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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是著名社会学者、“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曾沿着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岳村”，即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作为调查点。
“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于建嵘说，从1999年到2000年，经过两年多的奔波，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因此，在2001年，于建嵘完成了轰动学界的《岳村政治》一书，他也因此名声大噪，渐入公众视野。
随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随着他的不懈努力，荣誉也纷至沓来：2003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2004年获《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称号、2005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从这以后，他跑过很多地方，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不少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比如《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制度变革》《从社会问题大局正视农民工问题》等。近日，记者就“三农”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于建嵘开门见山地说，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因此，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三农”问题因为我国现代化外发追赶型战略的实施而出现，进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因为工农、城乡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何有效解决农产品的短缺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基本解决了主要农产品短缺的问题之后，“三农”问题在经济上表现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延长农产品价值链、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乡政村治”格局带来的农民负担过重及由此而来的“抗税”、干群矛盾尖锐等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外出务工等治理与经济方面的变化，“三农”问题又突出地、综合性地表现为“空心村”带来的社会照顾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及农业的缺乏规模和效益的问题、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短缺的问题、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因“土地财政”而引发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等等。这一阶段，“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政治、经济权益的保护问题。
于建嵘说：“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的“三农”问题正在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旨在实现‘乡村振兴’，其基础和核心在于构建一套治理有效的组织体系，以实现城乡要素的有效盘活和优化配置。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有着自己内生、复杂的演变逻辑。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创新实践，深刻地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从零碎性、技术性走向集成化、成熟化的内生逻辑。在降低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的过程中，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因此，探究‘三治结合’，不仅要考量‘三治’如何‘合’的内在逻辑性，更要考量‘三治’怎样‘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新时代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
在谈到“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时，于建嵘说：“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要素盘活和优化配置的角度来看，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一条必经之路。”
于建嵘表示，我国是一个现代化外发追赶型且超大规模的國家，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决定了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的特殊重要意义以及在面临的困难、挑战、优势、解决途径等方面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诸多国情考量因素。其中，乡村治理的有效则是基础和核心。已有研究大都偏重在科层体制内部寻找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忽略了与科层体制紧密相连的乡村社会的基础维度。实际上，如果脱离乡村社会语境，就制度论制度，将难以真切把握乡村基层治理的逻辑。在以往的研究范式之间，怎样创新研究范式来因应乡村振兴多维复合的实践需求？在这方面，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需要突破已有研究视野，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推向实证领域，特别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约束条件、现实需求和生成逻辑进行研究，发展出多维度、实证的方法体系和工具，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转型。实际上，在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生活的公共性加速“消失”，乡村治权也逐步弱化，乡村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乡村治理体系面临并需要一次新的治权结构的现代构造。
因此，从根本上说，解决“三农”问题的目的，就是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人口、土地等要素的价值，创造效益，提升国民生活品质，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于建嵘说，从1999年到2000年，经过两年多的奔波，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因此，在2001年，于建嵘完成了轰动学界的《岳村政治》一书，他也因此名声大噪，渐入公众视野。
随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随着他的不懈努力，荣誉也纷至沓来：2003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2004年获《南方周末》“特别致敬人物”称号、2005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从这以后，他跑过很多地方，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不少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比如《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制度变革》《从社会问题大局正视农民工问题》等。近日，记者就“三农”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于建嵘开门见山地说，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因此，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三农”问题因为我国现代化外发追赶型战略的实施而出现，进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因为工农、城乡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何有效解决农产品的短缺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基本解决了主要农产品短缺的问题之后，“三农”问题在经济上表现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延长农产品价值链、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乡政村治”格局带来的农民负担过重及由此而来的“抗税”、干群矛盾尖锐等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外出务工等治理与经济方面的变化，“三农”问题又突出地、综合性地表现为“空心村”带来的社会照顾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及农业的缺乏规模和效益的问题、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短缺的问题、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因“土地财政”而引发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等等。这一阶段，“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政治、经济权益的保护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三治结合”
于建嵘说：“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的“三农”问题正在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旨在实现‘乡村振兴’，其基础和核心在于构建一套治理有效的组织体系，以实现城乡要素的有效盘活和优化配置。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有着自己内生、复杂的演变逻辑。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创新实践，深刻地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从零碎性、技术性走向集成化、成熟化的内生逻辑。在降低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的过程中，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因此，探究‘三治结合’，不仅要考量‘三治’如何‘合’的内在逻辑性，更要考量‘三治’怎样‘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新时代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在谈到“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时，于建嵘说：“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要素盘活和优化配置的角度来看，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一条必经之路。”
于建嵘表示，我国是一个现代化外发追赶型且超大规模的國家，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决定了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的特殊重要意义以及在面临的困难、挑战、优势、解决途径等方面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诸多国情考量因素。其中，乡村治理的有效则是基础和核心。已有研究大都偏重在科层体制内部寻找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忽略了与科层体制紧密相连的乡村社会的基础维度。实际上，如果脱离乡村社会语境，就制度论制度，将难以真切把握乡村基层治理的逻辑。在以往的研究范式之间，怎样创新研究范式来因应乡村振兴多维复合的实践需求？在这方面，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需要突破已有研究视野，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推向实证领域，特别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约束条件、现实需求和生成逻辑进行研究，发展出多维度、实证的方法体系和工具，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转型。实际上，在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生活的公共性加速“消失”，乡村治权也逐步弱化，乡村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乡村治理体系面临并需要一次新的治权结构的现代构造。
因此，从根本上说，解决“三农”问题的目的，就是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人口、土地等要素的价值，创造效益，提升国民生活品质，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