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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刘华杰，1966年生，东北人，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近年来倡导恢复博物学教育，出版了《看得见的风景》 《天涯芳草》《檀岛花事》等一系列博物学著作。
采访刘华杰，就像一次短暂的秋游。
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朱门灰墙，明媚的秋阳让茵茵绿草发酵得更加松软。他带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穿梭其间，“这叫青檀，属于榆树科，树形好，能长成大树。”他把棒球帽随手扔在树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它的纤维均匀，最适合做宣纸。”石头缝里，还有他种的野韭菜。他边走边说：“这是白蜡和花楸。不是有《山楂树》这个歌嘛，实际是翻译错了，应该叫花楸树。它结的果一大把一大把的，非常好看，俄罗斯用它作行道树……这叫省沽油，开小白花，种子可以用来榨油……这是枸杞，只要见太阳，特别容易活，嫩的叶子可以当菜吃……”
刘华杰像唠家常一样说的这些，都是博物学的内容。博物学是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指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与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中国曾有世界上最悠久、最厚重的博物学传统，但现在，人们可能连自家附近的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而刘华杰——这位北大哲学系教授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复兴博物学，“每个人都应该学点博物学，因为它关系到人和大自然最具体的感情。”
植物爱好者
哲学教授，怎么会钟情于博物学？
刘华杰说，他对自然的认识是从小开始的。“认识自然越早开始越好，摸摸那些花草、石头、蛤蟆，他会记一辈子。但错过那个年纪，大自然再漂亮，他也难看到了，反而会更喜欢人造世界。”
刘华杰小时候住在长白山，出门就是各种花草树木。“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绘有百种家乡的中草药。我看图认植物，很快熟悉了那些草药。我父母也教我认识了山里的一些蘑菇、植物、动物，以及大量地方性知识。这些东西都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哪棵树上的山梨大些、味道好些，哪个山坡的蕨菜没有苦味，蕨菜杆的颜色是绿的、灰的，还是淡紫色的，我都清清楚楚。”
一进学校，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就少了，但好在没全断。刘华杰大学读的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硕士、博士他转到了哲学上。一直到1994年博士毕业，他又把小时候爱好捡起来了。他的电脑里储存了几千种植物，都是自己拍的。他的相机带自制的GPS系统，能够在拍下来的那一瞬间记录经纬度。曾有一次，他开车100多公里跑到北京郊区的一条小河边去看睡菜，并用导航仪记录下了这种《北京植物志》中没有收录的植物。为了确认一个《中国植物志》没有记录的外来种，他专程开车到河北沙城采标本。
2013年，刘华杰搬到了现在这个办公室，他那些美轮美奂的植物照片终于有了个家。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墙壁几乎被一幅幅照片占满了，每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关于旅行和发现的故事。“这是西藏杓兰，它生長在四川青海一带，名气很大，但我一直没见过。2007年6月，我在四川旅行，经过阿坝州巴朗山时，看到了一大片西藏杓兰。但当时在旅游车上，人家不给停。几天后回来时，我提前给司机导游打了招呼，还一人给了他们100块钱，请他们给我停一下，才拍了这张照片。”书桌上的两个花瓶里，插着风干的二色补血草，颇为古典。“放了五六年了，也叫干枝梅，一丛丛地开在草原上。”
他又拿起茶几上的松果给记者看，“这个大的是华山松的松果，小的是油松的松果。你看松果底部的螺旋排列，都符合黄金分割数列。”他敲了敲华山松的松果，松子纷纷掉了下来，嗑开，“结了好多籽，但都是空的，授粉不好。”说着，他又拿出两枝松枝教记者辨认，“你数数，一束有几根针。5根针的是华山松，两根针的是油松。”
从2007年开始，刘华杰在北大开设了“博物学导论”全校公共选修课，就是想教给学生一些关于大自然的基本知识。“我并不是想培养什么博物学家，只想让学生们了解大自然，热爱并理解生命及其多样性。”他还著书、讲座、写博客，为更多的人打开博物学这扇窗。曾有人告诉刘华杰，自己学了一些博物学以后，看法和从前不同了，“原来总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快快快，现在发现这个世界应当慢下来，快了并非都是好事。”这让刘华杰很欣慰。
博物学教育的失落
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子之言，到“一物不知、君子之耻”的古代文人尚学之风；从《山海经》《博物志》到历代方志，再到《古今图书集成》的草木典、禽虫典，中国的博物学传统源远流长。然而，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博物学不但无法出现在学科分类中，更在教育中缺失了。
在刘华杰看来，博物学的失落，与人们对力量、操控力的盲目崇拜不可分，与欲望、竞争等社会主流思想密不可分。“用博物学来了解自然和人类，远不如数理科学来得高效。现在的教育导向是竞争，我教你什么课程，你学会了什么东西，你到社会上可以战胜别人、战胜自然；不太重视把人培养成对他人友好、对大自然友好的合作性个体。特别是当代中国，个体成功的标准经常被简化为能当多大官、能赚多少钱。”
