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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回：1971年。
我是“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属于有文凭而无学历的那一代人。其时，我已在太原市北郊通讯组上班。这一年的12月20日那天，接到当天的《山西日报》后，便在第三版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说，几乎占了一个整版，还配了插图。《号声嘹亮》这个标题，刺得我两眼发呆，心跳加速。我成功了！我的文学梦，竟然如此轻易地变成了现实！半年后，被砸烂后重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号声嘹亮》，我的这篇小说不但被收入，而且被做了书名，可见编辑对它的看重。一年后，同样也是被砸烂后重建的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小说集《警钟长鸣》，我的这篇小说再次被收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号声嘹亮》这部小说集的“出版说明”中如此写道：“本书各篇的作者，大多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孙涛按：三大革命是当时报刊上根据最高指示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总称）第一线的工人、社员、战士或基层干部等，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战斗，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前线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通过路线觉悟的不断提高，通过努力学习和认真实践，定能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定能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
于是，我这个“臭老九”，在结束了农村劳动改造生活，有幸成了一名基层干部不久，就跻身于那个年代很荣光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之列。1973年夏末，被砸烂的山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工作，社内的文艺组刚刚组建，经关守尧、林友光的策划，在榆次东阳铁路工程队的大院里，举办了全省文艺创作学习班。学习班分两个组，各有三四十人。第一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工农兵业余作者”，第二组是来自铁路系统的创作爱好者。铁路工程队对学习班提供一应食宿的支持，学习班设第二组，分明是出版社对铁路系统的感谢之意。第一组的组长是周宗奇，我是副组长。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曾经享誉全国文坛的老作家们，已经被打倒，还在农村接受改造，尚未获得解放。两堂创作辅导课，一堂由刘江讲授，一堂由高鲁讲授。刘江曾出版过长篇小说《太行风云》，被打倒后刚刚恢复工作，回到领导岗位。高鲁写过什么我们都不甚了解，他个子极低，但在出版界资格很老，也是被打倒后，刚刚恢复工作。我是一组的副组长，两位长者来授课，都是我替他们端上水杯，并引领他们进入会场的。
《号声嘹亮》一书中含全国二十位作者，东阳学习班第一组有全省三十余位学员，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自个在那个极左理论造就的泥淖中，日后想爬出来，竟如同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
閃回：1978年。
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浩荡春风，吹遍神州，吹醒人心。
1979年，市文化局党委决定，要在文化局创办一份刊物，在尚未最后确定刊名时，先以《文化生活》之名试刊。其时，我已被借调至编辑部工作。这一年刚过春节，便有消息传来，《安徽文学》第二期上，刊发了太原一位女大学生的小说《我的两个女儿》，作者叫蒋韵。我很快找来了这本刊物，细细品尝了这篇小说。《号声嘹亮》是我八年前出道的小说，《我的两个女儿》是思想解放大潮中，同在一个城市的一位女大学生的处女作。我将两篇小说比较着，反思着，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早在上大学前，因了选入课本的《梁生宝买稻种》，我由此而通读了柳青的《创业史》。以一个文学青年近乎朝圣的心态，反复研究这部长篇巨著的谋篇结构，并幻想着，我日后也能写出一部如斯的不朽巨著。我又想到了《号声嘹亮》的创作缘由，当时为了阐释重唱国际歌的政治要求，我编造出一个故事，解释了一种政策。用笔下的人物去图解政策，本身就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但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却被我以虔诚之心，视其歪理为文学创作的正途。当这种政策被抛弃或改变以后，这种图解，还有一点文学的意义吗？我在沿袭着一种错误的文学样板，用概念编造生活，而蒋韵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却在用感悟再现和描写生活。这正是陷入泥淖中的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新时期文学最本质的区别。
