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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配，又可称科敷、科率、配率等，一部分科配又采取配卖、科买、借赁等形式，是当时一项重要的赋税名目，有其不同于其他赋税的一些特点。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一些论述。
宋朝的科配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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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配，又可称科敷、科率、配率等，一部分科配又采取配卖、科买、借赁等形式，是当时一项重要的赋税名目，有其不同于其他赋税的一些特点。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一些论述。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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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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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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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跨入90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庆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毓铨先生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早自50年代，我有幸在王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卅多个春秋的共事和相处，他那种启迪后学、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嘉惠学苑、为历史研究科学化而努力的奋进精神，使我深受教益和帮助。他是的一位难得的良师。
杨希枚先生，字铮曜，中国先秦文化史学家，1916年2月生于北京市。1935年-1938年先后在辅仁大学和中法大学生物系学习，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1943年-1946年他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先后从事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习与研究，1949年随同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省，先后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61年-1980年任研究员。1952年——1969年他还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和民族学会理事。
杨向奎研究员是我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于斯杨老从事学术研究五十五周年的大庆之日，我作为学术战线上的后学，倾陈崇敬之心情，恭祝先生健康长寿。长期以来先生从事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工作。他调来历史所前，执教于山东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于一九五六年调来历史所后，迄今三十多年来，勤勤恳恳在学术园地上耕耘，用辛勤园丁的汗水，浇灌了累累硕果。
张政烺先生是我的老师。三十多年前，我初进北大校门，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又回到燕园的大学课堂上时，第一位迷住我们的老师就是张政烺显示。第一节课的铃声还有没有响，先生已经写下满满一黑板参考书目。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共标志是什么？这是研究文明起源时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人类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全方位的演技。它包括人自身素质的进化（人的智力、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及世界观等）、人所创造的位置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演进（语言、文字、生产工具、武器、衣、食、住、行等等）、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及管理机构的演进等等。
古代的巡守活动，在礼书中，成了一项规整缜密的制度：天子在若干年内去四方巡视一次，巡守的一年，顺时序顺方位巡行，登上每一方的最高山岳，封坛祭天，除■祭地。当方的诸侯一一朝见，具膳款待。天子一面考核政教，观察民风，一面厘订各项纲领制度，照此施行。
我国是小麦的最人变异中心之一，共有小麦六千多个类型，分属86个变种，地方品种和变种之多举世罕见。很多品种营养品质优良，在国际上屈指可数。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小麦的种植有极悠久的历史。然而学术界传统看法一向认为小麦原产西亚，进入文明时代甚至张骞通西域以后才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间，除西晋短暂（约37年）统一外，长期处于三国分裂和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个时期户口状况的特点，除私家占有大量各类荫户，国家领民与实际户口数相距甚远，以及封建政权与私家争夺劳动力最为激烈外，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北方虽战乱繁多，国家领民却显著增长；南方虽相对安定，国家领民却出现递减趋势。
宋代标准官秤的一斤究竟有多重？这是历来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迄今包括《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和《常用计量单位辞典》在内的专书，无不沿用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的旧说——以为宋代一斤，当今596．82克；宋代一两，当今37．3克。其实，这一旧说并不符合实际的宋衡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