博物学在古代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现在有了成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保障体制，人们似乎无需再亲自摸石头、看花朵，不用亲自种瓜种果，更不用为粮食操心。但刘华杰觉得不能这样功利地想问题，“博物学帮助人们找到另一渠道，直接建立起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属于大自然。而博物学能够使我们了解大自然，知道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否则人容易误以为可以脱离大自然而存活，这是危险的幻象。”
在刘华杰看来，很多社会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制度漏洞、经济利益驱动，更是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百年古树因拆迁而死亡，他认为，根源在于“对生命、对大自然的运行没有起码的尊重，迷信自己的那一点权力”。
刘华杰说，博物学特别强调亲知——通过实践而认识。在博物学导论课上，他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任务，找种植物把它画下来。“无论技巧高低，只要去画他就必须仔细看。”他特别希望能有人写本书好好说说辣椒、大豆，“这也是学术，而且是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学术，因为它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联。相比较而言，我认为讨论股权、核打击都可以往后放。”他批评科学家没有为百姓服务好。“西方国家有很多博物图书，为公众学习博物知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中国的科学家喜欢往上瞧，很在乎用英文发表论文，心里瞧不起科普。”
每个生命都有它的视角
棒球帽、冲锋衣、牛仔裤、登山鞋，差不多是刘华杰的标配，这让他与通常印象中的“哲学教授”一点都不搭。他是个追求自由的人。他回邮件很快，也写博客、发微博，手机却经常关机，“这样我可以做主啊。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更喜欢和自然的关系。”
他时常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基本上一个人活动，想走就走，想到哪就到哪。”走得最久的一次要算2011年8月去夏威夷大学交流，一年的时间，他把夏威夷4个岛上的植物看了个遍，回来还出版了一部植物日记《檀岛花事》。
总有人问刘华杰：“博物学给你带来了什么变化？”他的答案是：世界观变了，反而愿意去享受无用且美好的事物。他指着墙上的韦尔克斯菊的照片说：“这种花全世界只有夏威夷考爱岛的红河谷一带才有。”他曾这样写道：“远处是夕阳照耀下的红河谷东坡，近处是相对平缓的西坡，约会韦尔克斯菊的现场十分安静，只有我一个人。”
“它是多年生的，能长6米多，但开完花就死掉了。”他顿了一顿，接着说，“每个生命都有它的独特性。以前我们太容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为人是最高贵的，植物都是低等的。但从博物学的角度，你可以更宽容一些，每个生命都有它的视角。全世界植物大约有30万种，昆虫有200多万种，而人只是一种。”
刘华杰，1966年生，东北人，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近年来倡导恢复博物学教育，出版了《看得见的风景》 《天涯芳草》《檀岛花事》等一系列博物学著作。
采访刘华杰，就像一次短暂的秋游。
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朱门灰墙，明媚的秋阳让茵茵绿草发酵得更加松软。他带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穿梭其间，“这叫青檀，属于榆树科，树形好，能长成大树。”他把棒球帽随手扔在树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它的纤维均匀，最适合做宣纸。”石头缝里，还有他种的野韭菜。他边走边说：“这是白蜡和花楸。不是有《山楂树》这个歌嘛，实际是翻译错了，应该叫花楸树。它结的果一大把一大把的，非常好看，俄罗斯用它作行道树……这叫省沽油，开小白花，种子可以用来榨油……这是枸杞，只要见太阳，特别容易活，嫩的叶子可以当菜吃……”
刘华杰像唠家常一样说的这些，都是博物学的内容。博物学是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指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与老百姓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中国曾有世界上最悠久、最厚重的博物学传统，但现在，人们可能连自家附近的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而刘华杰——这位北大哲学系教授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复兴博物学，“每个人都应该学点博物学，因为它关系到人和大自然最具体的感情。”
植物爱好者
哲学教授，怎么会钟情于博物学？
刘华杰说，他对自然的认识是从小开始的。“认识自然越早开始越好，摸摸那些花草、石头、蛤蟆，他会记一辈子。但错过那个年纪，大自然再漂亮，他也难看到了，反而会更喜欢人造世界。”
刘华杰小时候住在长白山，出门就是各种花草树木。“一本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绘有百种家乡的中草药。我看图认植物，很快熟悉了那些草药。我父母也教我认识了山里的一些蘑菇、植物、动物，以及大量地方性知识。这些东西都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哪棵树上的山梨大些、味道好些，哪个山坡的蕨菜没有苦味，蕨菜杆的颜色是绿的、灰的，还是淡紫色的，我都清清楚楚。”
一进学校，这种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就少了，但好在没全断。刘华杰大学读的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硕士、博士他转到了哲学上。一直到1994年博士毕业，他又把小时候爱好捡起来了。他的电脑里储存了几千种植物，都是自己拍的。他的相机带自制的GPS系统，能够在拍下来的那一瞬间记录经纬度。曾有一次，他开车100多公里跑到北京郊区的一条小河边去看睡菜，并用导航仪记录下了这种《北京植物志》中没有收录的植物。为了确认一个《中国植物志》没有记录的外来种，他专程开车到河北沙城采标本。