明白了病根，就得医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我开始自我蜕变。我重读了传统的四大名著，购买并阅读了国内新版的多种世界名著，饥渴式地补课和充电，并下定决心，要自个儿把自个儿打倒，奋力挣扎出那种极左的泥淖，然后再奋力洗净脑瓜，真正站起来重新上路。
在我的力主下，已经在《安徽文学》发表的《我的两个女儿》，在市文化局的那份试行刊物上再次发表。全部动机，就是想以此向我和我的同仁们，宣告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拥抱。这份刊物后来确定了《并州文化》的名称，申领了全国发行的刊号。再往后，我被任命为刊物主编，带领编辑部同仁大胆改革，刊物发行至14万份，在财政“断奶”后，实行了自负盈亏。这份刊物在1985年年底停刊。我在《一篇小说惹是非》一文（刊于《文坛春秋》2017年第一期）中，回忆了那五年办这份小刊物的岁月。而没有记载于这则文章中的，是属于我的那段创作预备期。感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时代为中国文学拓开了一条真正百花齐放的大道，而我，正是在这条大道上，以一个自我打倒后，重新起步的后进者姿态，开始与改革开放同行，进入了真正的文学生涯。
闪回：1986年。
南肖墙2号，是一栋破旧的临街小楼。“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的太原市文联在这里办公。1985年10月底，我被市委任命为城市文学社主编，同时被任命为主编的，还有我大学时的学友梁志宏。他排名在前，我排名在后。到1986年4月，太原市召开第三次文代会，梁志宏当选为太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我当选为副主席。在这座小楼里，我一直工作到2007年2月底，在整60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二十余年，我见证并参与了太原市文学事业的大发展，见证并参与了太原作家群紧随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不断蓬勃发展、创新崛起的过程。
全国有作家协会，省里有作家协会，而当时的太原，却没有勇气成立作家协会。相应的一个群团组织，其名称，只称为太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不是自卑，更不是自谦，是市委对太原市文学事业的一种清醒认识。作家者，得有作品。而统观当时太原市的文学战线，没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全国作家协会，更没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在国内或省内，获得一项文学奖项。既如此，那就叫文学工作者协会，也真恰如其分。而市委更直接的要求，则是希望太原市的文学工作者们，尽快地出作品、出人才、改变太原文学战线上的这“三无“局面。 全国的文坛上，正在八十年代绚出满天彩霞，染绿遍地春色，而太原文坛上的“三无”现实，却是那样的让我们这些“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们，自觉脸上无光，任重道远。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让文学有了自由孕育的土壤，已经让太原的文学爱好者们，有了奋斗的目标，身为太原文学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头人，我与梁志宏邀太原日报副刊部主任杨士忠一道努力，连续三年，联合举办了三次太原市文学创作笔会。以《城市文学》为作品孵化基地，以太原日报副刊为作品宣传阵地，创作与评论，双轮同驰，两翼共飞。作家以作品立身，作品为作家扬名，太原市文学战线的“三无”局面，很快破局。1987年年底，经上级批准，太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太原市作家协会。太原作家群，那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队伍。
在这支队伍中，我没有落伍。1986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朱衣道人》，1988年，又被中国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我不知道，当年《号声嘹亮》那部小说集中，除我以外，那19位来自“第一线的工人、社员、战士或基层干部”的作者们，他们，是否还在全国浩浩荡荡的文学队伍中？我只知道，在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文学迈入新时期后，如果我不将自个儿彻底打倒，重新起步，我只会消失在新时期文学的大门外，在昔日的泥淖里，望着文学的大潮，停留在那一声可笑且怪异的嘹亮号声中了。而我知道的是，当年东阳创作学习班里的学员们，有人已成了省里文学界知名的主力，也有人，或许就是在时代蜕变和文学重生中，不愿或不能重新起步的人吧，他们业已与文学创作分道扬镳了。改革开放如大浪淘沙，文学战线上的聚合與分流，花开花落，原本寻常。
闪回：1991年。
