋友想在北京开家酒吧，缺个人手。
　　就在我收拾铺盖的那天晚上，胡娜敲响了我的门。
　　她来得比上次早，大概是为了要避开路人，所以走得很快。滚热的鼻息扑打着我的脸，似乎连天上那轮冷月都要融化掉。
　　我们只做过一次，就轻车熟路地剥光了对方。一切可以简化的过程统统省略，就像惟恐太阳下一秒就会升起。其实夜还很长，再无法餍足的欲望，也足够在摩擦中不断升温，冲破沸点，然后一点一点冷却。
　　冷却之后，她就摸我的脸，她说她高潮的时候又出现了幻听，她听到我对她说，我爱你。
　　我想了很久才告诉她，那不是幻听，那是我心里的声音。
　　我给她描绘了一幅蓝图，我们一起去北京，一起唱歌。她用她的美声，我用我的摇滚，复刻一支中国版的nightwish乐队，当然也可以放下身架去山寨“凤凰传奇”。就算混得再差，也能在酒吧里唱唱歌，两个人一晚上挣的钱，比在这里浑浑噩噩一个礼拜都要多。
　　胡娜的眼里透着兴奋，她说，好。
　　我说的每句话，她都说好，并且不停地追问，还有呢？
　　我竭尽了想象力，才模拟出了一段精彩而完整的人生，直到精疲力竭地睡着，还能依稀感觉到她在抚摸我的额头。
　　醒来之后，天还没亮，她却已经走了。
　　床贴着的那面墙上，用手刮出了三个字，忘了我。
　　两年后，为了在档案上盖个章子，我抽空回了趟学校。
　　我去的时候，刚好下课，看到楼下的一个女人在往办公室走。头上戴着金花，脸白得晃眼，五彩斑斓的衣裳，就像被人泼了一身的油漆。
　　她胖了很多，所以走得很慢，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那间单独的办公室。我就站在离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可是，她没有看到我。
　　据说她也没有离婚，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她依然在吃药，却总是不见好，她的幻听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走着走着，就笑了起来。
　　她为什么会笑，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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