2013年，刘华杰搬到了现在这个办公室，他那些美轮美奂的植物照片终于有了个家。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墙壁几乎被一幅幅照片占满了，每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关于旅行和发现的故事。“这是西藏杓兰，它生長在四川青海一带，名气很大，但我一直没见过。2007年6月，我在四川旅行，经过阿坝州巴朗山时，看到了一大片西藏杓兰。但当时在旅游车上，人家不给停。几天后回来时，我提前给司机导游打了招呼，还一人给了他们100块钱，请他们给我停一下，才拍了这张照片。”书桌上的两个花瓶里，插着风干的二色补血草，颇为古典。“放了五六年了，也叫干枝梅，一丛丛地开在草原上。”
他又拿起茶几上的松果给记者看，“这个大的是华山松的松果，小的是油松的松果。你看松果底部的螺旋排列，都符合黄金分割数列。”他敲了敲华山松的松果，松子纷纷掉了下来，嗑开，“结了好多籽，但都是空的，授粉不好。”说着，他又拿出两枝松枝教记者辨认，“你数数，一束有几根针。5根针的是华山松，两根针的是油松。”
从2007年开始，刘华杰在北大开设了“博物学导论”全校公共选修课，就是想教给学生一些关于大自然的基本知识。“我并不是想培养什么博物学家，只想让学生们了解大自然，热爱并理解生命及其多样性。”他还著书、讲座、写博客，为更多的人打开博物学这扇窗。曾有人告诉刘华杰，自己学了一些博物学以后，看法和从前不同了，“原来总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快快快，现在发现这个世界应当慢下来，快了并非都是好事。”这让刘华杰很欣慰。
博物学教育的失落
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子之言，到“一物不知、君子之耻”的古代文人尚学之风；从《山海经》《博物志》到历代方志，再到《古今图书集成》的草木典、禽虫典，中国的博物学传统源远流长。然而，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博物学不但无法出现在学科分类中，更在教育中缺失了。
在刘华杰看来，博物学的失落，与人们对力量、操控力的盲目崇拜不可分，与欲望、竞争等社会主流思想密不可分。“用博物学来了解自然和人类，远不如数理科学来得高效。现在的教育导向是竞争，我教你什么课程，你学会了什么东西，你到社会上可以战胜别人、战胜自然；不太重视把人培养成对他人友好、对大自然友好的合作性个体。特别是当代中国，个体成功的标准经常被简化为能当多大官、能赚多少钱。”
博物学在古代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现在有了成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保障体制，人们似乎无需再亲自摸石头、看花朵，不用亲自种瓜种果，更不用为粮食操心。但刘华杰觉得不能这样功利地想问题，“博物学帮助人们找到另一渠道，直接建立起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属于大自然。而博物学能够使我们了解大自然，知道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否则人容易误以为可以脱离大自然而存活，这是危险的幻象。”
在刘华杰看来，很多社会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制度漏洞、经济利益驱动，更是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百年古树因拆迁而死亡，他认为，根源在于“对生命、对大自然的运行没有起码的尊重，迷信自己的那一点权力”。
刘华杰说，博物学特别强调亲知——通过实践而认识。在博物学导论课上，他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任务，找种植物把它画下来。“无论技巧高低，只要去画他就必须仔细看。”他特别希望能有人写本书好好说说辣椒、大豆，“这也是学术，而且是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学术，因为它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联。相比较而言，我认为讨论股权、核打击都可以往后放。”他批评科学家没有为百姓服务好。“西方国家有很多博物图书，为公众学习博物知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中国的科学家喜欢往上瞧，很在乎用英文发表论文，心里瞧不起科普。”
每个生命都有它的视角
棒球帽、冲锋衣、牛仔裤、登山鞋，差不多是刘华杰的标配，这让他与通常印象中的“哲学教授”一点都不搭。他是个追求自由的人。他回邮件很快，也写博客、发微博，手机却经常关机，“这样我可以做主啊。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更喜欢和自然的关系。”
他时常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基本上一个人活动，想走就走，想到哪就到哪。”走得最久的一次要算2011年8月去夏威夷大学交流，一年的时间，他把夏威夷4个岛上的植物看了个遍，回来还出版了一部植物日记《檀岛花事》。
总有人问刘华杰：“博物学给你带来了什么变化？”他的答案是：世界观变了，反而愿意去享受无用且美好的事物。他指着墙上的韦尔克斯菊的照片说：“这种花全世界只有夏威夷考爱岛的红河谷一带才有。”他曾这样写道：“远处是夕阳照耀下的红河谷东坡，近处是相对平缓的西坡，约会韦尔克斯菊的现场十分安静，只有我一个人。”
“它是多年生的，能长6米多，但开完花就死掉了。”他顿了一顿，接着说，“每个生命都有它的独特性。以前我们太容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为人是最高贵的，植物都是低等的。但从博物学的角度，你可以更宽容一些，每个生命都有它的视角。全世界植物大约有30万种，昆虫有200多万种，而人只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