太原市第四次文代会在这一年顺利召开，我离任《城市文学》主编，当选为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由上届市作家协会与《城市文学》编辑部提出并军上路，到渐渐实现了并军崛起，太原作家群的创作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现了不断井喷的态势。省作家协会驻会著名作家周宗奇便在《山西日报》上撰文，指出南华门东四条的风水，已经转移到南肖墙2号了。虽是调侃，却也道出了一点实情。南华门东四条是省作家协会的驻地，南肖墙2号是市文联和市作家协会的办公之地。晋军崛起的带头人，全在南华门东四条内，而南肖墙2号小楼内，不过是在并军崛起中，如一座前行者们的驿站，起了一点组织和引领作用。无可争议的是，在并军从上路到崛起的行程中，这种组织和引领，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感谢市委对我工作职务的安排，市作协主席是个无须天天坐班的岗位，我有了更充分的创作时间。太原的作家们时有新作问世，我不敢懈怠，也开始了创作上新的冲刺。从1992年春上开始，到2001年，我先后出版了《龙迹》《龙碑》《龙蚀》《龙族》《麻雀》这五部龙城系列长篇小说。《龙迹》《龙碑》《龙蚀》被列入山东省重点出版工程，于1997年由山东济南出版社一次集中推出；《龙族》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小说界文库”，于1999年推出；《麻雀》原名为《告别龙城》，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将其列入“大众文库”，于2004年推出，出版时，将其改名为《麻雀》。它们是我在改革开放后打倒自个，重新起步多年后，将生活的积累和感悟，化入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实践。许多年后，这五部作品中的《龙族》，又被列入“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出版。在太原的文学百花园里，有我的几朵小花曾经开过，无论当时和现在，这都是件让我欣慰的事。
为太原作家助阵呐喊，是太原市作家协会应尽之力。那些年，市文联和作协定期召开作家恳谈会，个人谈作品的构想，大家群策群力会诊，已形成制度。经梁枫、梁志宏等多次努力，太原市的作家们，获得了市政府的专项支持资金，虽数额不多，但有限的经济补贴，也让太原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市作家协会参与并组织了对作家梁志宏、蒋韵、李海清、皇甫琪、郭宇一、杨新雨、丰小平等太原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对于他们的创作，此举可能并无雪中送炭之功，却有锦上添花之效。
从1991年至2003年，我在连任了两届市作家协会主席后，辞去了这个职务，由散文家杨新雨接任。2007年，我的生日刚过，就在市委宣传部办理了退休手续。
太原的文学战线上，如今百花盛开，姹紫嫣红，老圃犹歌，新人登场，旧花未谢，蓓蕾又开。作为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虽荷锄归去，昔日的劳作，却让心中充满记忆的浪花。回望太原文坛，辨识那一行行闪回的屐痕，让我心中，感恩这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无悔我从泥淖中爬出后，能与太原的作家们一道，与这四十年同行，同歌。
闪回：退休后的日子。
花甲退休，已至古稀。转眼间，人生又十年矣。对镜自视，满头白发里已难觅一丝黑发了。
作家的职业便是写作。退休后，我想针对曾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写一部民间信史传于后人。于是动手，写太原地区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历史，没想到，为写这部书稿，不断采访当事人，寻找旧史料，写了，又改，改了，又订正，在这写不完，改不断，订正不歇中，八易其稿，虽花去了十个年头，此书依旧在修订中。
孔子编《春秋》，以所见、所闻、所传闻积累史实，此乃先贤经验。我在退休后，为了写太原地区的这部民间信史，对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人之事，几经淘洗，反复思索，在这种对历史的穿越中，更加认识到，不经过寒冬，不知春风之温暖。我们的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决策，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感受深切。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万里长江九十九座滩。无论是急弯，还是险滩，黄河与长江，不会倒流，依旧会奔腾向前。
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的林斤澜，是我尊敬的长者和仰慕的外省老作家。先生曾在1987年为我写的一篇评论中，先对我能爬出泥淖并在文学上的“喷发”做了肯定，又针对我的创作，做了如下指导：“一个时期‘左’了，一个时期‘右’了，都先放过一边再说好不好，就算你尽赶上不‘左’不‘右’了。还有，生活也不这么日新月异，你又赶上了节奏和缓。还有，人事沉浮也不这么‘翻腾’，世态炎凉也不这么‘激荡’，好事都叫你赶上了。可就是你要写作，是你自找的，你能踩着人家的脚印走吗？请读文学史，到了踩脚印走，文学就没出息了。还没有‘喷发’的时候，不要踩人家的脚印。等到‘喷发’过了，又多操一份心，自己的脚印也别踩呀。”
这话，说得真好，真实在。三十余年过去了，重读先生当年的教诲，结合当今现实，依旧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王安石有题为《元日》的一首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新桃总是要换旧符的。小到对联，大到文坛，莫不如此。在年复一年的除旧迎新中，要紧的不是形式的重复，而是内容的创新。如果春节前买张红纸，把旧对联的内容重写一遍，当作新对联贴于门上，那一定是个无趣的人家。所以，回眸那些闪回的屐痕时，它们已经是一种陈年遗迹了，仅能证明太原文坛曾有的一道风景而已。
我是“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属于有文凭而无学历的那一代人。其时，我已在太原市北郊通讯组上班。这一年的12月20日那天，接到当天的《山西日报》后，便在第三版上，看到了我的一篇小说，几乎占了一个整版，还配了插图。《号声嘹亮》这个标题，刺得我两眼发呆，心跳加速。我成功了！我的文学梦，竟然如此轻易地变成了现实！半年后，被砸烂后重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号声嘹亮》，我的这篇小说不但被收入，而且被做了书名，可见编辑对它的看重。一年后，同样也是被砸烂后重建的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小说集《警钟长鸣》，我的这篇小说再次被收入。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号声嘹亮》这部小说集的“出版说明”中如此写道：“本书各篇的作者，大多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孙涛按：三大革命是当时报刊上根据最高指示对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总称）第一线的工人、社员、战士或基层干部等，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战斗，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前线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通过路线觉悟的不断提高，通过努力学习和认真实践，定能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定能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
于是，我这个“臭老九”，在结束了农村劳动改造生活，有幸成了一名基层干部不久，就跻身于那个年代很荣光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之列。1973年夏末，被砸烂的山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工作，社内的文艺组刚刚组建，经关守尧、林友光的策划，在榆次东阳铁路工程队的大院里，举办了全省文艺创作学习班。学习班分两个组，各有三四十人。第一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工农兵业余作者”，第二组是来自铁路系统的创作爱好者。铁路工程队对学习班提供一应食宿的支持，学习班设第二组，分明是出版社对铁路系统的感谢之意。第一组的组长是周宗奇，我是副组长。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曾经享誉全国文坛的老作家们，已经被打倒，还在农村接受改造，尚未获得解放。两堂创作辅导课，一堂由刘江讲授，一堂由高鲁讲授。刘江曾出版过长篇小说《太行风云》，被打倒后刚刚恢复工作，回到领导岗位。高鲁写过什么我们都不甚了解，他个子极低，但在出版界资格很老，也是被打倒后，刚刚恢复工作。我是一组的副组长，两位长者来授课，都是我替他们端上水杯，并引领他们进入会场的。
《号声嘹亮》一书中含全国二十位作者，东阳学习班第一组有全省三十余位学员，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自个在那个极左理论造就的泥淖中，日后想爬出来，竟如同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
閃回：1978年。
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浩荡春风，吹遍神州，吹醒人心。
1979年，市文化局党委决定，要在文化局创办一份刊物，在尚未最后确定刊名时，先以《文化生活》之名试刊。其时，我已被借调至编辑部工作。这一年刚过春节，便有消息传来，《安徽文学》第二期上，刊发了太原一位女大学生的小说《我的两个女儿》，作者叫蒋韵。我很快找来了这本刊物，细细品尝了这篇小说。《号声嘹亮》是我八年前出道的小说，《我的两个女儿》是思想解放大潮中，同在一个城市的一位女大学生的处女作。我将两篇小说比较着，反思着，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早在上大学前，因了选入课本的《梁生宝买稻种》，我由此而通读了柳青的《创业史》。以一个文学青年近乎朝圣的心态，反复研究这部长篇巨著的谋篇结构，并幻想着，我日后也能写出一部如斯的不朽巨著。我又想到了《号声嘹亮》的创作缘由，当时为了阐释重唱国际歌的政治要求，我编造出一个故事，解释了一种政策。用笔下的人物去图解政策，本身就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但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却被我以虔诚之心，视其歪理为文学创作的正途。当这种政策被抛弃或改变以后，这种图解，还有一点文学的意义吗？我在沿袭着一种错误的文学样板，用概念编造生活，而蒋韵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却在用感悟再现和描写生活。这正是陷入泥淖中的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新时期文学最本质的区别。
明白了病根，就得医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我开始自我蜕变。我重读了传统的四大名著，购买并阅读了国内新版的多种世界名著，饥渴式地补课和充电，并下定决心，要自个儿把自个儿打倒，奋力挣扎出那种极左的泥淖，然后再奋力洗净脑瓜，真正站起来重新上路。
在我的力主下，已经在《安徽文学》发表的《我的两个女儿》，在市文化局的那份试行刊物上再次发表。全部动机，就是想以此向我和我的同仁们，宣告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拥抱。这份刊物后来确定了《并州文化》的名称，申领了全国发行的刊号。再往后，我被任命为刊物主编，带领编辑部同仁大胆改革，刊物发行至14万份，在财政“断奶”后，实行了自负盈亏。这份刊物在1985年年底停刊。我在《一篇小说惹是非》一文（刊于《文坛春秋》2017年第一期）中，回忆了那五年办这份小刊物的岁月。而没有记载于这则文章中的，是属于我的那段创作预备期。感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时代为中国文学拓开了一条真正百花齐放的大道，而我，正是在这条大道上，以一个自我打倒后，重新起步的后进者姿态，开始与改革开放同行，进入了真正的文学生涯。
闪回：1986年。
南肖墙2号，是一栋破旧的临街小楼。“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的太原市文联在这里办公。1985年10月底，我被市委任命为城市文学社主编，同时被任命为主编的，还有我大学时的学友梁志宏。他排名在前，我排名在后。到1986年4月，太原市召开第三次文代会，梁志宏当选为太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我当选为副主席。在这座小楼里，我一直工作到2007年2月底，在整60岁时，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二十余年，我见证并参与了太原市文学事业的大发展，见证并参与了太原作家群紧随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不断蓬勃发展、创新崛起的过程。
全国有作家协会，省里有作家协会，而当时的太原，却没有勇气成立作家协会。相应的一个群团组织，其名称，只称为太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不是自卑，更不是自谦，是市委对太原市文学事业的一种清醒认识。作家者，得有作品。而统观当时太原市的文学战线，没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全国作家协会，更没有一位文学爱好者在国内或省内，获得一项文学奖项。既如此，那就叫文学工作者协会，也真恰如其分。而市委更直接的要求，则是希望太原市的文学工作者们，尽快地出作品、出人才、改变太原文学战线上的这“三无“局面。 全国的文坛上，正在八十年代绚出满天彩霞，染绿遍地春色，而太原文坛上的“三无”现实，却是那样的让我们这些“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们，自觉脸上无光，任重道远。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让文学有了自由孕育的土壤，已经让太原的文学爱好者们，有了奋斗的目标，身为太原文学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头人，我与梁志宏邀太原日报副刊部主任杨士忠一道努力，连续三年，联合举办了三次太原市文学创作笔会。以《城市文学》为作品孵化基地，以太原日报副刊为作品宣传阵地，创作与评论，双轮同驰，两翼共飞。作家以作品立身，作品为作家扬名，太原市文学战线的“三无”局面，很快破局。1987年年底，经上级批准，太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太原市作家协会。太原作家群，那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队伍。
在这支队伍中，我没有落伍。1986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朱衣道人》，1988年，又被中国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我不知道，当年《号声嘹亮》那部小说集中，除我以外，那19位来自“第一线的工人、社员、战士或基层干部”的作者们，他们，是否还在全国浩浩荡荡的文学队伍中？我只知道，在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文学迈入新时期后，如果我不将自个儿彻底打倒，重新起步，我只会消失在新时期文学的大门外，在昔日的泥淖里，望着文学的大潮，停留在那一声可笑且怪异的嘹亮号声中了。而我知道的是，当年东阳创作学习班里的学员们，有人已成了省里文学界知名的主力，也有人，或许就是在时代蜕变和文学重生中，不愿或不能重新起步的人吧，他们业已与文学创作分道扬镳了。改革开放如大浪淘沙，文学战线上的聚合與分流，花开花落，原本寻常。
闪回：1991年。
太原市第四次文代会在这一年顺利召开，我离任《城市文学》主编，当选为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由上届市作家协会与《城市文学》编辑部提出并军上路，到渐渐实现了并军崛起，太原作家群的创作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现了不断井喷的态势。省作家协会驻会著名作家周宗奇便在《山西日报》上撰文，指出南华门东四条的风水，已经转移到南肖墙2号了。虽是调侃，却也道出了一点实情。南华门东四条是省作家协会的驻地，南肖墙2号是市文联和市作家协会的办公之地。晋军崛起的带头人，全在南华门东四条内，而南肖墙2号小楼内，不过是在并军崛起中，如一座前行者们的驿站，起了一点组织和引领作用。无可争议的是，在并军从上路到崛起的行程中，这种组织和引领，确实是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感谢市委对我工作职务的安排，市作协主席是个无须天天坐班的岗位，我有了更充分的创作时间。太原的作家们时有新作问世，我不敢懈怠，也开始了创作上新的冲刺。从1992年春上开始，到2001年，我先后出版了《龙迹》《龙碑》《龙蚀》《龙族》《麻雀》这五部龙城系列长篇小说。《龙迹》《龙碑》《龙蚀》被列入山东省重点出版工程，于1997年由山东济南出版社一次集中推出；《龙族》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小说界文库”，于1999年推出；《麻雀》原名为《告别龙城》，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将其列入“大众文库”，于2004年推出，出版时，将其改名为《麻雀》。它们是我在改革开放后打倒自个，重新起步多年后，将生活的积累和感悟，化入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实践。许多年后，这五部作品中的《龙族》，又被列入“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出版。在太原的文学百花园里，有我的几朵小花曾经开过，无论当时和现在，这都是件让我欣慰的事。
为太原作家助阵呐喊，是太原市作家协会应尽之力。那些年，市文联和作协定期召开作家恳谈会，个人谈作品的构想，大家群策群力会诊，已形成制度。经梁枫、梁志宏等多次努力，太原市的作家们，获得了市政府的专项支持资金，虽数额不多，但有限的经济补贴，也让太原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市作家协会参与并组织了对作家梁志宏、蒋韵、李海清、皇甫琪、郭宇一、杨新雨、丰小平等太原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对于他们的创作，此举可能并无雪中送炭之功，却有锦上添花之效。
从1991年至2003年，我在连任了两届市作家协会主席后，辞去了这个职务，由散文家杨新雨接任。2007年，我的生日刚过，就在市委宣传部办理了退休手续。
太原的文学战线上，如今百花盛开，姹紫嫣红，老圃犹歌，新人登场，旧花未谢，蓓蕾又开。作为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虽荷锄归去，昔日的劳作，却让心中充满记忆的浪花。回望太原文坛，辨识那一行行闪回的屐痕，让我心中，感恩这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无悔我从泥淖中爬出后，能与太原的作家们一道，与这四十年同行，同歌。
闪回：退休后的日子。
花甲退休，已至古稀。转眼间，人生又十年矣。对镜自视，满头白发里已难觅一丝黑发了。
作家的职业便是写作。退休后，我想针对曾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写一部民间信史传于后人。于是动手，写太原地区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历史，没想到，为写这部书稿，不断采访当事人，寻找旧史料，写了，又改，改了，又订正，在这写不完，改不断，订正不歇中，八易其稿，虽花去了十个年头，此书依旧在修订中。
孔子编《春秋》，以所见、所闻、所传闻积累史实，此乃先贤经验。我在退休后，为了写太原地区的这部民间信史，对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人之事，几经淘洗，反复思索，在这种对历史的穿越中，更加认识到，不经过寒冬，不知春风之温暖。我们的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决策，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感受深切。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万里长江九十九座滩。无论是急弯，还是险滩，黄河与长江，不会倒流，依旧会奔腾向前。
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的林斤澜，是我尊敬的长者和仰慕的外省老作家。先生曾在1987年为我写的一篇评论中，先对我能爬出泥淖并在文学上的“喷发”做了肯定，又针对我的创作，做了如下指导：“一个时期‘左’了，一个时期‘右’了，都先放过一边再说好不好，就算你尽赶上不‘左’不‘右’了。还有，生活也不这么日新月异，你又赶上了节奏和缓。还有，人事沉浮也不这么‘翻腾’，世态炎凉也不这么‘激荡’，好事都叫你赶上了。可就是你要写作，是你自找的，你能踩着人家的脚印走吗？请读文学史，到了踩脚印走，文学就没出息了。还没有‘喷发’的时候，不要踩人家的脚印。等到‘喷发’过了，又多操一份心，自己的脚印也别踩呀。”
这话，说得真好，真实在。三十余年过去了，重读先生当年的教诲，结合当今现实，依旧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王安石有题为《元日》的一首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新桃总是要换旧符的。小到对联，大到文坛，莫不如此。在年复一年的除旧迎新中，要紧的不是形式的重复，而是内容的创新。如果春节前买张红纸，把旧对联的内容重写一遍，当作新对联贴于门上，那一定是个无趣的人家。所以，回眸那些闪回的屐痕时，它们已经是一种陈年遗迹了，仅能证明太原文坛曾有的一道风景而已。